从外延上看，“国家文化安全”应该包括国际文化竞争和国内文化不良态势所导致的文化安全问题两个方面。学术界的讨论却往往只着重关注和强调前一方面，忽略了后一方面所存在的更为深刻和复杂的问题。比如，中国文化语境中存在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实利主义等不良价值倾向，就给国家的文化品质和文化发展路径带来了严重影响。学术界却很少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给以理论层面的关照和探讨。而且，即使从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来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也只有首先解决好“内因”方面存在的问题，才可能真正有力地抵抗和应对外来文化的“入侵”，单纯的防范，在全球化的时代环境中其实是难以克奏其功的。相关研究对国内文化态势思考的薄弱，显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局限。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消极防御型和积极建构型两种不同的方式和路径。消极防御型的国家文化安全观，往往采取抵制、拒绝的态度。与此同时，积极建构型的国家文化安全观，对于国家文化的健全、良性状态到底应该怎样建构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我们谈文化安全，不能以偏概全甚至夸大其辞、危言耸听，一定要冷静反思、立足实际。比如说，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还很不充分，因此外来文化的盛行很难说是好莱坞大片和“韩流”等冲击所导致的。由此可见，虽然敏锐地从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居安思危构筑“文化长城”，以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出发点是好的，但随着中国本土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这种种现象在整个中国文化现实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大为减弱了。从我们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更多地受到人们的喜爱，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娱乐和审美对象这一明显的趋势上看，只要我们苦练内功，提高自身文化产品的水平和吸引力，外来文化便不是威胁，相反倒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外来文化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创新，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元素的重新整合，它的日常生活性和文化元素组合性，决定了其文化境界以社会底线欲求为满足的“低位”状态。但是，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大众文化，又往往以弱势、“草根”的文化姿态出现，并以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多元性与创造活力，显示出一种反抗文化权力、追求文化自由的姿态。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如果仅仅防范，往往会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实际上是较难成功的。因此，我们在使用“文化安全”的概念时，不能片面地强调对立和防御。

　　实际上，人类文化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还有在碰撞交融的基础上创造性发展的良性生态。中国辉煌的汉唐文化，就与中原文化对“胡”文化、“西域”文化等等的接纳和吸收密不可分，这种接纳的最终结果，不仅没有损伤汉唐时期的“文化安全”，反而大大丰富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内涵，以至构成了中华民族鼎盛的“盛世文化”气象。“儒、道、佛”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部分，其中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以高端境界为价值指归的、海纳百川的文化胸襟与思想气度。我们今天思考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应该着眼于国家文化境界的创造与提升，堂堂中国，应该有这样的高位思考和境界追求。从当前文化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国“国家文化境界”的提升，需要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首先，我们的关注重心，应该由文化实务转移到对时代精神现实的关注上来。国家文化软实力绝不仅仅是文化产业的得失，更重要的是民族精神能力的盛衰。正因为中国现有的文化产品在内涵方面难如人意，才有国外文化产品的长驱直入。所以，仅仅从文化产业、文化实物本身考虑，文化安全的问题并不能解决，“文化境界”的提高更是一句空话。只有真正提高了时代精神产品的质量，才能对国内外的各种低端文化，均具有充分的抗衡能力。

　　其次，我们的文化交流方针，应该进一步树立对话、合作、双赢的价值理念。既然人类文化的发展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不是有我无你、你死我活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应当以充分的信任和宽容态度，通过坚持不懈的交流和理解，减少隔阂、化解矛盾，在深层次沟通的基础上，展开积极的互动与合作。对于外来文化，坚持大胆地接纳、有效地转换和自主地升华；对于国内多元文化，摆脱你蔑视我或我贬斥你的价值立场，努力做到兼容并包、交融补充、共同发展。总之，就是要在“八面来风”的发展环境中，形成一种兼容一切良性元素、净化一切糟粕的文化发展、价值提升能力。

　　再次，我们的实践着力点，应该从安全防范转移到境界的创造与提升上来。国家文化权力一般是以战略运作的方式展开，虽然不时对某些细部进行归置整顿，实际上难以安排处理日常生活的细节。文化资本则往往出于功利算计，无条件地适应这些场所的自在状态，同时以从内部抵抗或顺应生活世界要求的方式，开创自己的“空间”，将其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实践场所、结构范围。我们既然无法消除资本权力的作用，那么行政手段、安全防范就是必要而非万能的，不能靠它来解决所有问题。只有切实促成高端文化产品的创造性，从整体上提高民族文化的境界和品质，才能形成巨大的感召力和共鸣度，从而改变不良文化、非中国自主文化泛滥的局面。

　　总之，我们在文化发展问题上更应当加强的，不只是安全防范意识，更是文化境界提升的理念。只有立足这样的价值基点来认识和驾驭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复杂现实，从中捕捉真正具有生机与活力的精神方向、文化境界，并以之引领时代文化的发展，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不卑不亢地对外来文化进行对话乃至交融，从而在更高境界上达成国家文化健全、和谐的发展。

责编：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