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现代国家没有“养廉银”

在一个社会中，公务员究竟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公务员的待遇又应该处于什么水平？如何才能让公务员更加廉洁？如何最大可能地防止腐败的产生？

杨阳说“防止腐败的根本在于制度设计中尽可能地减少腐败产生的机会，比如公权力的来源、公权力所掌握和控制的社会资源、对于公权的监督等，在这个前提下，充分考虑到公务员本身的利益，让他们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而且，我们的公务员收入问题，主要在上下层公务员待遇福利的分化问题上。”

治腐根本在于设计

北京晨报：治理腐败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你看来，腐败根源在哪里？

杨阳：想要治理腐败的问题，就要从制度设计的层面去解决，仅仅是通过养廉的方式，是不会起到作用的。而如何在社会的基本架构设计中防止腐败的滋生呢？那就要找到腐败产生的根源。首先，公共权力腐败的程度往往和公共权力的边界有关，也就是说和公共权力所掌握的公共资源有关，公权力可以调动的资源越多，腐败产生的机会就越多，腐败的范围也就越大，程度也就越深。相反，公共权力能够调动的资源越少，腐败的机会就越小，范围就越小，程度也越浅。换句话说，公权力掌握的资源多少和公权力腐败的情况是成正比的。

北京晨报：是否也有对公权力的监督问题呢？

杨阳：根本在于公权力的来源问题，这也是第二个和腐败相关的根源。一般来说，由民主程序所产生的，自然会对公众负责，这就形成了一个外部监督。目前来看，民主程序仍旧是对公权力最根本的制约方式。反之，如果是上级任命的，那么就很可能会出现唯上的现象，对公众的不负责，就容易产生腐败。

治理腐败从何入口

北京晨报：那么如何才能尽可能地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呢？

杨阳：当然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第一要在社会架构的基本设计上解决公权力的来源问题。第二，要尽可能地缩小公权力所控制和掌握的公共资源的范围。假如说公权力不能够掌握太多的公共资源，那么腐败产生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在操作上也会相对困难。换句话说，公权力不宜管得太多，很多时候，本来可以通过社会、市场等自身的运作机制来完成的资源配置，不必通过公权力来配置。对我们来说，第一个问题，涉及改革的核心问题，可能还需要时间来慢慢完成，但至少可以从第二个方面入手，也就是说要分权、放权。

完善的监督机制很重要

北京晨报：除了您刚才说的两个方面，还有其他方面的方法吗？

杨阳：其三，就是建立完善的内外监督机制。内部监督机制上，可以建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决策机制，对公共资源的处置，不能由一个领导说了算，更不能大笔一挥就决定，应该形成合理的权力配置。外部监督机制上，公民监督、下层监督以及舆论监督都很重要，应该加以培养和鼓励，目前来说，我们还未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舆论监督机制，我想，相关部门应该学会如何面对舆论和监督。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公权力是没有名誉权的，所以，不论是个人，还是媒体，都很难掌握所有的信息，难免会出现一个不准确的地方，而公权力应该相对宽容，在古代尚有允许“风闻奏事”的传统，何况现代。

第一要在社会架构的基本设计上解决公权力的来源问题。第二，要尽可能地缩小公权力所控制和掌握的公共资源的范围。假如说公权力不能够掌握太多的公共资源，那么腐败产生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在操作上也会相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