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自身收入差距大

北京晨报：那么我们现在的公务员待遇水准如何呢？

杨阳：我们的社会中，公务员待遇的平均值不能算低，真正的问题在于上层公务员和下层公务员的待遇、福利差距很大，分化很严重，上层公务员待遇福利非常丰厚，但下层公务员就很低。实际上很多地方的基层公务员，收入非常微薄，生活压力也很大。所以，改善的方式首先可以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其次，缩小上下层公务员的收入差距，而不是整体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如果整体提高，那么当然会加重社会的负担。而缩小差距的话，既不会加重社会负担，又能够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待遇，这样可能反而会更好地改善公务员的待遇问题。

反腐，向别人学什么

北京晨报：对于腐败现象，国外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借鉴呢？

杨阳：当然，基本上发达国家中没有类似于“廉洁金”、“养廉银”这样的东西，退休以后该拿多少就拿多少。而在廉洁程度比较高的国家，防止腐败方面，有很多基本的东西是共通的，比如说公务员本身并不掌握多少资源；其次，公务员是在政务官的领导下工作，而政务官是选举产生，基本上他只会尽可能监督公务员的工作，是否渎职、贪污等，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对公民有所交代；其三，政府本身掌握的资源就比较少，而且又受到议会的监督和制约，此外，内外部的监督体系也都相对完善，这个条件，使得腐败被抑制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腐败的机会相对少，操作上也比较困难，腐败行为自然也就相对会少一点。

文化也是反腐利器

北京晨报：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制约腐败的东西呢？

杨阳：其实文化上的传统也是原因之一。比如说，在新教国家中，腐败情况就相对轻一点，比如美国、英国、北欧的一些国家。

因为新教伦理中有比较多的和职业伦理相关的内容。旧教国家中职业伦理的基础就比较弱，比如意大利、法国、拉美的一些国家等。就中国来说，长期的历史文化中，都是重人情、重私人关系的，私人圈子其实也是血缘圈子的放大，所以裙带关系向来是中国传统中常见的现象。而对于公德的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则相对缺少这样的基础。其实不仅中国，东方国家都是如此。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