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王某”所出

韩世忠艨艟大舰为海船，金人舟小。《宋史·韩世忠传》提及兀朮募人献破海舟策，“闽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载土，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摇桨），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宋史》入列煌煌二十四史，“闽人王某”献破海舟策一说似可信服。事当在建康之战。

然元人“手懒”，所修《宋史》以旧有宋朝国史为底本，参考了徐梦莘等私家撰述，略加编次而成，所以大可跳过，径直从宋人的原始记录中溯源。今查“闽人献策”较早出处，只能找到《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部私史。

《要录》卷三十二云：“有福州人王某侨居建康，教金人于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箬篷，则不攻自破矣。”在此可知，“闽人王某”原系侨居建康的福州人；较之《宋史》，破海舟策还多了火箭火攻一计。

《会编》卷一百三十八则云：“有福州百姓姓王人，侨居建康开米铺为生，见榜有希赏之心，乃教兀朮于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无风则出江，有风则不出。海船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箬篷，则不攻自破矣。”这句近于白话，所说的王姓福州百姓，又比《要录》细致，具体到“开米铺为生”的交代；“见榜有希赏之心”，动机也有了，看似“细节可以创造真实”。

李心传（1167年—1240年）的《要录》“博参群书，多所考定”，引用徐梦莘（1126年—1207年）《会编》“共计54次”。元修《宋史》时未见《要录》，无论从履历还是文本看，“闽人王某”之说脱胎于徐梦莘之书，大体不差。只是“王某”有姓无名，其个人信息之后未见增益，反倒越发含糊，这点有悖常情。

《会编》之检讨

邓广铭先生认为《会编》“不愧为宋金关系史料之渊薮”，但也说徐梦莘在搜集史料的鉴别和使用上存在某些问题，“有些史料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如“粘罕以病殂”一条，“像这样明显有问题的材料照说是不应该被采录的”。

《会编》有关献破海舟策的文字一段，前有“《（中兴）遗史》曰”，后有“《中兴姓氏录·忠义传》曰”，而此段既无注明出处，且在“二十五日丙申，韩世忠与兀朮再战于江中，为兀朮所败。孙世询、严永吉皆战死”的事目下直接走笔，显系出自徐梦莘之手的著述。

把“闽人王某”的籍贯、职业都道明了，却不具名。若说是行文风格，或因涉事人地位低微、声名不显，故不书名，也不尽然。《会编》卷一百十九记载建炎二年（1128年）十一月，“金人寇开德府，王某守其城”，金人佯称“知府王某有文字来归附大金”，致使这位知府被自己的军民蹂践而死。《宋史》本纪则云：“又陷开德府，守臣王棣死之。”显然，《宋史》的编纂者见过徐梦莘未见的史料，所以直书“王棣”其名，但在“闽人王某”的考校上，却只好萧规曹随、不出窠臼，似能说明此乃徐梦莘一家之言，且言之已尽，是为孤证，除此无他。“闽人王某”何以至今仍“见事不见人”，也就好理解了。

再就《会编》这两个“王某”而言，“闽人王某”的个人信息量比“知府王某”略多，说明徐梦莘治史并无尊卑之分，按其自序“悉取铨次”的原则，如有可能，想必也愿意一一赘述，巨细无靡。问题是，有些事徐梦莘的确知之未详，私人修史毕竟力有不逮。

建炎三年，金兵陷临江军，“公之生才四年，母氏襁负走陂头刘氏家，仅免于难”（《直秘阁徐公墓志铭》）。徐梦莘是临江（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人，可见他幼时躲避的是袭洪州（今南昌），追踪隆祐太后的另一路金兵，与“犯江浙”无干。献破海舟策一事，不可能是徐本人及其家人的亲历耳闻，何况当时他才四五岁大。

或谓征之故老。《会编》“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引用《中兴遗史》次数最多，共140多处。许起山在《中兴遗史辑校》前言中说，《遗史》所记宋钦宗、宋高宗朝史实，多是赵甡之的耳闻目睹，可谓当代人写当代史，“要比徐梦莘、李心传等人更有优势”。有关对“闽人王某”的严重指控，《遗史》等书没有“拾遗”，宋元两代南京地方志未录（特别是元至正《金陵新志》在按中已见《宋史》引文，却未采“闽人”一说），徐梦莘的独家爆料抢了头香，何以在文中只字不提消息来源？“杂博”是《会编》的优点，由此也可能带来某些风闻无据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