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8月20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林祖泉）《莆田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是大型历史知识普及丛书《中国史话》的一个分册，该书由莆田学院的教授、研究员、博士等组成编写班子，并且“编著者除了亲自做田野调查外，参考的古今文献亦不下百种”（后记）。应该说，此书的权威性和学术性是较高的。

然而，笔者拜读全书后，却意外发现书中明显存在概念不清、史料不明、数据不准等诸多问题，如“宋代福建莆田有没有特奏名状元”就是一个例子，故撰文与编者商榷。

状头与状元

此书“宋明科甲传佳话”一节中写道：“莆田古代科甲鼎盛，共出过进士2482名，各类状元21人（包括文状元9人、武状元2人、特奏名状元8人、释褐状元2人），还有榜眼7人、探花5人。”这里暂且不谈进士、榜眼和探花人数的不准确，单说状元人数的虚高。

众所周知，“状元及第”是中国科举制度中的最高荣誉。称进士第一人为状元，始于唐武德五年（622年），亦叫“状头”。但由于设置科目不一，考试内容有别，选拔程序不同，唐代的状元与后世的状元不尽相同。唐进士之选每年举行一次，地方各州向中央贡送的举子在应试前，先向礼部递呈州里的解状及各举子出身、履历等亲状，称为“投状”。录取后，礼部又把这些新进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绩一起报送皇帝，称为“奏状”，排在最前面的即是状头。

北宋以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尤其是皇帝殿试策问成为定制，科举形成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遂称进士解试第一人为“解元”，省试第一人为“省元”，殿试第一人为“状元”。由此，状元的声名、身价、地位一下子高拔许多，更显出不同一般的意义，故与唐朝的状头不可同日而语。

千百年来，状元作为“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最高标识，受到各朝各代统治者的青睐和旌表，成为士人学子所憧憬和追逐的目标，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井百姓无不仰慕和钦羡。同样，“大魁天下”也成为宋代福建莆田（时称兴化军）文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历科状元录》载，宋代共产生出118名文状元，其中有5名籍贯不明。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毋庸置疑，这已经是一份了不起的科考成绩单。却不知《莆田史话》的编者何以还不满足，非要画蛇添足，多出“特奏名状元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