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安深山待了一月

“1932年我跟马立峰去福安一个月，福安地方小，那时还不成根据地，可以搞点小斗争。当时市委主力放在农村，先搞武装而后发动群众。我去福安后，与马立峰同志首先把不能回家的十几个同志集中起来，在离福安五六十公里的大山上搞个小队伍。”1959年10月5日，已是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在《闽东初期革命的斗争情况》一文中回顾了这段革命生涯。

1931年夏，福建省委派邓子恢以农村巡视员名义，到闽东开展巡视工作，福安、连江两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五抗”斗争。但由于闽东党组织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也缺乏懂军事的人，因而公开的武装斗争迟迟难以开展，当年的秋收斗争和翌年的春荒分粮斗争，均付出了血的代价。尤其是邓子恢离开后，福安革命更消沉了。于是，时任福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马立峰急忙跑到福州，向陶铸汇报工作、搬救兵来了。

在点燃连江革命烈火后，陶铸便腾出手来着重处理福安问题。1932年6月下旬，他一路跋山涉水首赴福安巡视工作。刚在县委机关一落脚，他就按照事先谋划，着手布置组织农民暴动和建立工农红军的任务。这时，福安县委已拥有一支秘密游击队，但队员只有陈挺（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少将）等七八人，主要是配合党组织在福安农村发动群众性的抗捐斗争。

陶铸经过调查了解，吩咐福安县委在原有秘密游击队基础上，把一批暴露身份不能回家的二三十位党员和斗争骨干集中起来，在溪潭马山村郭厝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并介绍了闽西、闽南开展游击斗争的经验。陶铸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精辟地分析了闽东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地理位置等方面情况，还帮助闽东党组织总结了福安平粜斗争、连江透堡农民减租抗债斗争得失，批判并纠正党内在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倾向，不论从军事斗争，还是思想政治上，都让詹如柏等同志闻所未闻，豁然开朗。

于是，福安县委决定把整顿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作为当地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确定了依靠、组织贫苦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发展工农游击武装作为方向，有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人数很快增加到三四十人。领头人也有了，陶铸把这支队伍的指挥权交给了詹如柏。安排妥这些事，他便返回福州。

陶铸在福安深山老林风餐露宿待了一个月时间，传授游击战略战术和军事斗争经验，把游击队员训练成革命战士，初步改造出了一支懂军事斗争策略的队伍。

据陶铸撰文回忆：这山村很穷，生活很苦。队伍就出去打土豪，出去是秘密的，回来也不给人知道，在活动中给当地群众一点好处，这样一来一去地活动，我们慢慢站住脚了，地主怕了，我们搞了减租减息，活动逐渐扩大了起来，我离开时，游击队就发展几十人。这样，福安有了一股，连罗魏耿（后叛变）搞起一股，宁德由叶飞同志搞了一股，寿宁由叶秀藩同志搞了一股，以后曾志同志也去闽东了。这好几股合了起来，就大发展了。1932年是发展最快的一年，1933年每县都有一点武装……

作为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需要干的事太多了。因此，他在福安待了一个月，已属不易。返回福州后，陶铸仍时时牵挂福安革命工作，并着手物色选派新的巡视员人选。他看到时任共青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叶飞把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便于1932年8月，派年仅十八岁的叶飞以市委特派员的名义到福安巡视工作。

福安中心县委的同志根据陶铸的指示，加紧暴动的准备工作。1932年9月14日中秋前夜，詹如柏、陈挺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采取里应外合办法，化装袭击了陈氏地主民团，发动了“兰田暴动”，缴获了17支步枪和1支短枪，第二天便正式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分析其战略战术，不难看出与“厦门劫狱”手法如出一辙。福州中心市委主办的《工农报》特地载文《活跃的闽东北工农游击队》。

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具有军事斗争经验和战斗力，成为闽东红军独立师以及之后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的骨干。叶飞在评价邓子恢与陶铸在闽东革命斗争史上重要作用与贡献时，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个是搞农民运动，一个是搞武装斗争，这很清楚，历史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