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壮丽雄伟的万石岩下，屹立着一座24米高的烈士纪念碑，碑石上闪烁着陈毅元帅题写的“先烈雄风永镇海疆”八个镏金大字，碑顶上雕刻着象征烈士革命精神的祥云日月。沿着石阶向碑后走去，一片郁郁葱葱的柏树，簇拥着革命先烈安息的烈士陵园。有一位坚持地下斗争、在厦门解放前夕壮烈牺牲的女战士，也在这个翠柏长青的烈士陵园安息。这位烈士离开人间70多年了，她的英雄事迹和献身精神，则如四季常青的翠柏一样，深深扎根于厦门的土地上，活在厦门人民心中！

她，就是党的优秀女儿刘惜芬。

刘惜芬，福建省厦门市人，1924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家庭里。其生母王梅原是陪嫁丫头，后被少爷所占。在刘惜芬出生之前，她还生了一个女儿叫刘惜贤。王梅虽然善良而勤劳，但因她是陪嫁丫头，即使做了母亲，仍然改变不了卑微的地位，她经常遭到难以忍受的虐待与凌辱。在刘惜芬开始学步的一天晚上，王梅给她最后喂上一次奶，把她安放在床上睡觉以后，吞下一块鸦片膏，含恨而去！

从小失去母爱的刘惜芬，犹如路边的小草，低贱而有生命力，她倔强地成长起来。到了刘惜芬16岁的时候，为了学到谋生的本领，她跨进了当时被认为是“慈善机关”的博爱医院，学习做一名护士。刘惜芬聪明而又勤奋，善良而又纯洁。她一进医院，就把同情病人、救死扶伤的感情，倾注到护士业务的学习中去。在护士中，她的年纪最轻，护理业务却学得最好，病人都喜欢她的护理，人们最敬佩的是她的爱国行动。1942年7月1日夜，厦门沦陷后成立的伪厦门特别市市政府在中山公园举行成立3周年庆祝大会。正当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弹冠相庆的时候，从内地海澄县渡海潜入厦门的抗日爱国志士，将手榴弹投进会场，炸死炸伤敌人一大片。英勇的爱国志士中也有人负伤，日本侵略者为了从爱国志士口中得到机密，把他们抬到了博爱医院“抢救治疗”，并且不让中国的医师、护士接触他们。刘惜芬知道此事后，对爱国志士的牺牲精神极为敬佩。当天深夜，她冒着危险，悄悄地摸到爱国志士的病房。当她看到志士流血过多、处于昏迷状态时，便不顾危险，立即给他们送去开水，并亲切地对他们说：“我向你们的爱国行动致敬！”

抗日战争胜利后，厦门光复了，逃亡到内地的厦门人民也陆续回到厦门。就在厦门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候，刘惜芬从博爱医院回到家里，在自己狭窄的寝室里，运用学到的医疗知识和技能为病人服务。凡是来求医的，刘惜芬只要有把握就都给予治疗，而且医疗效果也不错。碰到家境贫困的病人，她连药钱也不收取。有些病人行动不便，她就上门送医送药。有些小孩半夜发高烧，她也风雨无阻，随叫随到。多少个日日夜夜，刘惜芬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为许多病人解除了病痛。在厦门，人们都赞扬刘惜芬有一副菩萨心肠！

刘惜芬的表现，引起了地下党员胡惠敏的注意。她俩有点亲戚关系，平时有来有往。刘惜芬的身世、为人和思想品质，胡惠敏都很清楚。胡惠敏认为刘惜芬是一棵好苗子，可以作为发展对象来培养。她经常借革命书刊给刘惜芬阅读，启发、提高她的政治觉悟。

直接领导和联系胡惠敏的是中共厦门工委（闽中）委员（后为工委书记）郑秀宝，有一段时间，郑秀宝住在胡惠敏家里，领导厦门的地下斗争。关于刘惜芬的情况和表现，胡惠敏曾向郑秀宝作过汇报。此后，刘惜芬与郑秀宝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刻。在一次向郑秀宝作思想汇报时，刘惜芬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她紧握着郑秀宝的手说：“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把我的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请党接收我做一名共产党员吧！”

郑秀宝经过对刘惜芬长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考察后，认为她基本上具备了入党条件。但是，郑秀宝没有马上表态，她想借此机会对刘惜芬再进行一次教育，她严肃地对刘惜芬说：“做一名共产党员是不容易的，个人利益要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而且随时都有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人，勇敢、坚定的人，你能做到吗？

“能！能！请党考验我！”

从未那样激动过的刘惜芬，对党提出的要求，回答得异常肯定。

从此，党组织在对刘惜芬继续关心、教育的同时，又经常交一些任务给她，对她进行考察和考验。刘惜芬对党交给的任务，总是完成得很好，对党的事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忠诚。

1949年5月，郑秀宝在调离厦门之前，做了刘惜芬的入党介绍人，给她办了入党手续，亲自带领她在党旗下宣誓。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刘惜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党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使她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她从此全身心地为党工作着，为了革命事业，她敢于赴汤蹈火，去实现她的人生价值。

刘惜芬很善于联系群众，特别是注意联系和培养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她找到在厦门省立中学读书的吴素丽，经常与她推心置腹地交谈，话题也很广泛，这其中包括诸如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人生应该追求什么等等。刘惜芬还借进步书刊给吴素丽阅读，促使她参加革命活动，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刘惜芬所联系的青年，全都做了一些对革命有利的事。

当组织上提出为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募捐时，刘惜芬立即响应，积极行动。在她的动员下，家中的大妈、哥哥、姐姐、妹妹都把手上戴的金戒指等首饰献给了革命事业。刘惜芬还募捐了一大笔美钞、银元交给了党组织。刘惜芬所联系的一位青年，是谦德药房老板的儿子，他捐献了一大批游击队所需的止血包、消毒盒等医疗器械。

1949年8月，国民党派反共老手、杀人魔王毛森就任厦门警备司令，借以强化对厦门的血腥统治，使厦门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毛森从8月25日就任至厦门解放的50多天中，除突击检查户口外，还连续进行了5次大搜捕。他签发了《战时约法三章》和《战时守律六项》。从9月21日起，在厦门实行宵禁，并宣称违者格杀勿论。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刘惜芬和她的战友们更加显示出了英雄本色。他们在戏院、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甚至在国民党头目的家里，频频“奉送”《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告厦门人民书》等油印宣传品，刘惜芬在这场宣传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那样严峻恶劣的环境下，刘惜芬还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她遵照厦门工委代理书记杨梦周的安排，负责同弃暗投明的国民党海外社社长杨越联系。她每天晚上以跳舞为名，在丽池舞厅同杨越会面，借跳舞之机，杨越不间断地把有关情报告诉刘惜芬。刘惜芬用强记的办法把情报内容记在脑子里，第二天再到古营路伍文棋医生诊所，把杨越提供的情报转告杨梦周。这些情报对中共厦门地下组织而言意义重大，特别是刘惜芬转告的关于厦门警备司令部拟抓捕地下党人的情报，使不少同志免入敌人的魔掌。

不幸的是，1949年9月19日，一个意外的事件发生了。

凌晨1时许，刘惜芬的住宅被厦门警备司令部的恶徒们所包围，一大片地区同时实行戒严，就在此时，刘惜芬不幸被捕。

刘惜芬被捕后，被囚禁在鸿山脚下的看守所，她同9位女难友一道被关在一间狭窄阴暗的女牢里。她们能活动的地方只有一平方米左右。

从刘惜芬被捕的那一天起，毛森就一直挖空心思地想从她的口中取得有关地下党的机密，企图借机彻底摧毁厦门地下党组织。毛森匪徒们曾经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用浸过生油的绳鞭抽打她。然而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刘惜芬总是忍受着痛苦，守口如瓶，践行她入党时“严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的誓言，也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和革命情操。

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使得刘惜芬遍体鳞伤。然而肉体上的痛苦，无损于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了解除难友的焦虑和痛苦，她有时给难友讲故事，有时给难友唱一支歌。同狱的难友们还看到，刘惜芬每次受刑后回到牢里，因为伤痛总是一进门便扑到她自己的床位上。虽然受到严酷的折磨，她却从来没有流泪，也没有哼叫，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唱《国际歌》，并用此办法来减轻受刑的痛苦，鼓舞自己的斗志。

10月15日，夜幕徐徐降下。厦门对岸上空升起了红色讯号弹，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发出了解放厦门的总攻令。顿时，数不清的大炮直向厦门海岸国民党守军阵地轰击。解放军先头部队分乘渔船、货船、载客船等民用船只，冒着敌人炮火从不同方向飞渡海峡，抢占滩头，随后又势如潮涌向纵深进逼，把五星红旗插上神山顶。次日，解放军的后续部队又源源而来，把国民党守军打得抱头鼠窜，步步缩进市区。

被囚禁在看守所的刘惜芬等难友，已经听到了解放厦门的炮声。刘惜芬高兴得忘记了全身的伤痛，她每听到一阵炮响，脸上就浮现出一丝笑意，并对难友们说：“天快亮了！”

然而，就在胜利已经看得见、摸得着的时候，垂死挣扎的敌人在其败退厦门之前，对囚牢里的“囚徒”们进行了最后一场大屠杀。10月16日，党的优秀女儿刘惜芬以及地下党员周景茂、陈绍裘、伍文棋及其他革命群众共17人，被绞死在鸿山脚下。

刘惜芬，党的好女儿，她把如花似锦的青春，献给了厦门的解放事业，牺牲时年仅25岁。

1954年10月，厦门烈士陵园建成以后，刘惜芬烈士的遗骨同其他烈士遗骨一起，被移送到烈士陵园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