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原支队长王嘉斌受贿案

“三观”扭曲方向迷失

在执法中屡屡破纪破法

“随着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恭维你的人多了，主动投你所好、巴结你的人更多了，整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慢慢发生了扭曲，慢慢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人民警察。”作为一名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王嘉斌本应认真学习党的政治理论，熟练掌握纪律和法律，才能公正执法，捍卫法律的尊严。可他长期对学习政治理论、法规法纪不重视、不认真、不敬畏，理想信念缺失，政治素质弱化。这样的领导干部极容易在利益的诱惑下扭曲“三观”，成为金钱的俘虏。

刑事执法事关社会和谐和司法公信力，王嘉斌作为公安系统的领导干部，手中最重要的权力无疑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商人们和王嘉斌打得“火热”也正是希望他在案件上给予关照。王嘉斌理应明白刑事执法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并积极捍卫刑事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可他却将这项神圣的权力当成了“发家致富”的工具，利用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疯狂敛财数百万元。

“交友滥，爱面子，江湖气重。”办案人员这样评价王嘉斌。王嘉斌担任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局长之后，开始喜欢和腰缠万贯的富商打交道，在频繁的推杯换盏间，他与那些商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兄弟”，个人的虚荣心得到空前满足，“三观”却在逐渐扭曲。王某是某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也是王嘉斌的“兄弟”之一。2011年左右，王嘉斌收受王某以代买某商业地产未上市股份的方式，给予的人民币200万元。这之后，“兄弟”王某的忙王嘉斌总是“尽力而为”。2012年底的一个晚上，王某给王嘉斌打电话，称朋友何某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把人打伤了，希望不要拘留何某。王嘉斌立马给湖里派出所原所长林某打电话，交代林某不要刑拘何某，先办理取保候审，调解处理案件。林某告诉王嘉斌，何某的行为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难以办理取保候审，也无法调解。王嘉斌听到下属这样的回复大为恼火。据林某说，当时王嘉斌直接在电话中下命令:“何某不能拘留，调解处理掉！”林某只好硬着头皮让经办民警尝试调解结案，但并没有成功。案件在湖里分局审批的过程中，相关经办人员也都不同意给何某办理取保候审。林某于是向王嘉斌再次报告，分局不同意取保，还得办理刑事拘留手续。让林某没想到的是王嘉斌当场大发雷霆:“我已经跟你说了办取保，你还是办刑拘。我的话你都不听了？这个人不能刑拘，只能取保！”“他声音很大地说我翅膀长硬了，不按他的意思办，当时两个民警也在场，他们也听到了，场面很尴尬。”林某无奈地说，后来他只好听从王嘉斌的“命令”给何某办理了取保候审。

在王嘉斌的强势干预下，严肃的刑事侦查成了儿戏，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荡然无存。在担任湖里公安分局局长期间，王嘉斌除了直接违规干预案件，更经常利用案件做“顺水人情”，为自己换取可观的利益。请托人中，有的希望不被刑事追究，有的希望能办理取保候审。这些人给王嘉斌送的财物少则几万元，多则数十万元，王嘉斌均予笑纳。在他看来，有些案件嫌疑人本身就符合取保候审或从轻处理条件，他只不过是在送“顺水人情”的过程中收了点好处费。

“作为一名公安局长，他缺乏起码的法纪意识，居然以为收这种钱是人之常情。”办案人员这样分析道。其实，王嘉斌所谓的“人之常情”实质上是权钱交易，是受贿犯罪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王嘉斌受贿案活生生地警示公职人员，不加强学习和思想改造，极易弱化抵御诱惑的能力，而对法纪一知半解则会强化侥幸心理,这“一弱一强”造成“三观”扭曲，最终走上职务犯罪的歪路。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王嘉斌的影响下，湖里公安分局政治生态曾遭到严重破坏。部分民警想着的不是如何用好权、履好职，而是怎么巴结王嘉斌，除送钱送卡外，部分民警还送名贵手表、家具玉器、黄金首饰等等。判决认定，王嘉斌利用担任湖里分局局长主持分局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先后数十次收受二十余位下属民警的财物近80万元，为这些民警在职务晋升、岗位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在不良风气的影响下，湖里公安分局多名民警因违纪违法被查处。其中连续发生陈某竟、陈某灼、杨某池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此王嘉斌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执迷不悟不知收敛

心存侥幸对抗组织审查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但王嘉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013年，王嘉斌调任厦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他不仅对之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知止、不收敛、不收手，还利用经济犯罪侦查权变本加厉地敛财。

刑事立案是对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关键环节，刑诉法对立案的标准和要求有明确规定。但这一重要的法定办案节点在王嘉斌眼里成了“生财之道”。某拆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酒桌上与王嘉斌认识。2013年10月的一天，郑某找到王嘉斌说，厦门某投资公司涉嫌抽逃注册资金，他的朋友陈某的投资款要不回来。陈某报案后经侦支队没有立案，希望王嘉斌关照一下。“他说能帮忙的地方一定会帮忙，没过几天经侦支队就受理了这个案件。”为了表示感谢，郑某先后送给王嘉斌200克金条和11万元现金。

查封扣押等侦查措施也被王嘉斌运用得“炉火纯青”。2013年，某进出口公司的老总池某找到王嘉斌，称厦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办理一起诈骗案的过程中，查封其朋友张某持有的某公司股权，希望王嘉斌帮忙协调尽快解冻。后来，池某将一个装有20万元现金的茶叶袋递给王嘉斌。后该公司股权得以解冻。此外，王嘉斌还多次在办理取保候审、从轻处罚等多方面接受请托，受贿数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然而“好景不长”，多个与王嘉斌关系密切的人陆续案发。2014年，厦门市公安局宣传处原副处长陈某竟案发，王嘉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以为自己有着三十多年公安刑侦经历能够蒙混过关。他指示熟识的李某，代为租赁了某处商品房，将大量涉案物品转移至该出租屋存放。2015年底，某公司股东陈某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王嘉斌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一边忙着将部分受贿款退还给行贿人，一边交代李某将存放在某处出租屋内的涉案物品转移。李某后来将出租屋内的东西部分搬到其他地方，部分物品销售套现后交给王嘉斌。2016年，为了掩盖受贿的犯罪事实，王嘉斌与行贿人黄某商议，以写“借条”的方式企图将受贿犯罪伪装成民间借贷，掩耳盗铃欺骗组织。

再狡猾的狐狸终究斗不过高明的猎人，王嘉斌违反政治纪律，转移、隐匿、伪造证据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无疑是蚍蜉撼树。2016年5月4日，王嘉斌因涉嫌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同年7月，王嘉斌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当记者在厦门监狱见到王嘉斌时，他已经服刑三个多月，两鬓斑白、步履蹒跚，公安局长的余威荡然无存。

“经历这么多，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面对记者的问话，王嘉斌摇了摇头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我的教训十分惨痛，这是用生命和自由换来的教训，钱弄那么多有什么用？进了监狱有钱也没地方花。现在身体不行了，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刑满释放那天，只希望儿孙们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