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首届厦门当代艺术国际交易博览会

“厦门达达”的初啼

“如果说传统艺术是2G、3G，那么当代艺术就是4G、5G。不管你懂还是不懂、接受还是不接受，当代艺术已经来了。”曾焕光的工作室建在厦门东坪山的一处小悬崖上，在山丘和植被的掩映中，可以瞥见厦门城区的一角。在他看来，与城市和话语的中心保持距离，才能获得艺术创作的独立性。

曾焕光师承于黄永砯——上世纪80年代“厦门达达”艺术运动的旗手。而今，黄永砯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潮流中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1983年，不到30岁的黄永砯与林嘉骅等五名青年艺术家在厦门举行“五人现代艺术作品展览”，展出84件艺术作品，其中不乏抽象水墨、油画以及实物拼贴、金属焊接雕塑等在现在看来充满实验性的作品。虽然展览只对部分艺术业界人士内部展出，却引起了厦门市群众艺术馆纪乃进（笔名纪泰然）等人的关注。在群众艺术馆支持下，黄永砯等人组成“厦门现代美术研究室”，并定期开展学术交流和展览。

纪乃进跟黄永砯同样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但两人相差数十岁年纪。“他们的作品可能跟当时的艺术界风气格格不入，但在我看来却是自然的艺术表达。”现已年届耄耋的纪乃进对记者表示，浙江美术学院有丰富完备的世界艺术资料库，他在学院求学和留校工作生涯中，早就对类似的艺术主张和创作理念司空见惯。

1986年，厦门现代美术研究室举行“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的公开展览，在国内艺术界一度造成轰动。1986年11月17日《中国美术报》头版刊登黄永砯的文章，对这次艺术展进行专题报道。

“其实，‘厦门达达’当时虽然没有遇到阻力，甚至得到多方支持，但是也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曾焕光表示，在那个年代，大众普遍对当代艺术没有审美基础，“厦门达达”提出的诸多艺术主张，也难免陷入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

因此，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厦门达达也就陷入沉寂，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惊鸿一瞥。

当代与传统之辩

30年弹指，厦门经历了沧桑巨变，乘着经济特区的改革东风，建设成为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和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建构与城市品格、国际潮流相匹配的人文环境，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厦门”开始谋划在厦门举办当代艺术博览会。近年来，当代艺术在国内外艺术界的浩大声势，与30多年前和者寥寥的情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10年前，台湾艺术市场上，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占比可能是4∶6，那么现在，这一份额对比已经来到7∶3，甚至8∶2。”中国台湾画廊协会会长钟经新对记者表示，这一趋势与世界艺术市场大气候相关，“只要引进国外画廊和艺术资本，那么传统元素就必然被挑战。要发展当代艺术，一定不能自我设限，而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放下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偏见”。

“当代艺术的兴起与市场体系有关。相较而言，兴起于西方的当代艺术，市场体系更为健康、成熟，有着专业化的分工，也能够更高效地与世界艺术接轨。”北京艾米李画廊创始人李颖举例说，“艺术家理论上不应直接触碰消费市场，而应该只专注于创作；画廊则负责对接、拓展市场，提供后续服务和保障”。但在传统艺术领域，这一点仍然没有形成通行惯例，自然难以获得艺术资本、机构的青睐。

当然，对陈旧体系的杯葛，并不代表对传统元素的陋见。相反，在当代艺博会现场，中华文化的传统元素俯拾皆是。

例如，在强调“只做当代艺术”的艾米李画廊展位中，却辟出主要空间展陈新水墨大师刘云的画作。“刘云虽然采用传统水墨颜料，但大量采用了以色块为主的西方油画技法，不仅将中西绘画元素熔于一炉，也体现出当代的审美趣味。”李颖说。

北京树美术馆这次同样带来了艺术家许英辉的几幅水墨作品。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徐英辉，抛弃了殿堂上的学院传统，转向远古的民间传说寻求滋养，描绘《山海经》中瑰丽奇绝的意象。“我们引入当代艺术金融保险的模式，客户可以将艺术家的作品‘试挂’在空间中，充分体验后再决定是否购买。”树美术馆负责人蔡蔡介绍。

“厦门当代艺博会经历了多年筹备，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在展开思考。”“艺术厦门”负责人滕丽表示，当代艺术在西方兴起以来，一直坚持批故革新、打破传统，这种勇气和思想固然值得敬佩和学习。但中国当代艺术经历40年发展，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西方的思路，如果长此以往丢掉了东方根性，那未来中国当代艺术很难站得住脚。

在滕丽看来，当代艺术已经是一股不可拒绝的潮流，“厦门如果不举办纯当代的艺博会，将会自绝于大多数顶级的画廊和艺术机构”。但是，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等已经占领制高点的情况下，厦门也必须要找准新的定位，才有突围赶超的可能。“因此在此次艺博会筹备工作中，我们注重当代艺术体系与中华文脉传统的接续。”滕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