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

人物简介

1785年8月30日（乾隆五十年）~1850年11月22日（道光三十年），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

贫苦童年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长子林鸣鹤（早夭）、次子林则徐、三子林霈霖及八名女儿。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陈帙瞒住丈夫，偷偷以女红这项手艺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家计虽不用代劳，但林则徐每天到书塾之前，都先会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贫苦的童年，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

青年时期

林则徐于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东街（今福州市鼓楼区）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林宾日，以教读、讲学为生。仅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母亲用手工劳动来分担家庭的困窘。 　　在科举时代，林则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仕宦之途发达上升。林则徐性聪颖，在4岁时便由父亲“怀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书五经。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较早地读了儒家经传。嘉庆三年（1798年），他14岁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受教于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在父亲和亲友的影响下，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

嘉庆九年（1804年），20岁中举人。父亲的谆谆教导使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难，外出当塾师。在十一年（1806年）秋，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这里的鸦片烟毒引起他的注意。同年，受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招入幕府。他在张幕中获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礼、乐等知识以及官场经验，为他日后的“入仕”准备了些必要条件。

步入仕途

中举成家

嘉庆九年（1804年），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就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郑淑卿为妻，自此林则徐在郑淑卿在世时都没有纳过妾侍，终其一生情深不渝（但据林则徐长房后人林鸿汉表示，郑淑卿逝世后林则徐曾续弦再娶）。林则徐逝世后，同治至光绪年间，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特地为林则徐郑淑卿夫妇制作蜡像，成为少数可长期展出的名人蜡像，以表敬意。年底，新婚燕尔的林则徐离开家人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回乡后就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开班授徒，等待下一次的会试。

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则徐担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专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文书记录。那时厦门的走私鸦片问题严重，历任厦门海防同知皆是贪官污吏，外商贿赂成风，无人打击走私。林则徐见识到鸦片问题、烟贩伎俩，开扩视野。其任内他得到汀漳龙道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张师诚招他成自己的幕僚。

张师诚为何选林则徐为幕僚的说法不一，依照林氏家族后人传说，张师诚翻阅各地呈交给他的贺启，发现林则徐的贺启写得最好。那时正值除夕，惯例都要各地官员向皇帝呈拜折。于是将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途中诸多刁难，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又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张师诚观察林则徐的修养和态度，只见他认真誊写一遍，深感欣赏他人品及才华，就请他纳入幕僚。

张师诚位极人臣，对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均有所知，他将自己公事上的知织、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甚至他在嘉庆十四年八月（1809年9月），镇压海盗蔡牵时亦一同随往，令林则徐间接参与镇压。张师诚事后称赞林则徐： 　　“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佥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 　　同年年底，张师诚推荐林则徐父亲林宾日为乐正书院主持，林家经济得以改观。后林则徐又在这年参加京师会试，可惜仍是落第，他依然留在张师诚当幕僚。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终中进士，殿试高居第二甲第四名，从此踏上官宦之路。

 官宦之路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进入了官场，实现了父母所斯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1814年）授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撰文官、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

 在京官时期，他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于是，他“文学而潜修”。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在京师为官七年中，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写了《北直水利书》。书中明确指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家之本务”。认为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才能合理解决南粮北运及由此产生的漕运积弊问题。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积极甄拔人才，建议兴修海塘水利，颇有作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种阻力难以应付，曾发泄“支左还绌右”“三叹作吏难”这样的苦闷。终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辞职回籍。林则徐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但由于性情过于急躁，请人写“制怒”大字悬挂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复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盐运使，整顿盐政，取得成效。林则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很快跨入官场上青云直上时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顿吏治、清理积案，平反冤狱，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

 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

 道光十年（1830年）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河地势，水流情况。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道光十八年（1837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主张以死罪严惩吸食者，道光帝令各地督抚各抒己见。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提出六条具体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成绩卓著。八月，他上奏指出，历年禁烟失败在于不能严禁。警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九月应召进京，在连续八次召见中，力陈禁烟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十一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查办海口。

 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抵广州。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洋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采取撤买办工役、封索商馆等正义措施，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烟贩的狡赖，收缴英国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四月二十二（6月3日）起在虎门海滩销烟，20天中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在此期间，林则徐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为防范外国侵略，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他坚信民心可用，组织地方团练，从沿海渔民、村户中招募水勇，操练教习。七月因义律拒不交出杀害中国村民的英国水手，又不肯具结保证不再夹带鸦片，他下令断绝澳门英商接济。义律诉诸武力，挑起九龙炮战和穿鼻洋海战。林则徐亲赴虎门布防，督师数败英军。十一月遵旨停止中英贸易。十九年十二月实授两广总督。此时他已觉察英国正蓄意发动侵华战争，以所得西方消息五次奏请令沿海各省备战。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鸦片战争开始后，英军攻粤闽未逞，改攻浙江，陷定海，再北侵大沽。道光帝惊恐求和，归咎林则徐在广东“办理不善”，屡次下旨斥责。九月林则徐被革职，留粤备查问。但仍奔走察看要隘，筹募壮勇守卫广州，反对钦差大臣琦善畏敌求和。继而向主持粤战的奕山上防御建议，不被采纳。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三月受命赴浙江协办海防。在浙积极筹议战守，提供炮书，帮助研制新式炮车和车轮战船。五月道光帝以广东战败，归咎前任，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惩处，充军伊犁。途经镇江，授老友魏源以《四洲志》及有关外国资料，嘱撰《海国图志》。旋因黄河在河南开封祥符决口，酿成水患，奉旨往河南黄河工地治河，工竣仍戍伊犁。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抵伊犁。他协助办理垦务，亲历南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等地勘察，行程三万里，所至倡导水利，开辟屯田。又绘制边疆地图，建议兵农合一，警惕沙俄威胁。

 道光二十五年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

 二十七年升云贵总督。曾先后平息、镇压西北、西南民族冲突和人民起义，整顿云南矿政。二十九年因病辞职归籍。 　　三十年九月（1850年10月）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十月抱病起程，1850年11月22日病逝于潮州普宁县(今广东普宁北)行馆。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魏源闻讯挽联对其一生人品和功绩，作了全面和崇高的评价：“品望重当朝，犹忆追陪瞻雅范；褒荣垂史乘，徒殷景仰吊遗徽。”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赐祭葬，谥号“文忠”，晋赠太子太傅。林则徐逝世后，全国哀悼，福州建祠奉祀。

 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奉迎，借端勒索。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官。

 万古流芳

 林则徐退休之后，欲与北京任京官的长子同住，因买不起京中住宅，最终回到福州住在父亲购置的旧屋中。其故居云左山房，又称七十二峰楼，他把新疆带回的七车书册，皆藏在里面，从此，过住平淡的生活。

 咸丰帝继位后，因洪秀全等组织的拜上帝会正在准备起事，咸丰帝下旨求贤以对付太平天国，大学士潘世恩、通政使罗惇衍、两名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力荐林则徐。

 可是林则徐根本未康复，疝气不时发作，结果他要躺在特制的卧轿，由福建、广东山区，一路直达广东，到潮州时，开始严重下痢，到了普宁，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暂住普宁行馆。最后林则徐在儿子林聪彝及幕僚刘存仁陪同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1850年11月22日）辰时，指天三呼“星斗南”之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林则徐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北郊马安村的金狮山麓。墓用三合土筑造，为四层台结构。墓地离市区4公里。

 辉煌的岁月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道光18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 在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曾在自己的府衙写了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幅对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上联谆谆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挺立世间。林则徐提倡的这种精神，令人钦敬，为后人之鉴。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到广州的目的使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奴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采取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义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收缴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的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操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们想错了。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 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170年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不断的在世界各地疯狂的掠夺殖民地，还企图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广州市外国烟贩子的贩毒中心。1838年广州地方政府处决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英国烟商竟然出来阻挠，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1839年2月，一万多名群众到外国人民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声讨外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他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限令外国烟商交出鸦片。林则徐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由于林则徐坚定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人民的支持，外国烟商被迫交出鸦片2万多箱。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将鸦片公开销毁，并带领大、小官员亲自监督。他令人将鸦片放入挖好的两个大池子里，池中放入卤水，鸦片浸泡半日后，再加上生石灰，生石灰将生水煮沸，就把鸦片销毁了。经过23天，才把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销烟的正义行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虎门海滩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外国人看到这情形，也对林则徐禁烟的果断表示钦佩。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严厉地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广州禁烟

 1839年3月10日，奉命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在广州禁止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为抗击鸦片侵略，战胜敌人，他进行了大量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 　　他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外国书刊。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考消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还组织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一系列著作。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

 在军事方面，他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专门派人从外国秘购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林则徐将西方国家的“战船制造、火器制造和养兵练兵”作为探求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组织官兵在东较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一带）学习演练西洋武器，学习西法练兵，并经常亲往阅操，抓紧训练官兵。他还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巡抚怡良等在东较场检阅军队，准备迎击英国侵略军。当时，数百名精选出来的官兵演习了排枪、火炮等，林则徐看后大为赞赏。为激励官兵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林则徐当即挥毫赋写新联一副，悬挂于东较场的演武厅内。 　　对联云：“小队出郊峒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见萨嘉榘辑：《林则徐联句类集》卷1〕林则徐的对联，措词磊落，充满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它凝成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东较场上练武的官兵们，成为官兵刻苦训练的精神动力。 　　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起，至1842年10月清廷革林则徐两广总督职止，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抗英军事斗争共19个月。

 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

 邓拓

 邓拓（1912-1966）初名旭初，学名子健，笔名左海、殷洲、马南邨等，闽县（今福州）人。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邓拓一生勤于笔耕，他的杂文题材广泛、思想深刻、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富有寓意；不仅如此，他在历史研究、文物鉴赏、诗词、书法等方面也颇有造诣。他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44年主持编辑出版第一卷《毛泽东选集》。

 1912年，邓拓出生在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邓仪中是清光绪二十九年最后一科举人，民国成立后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养活一家九口。其父以严正著称，从小便教诲子女须为人正直，并规定子女们黎明即起，洒扫庭院，然后作晨课——背诵古诗、文及练习书法。

 1919年，邓拓进入闽侯县立第一小学，学名邓子健。此时“五四”运动之风气未泯，学校不断举行罢课、游行、抵制日货以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给了年幼的邓拓很大的冲击。他开始大量阅读家中藏书，包括古典文学名著以及当时进步书报。进入初中后，邓拓就经常与同学到乌石山图书馆读书、写作，或讨论时政。

 1926年，革命形势高涨，共青团和中共地下组织在福州建立，让邓拓接触到《新青年》、《新潮》等刊物，这些带着先进思想的书籍成了邓拓的启蒙老师。两年后，邓拓与同学组织“野草社”，出版了自编自印的《野草》，并在《国民时报》上写时事评论文章，迈出了他写作生涯的第一步。

 撰写历史专著《中国救荒史》

 1929年，邓拓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次年冬，参加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不久后在法南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丁炳根。入党后，邓拓一面在大学读书，一面从事工人运动。先后担任过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法南区委宣传干事、部长和南市工委书记等职，在南市区秘密从事工运活动。在革命运动中，邓拓不幸被捕，饱受牢狱之灾的同时，还患上了肺炎。后由其父保释出狱。

 1934年春，邓拓再次来到上海，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在校两年多，致力于研究社会历史，又以笔名邓云特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论中国经济发展时中的奴隶制问题》等七篇有关经济历史学问题的论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时分期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邓拓还于1937年动笔撰写历史专著《中国救荒史》。这部书长达二十五万字，详尽论述中国灾荒的成因和救荒运动的历史。并指出“从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苛敛”。该书于同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列为中国历史研究专著，此时，邓拓才二十五岁。

 游击战中的《晋察冀日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邓拓毅然放弃了多年从事的历史研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在中共晋察冀地区先后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邓拓率领着一支年轻的新闻队伍，出生入死，转战在太行山一带，大家一手握笔，一手拿枪，在游击战争中坚持办报。这支新闻队伍，只要在一个地方能停留十多个小时，就迅速摆开机器，收发电报，编写稿子。突击排字、印报。十年间，晋察冀日报发表的很多社论和专论都是出于邓拓的手笔。

 1942年7月1日，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了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1944年5月，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这是我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的选集。

 就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1949年秋，邓拓受中央委托出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同年受聘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邓拓在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使《人民日报》真正成为党中央的喉舌和联系群众的桥梁。他十分重视报纸的评论工作。1949年《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评论每月平均不到八篇，到了1951年，全年仅社论就发表了二百零八篇。邓拓努力培养青年编辑学写社论、专论，除此之外，邓拓还十分注重报社与群众的联系，他曾说：“编辑部的工作重点应在报社之外，不应在报社之内，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千根线索伸展到群众中去！”

 尽管身居要职，但邓拓始终坚持着自己廉洁的作风。一位曾经和邓拓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就举了两个例子。

 1957年末，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前往四川采访。为了了解宗教界方面的情况，他在成都专程访问了一所著名的佛教寺院，方丈让徒弟摆上花生、松子、红枣等干果，招待客人。邓拓和方丈谈得很好。临别时，邓拓让随员拿出他的10元钱，付给寺院。陪同前往的成都市文化局一位干部上前阻止说，按照规定，这类费用由他们单位报销，邓拓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由他个人付了钱。

 另一个例子是说到，作为书法家的邓拓，外出常遇到有人向他索求墨宝。一天，四川日报一位领导干部请邓拓为他题写张条幅。他答应了，但手头没有纸笔。随行人员告诉身边的人民日报记者站同志，明天请他们顺便带些纸笔来。邓拓听了立即制止道：“我个人送给同志们的字，怎能用公家的纸笔？”第二天，邓拓外出路过一家文具店时，自己掏钱买了纸、笔和墨等。

 邓拓的生活简朴，艰苦奋斗一生，尽管身患腰疼的痼疾，不能弯腰伏案写作。仍坚持背上穿了一副钢背心，日日夜夜都是挺直地坐著。正是由于他的以身作则，全社同志上下一心，紧紧团结在一起，全力办好《人民日报》。1956年，在邓拓的主持下，《人民日报》进行了全新的改版，由六个版增加到八个版。他要求改革后的报纸要多反映现实生活，多报道工农战线的成绩和建设者们的战斗生活。这是解放以来党报新闻改革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可惜的是，次年整风运动开始后，邓拓被诬陷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等罪责，调离《人民日报》社。满怀伤感的邓拓，写下《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七言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后记 >>>

 离开报社后的邓拓仍坚持创作，应《北京晚报》之约，开辟《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又与吴晗、廖沫沙一起，在《前线》杂志开辟了《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他的杂文题材广泛、思想深刻、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富有寓意。撰写杂文的同时，邓拓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收集大量文书、契约，以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重要历史论文《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1959年再次出版了他的历史论文集《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

 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邓拓与吴晗、廖沫沙等人成为捍卫真理的第一批牺牲者，于1966年5月18日，含冤而逝，时年五十四岁。

 义存

 义存，俗姓曾，唐长庆二年(822年)生于福建泉州南安涧埕村一个世代信奉佛教的家庭。他自幼养成对佛教崇敬而亲切的感情，9岁时就要求出家，父母不允。12岁随父游莆田玉涧寺，遂留寺不回，礼寺僧庆玄和尚为师，随侍五年，17岁落发为僧，改名义存。

 会昌五年(845年)，武宗降旨“毁佛教，复僧尼为民。”义存被迫还俗，但他奉佛的信仰毫不动摇。不久，他来到今福州北峰芙蓉山晋见弘照法师，被收留为弟子。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禁令废除，恢复佛教活动。次年，义存北游吴、楚、梁、宋、燕、秦等地(今浙江、江苏、湖北、安徽、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大中三年，28岁的义存在幽州(今北京市境)受具足戒。大中七年，再次出游江南各地名山大刹，受法于湖南武陵德山寺清鉴禅师。咸通七年(866年)，义存回闽，居于今福州郊区芙蓉山石室。咸通十一年，门友行实和尚促其出山，同到象骨峰(今闽侯雪峰)结庵建院，先创庵于柽洋映凉台之北。在里人及官府资助下，咸通十二年(871年)，至乾符二年(875年)建成当时闽中规模最大的寺院，时遇应天节，唐僖宗赐额“应天雪峰禅院”。中和二年(882年)，赐号“真觉大师”，御赐紫袈裟。

 义存在雪峰，一面筹资建寺，一面弘宗演教，“四方衲子云集，至无容所，僧众盛时多达1500余人。门下高僧辈出，分为54支，其中云门宗创始人文偃(匡真禅师)是义存的嫡传弟子。法眼宗的创始人文益(净觉禅师)是他的三传弟子。这两宗的佛教徒都尊雪峰为“祖庭”。他们分别成为晚唐五代禅宗中的五宗之一。此外，福州玄沙院的开山祖师备、福州怡山长庆寺的中兴祖师慧棱、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山祖神晏、越州(今浙江绍兴)洞岩寺的可休，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的智孚等皆出于义存门下，后来他们各自拥徒说法，成为一方开山之祖。

 昭宗大顺二年(891年)，境内兵连祸结，战云密布，山居不可宁处，义存再游吴越，转至浙江四明山避乱。

 王审知入闽后，安定社会秩序，建立地方政权，奉行崇佛政策，于乾宁元年(894年)迎回义存，大加礼遇，还时常迎请义存住进节度使府，为僚属官将谈经说法。同时，王氏政权资助义存将寺迁至陈洋(即今寺址)。

 经过义存多年努力，境内佛教大行。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五月初二日，义存示寂，世寿87岁，僧腊59年，闽王遣子王延禀主祭，埋骨难提塔。著有《雪峰清规》、《雪峰语录》等传世

 郑清濂

 郑清濂（1852-1927），字景溪,闽县(今福州)城门镇黄山村人。我国近代著名的造船专家。他与魏瀚等人设计了我国第一艘双机钢甲舰“龙威”号（调归北洋海军后更名为“平远”）；设计和监造了“开济”、“镜清”、“寰泰”三艘穹甲快船；与吴德章设计和督建了罗星塔青洲船坞……

 船政学堂 学艺七载

 清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与沈葆桢在福州马尾创办我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船政学堂，那时年方十四的郑清濂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船政前学堂制造班学习造舰。

 船政学堂创办的目的是培育可用的船舶制造和设计的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要求学生能够计算蒸汽机功能、尺寸、设计、制造零件及船体……学堂非常重视理论课与实践相结合。头两年的实习课，每天都要进行数小时的体力劳动，使学生熟悉车间的工作，并逐渐培养指挥工人的能力。尽管学习过程很辛苦，但是郑清濂咬牙坚持了下来，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远赴欧洲 求取真经

 毕业三年后，郑清濂等28人有幸成为我国最早派遣出国留学的学生，被福建船政局选派到欧洲留学。

 郑清濂等人先是进入法国瑟堡造船工程学校，学习轮机制造兼造枪炮，而后转入瑟堡造船厂和土伦造船厂见习。并奉命赴法国、比利时、英国等参观考察造船厂、轮机厂、钢铁厂等。光绪六年，郑清濂学习期满毕业，经考核成绩名列第一，被授予工学博士。

 毕业后，郑清濂即刻起程回国，担任马尾船政前学堂教习，而后在船政工程处任制船总司，官为都司，赏戴花翎。同年，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函致驻德公使李凤苞，同德国士旦丁伯雷度之伏尔铿厂订立合同，承造“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郑清濂与刘步蟾等福建船政局技术骨干被派往德国监制，并由该厂代购康帮铁甲及一切配备。

 设计第一艘双机钢甲舰：“龙威”

 在法期间，郑清濂等人见到法国新创制的双机钢甲舰，马力1700匹，而且驾驶容易，费用较省，每艘工料银价约46万两，大家看了心动不已，暗中学习法国先进造船技术。

 回国后，郑清濂等人立即向朝廷上奏，请求制造新型双机钢甲舰。光绪十一年，督办闽省军务的左宗棠等人联名上疏朝廷，请求拨款建造钢甲舰。“闽省如有此等钢甲兵船三数号，炮船、快船得所卫护，胆壮则气扬，法船断不敢轻率启衅。”奏折中还提起郑清濂等工程技术人员“均无希图名利之心，只以马江死事诸人，非其亲故，即属乡邻，以报仇雪愤之心，寄于监作考工之事，成效必有可观。”并向朝廷表示：“如果虚糜工费，甘与该学生等一同科罪。”

 这份奏折终于获得了清廷的批准，郑清濂与魏瀚、吴德章被委任监造船身，效仿法国创造的双机钢甲兵船“柯袭德士迪克”、“士飞礼”、“则唐”三船。光绪十二年，郑清濂与魏瀚等设计的中国第一艘双机钢甲舰“龙威”号（调归北洋海军后更名为“平远”）开始动工建造，史载郑清濂等人“索隐钩深，囚心衡虑，或一图而屡见，或一器而屡改其模，或于独悟而戛戛生新，或于会商而心心相印，寒暑无间，寝馈胥定”，技术上精益求精，以期“创中华未有之奇”。

 经过14个月的艰苦奋斗，光绪十三年，“龙威”钢甲舰终于下水。该舰首尾装有鱼雷炮，利于攻击，首炮、边炮、后炮装备完整，且均以一人司机，三面施放，无不如意，为船政局所有船舶中大炮装备最精良者。船式之精良，轮机之灵巧，钢甲之坚密，炮位之整严，均超过以前。丁汝昌接受该舰时也称：“舵位工程布置妥贴，大机器两副亦复坚固灵通”。“龙威”号的制造成功，“不用一洋员洋匠，脱手自造”，它标志着我国造船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龙威”号之后，郑清濂还设计和监造了“开济”、“镜清”、“寰泰”三艘穹甲快船。这三艘快船制成后，裴荫森评价说：“学生等于制造之学研虑殚精，不特创中华未有之奇能，抑且骎骎乎驾泰西而上之，矧三船皆为南洋代造，而制法则日新月异，复有不同，开济之坚韧灵捷，既非南瑞、南琛所能及，而镜清又胜于开济，寰泰又胜于镜清”。随后郑清濂又参与监造“广甲”、“广庚”兵船，“广乙”、“广丙”、“福靖”猎舰，“通济”练船等。除了造船外，郑清濂还奉命与吴德章一同负责勘查、设计、监建罗星塔青州船坞，使当时中国大船均可入坞维修。

 整改福州船政局

 光绪三十一年春，郑清濂被任命为用福建船政会办，升副将，加总兵衔，管理船政工作处。宣统二年，清廷海军部正式成立，郑清濂获授海军参将，出任海军军政司司长，并充留学生廷试总考官等。1913年10月，海军总长刘冠雄入闽，收福建船政局归海军部，郑清濂被任命为船政局长，主持船政局务整顿。

 上任后，郑清濂将船政前学堂改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以陈林璋为校长；把船政后学堂改为福州海军学校，以王桐为校长；改船政艺圃为海军艺术学校，以黄聚华为校长。1913年，他添购马限山洋船坞一所，并向北洋政府提出改革船政的一套计划。在郑清濂的整顿下，福建船政局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郑清濂的学识和技术载誉国内外，不但为祖国鞠躬尽瘁，又为桑梓兴修水利，疏浚了各村共用的河道，便利农田的灌溉，解除旱、涝灾害的威胁，受益农田达万余亩。1916年9月25日，郑清濂因当时袁世凯不重视兴办实业，船政局经费不能落实，振兴船政局的抱负难以实现只得辞职还乡。

 后记 >>>

 郑清濂一生功绩，不愧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造船专家之一”的称号，他一心为中国的海军、造船、铁路等事业的贡献力量，其功绩显著。更难得的是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郑清濂逝世时，家无长物，无力治丧，由其女婿驻比利时国全权大使王景岐及门生等办理后事。

 洪业

 洪业(1893-1979)，谱名正继，字鹿岑，号煨莲，英文学名威廉(William)的同音异译。荆溪洽浦村人。当代国际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学家。22岁时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归国后被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曾任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等职。洪业在国学研究上成就卓著，尤其是在索引编纂方面贡献良多。他撰写的《引得说》，为编纂出高质量的索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为《仪礼引得》、《礼记引得》、《春秋经传引得》等撰写的序言考证精密，解决了相关领域的诸多疑难问题。

 洪业22岁时便赴美留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扬大学，获学士学位，两年后，再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l920年，神学院毕业后，正值日本强占我山东青岛不还之时。洪业义愤填膺，在美国到处演讲，争取美国友好人士援助中国抵抗日本，持续长达两年之久。“报刊传载，誉满全美”。他的爱国精神受到中外人士敬佩。

 严谨教授 桃李满天下

 1923年，洪业应燕京大学之聘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并先后兼任全校文理科科长、燕大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总编辑、燕大研究院文科主任和导师、校内国学研究所所长和宗教科教授等职。他在燕京大学长时期任教，先后主持教学科研工作达二十三年之久。

 在燕大期间，洪业认真改进了大学全部课程设置，制定了图书馆管理制度，大量扩充了中外图书设备。他还代表燕大与美国哈佛大学筹画创立哈佛燕京学社，不遗余力地培养青年史学后进。

 洪业为学谨严，尤注意治学方法，所用方法是中西参合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他穷年累月，用力最久最深的莫过于《史通》一书。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怀念他道：“洪先生平素与人论学，无论是同辈或晚辈，绝对‘实事求是’，不稍假借。他博闻强记，善于一针见血，……”认为他和顾颉刚二人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科的整理工作。

 洪业的学生有不少人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如当代著名元史和蒙古史专家翁独健、中国史与世界中古史专家齐思和、魏晋南北朝史和亚洲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专家周一良、清史专家王钟翰等。周一良曾说道：“洪煨莲讲史学方法论的课，他的口才极好，讲课引人入胜，特别是他在布置作业上要求非常严格。”周一良认为他自己以后搞研究时能坚持一丝不苟的作风，和洪先生的教导分不开。

 创造中国字庋撷法

 攻克中文索引

 洪业对祖国最大的贡献，更在于其“中国字庋撷法”。1932年，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出版了他的《引得说》，洪业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国字庋撷”正式问世。

 这部《引得说》包含“何谓引得”、“中国字庋撷”、“引得编纂法”三部分内容。详细讲解了如何用“中国字庋撷法”来编纂各种引得。洪业发明的“中国字庋撷法”，用以编纂各种引得（即现在通行的“索引”，Index的音译），为学术界查考有关参考资料提供极大的方便。但是引得是用中国繁体字庋撷法排列，为了减少查用者检字的困难，使中外学者都能方便地使用，他又创造“笔画及拼音检字表”。

 此后，洪业先后主编《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特刊》两辑，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达六十四种八十一册之多，其中尤以“堪靠灯”(Conco-rdance)最为简便而不漏一字。又如《春秋经传引得》、《杜诗引得》等，到现在仍为海内外学人所参考和借重。而所撰《礼记引得序》一文，长达数万言，本身就是一篇精心结构的两汉礼学源流考，并因此于1937年荣获法国巴黎的茹理安奖学金。

 被捕后 给日本鬼子上课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校舍被日军占领封闭，洪业与燕大教授陆志韦、赵紫宸、邓之诚等人被捕入狱。燕大的教授落入日本人手中，当时的情形可想而知，“很多教授都被整得相当惨。陆志韦牙齿差不多全被打掉，更有些人被打得血肉模糊，呻吟着被抬回牢房”，但洪业的遭遇却有点不一样。

 洪业被关了一个星期后，一个韩国翻译把他带到一个日本军官面前，并让洪业向向太君鞠躬。洪业觉得他快要50岁的人要向一个20多岁的大兵行礼是个耻辱，便说：“我对武力鞠躬。” 

“你是不是抗日分子？”

“我是。”

“你为什么抗日？”

 洪业说：“这问题我有两个回答的方式。概括地说，我不得不如此，但你要细说的话，请你给我20分钟，不要打岔。”

 日本军官诧异之下，同意给洪业20分钟发言。

 于是洪业便利用这次机会，给日本军官上起了课。

 “我是研究历史的，小时候在中国读中国史，后来到外国读世界史，远东主要是日本史和韩国史。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用武力来占领别的国家，把别国人民当奴隶，镇压别国人民的意志，只能暂时收效，因为一定会有反应的，而最后一定得报应，报应来时，压迫者有时比受害者更惨。”洪业便举了好几个例子，西方从亚历山大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王威廉第二。

 “我不仇视日本人民，其实我很钦佩日本人民，但我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而太君是这机构的一部分，你们宣传说因为中国政府腐败，所以要占领中国，中国的军阀是很腐败的，但国民党政府并不腐败，我不是国民党员，国民党有很多作风我都不赞同，但国民党在你们来之前已开始把中国工业化。日本军队先侵占了满洲，然后占据了中国北部，现在居然要与世界各国开战了，什么时候终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天要终了。战事结束时，日本人民是要受苦的……”

 洪业还说起了日本侵占韩国等事，说得那韩国翻译热泪夺眶，日本军官脸色发白。

 后记

 1945年日本投降，洪业等人重获自由，并于次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先后担任过夏华路大学任客座讲师、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

 洪业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发表了中英文专题重要论著近八十篇，有《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蒙古秘史源流考》、《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西说<西京杂记>》等。其中《蒙古秘史源流考》成为目前世界各大学讲授蒙古史的重要参考教材之一。1979年12月，洪业逝世后，他的学生翁独健、王钟翰选编校订其中论著三十七篇，题为《洪业论学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