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红军扩大了政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政策的宣传,不仅深入漳州市民,而且向厦门、泉州、汕头等地传播,影响海外,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得民众,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其次,我军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权,牵制了进攻苏区的敌人,减轻赣南与闽西苏区的压力。漳州被攻克后,进逼赣南闽西之敌立即将注意力转向驻漳红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急令江西绥靖主任朱绍良“迅即抽调得力部队入闽”,闽粤敌军分三路向漳州包围,“粤军黄任寰以1.5万人兵力,配有新购置的德国武器从同安攻漳之右,张贞残部约3000人从诏安进攻漳州”,蒋介石亦令十九路军进福建消灭入闽红军,帝国主义的军舰火速云集厦门港口,处于紧急战备状况。
可见,毛泽东这一战略方针,成功地吸引敌人向着我红军主力,破坏敌人企图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正如毛泽东所说:“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
再次,红军筹款百万,并运回苏区大批急需物资,不仅缓解了根据地内财政困难和军队给养紧张的状况,而且将运回的银圆举办了“金山银山”展览,会后,建一熔银厂将银圆回熔铸成苏区货币,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有力地起了稳定苏区金融的作用,多方面支持了苏区的建设与发展。
二、漳州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敢于坚持真理,不断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的结果
1932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中央苏区占主导地位,发生于此间的红军东征漳州,招致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激烈攻击。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左”倾错误的发展,避免了许多可能造成的损失。
一是攻赣失败后在红军发展方向上的斗争。
江口会议研究以后红军发展战略,毛泽东对攻打赣州的重大伤亡造成红军政治声威的严重损失感到无比愤慨,他严厉批判攻赣的军事错误,重申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能进行运动战的主张。指出我们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于占领中心城市,同敌人拼消耗。执行王明路线的同志却坚持争夺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批评毛泽东不同意攻城的政治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扬言要给予“致命的打击”。
此后,在红军今后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与坚持冒险攻坚的同志发生了严重分歧。会上多数同志主张红军应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战略发展方向是:红军主力沿武夷山脉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地区前进,发展闽浙赣三省交界的大块地区,然后向浙西南发展,造成较为巩固的阵地,以对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会议采纳。3月中旬,中革军委根据中央局决定,发出中央苏区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训令。决定以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出击赣江西岸;第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由林彪、聂荣臻率领,毛泽东随军行动,在赣江东岸负责赤化赣南南部,继续动员群众参加攻赣战争。
在正确意见一时未能被接受时,毛泽东坚持真理,耐心等待时机。江口会议后,他服从会议决定,随中路军行动。利用随军行动之便,耐心向林彪、聂荣臻做工作,更详细阐明自己的主张,终于取得他们支持,使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最终同意第一、五军团东路军入闽。如果说在江口会议上,毛泽东与“左”倾错误作斗争,更多表现在言词激烈的批判,面对面冲突这种方式上,那么在江口会议后,毛泽东坚持真理的方式,则更多地表现为耐心、韧性与顽强。这种顽强的自信,追求真理的执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任何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在宁都会议上的激烈斗争,毛泽东为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付出沉重代价。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会议上展开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漳州战役的重大胜利,在会上被指责为“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发起、指挥漳州战役成了毛泽东重要“错误”之一。会议严厉批评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以无畏的气概与彻底的革命精神与“左”倾错误展开斗争。他坚持正确的政治主张,指出临时中央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以来,7个月时间的方针都是错误的,并反对继续攻城的战略。会后,毛泽东被临时中央解除了在军队中的领导职务,暂时离开红军。毛泽东为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深入人心。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是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进行的,但红军指战员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还是执行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结果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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