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夏同志善于把握大局抓问题，文字老辣，业务水平很高，确实令我佩服。我是学中文的，初到报社，对新闻不熟悉，对新闻评论不感兴趣。我写评论，完全是被他逼出来的。有一段时间，我同他住前后楼，不止一次在我正吃晚饭时，他拿着一篇新闻稿走到我家里来，慢腾腾地说：“种生同志，给这稿子配篇言论，明天见报。”我只好放下饭碗，先把评论赶出来交差，再回头吃饭。而稿子经过他的修改，总是大为增色。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年轻人格外宽容、关心与呵护。

我到报社不久，风云突变，“文革”兴起。那时，我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龄，自然是真诚地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奋起参加造反。几位老领导，一个个成了批斗的对象，我们则成了批判“走资派”的“造反派”。十年“文革”风风雨雨，党在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身上体现出来的优良传统，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文革”结束后，我仍然在几位老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他们不仅没有对我施加报复，反而加以提拔任用。1978年，我出乎意外地被派往闽东地区担任《福建日报》驻宁德记者站站长。1990年，省委任命我担任《福建日报》副总编辑。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何少川同志找我谈话，他在谈了省委对我任命的决定和工作要求之后问道：“你知道是谁提名建议任用你的吗？”我如实回答：“不知道。”何少川同志告诉我：“是老孙（泽夫）同志建议的。他说，查一下，如果‘文革’中没什么问题，这个人可以用。”新闻界老前辈用人，考虑的是事业而不是个人的恩怨得失，他们大海般宽阔的胸襟，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育。

还有一件事，也是在我离任之后才听说的。当年，报社到厦门大学选调毕业生的是季德吉同志和许佩英同志，是他们把我引进党报大门的。他们也始终关心着我走出的每一步。我离任之后不久，曾经接到季德吉同志的一封信，畅谈当年事。在信中，他还谈到我到报社不久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谁能料到一个月之后，中宣部出版的内部文件《宣教通讯》上登了一条消息，说目前大学教育中红专关系没有解决好，如厦大中文系的学生黄种生竟说，中国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没有一部能和《红楼梦》相比拟的作品。”几十年来，老季同志对此事一直隐匿不提。他并不认为我对《红楼梦》的评价有什么问题，担心的是在当时不停的政治运动中，我的话可能成为一种“罪名”，传播开来可能使我这个初出校门的年轻人受到伤害。老同志的良苦用心，几十年隐忍不举的毅力，使我感动不已。

列宁曾经说过，他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读了五遍，每一遍都能从中“发现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无独有偶，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也有很高的评价。他不仅自己反复阅读，而且劝说战友、部属也来读。他要许世友将军至少看五遍，要求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结合。他把我国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作为历史来读，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可见，《红楼梦》是个好东西。他发动批判俞平伯先生，批的是俞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并非批判《红楼梦》。其实，我根本记不得自己是在什么背景下、有没有说过那么一句话，更想不到同学当中会有人向上“告密”，而当时的堂堂中宣部，居然也把这当成一回事，登在《宣教通讯》上。当年，我如果知道这件事，很有可能会在心灵深处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据老季说，主编《宣教通讯》的那个人，“六四”风波之后出走美国，转到台湾某大学当客座教授，靠骂共产党混饭吃。历史的辩证法如此铁面无情，真是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