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下乡行路也是一个问题。上世纪50年代区乡不少地方不通公路，有的通了公路也少有汽车，因此三五十里路一般是徒步而行。那时闽北山高林密，野兽出没，到山区乡村采访必须结伴同行。一次，我听人介绍建阳黄坑乡前年曾发生过匪徒自立“皇帝”杀死了乡干部的反革命事件，后来解放军进山剿匪，平息了事态，现在生产生活都很好，决定去看看。从建阳水吉镇到黄坑有30多公里崎岖山路，我在镇上找了名乡邮员带路，从清晨出发到下午4点多才到达。在和干部群众交谈中，他们谈到当年的暴乱和这两年的变化，特别眉飞色舞地说起乡里装了电话，通话那天，人们耳闻目睹在电话上“喂喂”两声就能听到几十里外的对方答话，无不啧啧称奇。我在黄坑乡采访了三天，才随供销社的货郎担一起下山。回到记者站，我写了黄坑生产发展的报道外，又根据和乡邮员一路谈天所得，完成了一篇报道山区乡邮员的通讯稿。

在闽南地区下乡，交通比较方便，主要靠载客自行车往返。那些以自行车载客的农民车技高超，在乡间小道和田岸上都可以风驰电掣般地骑行。从泉州到南安五十多里路，客车班次少，所以我去南安采访也常坐自行车。当时记者站也配备自行车，方圆二三十里地的采访就骑车去。

记者站的工作除特定的任务外较自由，没有人监督，但是大家都很自觉，一般每月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区乡。那时写稿不仅没有稿费，除通讯外也不署记者的名字，大家对名利都看得很淡。每年报社评选好稿，在《通讯业务》上刊登，既无奖金也无荣誉证书，所以我和其他记者一样，虽然也有多篇稿件评了奖，却没有一张获奖证书。1956年在莆田采访时遭遇大洪水，我深入灾区采访，公路被水淹，趟水赶回城里发稿、汇报灾情。回报社后，听说黑板报上表扬了我，觉得这就是对我工作的最高奖赏。

当年的记者工作真可谓全身心投入，一些同志妻子生孩子都没回来。我下站前做通联工作，负责联系记者。黄小岑、叶路、郭稼等同志第一次做爸爸时，都在外地采访，叶路和郭稼的妻子临产时，由我们女同志送到医院、帮助照料，孩子平安出生后，就写一封信向他们报喜。那时大家知道红军长征路上、战争环境下女同志生孩子的紧张危险，认为现在医院条件这么好，何需男同志放下工作回来照顾呢？而男同志也觉得有组织照顾，一切不用担心。初为人母的女同志也没有抱怨，因为她们感到自己就像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

(作者曾任福建日报记者编辑，为福建科技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