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对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党报通讯员，心里还是一个问号。一天晚上10时，我突然接到报社的电话，要我写一篇闽侯人民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稿子，第二天用电话发稿。当时天气不算热，但我还急出了一身汗，只回答了一句：一定完成任务。第二天按时发了稿，党报表扬了我，还把我捐献20万元（旧币）的事，抽出来另加了一个小标题：“本报通讯员吉景峰捐献稿费20万元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没过几天，又收到通联组来信说，你积极完成任务，不仅是本报通讯员，而且是一位积极通讯员。从此，我就从一个普通通讯员变为积极通讯员。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我看到已经是大热天，分到土地的农民，兴修水利的热情很高，就写了一篇《水利模范叶保灿和他的快板》，快板说：“天下农民一条心，不分你村和我村，来了共产党农民把田分，修好水利把田灌，农民生活要改善。”在《福建日报》上发表后受到好评。通联组来信表扬我说，现在你已经是骨干通讯员了。我问当时闽侯的县委宣传部长牛力达：“积极通讯员和骨干通讯员有什么不同？”他说：“那不一样，‘积极’只说明你的态度积极，‘骨干’说明你已成为依靠的对象了。”

  第三个变化，从骨干通讯员到特约通讯员。牛力达说：“你这样勤学苦练，不用一年就可以当特约通讯员了。”我嘴里说：“不行，不行！”其实心里很想当特约通讯员，因为我喜欢牛力达的那张白底红字“特约通讯员证”。这一年秋天，我突然收到《福建日报》发给我的“特约通讯员证”，里面还有一封信，大意是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你已具备了当本报特约通讯员的资格，特发给你“特约通讯员证”。

  不久，我患了胃病，到省立医院做组织疗法，住在福建日报社。一天，通联组邓辉政带我去见社长何若人。何若人满面带笑地说：“你就是吉景峰同志？”我点点头回答是。他接着又说：“我们党报特别需要像你这样工农出生的知识分子干部，先在基层锻炼一段时间，然后来报社工作。”当时我还以为听错了，回头问邓辉政，她说，是这样的。

  何若人的话，我牢牢记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说。我觉得这不过是对我的鼓励和希望，我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还很远，要尽快缩短这个距离，于是我就拼命学习文化。

  过了三个月，1952年一月的一天，闽侯县委组织部长苏达通知我正式调《福建日报》当记者。我当时的心情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到党报工作，紧张的是文化水平低，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因此，我进了《福建日报》，就像上新闻大学一样，夜以继日地认真学习文化知识。直到1953年1月调上海《解放日报》。

  “后溪乡事件”惊福建

  我刚当上《福建日报》通讯员时，就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4月19日）。我在学习这个决定时，心里就想，我也是和报纸刊物有关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听党的话，坚决执行这个决定，尽一个党报通讯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