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沁平：这其实也是我们要考虑改革的方向之一。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机制办法可以借鉴，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已进行的试点情况可以总结，稳步推进。

《中国经济周刊》：那您怎么看美国高考制度中的综合评价机制，除了考试成绩外，还有其他因素的权重呢？

赵沁平：突破高考成绩单一评价，采用多元评价。比如像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时，不同类型的大学采用不同的社会考试成绩，此外还参考中学成绩，参考中学校长、学校校友推荐，有的还可面试等等，这在美国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通行做法，是我们今后改革可以借鉴的。

再过10年、20年会得诺奖的

《中国经济周刊》：您不认为美国的高考制度比中国的更为合理吗？

赵沁平：大家都愿拿美国的教育制度与我们相比。的确，美国的教育制度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借鉴，而且我们有不少教育制度、措施是借鉴了美国的，比如我国的学位制度、博士后制度等。

但是教育发展是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是与民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有些教育制度在美国合适，但搬到我国就行不通，或者起码现在行不通。比如，美国大学经费中校友捐赠占相当比例，我国大学则微乎其微。

教育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经济发展不一样。我国经济建设可以30年走过发达国家100年的经济发展道路，但如果追求30年教育成就、30年大学建设走过人家100年的道路，在某些方面就会发生问题。百年树人，教育需要严谨、需要循序渐进，教育不宜“跨越式”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创新性人才”引起国人深思；迄今为止，中国内地还没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赵沁平：钱老提出一个令国人和政府深思的大问题。我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社会、科技等各个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没有一定数量的创新人才是不可能的，但确实培养的创新性人才不足。

至于诺贝尔奖，我们可以关注，但不必太过在意。我们致力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致力于创新人才培养，致力于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致力于做好我们的事情，再过10年、20年，我们会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