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以革命教育为主的群众教育初探

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使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革命教育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社会之分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人在观察世界时有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他们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深信经济基础变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革命行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理性选择。革命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只有通过革命改变了经济基础，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才能够建立起来。而配合革命首要做的就是革命宣传教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只有让中国广大的劳工阶层受到启蒙，认识到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奴役地位，他们才能够觉醒，并进而迸发出挣脱身上手链脚铐的勇气和力量。

（二）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教育的认识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先生号召：“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情，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痛苦、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那个？”[5]P648-649

《共产党》月刊曾发表《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该文指出：革命者应面向农民“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觉悟”；并号召农民“集合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东西”，抢回你们被抢的田地。“你们一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的”，“共产主义就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的痛苦”。[6]P3、6、7

毫无疑问，要想从根本上推翻殖民主义的思想奴化和封建主义的礼教牢笼，建立符合中华民族意愿的新文化和新教育，首先必须通过革命把旧政治、旧经济转变为新政治、新经济。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教育必须服务和服从于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任何超越这一需要的文化教育方针都是不妥的。[3]P501毛泽东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便把教育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不仅通过农民夜校、工厂矿区宣传革命道理，而且还通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主持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途径去培养革命干部。湖南自修大学的目的不是要办成一所纯粹学术的大学，其目的是为“改造社会”做准备。一方面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愿；另一方面自修大学的目的在于改造现存社会。对于自修大学的学生，首要的是考察其人生观、政治观，以保证罗致有志于革命的青年。自修大学注重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宣传，课程中贯穿了革命精神，引导青年学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何叔衡在结业仪式上形象地将学校的师生比作“酒药子”，将在四面八方“各处发酵”。[2]P405

三、井冈山残酷的斗争是群众教育以革命教育为主的重要原因

井冈山时期群众教育蓬勃发展。受五四新文化教育的影响，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新文化教育运动，移风易俗，废除封建迷信，倡导做新时期的新人。各地的妇女砸掉“三从四德”枷锁，剪发、不穿耳朵、不缠脚；同时，毁神坛打菩萨，不求神拜佛，不卜卦，不看相算命，将符箓签卦等法器摧毁烧化，改造道士和风水先生，使反对封建迷信活动深入人心。 [7]P133对于识字教育，扫盲教育，井冈山革命时期亦非常重视。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案指出：“特委要组织教宣委员会，制定训练教材，计划每周的训练工作”，“同时要做识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写’‘看’能力。[7]P132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根据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当时，红军经常与工农群众一起联欢，主要节目有：曲艺春罗词《毛委员带兵打文家市》；莲花闹《反对帝国主义》；渔鼓词《推翻国民党最后得解放》；新五更《邓英自叹》；话剧《打土豪》、《活捉萧家壁》等。

井冈山时期是根据地初创时期，刚上井冈山时，“冷冷清清”，红军急需扩大革命影响，让群众知晓红军的性质、主张和目的；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发动群众，使革命事业获得群众的支持。而在延安时期，党的执政得到巩固，边区政府得到国民党的承认，因此延安时期有更多的力量进行地方建设和办正规的教育。虽然井冈山时期也有一些零星的普通文化教育，但是普通的文化教育也是围绕着“革命教育”这个中心目的的，这是井冈山残酷斗争环境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