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古田会议85周年感悟

　　毛主席在古田（油画）资料图片　

■邵维正

历史给人以智慧，是最好的教科书。《古田会议决议》历经几代人薪火相传，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彰显出真理性、持续性和创新性，成为人民军队成长发展的红色基因。把古田会议摆到我军80多年历程中加以考察，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与把握其真谛和价值，使人们得到多方面的启示。

创建新型军队的奠基石

古田会议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决定性的标志，它的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逐步转移到农村，建党建军在封闭而又偏远的农村展开，必然使党员和军队的成分发生变化。据党的六大统计，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占84.3%；古田会议前的统计，红四军共有6000人，其中党员1600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占81.2%。加之红四军中有部分官兵是从旧式军队起义或投诚的，留存着比较浓厚的旧军人理念、习惯和作风，且在红军队伍里常有流露与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反映到党内来就不足为奇了。

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十分敏感地察觉到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意识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然而红四军内部对这些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争论达到了顶点，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等正确意见，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未能统一思想。红四军七大在改选前委时，原来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9月召开的红四军八大仍然争论不休，没有取得积极成果。在此前后，红四军对敌作战中也出现一些失利。这时红四军的建设和生存环境处于迷茫而又危急的状态。

根据中央的通知，前委派陈毅去上海出席全国军事工作联席会议，并汇报红四军的真实情况。中共中央在“九月来信”中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明确的指示，强调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是正确的，并对红四军七大以及前委工作的缺点提出批评，要求加强红四军内部的团结，维护朱、毛的威信，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

10月22日，陈毅携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辗转回到红四军，立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毛泽东回到离开五个月的红四军，与朱德、陈毅会合，重新担任前委书记。他们诚恳交谈，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对红四军的行动和建设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又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和讨论会，充分发表意见，提出改进方法，统一了思想认识。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20多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会议讨论了中央指示精神，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中心内容，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新型人民军队，在农村环境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的先进性。决议明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肯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强调实施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确立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论述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方法，废止肉刑和优待伤病兵等问题。红四军九大选举了11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回答了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在红四军得到认真贯彻执行，而且经中央肯定、推广，也在其他红军部队逐步实行，成为指导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为整个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并以其独创性的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

人民军队发展的里程碑

85年来，我军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持续践行着《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建军基本原则和制度，从幼稚到成熟，由低级到高级，在前进的道路上竖起一个又一个标志着不同发展阶段的里程碑。

古田会议之后第五年，中央红军被迫撤离革命根据地开始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于1935年1月7日攻占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休整的机会。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6月在懋功地区与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当时全军上下十分振奋，遵义会议诞生了新的中央领导，两大主力会师又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庆祝会师大会气氛非常热烈，广大官兵的斗志和信心更强了。但是好景不长，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好，公然向中央争个人兵权，又一次使红军陷入危险境地。后来张国焘又在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对抗中央，拒绝中央北上的正确决策，坚持南下的错误路线，甚至威胁中央的安全。中央不得已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另立中央，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道路。

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恰恰重现了古田会议前红四军中错误倾向的首要问题：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之争。中央和广大指战员坚定贯彻与维护《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毫不妥协地反对张国焘抓个人兵权的军阀主义和分裂行为，并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由于中央的坚决斗争，红军指战员的抵制，加上共产国际表明态度，逼使张国焘北上，其篡夺红军领导权、分裂党的图谋终被粉碎。后来，毛泽东曾尖锐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并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是枪指挥党。”这场斗争是坚持古田会议精神指明的建军原则的胜利，显示了《古田会议决议》的重大指导意义。

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鉴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根据国共两党的谈判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如何在纳入国民革命军编制的特殊环境里坚持《古田会议决议》确定的建军原则，对人民军队又是一个重大考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红军改编得以顺利进行，并随即开赴抗日前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复提醒全党全军在国共合作时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军队的指挥权必须由党掌握。红军改编前，国民党方面曾提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各级副职由他们派军官担任，经我党坚决抵制，没有国民党的一兵一卒进入我军内部。只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性，才能保持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因国民革命军编制未设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改编初期八路军、新四军曾把政委改为本级副职，并撤消原来的政治机关。部队在运行中发现两长制变成了一长制，政治工作的地位明显下降，这不符合古田会议精神，两个月后即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使红军的领导原则和制度优势重新确立起来。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后，总体状况是好的，基本上保持了我军的制度和传统。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不良现象，打骂体罚战士的军阀习气重新抬头，有些干部对国民党授予的军衔沾沾自喜，甚至还出现右倾交枪的严重事件。针对红军改编后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军委总政治部，要求把《古田会议决议》多印几千份，发至部队连长以上干部，每人一份，当作教材熟读。延安整风时，规定把《古田会议决议》列为学习的重要文件，要求全党全军干部必须领会其精神实质，切实加强党和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优良传统作风，使古田会议精神在民族战争中发扬光大。

解放战争后期，经过战略决战，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重要报告中赋予我军“两副重担”：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强调“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这与《古田会议决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的论断是一脉相承的，是古田会议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这时，党的工作重心又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来捧场，有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严肃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打了预防针，提高了党和军队的免疫力。人民军队的长期实践表明，首先并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建军，这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和亮点，也是古田会议精神昭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环境都要坚定这个方向，并努力践行。

实现强军目标的指南针

时光流转到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军队建设又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尽管国内外形势、军队所处的社会环境、承担的使命任务以及官兵成分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没有变也决不能变，《古田会议决议》指引的方向必须永远遵循。习主席提出了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其丰富内涵里闪烁着古田会议精神的绚丽光芒，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古田会议优良传统的继承、延伸和发展。

听党指挥，体现了《古田会议决议》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这一决议的核心内容是正确处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正因为这是我军建设的原则问题，在强军目标中把听党指挥摆在首要位置，作为强基固本的根本举措。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官兵的更替，我军政治方向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内部，更要警惕的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他们首先从军队入手，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想抽掉人民军队的主心骨，改变我军的性质。我们必须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能打胜仗，体现了《古田会议决议》对军队职能的必然要求。我军作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打仗是基本职能和主要方式，是三大任务的首要一项。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建设好人民军队就是为着打胜仗，只有打胜了才有筹款、做群众工作的条件。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我军要千方百计提高打胜仗的能力，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化练兵打仗的思想，深化改革，科学练兵，在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实践中磨砺打胜仗的本领，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成为英勇善战的红军传人。

作风优良，体现了《古田会议决议》纠正错误倾向的目标所在。作风是思想的外在表现，这一决议着力纠正红四军内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并提出切实的纠正方法，目的在于培育和树立优良作风，形成保证红军完成政治任务的无形力量。时至今日，军队的作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对不良风气如果不采取果断的举措，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自毁长城。要下定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优良作风保证强军目标的实现。

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古田会议决议》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是人民军队的传家宝，经过几代人的实践，80多年的检验，跨越时空，常学常新，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为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军人的历史责任在于沿着《古田会议决议》指引的正确道路，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在实现强军梦的拼搏中使古田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作者系后勤学院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