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破冰”之旅成行缘起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表示，美国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不久，中美双方开始建交谈判

访问美国，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夙愿。喜欢游泳的毛泽东就曾多次表示，希望到“美国（密西西比河）一游”。邓小平也多次明确谈到访美的愿望。1978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对竹入义胜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美国人总是说，你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我怎么能去呢。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了，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去了。这要看美国政府、卡特总统的决心。只要两国领导人站在更高的立场上，把这个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我们注意到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有这个愿望，对我们来说，当然希望越快越好。在国际事务上，我只要完成这件事就可以见马克思了。他还说：中日关系正常化一秒钟就解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一倍，两秒钟就可以解决。

而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中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万斯带来了“后退”的方案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作为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关键人物，邓小平一度也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中美关系进展迟滞，建交过程一波三折。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认为中美两国建立合作关系会大加强远东局势的稳定，并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竞争，从美国的战略地位考虑，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十分可取的。1977年8月下旬，卡特派国务卿万斯到中国作“探索性访问”。十分巧合的是，一个月前，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党政军的一切职务，给停滞中的中美关系谈判带来了新的生机。

1977年8月22日，万斯到达中国。24日，邓小平会见了万斯。万斯两年前随福特总统首次访华时曾与邓小平会面，这是他第二次见到邓小平，而且是邓小平复出后会见的第一位来访的外交官。由此可见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在会谈中，万斯对邓小平说，卡特总统把对华政策看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因素，而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他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须保证美国同台湾的贸易、投资、旅游、科学交流及其他私人联系不受影响，并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的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他还表示：美国政府将在适当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发表反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不强调武力解决问题。如果中国接受了这此条件，美台“外交关系”和《共同防御条约》均将消失，美国将从台湾撤出全部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

听了万斯的介绍，邓小平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

万斯访华之后，邓小平不断向来访者批评万斯的倒退。他一再强调，万斯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是一种倒退，中国不能接受。要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必须坚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必须废除与国民党签署的军事条约，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必须从台湾撤出军队。中国会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外国人无权干涉。他申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可以加快，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万斯的这次访华虽然没有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但有助于卡特政府更好地理解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坚定立场。

1978年4月，卡特总统宣布：我们希望在几个月内完全实现《上海公报》所表达的希望。万斯也表示：希望能在卡特总统第一任期结束前，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目标。这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走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台。

布热津斯基带来了卡特的口信和礼物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秘密到达北京。同行的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等。

5月21日，邓小平会见了布热津斯基。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见到邓小平。

一见面，邓小平就问道：一定很累了吧？

布热津斯基说：我的劲头很足呢！来中国之前，我阅读了你同美国主要政治家和参议员的谈话记录。

邓小平说：美国朋友我见得不少，中国问题不难了解，你从过去的谈话记录中可以了解我们的看法、观点、主张，直截了当。毛主席是军人，周总理是军人，我自己也是军人。

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军人说话就是痛快，我们美国人也是以说话痛快出名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美国人不容易理解。

话题马上转到关系正常化上面，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说，总统要我带话给你：美国已经下了决心，我们不仅准备同你们讨论国际形势以及同你们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以促进达到同一目标，消除同一危险；同时也准备同你们积极讨论美中双方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说：很高兴听到卡特的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方面还需要时间，我们可以等，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并不性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个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

作为表明美方态度的另一种方式，布热津斯基转交了卡特总统的两件礼物：一面曾经被美国宇航员带上过月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一块取自月球的石头。卡特在一张便条上这样写道：这两件礼物“象征着我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共同追求”。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位于北海公园的仿膳以中国清朝皇家宫庭式的晚宴招待布热津斯基一行。邓小平不时给布热津斯基夹菜。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晚上继续会谈，谈话中渐渐扯到个人。我们频频互相祝酒。邓暗示他有兴趣将来访问美国。他还神秘地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想加紧推动美中关系的进程。我对他说，我希望能在华盛顿自己的家里设宴答谢他。邓微笑地接受了。和邓小平的这次会见，给布热津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当他5月26日兴奋地向卡特汇报这次会见的情况后，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布热津斯基“被中国人折服了，我告诉他，他被诱惑了。”

布热津斯基访华，打开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大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这次会谈后不久，中美双方商定：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同美国驻中国联络办主任伍德科克自7月5日开始商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邓小平24小时内决定接受访美邀请

经过近半年的谈判，中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中国和美国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强调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就在当年12月14日，卡特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他当时估计邓小平大概在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6月份会成行。令他意外的是，雷厉风行的邓小平在24小时之内就作出了决定，1月份访美。

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天，卡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我们在为邓小平访美积极准备。我决定在肯尼迪中心为他举行盛大宴会，这样可以让更多人到现场参加。”“我还准备安排他去休斯敦看看，但得先听听州长和市长有何建议，我不想让邓小平在美国期间有任何尴尬。”

2000多名记者报道邓小平访美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美，在美国乃至在全世界都掀起了“中国热”。

在历时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官员进行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连日来，二千多名新闻记者追踪采访和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则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在邓小平前往访问的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当地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中文通栏标题表达对邓小平的欢迎，并以大量篇幅报道邓小平的访问活动。可以说，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

邓小平的传奇性经历，他的政治家风度和令人喜爱的性格也深深地吸引了美国人民。纽约州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说：“副总理肯定给美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说：“他沉着镇静而有自制力”。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陶森说，邓副总理“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老练。”华盛顿的一个新闻评论员说，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和富于幽默感，他使你不能不有所反应。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两度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成为当年最让美国公众感兴趣、关注度最高的外国领导人。邓小平以他的坦率、热情、从容和智慧，让美国、让世界领略了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和开放意识。

当时，国际社会都真切地感到，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它正以踏实的步调走向世界。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结束后曾对翻译施燕华说，他已经完成了外访任务。此后，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出过国。（本文选自《文史参考》，作者：张爱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