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要重返重构历史理论

“史学理论”必须植根于“历史理论”

史学自身的问题毫无疑问值得有专人下大力气去探讨，“史学理论”研究毫无疑问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也有独立进行的必要。但就像月亮离开了太阳就不会发光一样，“史学理论”必须植根于“历史理论”，最终是为了说明历史本身。个别研究者当然可以终身以“史学理论”研究为限甚至以“史学史”研究为限，但整个学科却不能孤立于对历史本身研究之外。

“史学理论”为什么必须植根于“历史理论”？这是因为有了人类历史才有了所谓对这个历史的“历史认识”，是因为对这个历史的“历史认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有了所谓的“历史认识论”或“史学理论”。譬如，在有了《春秋》和《史记》之后很久，才有了刘知几的《史通》。更重要的是，脱离了《春秋》《史记》这些历史记录和历史认识成果，《史通》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意义。换句话说，“史学理论”不是一个自足体，它派生于“历史理论”和历史认识，最后又归宗于“历史理论”和历史认识。脱离了历史认识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历史知识论”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譬如，对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质的研究，为近30年来“史学理论”领域所关注。的确，历史认识的最大特点是史学家无法直接观察和感受历史本身，它必须借助于中介——历史记录和历史文献，而历史记录和历史文献又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这样，史学家把握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就不得不打折扣。更何况，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史学家自身也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结构性缺陷：政治立场、知识素养、意识形态倾向、独特的个人偏好等，这就使史学家把握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又进一步打了折扣。无疑，研究这些问题的“历史认识论”，极富魅力，也很必要。但是，如果这些研究都仅仅局限在对历史知识不确定性质本身的探讨上，那又有什么大的意义和价值呢？只有把这种探讨的落脚点放在对历史本身变迁的准确把握上，立足在对妨碍人们认识历史真相因素的自觉剔除上，再进一步说，如果“史学理论”研究是为了促进“历史认识”更加犀利与完善，这种“史学理论”研究才是值得提倡的。可见，“史学理论”必须植根于“历史理论”，而不能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否则工具就会变成本体、手段就会变成目的。这就如同一个外科大夫，不应整日沉溺于对手术刀的打磨、把玩与观赏，而忘记手术刀的用途是为了解剖，是为了救死扶伤。

由此可见，重返历史本体是史学界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已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但30多年来学术界一直未能深入回答一个与这一转型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这种独特的转型之路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在中国迅速崛起之际，学术界必须同步探寻这一崛起的历史文化根基，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史学界必须尽早就若干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这就要求史学界尽快返回到宏观问题研究上来，返回到“历史理论”“历史观”特别是“中国史观”的探讨上来。而且，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要重回历史本体，还要重回宏大叙事上来，在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急剧变革的进程中尤其需要这样做。一段时间以来，在微观史研究潮流和“后现代主义”的夹击下，以探研“历史发展主线”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基质的“宏大叙事”备受责难，贩卖历史细节的读物大行其道，历史一步步沦落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在历史的巨变时期，人们迫切需要的是那种能“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的，当然是历史发展的那些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和大走向。而这些，正是“历史理论”研究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