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第九军团从福建长汀出发长征始末

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福建、江西的几个地方出发

（1）中央红军保卫东线门户之战，一度成为敌军整个战局的重中之重。

1933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各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分成东、南、西、北四路军“围剿”中央苏区。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东路由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负责。

1933年底至翌年初，蒋介石亲自指挥其嫡系部队约10个师入闽，平定十九路军“闽变”后，立即掉过头来，将其入闽“讨逆”部队组成东路军，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依然分东、西、南、北四路军进攻中央苏区。其实，名为四路，实际发挥作用重点进攻的是北路军和东路军。因为何健指挥的西路军穷于对付突围西征、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陈济棠指挥的南路军与蒋介石矛盾尖锐，后来又与我党和红军建立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达成了秘密停战协议。所以，西路军和南路军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只是配合防守而已。

重点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北路军和东路军，在广昌战役之前，敌北路军是重中之重。广昌战役后，由于中央红一、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温坊战斗中，消灭敌人一个旅和一个团共4000多人，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次极大的胜利，使蒋介石极为惊恐，所以将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调到东路军取代蒋鼎文，指挥东路军作战。因为长汀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的东线门户，只要打开了这个东线门户，再往汀州城，一路都是丘陵地带，向前推进就不成问题了。反之，如果这个东线门户迟迟不能打开，那么北路军和东路军的“分进合击”就难以实现。因此顾祝同在东路军师长以上会议上，郑重地代表蒋介石说：“这次大举‘进剿’，其成败关系到党国的安危存亡，大家必须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务期于短期内歼灭共军的主力。北路军现正以全力进攻宁都、石城，东路军应迅即击破当面的共军，进取长汀，配合北路军的作战。”因而，能否打开松毛岭这个东线大门，这时就成了敌军整个战局的重中之重，否则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就不必调到东路军取代蒋鼎文了。

（2）中央红军分别在东、北两个主战场抵御敌军，所以中央红军不在一处，而在福建、江西几处出发长征。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江西的赣南和福建的闽西连成一片组建而成的。敌人的五次“围剿”也是对着赣南、闽西作重点进攻的。敌军以北路军和东路军作为重点进攻，我中央红军也以北线和东线作为重点抵御防线，而且，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进行战略大转移，因此中央红军不单在江西的一两处，而应该是在福建、江西的几处出发地出发长征。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失败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开始决定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只因“左”倾中央过分强调保守秘密，不准向广大干部战士传达动员，所以才秘而不宣。但是随着战局越来越不利，甚至到了危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得不在继续组织兵力拼死抵御敌人进攻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战略转移的一些具体准备工作。例如，1934年9月中旬，因兴国战事告急，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从长汀抵达瑞金时，周恩来向林彪、聂荣臻两人传达了中央关于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要求秘密做好准备。时隔不久，9月25日，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奉命到瑞金中央开会，听取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这次会议在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也有记载：9月间，李德曾召集“各部队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干部到瑞金，通知撤退计划”。所以，9月28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撤出松毛岭战斗，30日，红九军团从长汀钟屋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应该确定这是福建方面，也是所有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长征的一支中央红军，也是唯一一支不在于都境内集结，也不在于都河渡河离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实际情况是红九军团从福建长汀钟屋村出发，前往瑞金武阳，并在武阳扩充了红二十二师和于都补充第一团，然后，红九军团前往会昌珠兰埠休整了6天，随即连夜从会昌晓龙乡渡过濂江（这是一条从安远流向会昌的河，又称安远河），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为什么其余中央红军都在于都境内集结，又在于都河渡河离开中央苏区，唯独红九军团例外呢？显然绝非偶然，而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这是因为中革军委已决定红九军团作为野战军的左翼后卫，从会昌渡过濂江，然后紧随红一军团，担任左路后卫，直插桃江（信丰河），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这是一条十分有利于红九军团保障中央野战军左翼安全的近道。

综上从实而论，中央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是长汀，具体地点是钟屋村。告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离开地是会昌，具体地点是珠兰埠。

（本文作者系中共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