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危难情势下，在险象环生的辗转征战中，中国工农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把长征初期被动的战略转移，变成了向抗日前进阵地的胜利进军。这里，精妙绝伦的战争指挥艺术，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编者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一部惊天动地的史诗，也是战争指导艺术宝库中历久不衰的典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高超的军事指导艺术，指挥全军英勇作战，克服千难万险，最终战胜了围追堵截的上百万敌军，奇迹般地完成了长征，写下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不朽篇章。今天，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长征历程，挖掘这座取之不尽的军事理论富矿，对于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驾驭全局的战略方针
红军长征，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和“追剿”，妄图将红军各主力部队分别围歼在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把主力红军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和北上抗日的进军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红军长征中军事战略指导上最重要的问题。
红军长征，是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行动。但是，在长征开始之前，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已经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北上抗日是一个总的战略方向，各路红军长征的直接目标，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主力红军分路长征最终汇聚于陕北。中央红军经湘西、川黔边、川西北、云贵川、川陕甘，最终到达陕北，奠基革命大本营。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到黔东、黔西北，再到乌蒙山区、甘孜、炉霍，直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红四方面军经过曲折的道路，多次翻雪山，过草地，艰难完成了北上。红二十五军经过桐柏山、伏牛山，在鄂豫陕建立了根据地，随后，为策应主力红军，继续西征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合。红军长征的全部行动，与总的战略方针是一致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长征中，红军坚持总的战略方针有两个最关键的环节。一是转兵贵州。长征之初，中央红军转移的方向，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在红军前往湘西的道路上部署重兵，张网以待。在万分危机的历史关头，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力主放弃原定计划，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二是北上陕甘。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提出并率部南下，宣布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但在南下作战中惨遭失败，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南下是绝路”，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伟大的长征宣告结束。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的前进阵地，新的局面开始了。事实表明，长征的战略方针，是红军战略行动的总纲领，决定着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战略方针的正确，是长征胜利最重要的原因。
出神入化的作战指导
争取主动，力避被动。红军长征中，蒋介石把防堵各路红军会师作为兵力部署和组织作战的重心。红军则时常转兵别向，将敌部署置于无用之地，并利用敌兵力分散之机，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取得主动。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暂缓渡江，一渡赤水，形式上是被动的，但甩开了敌人；随后出其不意二渡赤水，猛杀回马枪，取得遵义战役的巨大胜利；三渡赤水属佯动动作，敌重新部署尚未就绪，红军又以秘密神速的动作四渡赤水，接着一个大迂回，渡过金沙江，甩开数十万敌军的包围，终于转危为安。这是寓攻于防，由防到攻的生动范例。
转换形式，创新战法。长征中的运动战，与一般情况下的运动战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在通常情况下，“走”是建立在“打”的基点上，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而在长征中，主要目标是避敌锋芒，保存军力，完成战略转移任务。红军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具有打的时机和条件。但红军从战略全局出发，不战而转入云南，昆明敌兵力空虚，红军却虚晃一枪，北上抢渡金沙江，跳出敌军包围圈。这种战法，就是为了“走”，为了迅速摆脱敌人。当然，红军强调走，不是放弃打，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仗，就坚决打。突破乌江、二占遵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子口、血战独树镇，这些作战，为以后的机动和转移创造了条件。
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长征途中，红军无后方依托、又经常面对数倍甚至十多倍于己的敌人。严峻形势下，红军不断“调动”敌人，忽南忽北，大胆穿插于敌重兵集团之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精彩战例。在四渡赤水作战中，大小方向多次变更，一连串的出敌意外：蒋介石以为要过江，红军却偏偏折回，蒋介石以为红军要向西，而红军却偏偏向东，南北往返数次，东西纵横千里。这是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的典型战法。
通观全局，抓住枢纽。在红军北上陕甘的道路上，红四方面军一部攻克包座，红一方面军打开腊子口，都是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战役战斗。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与陕北红军共同进行的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促进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新局面的开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是抓住战略、战役枢纽组织作战，夺取胜利的典范。
密切呼应的战略协同
红军长征，四支红军部队从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分头出发，最后全军汇聚到陕北。各路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整体，有着密切的战略协同。红军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会师，每次会师都是红军协同作战的结果，是团结战斗的象征。在党的领导下，各主力红军分则能密切协同，合则能统一指挥，最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长征中红军的战略协同，有的是在统一部署下组织实施的，有的是在战略总意图下，各路红军主动分别实施的。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七军团奉命北上，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探明了道路。红二、六军团向湘西发动强大攻势，以吸引敌军，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四渡赤水战役，与之相呼应，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威逼国民党在四川的统治中心——成都。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红四方面军以主力向岷江地区转移。两军会师后，根据党中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实行混编，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红二十五军长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但得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果断决定继续西征北上，先期到达陕北，最早结束长征。红二、红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的接应下，胜利到达陕甘，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红军长征中的战略协同，表现为多层次的协同与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作战中，红九军团奉命单独行动，牵制敌军，掩护主力。他们不避艰险，孤军奋战，吸引数十倍敌军于自己的周围，辗转苦战两个月，终于胜利完成任务。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后，红18师奉命留在根据地内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他们与七倍于己的敌人周旋作战，完成任务后，同主力部队胜利会合。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陕甘红军、东北抗日联军，都以艰苦卓绝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长征，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长征的胜利，是全党全军的共同胜利。
适应征战的军队建设
调整体制编制，提高野战能力。长征途中，各部队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整编，以适应长途转战的需要。整编中，一些建制单位压缩、合并、撤销，干部层层下放，但内部却更加充实，战斗力增强。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途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取消师、营两级建制，军改为纵队。这支仅有7000余人的部队，一路斩关夺隘，挺进陕北，无愧于红军中的精华。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前进行整编，部队小而精干，机动性增强，长征中几次处于险境，都转危为安。
加强通信建设，保障联络沟通。长征转战中，中央红军建立了通信团，下辖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和通信教导大队。长征中，共携带十余部电台，分别配属于军委和各军团。四渡赤水战役中，仅总部与各军团间的收发电报就达300余份，由朱总司令亲自签发的电报就有200份以上。同时，红军充分使用有线电及其他通信手段，各部分队之间适时组织通信站，以保证作战指挥。为做到知己知彼，运用有线和无线通信设备对敌开展侦测侦听活动。二渡赤水时，红一军团利用敌电话线进行侦听，获得重要情报，保证了遵义战役的胜利。
开办随军学校，培养军事人才。中央红军将部分红军学校合编，成立了干部团，随军办学。后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成立了统一的红军大学。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干部团与陕甘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此基础上，以后成立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这些世所罕见的军事学校，随军万里转战，既是培养人才、储备干部的基地，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
组织后勤供应，保障转战需要。红军长征是一次大规模、长时间、无后方的军事行动，后勤物资只能在沿途筹措。长征中，红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动群众筹措给养物资。各部队设立了没收、征发委员会，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按政策向农民、商人征购、采买。战场缴获，是后勤保障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各部队都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求工作人员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红二、六军团颁行了《惩治贪污条例》，组织了审计委员会，开展了严格的审计工作。
长征中的军队建设，要求高度精干，高度实战化，注重提高作战效能。红军长征的总人数共20余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5万余人。虽然人数减少了，但是所有部队，都是千锤百炼的部队。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经过长征锻造的人民军队，后来成为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骨干和中坚。
深刻的历史启示
树立求真务实精神，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正确的军事指导，来源于对客观形势正确的分析和把握，来源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经过遵义会议，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在战略方针、战役指导、战略协同、部队建设以及对敌斗争策略等各方面，表现出高度的求实精神。科学的战略指导，是取得长征伟大胜利的最根本保证。今天，面对新的形势，我们一定要继承红军实事求是的好传统。科学发展观，深刻体现着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学习总结红军长征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深刻了解、切实把握信息化条件下军事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把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纳入科学轨道；要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解决部队建设的深层次问题，使我军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又快又好地发展。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立足现有装备，提高打赢能力。战争的胜负，既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和相关物质条件，更取决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指导、战斗精神等要素。红军长征，为我们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弱胜强创造了光辉的典范。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与以往的战争相比，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但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并没有改变，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没有降低。实行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我们要切实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一方面大力发展武器装备，推动军队建设的整体转型；同时，要树立以现有装备与强敌对抗的信心和决心，不断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世界和平。
发扬创新精神，确立我军新的作战指导原则，构建新的战法体系。长征中的战略战术指导，既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在不同层次上反映着战争的一般规律，其中有些在今天仍不失其指导借鉴作用。如红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灵活调整作战方向，实行无固定作战线的运动战，堪称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非线式作战；从全局的高度抓住枢纽，以对枢纽的把握去影响和推动全局，对于我们在未来作战中，在关键性时节和地点使用“杀手锏”，用特殊战法“以高抗高”，不无参考价值；长征中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通信系统的加强，对于我们实行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到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到科技密集型的转变，加强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学习长征中军事指导的经验，最重要的是要学习长征中的探索和创新精神。长征的征途极其艰险，充满不确定因素。实行正确的军事指导，不能套用现成的原则，也不能采用固定的战法，而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战争将展现出全新的形态，无论是战略指导，还是作战指挥，都更多地将表现出非规范性、非逻辑性、不重复性特征。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创造和运用新的原则和战法，确保我军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增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我们要发扬创新精神，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切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神圣使命。
（《解放军报》 2006年8月29日 06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