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船政文化的渊源与发展

福州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古越人尤其善于造舟及用舟，《淮南子》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越绝书》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连江发掘出一艘独木舟，系用樟树树干所制，长7.10米、前宽1.10米、后宽1.50米，残高82厘米，两侧舷板由前向后斜起。据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对舟体木材测定，其时间上限为公元前290年，下限为公元前100年（战国末至汉武帝时期）。此舟造型古朴，加工粗糙，但舟体有明显经过粗笨的金属器加工的痕迹。(1)连江独木舟的发现，证实了古文献关于闽越族善于造舟的历史记载。

一、西汉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之。” (2)《后汉书郑弘传》称：东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由于当时航海条件还不成熟，因此“风波艰阻，沉溺相系”。(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建安（今福州）设有官方造船工场，由“典船校尉”专门管理。“威武营在开元寺东，吴置典船都尉造船于此。” (4) 这些是福州地区最早的相关记载。唐代奉行开放政策，欢迎海外商人前来经商贸易。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云：“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5) 海外贸易促进造船业的发展，帆船载重量迅速增加，广东和福建沿海之间“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6)五代时期，王审知鼓励商业贸易，为发展经济而创造了种种便利条件。《琅琊王德政碑》记载：“公（审知）则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譏廛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毂摩肩，竟敦廉让之风，骤睹乐康之俗。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以随波，篙檝崩腾而激水，途经巨浸，山号黄崎，怪石惊涛。” (7)当时福建商人出海贸易也盛极一时。闽国莆田人黄滔《贾客》诗：“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 (8)描述了商人在海上随波逐利的情形。福州的造船业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

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中原人口为战祸所迫纷纷南下，福、兴、漳、泉沿海一带人口猛增。沿海居民纷纷出洋贸易，或移居海外，“以海商为业”，遂成为一代人转向谋生的新手段、新模式。由于社会需求和经济推动，宋代造船业随着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的繁荣，海上交通对船只需求量的增多而兴盛起来。据宋初成书的《太平寰宇记》所载，泉、福二州“土产”项下即有“海舶”一项，可见造船业在宋初已成为福州一项重要的手工业。“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 (9) 《三山志》载：船场“庆历旧记场在南台旧盐仓之东，《治平图》复在井楼门外州东北。古有船场门谓此，今皆废。官造舟率就河口弥勒院之旁”。(10)由于宋朝廷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民间造船业臻于兴旺，仅福州“沿海九个县，就有三百七十三只海船。连宋朝命使放洋，也常委托福建监司雇募海船。” (11)宋代福州工匠掌握了全国第一流的造船技术。福州所造的船只深受欢迎，《忠穆集》称：“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12)据《太平寰宇记》载福州所造的海船：“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丫鸟船。” (13)《宋会要辑稿》亦有记载：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二日“乞依陈敏水军见管船样造尖底海船六只，每面阔三丈，底阔三尺，约载二千料……缓急足当十舟之用。” (14)这种尖底型海船，业经考古发现得到证实。宋代造船业发展不仅表现在船舶数量的增加，还表现在向大型化演变。大者5000料，可载500—600人。大型商船对于远洋贸易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元朝多次向外征战，动用水军为数不小。在沿海、沿江有水师千户所、万户府，还设立海站，“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尚书省臣言，行泉府所统海船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宜招集纳颜及里纳噶尔流散户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人……且防御海道为便，从之”。(15)元代统治者倡导并制定了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世祖后期，专门管理外贸机构的行泉府司，拥有和管制的海舶多达万余艘，可见当时海运力量雄厚。元朝廷在至元年间曾一次拨款10万锭钞建造海舶。元代海船以船体庞大，容载量多，多水密隔舱，结构精巧坚固，航海安全而著称于世。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方面刺激造船业。造船业的发展，加上指南针用于航海，又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马可波罗经过福州并描述福州城市美丽、物资丰富、海外贸易兴盛：“有一条大江（闽江）穿城而过……两岸簇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停泊着大批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许多商船从印度驶达这个港口。印度商人带着各色品种的珍珠宝石，运来这里出售，获得巨大的利润。” (16)宋元时期造船业的高度发展，为明初郑和下西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明初的海防政策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统领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宝船四十八艘，赍奉诏旨赏赐，历东南诸番，以通西洋。” (17)郑和船队以强大的海上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形成人心所向、万国来朝的局面达到维护国家海防的效果。福州的长乐太平港是建造郑和下西洋宝船基地之一。据《明实录》记载：永乐二年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 (18)这5艘海船，指明是为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而特别建造的。在此之前，即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明成祖朱棣曾“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19)显然也是为遣使西洋做准备。据《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七年，内寺郑和使西洋，海舟皆泊于此，因改今名。” (20)明代卫所制，沿海各卫配备战船50只，每所配备战船10只。当时有福、哨等类型船只，卫所军春夏出哨，秋冬回守。明初水师之所以能够大有作为，就是以兴旺发达的官方造船业“烽火门等五水寨造船厂（在府城东南河口）”作为后盾。(21)闽北山区是杉木产地，一般秋冬砍伐，俟春水涨发，顺流而下，或集于洪塘，或集于台江，供造船用。明代走私贸易盛行，盐业生产迅速发展，刺激了私营造船业，福州西门外洪塘，商盐海船一向俱在此打造。其间性能最为优良的是福船。福船以耐风涛、御火著称。“盖福船之制高大，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张，其尾高耸，设舵楼三重于其上”。“福船凌风驾涛顷刻千里，势如山摧，贼舟遇之大者即碎，小者即犁……福船有三种，上焉者谓之大福船，次者谓之海苍，又次者谓之草撇，皆福船也。” (22)福船是明代水师装备的主要战船，比倭船大得多，有坚实的龙骨和骨架，不怕冲撞，在深海中占优势。戚继光在福建指挥抗倭，就是凭福船克敌致胜。俞大猷谈拒倭方略说：“当以福建楼船破之。”虽有比福船更大的船，但由于稳定性差，在船上发射火器难于命中，因此效果不如福船。这是福州人的骄傲，其时中国造船业在世界上还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