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礼俗、传说和我们的节日

端午(五月端五/端午)何时成为一个民族节日，在学界一向是个见仁见智、没有确证因而没有结论的悬案。正如有学者说的：“把端午起源断为始于汉代，固嫌太晚，臆断为始于战国时代，也是无根之谈。”如果综观作为端午之支撑的礼俗，其滥觞的时间，至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这样的问题，还是留待学者们去探讨去吧。

在我国，任何一个传统的民族节日，即非政治性的节日，其起源或动因，大半都是或因农时、或因天文、或因季节、或因农作需要、或因生命延续需要，而得以滥觞并逐渐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日期，一旦被全社会认同为全民性节日，又必定附着了许多礼俗作为基本构成内容，也必然有许多关于这些礼俗的传说在民众口头上广泛流传，而这些因地而异的口头传说，反过来又对节日(包括礼俗)的延续和发展起着强固的积极作用。节日及其礼俗和传说，在其发展中，总是随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需要而发生着或快或慢的递变，不时加入了许多新的因素，而这些新的因素，由于是和新的环境、时代、社会相适应的，也就使传统的节日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递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以至传至今天的节日，有的甚至已经与其本意差之千里了。端午节就是一例。各地现代形态的端午，与原初形态的端午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其本意，如厌胜禳灾(五月为毒月)、辟毒逐疫的原旨，经历过漫长的历史途程，在有些地方和有些人群中，或由于失忆而变得湮没无闻了，或由于功能的淡化或削弱而基本上退出了人们的意识和生活。无怪乎媒体上有人批评说，深厚而多样的文化内涵被遗忘了，剩下的只有吃粽子，几乎变成了吃粽子节了。我有一个例子。在我的家乡，用五月端午捉来的癞蛤蟆，将一碇上好的墨从它的屁股上塞进去，让蛤蟆皮翻在外面，吊在房檐下风干后，用来治疗疽疮或“痄腮”(腮腺炎)，有奇效。葛洪《抱朴子》说：“蟾蜍万岁者，头上有角，颌有丹书八字，五月五日午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能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矢皆反还自向也。”癞蛤蟆就是蟾蜍。它嘴里射出来的是毒液，能致人中毒，也能治疗疽疮。我儿时得过“痄腮”，这是一种传染病，父母就用吊在屋檐下面风干了的癞蛤蟆裹墨涂在我的腮上消肿，很快痊愈了。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了，即使在农村癞蛤蟆裹墨也不仅不用了，怕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了。因此，追寻节日的本意，认识其本原和性质，对于今人认识自身及其文化的来龙去脉，保护民族文化的根脉，当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端午节的本意和性质，20世纪前半叶，先有江绍原先生(20年代)后有黄石先生(40年代)刨根问底的追溯研究，其所得出的结论，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共识：端午节原本是一个“禳灾”或“逐疫”的节日，亦即一个公共卫生的节日。20世纪后半叶的研究文章很多，在端午的起源与内涵诸方面作了细化的阐释，但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超越。黄石说：“端午节是个浑然的岁时礼俗体系，它的诸般礼俗有一条线索贯通，作为它们的中心支柱是什么呢？一切都为了逐疫，一切都为了保证生命的安全，最高的目的，唯一的目的，是生存欲的表现。一句话说，端午是逐疫节，这就是它的根本意义，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解释。”(黄石《端午礼俗史》第230页，台北：鼎文书局1979年5月版)生活的需要和时代的变迁，促使端午的内涵发生了或快或慢的递变，如江绍原所说：“风俗系应某种需要而起，但是本来需要的到后来也许渐渐消灭，其时也，这个风俗如其不随着消灭，就往往改变性质和内容，成为满足另一种需要的工具，于是那风俗的本意日久许完全被人遗忘。”(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北京：《晨报副刊》1926年2月10、11、20日)而促使端午节及其礼俗发生或快或慢的递变的因素固多，除了生活的需要和时代的变迁的直接影响外，民众中流传的关于端午及其礼俗的口头传说也起着不可忽视的、或者说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上所述，端午的原旨和性质在各地是一致的，几乎没有大的区别，而构成端午节日的礼俗则种类、名目繁多，且因地而异。以生活形态类而论，诸如蓄兰沐浴，龙舟竞渡，采百草与斗百草，捕蛤蟆，熙游，竞技等；以辟毒逐疫类而论，诸如戴百索和香囊，长命缕，悬艾人，五雷符、五毒符等；以时食类而论，诸如角黍(粽子)，羹汤，端午酒，端午宴等不一而足。总的看来，代表性的礼俗主要是两项：龙舟竞渡和吃角黍(粽子)。

端午及其礼俗的传说，主要是以某些与端午相关的同质的社会习俗为题材，并逐渐将其起源与某些历史人物及其功业联系起来，而创作、记述、渲染、传扬、流传下来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口头作品，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由不同地域的民众所创作的，惟其如此，才显得纷繁而驳杂，呈现出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仅就端午起源的传说而言，主要与三个历史人物有关：楚大夫屈原、吴大将伍子胥、越王勾践。此外，也还有孝女曹娥等等。《武陵竞渡略》说：“竞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古今图书集成成岁功典？武陵竞渡略》)《荆楚岁时记》说：“邯郸淳曹娥碑云，事在子胥，不关屈平。”(梁？宗懔原著、谭麟译注《荆楚岁时记》，第30节)宋？高承《事物纪原》说：“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当然主要是以龙舟竞渡这个重要的端午习俗来说事。楚人说端午起源于对屈原的缅怀，吴人说端午起源于对伍子胥的悲悼，越人说端午起源于对勾践的纪念。这三个关于端午起源的“传说群”，究其实质，其实是楚、吴、越三个地域文化的产物。楚、吴、越这三个历史上并立与交战的国家和集团，都处身于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民众对民族的命运的期望与对国泰民安的憧憬，势所必然地促使他们选择各自理想中的代表人物，作为他们的民族精神的代表和旗帜，而这样的人物就是屈原、伍子胥、勾践。于是，在时代因素使然下，以悲悼祭祀屈原、伍子胥、勾践为内容的端午起源传说，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并逐渐与原先就流行于民间关于“毒五月”的种种驱毒逐疫的民俗事象联结或融合起来，形成了包括民俗事象和人物功业在内的内容庞杂的端午传说，而民间原有的一些民俗事象被纳入到传说中之后，给予了起源或意义上的重新阐释。这些端午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不衰，使其成为在所有的传统节日中最富传说色彩和斑斓民俗事象的节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流传的态势出现了一些变化，沅湘地区流传的纪念屈原端午传说和吴越地区流传的伍子胥端午传说仍然盛传不衰，而纪念勾践的端午传说虽然也仍在民间流传，不过范围相对要窄一些，主要在绍兴一带。嘉兴一带民间关于端午节的传说，则以伍子胥传说为主，同时也兼有勾践传说。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端午节”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六大传统节日之一。秭归、黄石、汨罗、苏州、宝山、余杭、晋江、嘉兴、黑河、石狮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区，相继被批准为我国端午传统习俗的保留地和保护地。这些进入国家名录的端午保护地区，其所拥有的端午民俗事象和故事传说，是不一样的，带有很浓重的地方性。笔者在前面所论与三个历史人物相联系的三个代表性地区，即楚、吴、越故地，除了前面所说的战争纠葛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古代楚、吴、越三个国家和集团的生活环境，都在水网地带，楚在沅湘流域，吴在太湖周边，越居沿海兼山峦，丰富的水域所造成的居住环境的共同性，同时造就了他们都以龙舟竞渡为其表达观念的载体。而这观念的实质，据学者考证，不是别的，而是“送标”、禳灾(送灾)、逐疫；后来，逐渐转变为对屈原、伍子胥、勾践的追怀，把他们的业绩与端午的起源联系起来，借以通过对这些伟大人物的讴歌来表达人们的理想和憧憬。

尽管民间作品不等于历史，不能把春秋时代的屈原、伍子胥、勾践这类历史人物附会到端午的起源传说上就因而认定端午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毕竟“从远古时代起，民间文学就是不断地和独特地伴随着历史的”(高尔基《苏联的文学》)， 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历史事件为核心情节的传说和以纷繁杂芜的端午民俗事象为核心情节的故事，依然在一些地区相互依存、口头流传的事实，无疑是我们今人认识历史和考察民众宇宙观和社会观的重要材料，也因此值得我们加倍地珍惜和悉心地加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