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丑的喜乐悲苦与文化担当——读《柯贤溪》

一代名丑的喜乐悲苦与文化担当——读《柯贤溪》

文/白勇华

戏曲在20世纪进入一个错综复杂的场域，戏曲与人、戏曲与社会多维关系发生巨大变迁，尤其是国家力量的激进介入，戏曲及艺人的命运便与文艺政策紧密关联，展开一幅波澜壮阔、风云诡谲的历史图景。或可言，一个名艺人的生命史，就是一段浓缩的当代戏曲史。记住一个名艺人命运多舛的坎坷人生，就能记住一个剧种在一个时代的起落沉浮。

柯贤溪是高甲戏名丑名师，“柯派”丑行创始人，民间戏称“ 罗溪”，同行及后辈尊称“溪师”。关于柯贤溪的经历、故事及其表演艺术有专论专著与详备的口述记叙。传记文学历时叙事框架内的戏曲文本创作，虽有故事素材丰富、人生阶段明晰等方面的便利，但要萃取能准确又饱满地塑造人物的事件与人物关系，于分散的细节处贯透精神，是不太容易的。而且，戏曲名艺人的日常样貌通常早已隐没在脍炙人口、形神毕肖的人物形象中，说起溪师，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女丑，重新塑造现实生活中的溪师更费心思。李培德先生的《柯贤溪》以柯贤溪幼年学艺为始，柯派“男扮女丑”当代典范之作《金魁星》上演作结。写戏台上的“ 罗溪”，也通过演戏成痴、爱戏不得演的日常，抒写溪师的人生际遇、走进溪师的内心世界。戏写的是溪师的人生经历，也是柯派艺术的发生发展历程，其间既可窥见溪师的天赋异禀与勤勉执著，又在人生选择的几个关键节点，集中展现其性格情感、品德情义与文化担当。对于高甲戏柯派丑行，是一次艺术精粹与经典小出的梳理、展示，颇具吸引力、观赏性；对于溪师，是对其艺术史生命史的讴歌，饱含作者对人物命运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并挖掘高甲戏丑行一代宗师为流派、行当、剧种做出的卓越贡献及其价值意义。

戏写丑行名角的故事，戏中丑的喜乐与人生悲苦融汇交织，以戏入戏，以喜写悲，别开生面。开场的闽南童谣，调皮戏谑，刚入戏班的“戏仔”上蹿下跳、耍滑贫嘴、有样学样、挨打受罚，瞬间穿越到旧时高甲戏科班学戏的情境。而十一岁的柯贤溪喊“卖蚝”练声、“脸上走铜钱”这些民间剧种练功的土办法质朴天真，柯贤溪因家贫卖入戏班这种习见的民间疾苦、悲惨无奈也在活泼嬉笑中化解为乐天安命。第二场戏班对台，戏班为“赚吃”竭尽全力，艺人挖空心思，也是当时闽南民间戏曲生态的真实写照。戏中戏的设置也巧妙合理，既展现柯派丑行经典小出《骑驴探亲》的艺术魅力，也透视出高甲戏丑角对普通百姓的吸附力及其在闽南民间戏场获得独特地位的历程。第六场，溪师在“文革”时落迫穷困，为生计卖甘蔗，用甘蔗当马鞭，红缨枪的枪穗当胡子，表演起老驿卒骑马、牵马过独木桥，吸引顾客并解嘲逗趣“喫硬蔗，脱老齿”。这是溪师的一段经历，显然也是一出溪师的戏，戏与日常生活在此绝妙交汇。而把落寞的生活过出戏的滋味，或者是丑行自我疏解的方式，也足见溪师困境中的达观。第七场，溪师一人饰双角，以《唐二别妻》悼亡妻，感人肺腑。“搬戏”的人生多是离散漂泊，为养家糊口，寄身戏班，日日夜夜无非台上台下，四处奔波。溪师戏德人品高标，顾家孝母爱妻爱子，与“嫖赌饮”绝缘，无论收入丰歉，尽数归家。溪师与其妻陈玉燕相互的信任、牵挂、依托，是贫贱夫妻的深沉情义，也是底层百姓朴实无华的夫妻伦理。丧妻之时，正值溪师人生低谷落魄无望之际，只以一出《唐二别妻》回报恩情。唐二与爱妻的逗乐、离别，仿佛也是溪师与妻人生悲欢离合的重影，丑角逗趣的极乐之欢，瞬即转而为泣不成声的极悲之痛。这样一场戏中戏，以喜演悲，悲从中来，真是令人百感交集。

曾看到过溪师年轻时的照片，俊朗清秀，很难将其与“丑”相连。显然，他具有超乎寻常的模仿天赋与天才的想象力创造力，又是民间的方言大师。溪师擅于搬演普通人的庸常生活，体察芸芸众生的人间百态家长里短人情世故，表达闽南乡村民众的喜怒哀乐。溪师演戏也是幽默多于滑稽的，肢体动作、语言神情并不刻意丑化，无论媒婆老奴赌徒狗腿子，尽管时而搔首弄姿、缩头缩脑，摇肩扭屁股，但因其伶俐机智，妙语连珠，活灵活现，演来均俚俗不庸俗，可笑又可爱。 作者写《柯贤溪》，便融入许多戏曲行内的闽南方言俚语，生动贴切，富有情趣，而戏中溪师表演时的诙谐与生活中的端正，台上的丑与台下的美，也能相互交织映衬。

戏还着重写了溪师在不同年代相似境遇下的人生抉择。民国后期，因时势艰难，溪师重操“卖蚝”旧业勉强度日，却舍弃移民南洋吕宋组班的大好时机，激起满腔热情为新中国筹建晋江高甲戏剧团；“文革”时期，溪师被诬陷为“黑戏头目”遣送回乡，喂猪敲钟，一家人常以米糠拌野菜充饥，期间又因挡不住戏的“诱惑”，忘记“文艺黑线人物”的身份，“染指”排练样板戏，更雪上加霜，极尽破落凄凉，却在“文革”后，一经“平反”，便尽弃前嫌，收徒传艺，为剧团重建、剧种传承，老骥伏枥。

那个年代的高甲戏艺人对于南洋可谓爱恨交加。大多数名艺人都曾在南洋的各大戏院备受追捧，成角成名，收入丰沃，并借此光环与荣耀，扬名乡土；然而，离了故土，签约戏院，人身自由受限，也难熬思乡思亲之苦。概因高甲戏与闽南民间信俗与百姓生活水乳交融，“家乡培养高甲魂，须在故土扎根深”大抵也是困顿流离的溪师只想安稳演戏、报答乡亲的心声。随民间戏曲跻身国家文艺阵营，艺人实现阶层跃迁，为谋生的职业叠加上为艺术的事业，“重整高甲看今朝”也是真切动人的时代之音。至“文革”时期，闽南乡村“禁演古装戏”进行得极为惨烈，被“禁止演戏”的艺人更是苦不堪言。但因心心念念、难以忘怀的仍是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赞美的无上荣耀，是粗朴草台下那一声天真烂漫的“ 罗溪”，加之“德艺双馨”的价值认同入心入骨，时机一到，虽心有余悸，仍义无反顾。作为名角名师，溪师最为人所缅怀的是为人民为艺术费尽心血、从一而终的精神。这也正是剧作者努力追寻的。也因对人物生平、细节及高甲戏、高甲丑有研究与描绘，对溪师的崇敬之情浓烈而真诚，戏便具有流畅舒缓、润物无声的格调。

但也觉得，在时代的压力之下与戏曲的巨大变革中，人物内心的丰富复杂还可以有更深入的揭示。在民间戏台的广阔天地，溪师随心所欲，五彩缤纷，但在新社会新戏剧的创作体系中，与生俱来的方言思维方言表达与即兴发挥无用武之地，剧本语言的定型、导演的舞台调度，令不识字的民间文化大师无所适从，加之溪师擅长的“男扮女丑”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为顺应时代时势必须进行自我调整、自我修正，刻在心里、烙在身上的表演方式、习惯又难以割舍，其间的纠结与无奈也是惊涛骇浪。

溪师是高甲戏历史上的一盏明灯，照亮了高甲戏、丑行、柯派的来路与前程，真心希望讲述他人生与精神的《柯贤溪》能像他的艺术形象一样光彩夺目。

白勇华，文学博士，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