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骨柔肠血泪书——评周长赋歌剧《与妻书》

侠骨柔肠血泪书——评周长赋歌剧《与妻书》

文/蔡福军

1980年代以来，周长赋以《秋风辞》《沧海争流》《江上行》等剧目享誉全国，退休后的周长赋进入了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期，他的帝王题材为主的戏曲横扫国内各项大奖：写康熙皇帝的京剧《康熙大帝》获得了文华大奖、写崇祯皇帝的昆曲《景阳钟》获得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写武则天的京剧《紫袍记》和写李存孝的京剧《飞虎将军》也在文华奖和京剧节上广获好评。京剧和昆曲都是国粹，也是仅有的两个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戏曲剧种。京剧的节奏和唱词的平仄都颇有讲究，昆曲一折一韵，和严格的曲牌格律更是让人伤透脑筋。这两个剧种的写作一直代表着戏曲创作难度和高度。加上早年写的话剧《沧海争流》，周长赋成为全国极少数能够同时创作京剧、昆曲和话剧的剧作家。如今周长赋又来挑战歌剧剧本创作，可以称得上舞台剧创作的全能型剧作家了。

戏曲考验的是剧作家古典的修养，包括唱词、念白和相关的文史学识。话剧一般是白话文，需要更饱满的情节和更丰富的表达。歌剧创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两者之间：需要唱词，但是要白话的；需要对白，但是要附和音乐需要的。同样是两个小时的舞台艺术，话剧剧本的台词量最多。昆曲节奏慢，在戏曲中的剧本字数最少，而歌剧剧本的字数比昆曲还要少。周长赋的昆曲《景阳钟》一万字左右，而歌剧《与妻书》不到八千字，如果去掉舞台提示，真正的台词也就六千多一些。歌剧剧本有大量的唱段，要求字字珠玑，句句到位，不允许拖泥带水。歌剧有独特的形式，是以音乐为主导的舞台艺术，作曲排在编剧前面。歌剧有独特的声腔要求：男高音、男中音、女高音、女中音等，这些声部的搭配类似于戏曲的行当。《与妻书》剧本主要人物刚好四个，林觉民男高音、陈芳佩女高音、张鸣岐男中音、张夫人女中音，这样的分配不仅是剧情和人物的需要，也是音乐声腔搭配上的需要。

近些年，以林觉民《与妻书》为题材的舞台艺术作品有不少。有广东省话剧院的话剧《与妻书》，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闽剧《与妻书》等。说明这个题材的重要性，这封家书承载的历史和情感重量。应该说，《与妻书》的题材很适合歌剧创作，歌剧情节不能太复杂，而这一封家书所表达的爱情和历史的分量刚好能够承载。

周长赋是戏剧结构的高手，全剧写书、受审、就义、化鹤四个乐章，基本上给音乐定了调，将戏剧的高潮与音乐的高潮很好地统一起来。调子变化错落，而又互相支撑，形成丰富而饱满的交响。音乐创作与戏剧也忌讳单调，编剧要把各个场次安排妥当，让不同音乐风格有发挥的可能。四个乐章是抒情、叙述、抒情间杂叙述、抒情，但是在基调上层层递进，写书的低沉、受审的高亢、就义的慷慨，不断为高潮蓄势，往高处飞升，最后达到化鹤的升华。热场与冷场的搭配，也展现了编剧的功力。第一场广州起义、第二场清兵审讯、第三场慷慨就义、第四场革命老幼同诵《与妻书》的场面。每一场都有大场面，每一场又都聚焦在主要人物身上，让他们的矛盾充分展开，人物变化发展。

这四场戏中，林觉民的侠骨与柔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戏剧的冲突点。这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咬合、彼此促进、无法分割的组合。《写书》这一乐章中，林觉民被捕入狱，他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到了狱中，将死之时，必须让妻子明白，自己的爱。他为了国家大计从容赴死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恰恰是对妻子赤诚的爱让他有勇气舍小家保大家。监狱中想象中的对唱，回忆的空间和现实的空间，以感情的纽带贯穿起来。彼此的担心，彼此的揪心，彼此的挂怀。临别的某种不详的预感，掩饰，不敢追问，又挂心。是慷慨就义还是投降后流连温柔乡？侠骨与柔肠之间必定有艰难的选择。

侠骨与柔肠的矛盾不仅仅在林觉民与陈芳佩之间发生。以《与妻书》为媒介，林觉民的侠骨柔肠是敌对方张鸣岐、张夫人对他的态度发生戏剧性转变的转折点。在第二乐章中，张鸣岐对林觉民的审问变成了争论，是革命还是维持现状，是封建帝制还是走向共和，争论变成了说服对方，争取对方。有了林觉民与张鸣岐的这一番辩论，就更清晰地了解到林觉民舍弃小家为了大家的原因。侠骨与柔肠之间的矛盾一层一层，有序地铺展开来，在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让人性闪光。林觉民试图用侠骨说服张鸣岐，说服周围的清兵，但是没有成功。

真正让敌对方都为之动容，为之改变，为之争取、求情，是因为他们看了他的绝笔《与妻书》。这封信中流淌着真挚、浓烈的情感甚至打动了敌人。尽管在信仰的选择上有不同，他们无法掩饰对林觉民人格与爱情力量的敬佩。戏剧性在此，敌人的夫人帮助求情，帮助。周长赋安排了夫妻之间的二重唱，同时感动，同时感叹，同时感慨：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国家。这是人物转变的深情咏叹调，既突出了这封书信的震撼力，实现了人物的发展和主题的确立，也颇富形式感和舞台感。

张鸣岐夫妻感动了，试图劝说林觉民，为了爱情放弃他的理想。张鸣岐夫妇的劝说不会不在他的内心掀起波澜，虽然林觉民去意已决，但是两个人的劝说还是打到了他内心最脆弱、柔软的角落。如果侠骨与柔肠是不对等的，那么戏也不好看，如果对妻子毫无感情，对妻子的爱没有半点分量，那么他的死也不会给人特别大的震撼。恰恰是对妻子的爱特别深，他才会犹豫、痛苦、内疚，才让他的取义显得伟大，毅然舍弃如此美满的家庭、如此好的姻缘，也更加增加了他为国为民、杀身成仁的震撼力量。因为爱，林觉民宁可让妻子先死；因为爱，选择离开，他背弃了先前的约定，尽管他明明知道离开对爱人是最残忍的伤害。这样自相矛盾的解释正是林觉民复杂心灵的呈现。这是他内心挣扎的地方，也是戏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侠骨与柔肠之间的矛盾正是《与妻书》最为动人之处。

反过来，张鸣岐夫妻越是感动，越是觉得林觉民了不得，就越不能让这样的人才活下去，加入敌人的阵营。最后，张夫人劝说未果，答应把书信寄到陈芳佩手里。陈芳佩看到《与妻书》之后，原先的担忧、期盼、甚至绝望都消失了。她在信中看到了林觉民对她深深的爱，他在侠骨与柔肠之间的艰难抉择。这封信让现实中的陈芳佩实现了转变：她看到之后，什么都明白了，不再遗憾、难过了。武昌起义成功，林觉民的理想成为了现实，她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在她生下孩子之后，决定与其共死，化鹤相聚。这封家书的力量，不仅让敌对的阵营都为之动容，为之敬佩、折服，也让陈芳佩真心感动，化鹤相随。

以《红珊瑚》《洪湖赤卫队》《江姐》《白毛女》《党的女儿》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民族歌剧， 都是用话剧对白加上音乐唱段的写法，有点“话剧加唱”的味道。每个经典剧目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歌曲与剧情的音乐表现上是断裂的。《与妻书》的写法更接近于西方经典歌剧的创作方法，对白也具有音乐性，也是用宣叙调唱的，在音乐上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当下的歌剧创作并不令人乐观，像《小二黑结婚》《原野》《紫藤花》《苍原》等能够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当代民族歌剧并不多。首先要讲好中国故事，《与妻书》是纯粹而感人的辛亥革命历史时期独特的爱情故事。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与妻书》将一封书信造成的几个主要人物内心戏剧性的变化呈现出来，将特定历史时期林觉民的侠骨柔肠写得精致、细腻、感人，把爱情写出了自己特点。歌剧的民族化应该从传统戏曲当中吸收有益的成分，《与妻书》中生（林觉民）、旦（陈芳佩、张夫人）、净（张鸣岐）、丑（狱官）等的行当搭配，颇有戏曲性。唱词中还带着些戏曲的味道，放在民国的背景，放在用古文写就的歌剧剧本《与妻书》上，古意盎然，别有一种韵味。歌剧的民族化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实践的过程。需要有大量的剧目，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各个层面去充实、去开拓、去打开新的空间和可能性。《与妻书》为歌剧的民族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蔡福军，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