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六则

谈艺六则

文/何光锐

艺术家为什么要读书？

1944年傅雷在给黄宾虹的信中叹道：“画家不读书，南北通病，言之可慨。”

现在回过头看，那个时代的不少画家倒是着实读了一些书的。如果傅雷活在今天，不知会作何感想？

艺术家的素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艺术家的知识结构不可能相同也不必相同。然而，起码的“底线”是不能没有的。

多年前的一个场景曾经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国电视书法大赛的决赛上，一位进入隶书前六名的选手，在综合素质比试中得了零分。其间当主持人问到“中国传统的‘五岳’是指哪五座山？”时，他居然张大着嘴巴，愣是一个也答不上来。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类似的尴尬，在比赛过程中比比皆是，一场电视大赛，无意中把许多书法家的“家底”给抖露了出来。

艺术家为什么要读书？从浅近处说起，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除了技艺才情的前提外，还要求创作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层次。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化底蕴是区分艺术家和工匠的重要标准，而“营养不良”除了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格调境界外，还容易在细节处捉襟见肘，露出“马脚”，贻笑大方。

露马脚与否还不是问题的关键。读书的真正意义并非为了掉书袋，做学究，而在于明理。“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必也济乎义”。所贵乎读书者，“济乎义”也，“贯乎道”也，而卒能“会其通”也。

对于艺术家来说，技艺的训练、素材的积累固然不可忽视，而哲理的通达、境界的提升和情趣的陶养却是头等大事。有人问周臣为何不及弟子唐寅，周臣回答说：“但少唐生三千卷书耳”。这虽然是谦逊之言，却也道出了实情。

孔子曰：君子不器。其实孔子没有反对君子掌握具体的才能，他老人家自己射箭驾车样样精通，还当过仓管员和饲养员，他之所以讲“不器”，只是为了强调与“器”相对应的更为重要的“道”。

清人李渔在《闲情偶记》里有一段话说得更明白——“学技必先学文……天下万事万物尽有开门之锁钥，锁钥维何？文理二字是也。寻常锁钥，止开一锁，一锁止管一门；而文理二字之锁钥，其所管者不止千门万户，盖合天上地下、万国九洲，其大至于无外，其小至于无内，一切当行当学之事，无不握其枢纽而司其出入者也……”天下万事既然都有开门的钥匙，那么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拿到这把“通用”的钥匙。所以，提倡读书看上去似乎是不切实际的“迂阔”之论，其实乃一条无法绕开的正途。

巴西是足球王国，巴西人有一个说法：“足球是上半身的运动”。这个“上半身”可谓意味深长：意识、灵感、意志、合作精神……这些与什么有关？还是文化。一项被认为最“粗鲁”的竞技运动尚且讲求修养，何况作为风雅之事的艺术？

艺术家不读书之所以成为“南北通病”，不外乎几种情况。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总有一些聪明绝顶的人，恃其私智，顾盼自雄，认为乖巧者无所不能，骨子里瞧不起读书这件事，瞧不起埋头读书的“笨伯”；“下愚”者，底子太差，无门可入，则视读书为畏途。除了这两种特殊情况外，大多数的艺术家们并非不想读书，只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们忙。如今艺术是个竞技场，尚未崭露头角的忙于“科举”，小试锋芒的忙于炒作经营，声名显赫的忙于立山头，树“流派”，或暗地角力，或互为声气，终日前呼后拥，应酬吹牛，“大丈夫不当如此乎？”。

但他们大都知道书本的好处，必要时还得摆摆空城计，弄弄玄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包装自己的作品，正如艺评家吴亮所言，“不会画和故意画得拙劣之间的区别，无非是有没有找到一个时髦的说法”。只是书到用时方恨“多”，忙里出错，露出点马脚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艺术评价标准的混乱，艺术鉴赏群体和氛围的缺失，快餐文化的泛滥，这些深层的社会环境因素，也让不读书的艺术家们得以从容周旋于其间。

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浮躁的现象存在，更何况在今天这个商业社会，艺术已然成为一个饭碗。其实每个时代也都不乏沉潜笃定者，他们有的时候并不在公众的视野之内，但他们却是文化传承与延伸的脉络所系。

与傅雷同时代的画家溥心畬，一贯主张以读书为作画之根本，他曾对别人说：“如若你要称我为画家，不如称我为书家；如若称我为书家，不如称我为诗人；如若称我为诗人，更不如称我为学者。”

溥心畲终归还是以画名世，但他的这种认识与追求，却能给我们带来启发。

“靠谱”

在百度百科上搜索“靠谱”这两个字，得出的解释是——北方方言，后现代流行词汇，就是可靠、值得相信的意思。再搜了下“离谱”，指的是事物的发展脱离了规律性或公认的准则，不着调，不和谐。

以前人以为，不管做什么事，都得有个谱。比如弹琴有琴谱，下棋有棋谱，画画有竹谱、梅谱，《芥子园画传》就是顶有名的画谱。

问题是，如今琴棋都还有“谱”在，而公认最为高深莫测，动辄以“道”来标榜的的书画艺术，反而没有“谱”了。

我经常用“卡拉OK”来形容今天的书画艺术。“卡拉OK”的最大好处就是没有门槛，只要不是哑巴，拿起麦克风就可以引吭高歌。只要自我感觉良好，尽可以声情并茂，不须在意跑不跑调，也不用管别人是否受得了。为什么许多领导干部热衷于写写画画，一是可以附庸于风雅之列，二是“敢唱就会红”，既容易上手，也方便旁人鼓掌。

将艺术与竞技进行横向对照，是件颇有意思的事情。竞技体育的好处，在于有一套人人认可的鲜明的规则，规则之下，水平立现、胜负立判，“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拳击打球赛跑举重不用说了，就连体操、花样滑冰这种表演性质的项目，你也得先达到一定的技术难度，然后进一步才能出风格比神采，如果连基本动作都掌握不了，就只有摔得满地找牙，当众出丑。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艺术只是用来陶冶性情的，或者援引西方人的说法，“艺术是一种‘非功利性、非竞争性’的‘自由’的游戏”。然而，“非竞争性”也给这一“游戏”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件艺术作品的优劣高下，只能通过会意于心的鉴赏，缺乏明确、公正、通行的评判标准。一旦较起真来，反而弄得说法纷纭，是非蜂起，鱼龙莫辨。

其实大凡能够成为一个专业，都得有个“谱”，有个门槛在。中国人却爱把事情弄得高妙玄乎，一提到艺术，就要讲“意境”论“气韵”。高妙玄乎本没有错，但那是最高阶段的事，而不应该是起始阶段的追求。书画艺术也确乎高妙，但今天的艺术家们似乎不愿意入“门”，都愿意直奔最高处而去。他们忘记了书画原本也是一个专业，也应该有个绕不过的“谱”在，遂使书画艺术成为最缺乏专业精神的一个领域。

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书画“小道”，乃诗文之“余事”，那无疑更要以“余力”之“余力”来对付了。即便如此，我们的古人们在这些寄托情怀“小道”之上，仍然有着虔诚谨饬的“问道”之心，而并非含糊草率，敷衍了事。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这是诗人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的名句。为什么要“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工作效率如此之低？笔者以前对这一点也不是太理解，是不是古人故意把作画过程神秘化，过于矜持了？直到有一次翻读画史，看了一段关于吴镇的文字才恍然大悟。“元四家”之一吴镇画山水擅长以湿墨点苔，却“每积画盈筐，不轻点之”，语人曰：“今日意思昏钝，俟精明澄澈时为之也”。的确，人的情绪有变化，精神有起伏，并不是每个时候都适宜作画。在“意思昏钝”的状态下，连点苔都点不好，自然也画不好“一水”与“一石”。

这实际上是个态度问题。北宋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这样表达他的态度：“……已营之，又撤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复终始，如戒严敌，然后毕。此岂所谓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谓天下之事，不论小大，例须如此，而后有成。”画一幅画，居然要戒慎从事，如临大敌，这说法听来似乎很有趣？据传，宋徽宗领导下的皇家画院，对于孔雀开屏是先举右脚还是左脚这样的细节都十分在意，这种较真的态度似乎有点“纠结”？然而，“天下之事，不论小大，例须如此，而后有成”，是矣！是矣！

今天大家都爱说，“态度决定一切”。对待书画艺术，古人的态度“如戒严敌”，今人的态度如“卡拉OK”。这就决定了古人能够在实践中梳理提炼出“画谱”，而今人的书画却大多不“靠谱”。

不如守约

这个守“约”，说的不是跟朋友约会的“约”，而是与“博”相对应的“约”。

对于今天的艺术家来说，守约是不容易做到的。跟前人相比，我们面对的信息太多，资料太多，诱惑太多。这本来是很幸福的事情，然而，要抵挡住诱惑，却需要觉悟和定力。

周围有不少搞书法的朋友，每年看他们的各种展览，总的感觉是大家都在竭力地想端出一些“新”的东西，前年整的是隋唐写经，去年是汉简，今年又从战国的兵器上搬了些古怪的篆书来。但他们的书法究竟搞成了没有呢？私下交流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仍旧透露出一丝茫然。

这时候很自然地会想起一句有名的话来——“真迹数行可名世”。

古人也有烦恼，他们的烦恼不是资料太多，而是太少。“真迹”是从事艺术的宝贵资源，谁占有了资源，哪怕只是廖廖“数行”，谁就离成功不远。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记载，钟繇向韦诞苦求蔡邕的笔法秘诀，韦诞不依，于是大闹三天，槌胸至呕血，还是曹操拿五灵丹救活了他。“欧阳询见索靖古碑，驻马观之。去数步复还，下马观之。倦则布毡坐观之，宿碑旁三日乃去。”欧阳询没有数码相机，只好在碑下睡了三个晚上。但钟繇和欧阳询的书法终归是搞成了。

记得有一年的高考作文题，要求根据一幅漫画写成议论文，漫画画的是连成一片的地下泉水，和未能伸及泉水的几口深浅不一的井。其实这个道理古人已经讲得很透澈，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里，转述了友人吴嘉宾对他说过的一段话：“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无论为学为文为艺，总以“深入”为第一要义，惟有深入方能尝到真滋味，获得真领悟，方能“掘井及泉”“探得骊珠还”。而“深入”的前提是专注与守约，正所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那么，今人为什么总是显得“花心”，做不到沉潜执着、专注守约呢？资料太多，来得太容易是一个方面。南宋朱熹曾说：“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都有印本，多了。”处在网络时代的我们，比起朱熹时代的“今人”，面对的知识信息何止万倍？因而更需要克制贪多务得，急切冒进的心理。另一方面，“花心”的真正根源在于“名心”“利心”。还是用朱熹的一句话来说透：“……今来学者，（读书）一般是专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说得新奇，人说得不如我说得较好，此学者之大病。”可见“花心”也不是今人的专利，只是今人更甚于古人。今天的书法家们，临帖练字一般是专要作展览用，一般是要写得“新奇”，生怕写得不如别人的好。问题是今年“新奇”，明年还得“新奇”，于是到处翻找那些生僻的材料，那些别人还没来得及“开发”的“资源”，从花样到花样，实际上艺术的“道行”并没有真正的变化，就如俗话说的“熊掰玉米棒子，一路掰一路丢”，最后落个两手空空。

我常对人说，为什么现在很少产生震撼人心的文学巨作？因为文学的两大永恒主题——爱情与乡愁，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淡化了情感根源。男女交往没有了限制，“爱情”随处可得，随时可以结束，“快餐化”的选择之下难以再有荡气回肠的碰撞。张艺谋为拍电影《山楂树》，在全国范围找不到“纯情的眼神”，虽有炒作嫌疑，但他的感叹也的确反映了某种事实。交通通信的极度发达，驱走了由地理隔阻造成的距离感，那种“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羁旅之思、乡关之慕也就不复存在。真正的乡愁，恐怕只有杨利伟在太空中回望那颗蓝色星球时，才能体会到吧。

艺术上的“纯情”，同样难以寻觅。专注守约，先得耐得住寂寞，而学问艺文，从来就是寂寞之道。

有几位或从福州走出，或仍留在福州的60多岁的篆刻家、书法家，都有着扎实深厚的功力。笔者在与他们的交往当中，发现他们年轻时都曾做过“脱影双钩”的工夫。那时还是在“文革”期间，对艺术的痴迷让他们心无旁骛，而艺术的资料则极其匮乏，有谁得到片纸只字，友朋间辗转相借，灯下勾摹，全神以赴，不知东方之既白。而正是这种“双钩”经历，让他们锤炼了手眼工夫，在艺术上尝到了真滋味，获得了真领悟，一生受益无穷。

其实资料信息只是“中性”的，如何对待和运用资料，则“存乎一心”。今天的我们，面对着古人未能梦见的丰富讯息和交流渠道，面对着多元文化的冲击交汇，面对着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这实际上是亘古未有之崭新机遇，从道理上说，应当有所因应，有所创造。然而，为什么放眼看去，只是一片喧嚣嘈杂、光怪陆离？

钱穆先生当年在论及学者之“病”时说，“千言万语，只是一病，其病即在只求表现，不肯先认真进入学问之门”“未曾入，急求出”“尽在门外大踏步乱跑，穷气竭力，也没有一归宿处”。此话移之于今天的艺术领域，恰能切中时弊。

挖井的目的是“及泉”，没有找到水之前老想换个地方挖，等于前功尽弃，殊不知底下的源泉是连成一片的，从哪里挖并不是最重要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你总得选择一条走到底。至于到了罗马以后做什么，那是后面的事情。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不如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