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热土上走出的红色军医——杨锡光

杨锡光，三明市将乐县光明乡人。1934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革命队伍中长期从事医务工作，是将乐这块红色热土上走出去的著名红色军医。

青少年时期的杨锡光受苏联“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喜欢阅读《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ABC》等书和鲁迅著作。他的床头堆满了《新青年》《语丝》《北新》等进步书刊，还经常介绍给同学读。“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爆发后，将乐也掀起了声援热潮，还是小学生的杨锡光就积极投入集会、游行和抵制日货、洋货的活动中。

1930年，中共闽西特委在将乐县城南门外的下府庙设立了一个地下交通秘密联络点，安排了一位照相师傅住在那儿以照相为名，侦察国民党刘和鼎军的情报和在学生、工人、农民中宣传革命思想。杨锡光与他来往密切，经常从他那里取得进步书刊进行阅读和传播。

嫉恶如仇

杨锡光生性耿直，嫉恶如仇。他在南平西贝利医院学医时，有个外国的外科医生常常对女护士动手动脚，杨锡光只要一看到这情况，都会挺身而出保护这名护士。在将乐行医期间，不畏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汤永年的盛气凌人，常常对他冷嘲热讽，弄得他啼笑皆非。有一次，汤永年请杨锡光去府上给其母亲看病。事毕，汤请杨锡光参观汤氏祠堂与祖厝，一再炫耀其祖上汤鸴是福建第一位武状元，在海南平叛时如何爱国爱民，在家乡建桥建祠，造福桑梓……

“看来你祖辈果真是贤能之士啊!”杨锡光故作称赞道，“不过，当今中国列强横行，军阀混战，匪军遍地，暴敛横生，农辍于耕，工失于肆，商罢于市，百业凋零，不知你这位政府要员有何良策救民于水火?”

汤永年一时哑口无言。接着，杨锡光又指着街上的穷苦百姓说：“你看，你的这些父老乡亲，这么冷了还只穿着破衣烂裤，抱着个火笼取暖度日，不知汤大员能否效仿乃祖乃宗有好生之德，分些油水来帮助帮助你的这些乡亲们呢?”

一席话，把汤永年弄得十分尴尬，只好悻悻地说：“咱们别谈政治，只谈风月，只谈风月，好吗?”

参加红军

1931年，杨锡光目睹将乐当时没有一个医院和卫生所，深感痛心，便和他的堂兄杨锦光想方设法，创立了三华医院。他对医术精益求精，为穷苦劳动人民治病，从不计较报酬。他的心肠好，对人非常诚恳热情，因此，深得人们好评。

1931年6月的一天，杨锡光正与前来造访的同学孙肇禄闲谈，忽然听到街上人声嘈杂，有人大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快跑啊!”两人出门一看，只见许多人由南大街向南郊外逃跑。杨锡光气愤地说：“这都是那些反动家伙造谣惑众造成的。”

过了几天，一位红军军医带了几位伤病员到三华医院，杨锡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动员医护人员尽心尽力救治。此后，红军陆续将伤病员送到三华医院医治。杨锡光还帮助红军购买了许多药品和医疗器械运往建、泰宁苏区。

“一九三三年红军第二次来将乐时有一军团、三军团，人马很多，伤员也很多。”在几个月与红军的深入接触中，杨锡光深深感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红军才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他看到红军缺医少药的窘况，决意参加红军，并把自己在三华医院的股份换成药品和医疗器械捐赠给红军。

1934年1月，杨锡光在家乡报名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红五军团当医生。后又到江西宁都医院任科长，管四个所，有四五百人。后又调到瑞金总卫生部。长征时还负责了邓颖超、贺子珍等人的医护工作。

红军长征开始是大搬家，什么印钞机、X光机、缝纫机等拖了一大堆。国民党大兵压境，大炮轰、飞机炸，伤病员很多。红军医疗队白天不敢走，只能夜里走，走的尽是羊肠小道。山高路滑，队伍拉得很长，有时走到悬崖峭壁，担架、马匹走不过去，只好背着伤员，牵着马小心翼翼地爬过去。战斗生活很是艰苦。

三过草地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杨锡光随着长征队伍纵横十一个省，“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300余里，面积约375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鸟兽绝迹，人烟荒芜。红军过草地主要有四难：一是行军难;二是天气变化难测;三是食难;四是宿营难。

杨锡光是随着任弼时、萧克等过草地的。开始没经验，红军陷进泥沼中牺牲了很多。后来又遇到暴雨、冰雹，红军很多人没有雨具，被淋得湿漉漉的。幸好杨锡光有一张皮袄，翻过来穿，做为挡风、御寒、遮雨用，但被雨一淋，穿在身上走起路来觉得越来越重。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损失最大，仅以第三次过草地即损失近7000人。如果加上第一、二次过草地损失的人数，估计翻一倍还要多。就在长征途中，杨锡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狱中斗争

长征后，杨锡光到西路军医务部当主任。到宁夏与坚持反共的“五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马鸿标、马鸿逵)军阀打了几仗，部队损失较大。到甘肃的麒麟山时，只剩下八百多人。这里是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地方，路上十分险峻，一不小心掉下悬崖就没命了。红军小心翼翼地翻过了麒麟山，到了甘肃省的西部才和党中央联系上，中央指示开去新疆。于是部队向新疆进发，途中又与马步芳匪军打了一仗，部队只剩下四百多人。卫生部的11人全被打散，剩下杨锡光一个人，只好顺着电线杆走，去寻找部队，直到新疆边界才找到李先念的部队。

1942年9月，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把毛泽民等几百人关押起来，杨锡光被关押了五年。在狱中，杨锡光是地下党支部委员，领导狱中的同志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顽强不屈，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我对共产党信仰到底，我愿为共产党牺牲到底!”

1946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得知杨锡光等人还受关押，就把名单送给周恩来副主席，由周副主席向国民党交涉，后由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派专人护送这批人回延安。途经西安时，胡宗南还想把这批人搞掉，但未得逞。是年9月，杨锡光等人终于回到了延安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初心不改

回延安后，杨锡光先后担任了中央医院主任、枣园中央机关卫生所所长、中原军区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随李先念部队南下，先后担任第二野战军12纵队卫生部部长、江汉军区卫生部部长、湖北军区卫生部部长和中南军区卫生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锡光被派到苏联学习，受到斯大林的接见。1952年10月回国后，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1954年，任人民军医出版社社长。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6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1958年，地方向军队要人，杨锡光转业到江西省卫生厅任党组书记、副厅长兼中国医学院江西分院院长。在地方，他不居功自傲，继续保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带头开展科研攻关，翻译苏联医学名著，推介国外医学理论和先进医疗技术，受到广大干群的好评。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锡光因“新疆被捕问题”遭到审查、批斗，造反派将他关押起来，说他们是“整体叛变”，是“老反革命”。他又被关押了五年，但始终相信党的领导，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最困难时期，他仍然坚持“假的就是假的，历史总要还原原来面目”。1975年8月，杨锡光的“历史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工作。1979年9月，杨锡光出任江西省卫生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兼江西省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虽年高体弱，仍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促进江西省卫生事业的改革发展和培养医学人才发挥余热，直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