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玉：网络问政的政治效能感浅析

    二、网络问政效能感的考量向度

　　政治效能感的考察一般而言是要经过心理的对比，产生一种对比效果，然后通过个人概念、判断、推理等过程衡量结果与个人预期之间的差距。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还要通过不同视角多方面观察和理解，以利于充分认识和把握。

　　1心理学意义上的政治效能感

　　从规范的角度讲，政治效能感反映社会成员应该能够影响政府，而政府也应该具有回应性的功效。从实证的角度看，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必须感觉到自己在政治自我认同上是有能力的，是感觉自己能够影响政府，政府也能够回应个体的感觉。从行为角度看，政治效能感是在政治活动中所形成的真正的影响。［4］从综合层面来看，政治效能感是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整个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觉或者信念。因此，与一个人的其他个人功效感相比，政治效能感是卷入政治的更好预测器。首先，政治效能感主要关注人们参与政治的行动与行动的结果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每个人对结果的考量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次，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建立在结果对比的基础上，没有对比就没有效能感，也就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的依据。再次，政治参与的效能感是刺激政治参与的心理考量和意念参照。

　　政治参与的效能感要多面考量：一是参与者个人感受。参与者的投入与政府的回应程度的心理感应关系，是政治效能感得以产生的主要依据。在参与活动一定的情况下，参与者得到政府回应越及时、解决问题越彻底，参与者的效能感受就越强；同样，当得到政府回应越少，甚至没有回应的情况下，政治参与效能感就会越弱，参与积极性就会降低。二是政府回应的速度。在同等社会条件下，政治参与获得政府回应的速度越快，政治参与者的效能感受就会越强，人们参与的积极性就会越高。因此，政治参与的效能感考量需要有这样几个相关因素：一是政治参与主体的动机，二是政治参与获得政府回应的次数或频度，三是政治参与者投入精力与所获结果之间的对比关系等等。

　　2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选择

　　在经济学层面，参与政治的民众作为理性“经济人”，经常会在投入与产出之间进行权衡，以“帕累托最优”为最佳感受，并作为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参考。但是一般来说，参与主体主要关注那些投入成本始终小于产出效益的行为过程。当投入成本一定时，产出效益越高，政治效能感就会越高，否者效能感就会越低；当产出效益一定时，投入成本越少，其效能感就会越高。当然这里的投入主要指的政治参与的各种投入，包括人力、财力、物力；产出主要是指政府对公民网络问政的回应速度、公民所得经济收益以及社会的认可程度等。这种认可度、回应速度主要对是其他人的参与结果的参考，而自我参与所获得的参与成功经历同样具有激励作用。网络政治参与者选择网络这一路径，必然与其对自己以前或者是别人参与政治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对比关系的心理衡量有关。如果他看到或听说，其他社会成员通过网络获得政治回应，而且收益颇丰，就会使其周围或者是与其有相似经历或诉求的人也采取相似的参与方式或途径。因此那些在未来采取行动，继续通过网络问政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或经验上的激励。

　　3系统科学意义上的量化对比

　　政治参与者与政治系统之间其实是一种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其间存在的互动关系是政治系统得以存在和运行的基础性活动。输入者与输出者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输入者所考量的是系统处理输入者所输入信息的速度和强度。公民的诉求被输入到系统之后，政治系统会做出回应，从而构成一个系统的流程。这样的情况可以称作是有效：对输入者来说是政治效能感，对输出者来说应该是组织绩效。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政治系统只能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而经常存在的则是要么输入比较多，要么输出比较多，导致系统失衡。如果输入的信息小于输出的信息，也就是系统的反应过度，使输入者获得了超出自己预期的收益，会刺激了输入者采取进一步行动，加大输入量。最终，这种失衡状态会因为输入过度造成系统阻塞，不得不做出调整。当前，网络问政条件下网民的政治诉求得到收益远远超过预期，引得网民竞相模仿,造成网络参与事件不断增多，给政治系统带来压力和挑战。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规范网络问政行为，另外还要规范和制约政府回应行为，做到依法、按照制度程序回应。

　　无论是从心理学角度还是从经济学或系统科学角度考量，网络问政效能感是鼓舞和激励公众参与政治的主要原因。当规范政治参与的制度和机制比较完善时，网络问政会有序运转，并利于政府管理；但是当制度化约束不健全的时候，就会导致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不知所措，或者是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