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玉：网络问政的政治效能感浅析

一、网络问政效能感的内涵

网络问政是一种借助于网络的政治参与行为，有其一般性的认识，也有内在特征，亟待挖掘。对网络问政的政治效能感的认识与了解要在政治参与效能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其内涵、实质与功能。

1政治效能感的基本内涵

效能感主要是基于有效而进行的心理考量。“有效”一是指法律上的有效、合法性；二是符合逻辑、正当、正确性、合法性；三是效度，测量结果和要考察的内容越吻合，效度越高；反之，则效度越低。效能感是指完成策划的活动和达到策划结果的心理感应以及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客观感受。政治效能感是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也是值得个人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觉。当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整个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觉或者信念比较强烈时，政治参与者会受到一定激励而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政治参与是客观政治环境，也是效能感考量的客观条件，也可以是公众参与政治事件的各种政治条件的集合。当效能感考量可供参考的现实支持比较充分时，公众的效能感反应就会比较强烈；相反，其进一步参与的积极性就不会很高。效能是感受的支持力量，感受建立在效能和客观条件基础之上，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即在上一次政治参与感受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次是否参与政治或者是决定政治参与的程度。有效感受越深，过渡速度就越快，政治效能感的外在表现就会越明显。

政治效能感包括以下组成成分：第一，政治效能感的主体是公民，客体是政治现象。第二，政治效能感是个体或群体对政治现象或政治行为的主观感受，是对自身政治能力的主观衡量。作为一个概念，政治效能感是以三个彼此独立但又紧密关联的要素表现出来：即作为规范的政治效能感、作为心理学倾向或者感觉的政治效能感和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政治效能感。［1］因此，网络问政政治效能的现实感应是问政行为达到预期效果的程度考量，还可以指公众问政与政府回应之间的对比关系。一般来说，政治效能感强的人会更多地参与政治，政治效能感是影响个人政治参与的最主要因素。

2网络问政效能感的实质与功能

问政效能感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问政、二是有效。问政是一种公众参与行为，有效则是效能感的基础性心理感应。在政治参与条件下，个人期待与政治参与所获得的终极效果之间的对比关系，决定着人们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因此政治效能感是公众政治行为的外在反应。坎贝尔通过在全美国范围内（1954年）的取样调查，亲身体验了“政治功效感”的现实表现。在最低到最高的政治功效的范畴中，分别有52%、60%、75%、83%和91%的人在选举中参加了投票。他得出的结论是，不仅投票总人数随着个人的政治功效的增加而增加，而且40%以上的数字就可以把政治效能感最低的人与那些政治效能感最高的区分开来。［3］网络问政的政治效能感主要反映为公众或公民个体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实际效果的感应程度。

（1）衡量网民问政积极性的重要指标。普通网民是政治效能感的判定主体，政治效能感则是刺激公众参与政治的鼓动力量；但是如果人们对参与政治表现为无能感，那么人们内心会产生疏离感，进而不愿意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最终表现为政治冷漠。政治效能感低的人们不是卷入极端的政治运动，就是卷入极端的宗教运动，其推理依据是：无能感可能产生焦虑或侵犯感。当无能感由侵犯所伴随时，结合了这两者的个体就可能转向政治上的极端行为。［3］政治效能感能刺激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而政治无能感则会刺激人们采取极端方式参与政治。

（2）政府与公众关系的晴雨表。一国公民的政治效能感高,说明这一国家的公民自认为可以改变本国政治决策的程度就越大,则反映出该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较高，公民觉得自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不一定在现实政治体系中实现；相反，当个体觉得自己与政府关系疏远时，这种影响力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微弱。

（3）学习和传导功能。学习功能主要是指他人在政治参与中获得的体验会在其他个体身上得到回应，成为激励或阻碍其他个体参与政治过程的外在因素。传导功能是指在政治参与中的体验在政治参与或潜在政治参与者之间传递，成为鼓动其他人效仿并付诸实施的主要刺激元。政治效能感往往是从直接或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验中获得，而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性的政治参与经验，都会对公民参与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公民对政治效能缺乏现实的判断依据时。

    二、网络问政效能感的考量向度

　　政治效能感的考察一般而言是要经过心理的对比，产生一种对比效果，然后通过个人概念、判断、推理等过程衡量结果与个人预期之间的差距。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还要通过不同视角多方面观察和理解，以利于充分认识和把握。

　　1心理学意义上的政治效能感

　　从规范的角度讲，政治效能感反映社会成员应该能够影响政府，而政府也应该具有回应性的功效。从实证的角度看，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必须感觉到自己在政治自我认同上是有能力的，是感觉自己能够影响政府，政府也能够回应个体的感觉。从行为角度看，政治效能感是在政治活动中所形成的真正的影响。［4］从综合层面来看，政治效能感是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整个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觉或者信念。因此，与一个人的其他个人功效感相比，政治效能感是卷入政治的更好预测器。首先，政治效能感主要关注人们参与政治的行动与行动的结果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每个人对结果的考量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次，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建立在结果对比的基础上，没有对比就没有效能感，也就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的依据。再次，政治参与的效能感是刺激政治参与的心理考量和意念参照。

　　政治参与的效能感要多面考量：一是参与者个人感受。参与者的投入与政府的回应程度的心理感应关系，是政治效能感得以产生的主要依据。在参与活动一定的情况下，参与者得到政府回应越及时、解决问题越彻底，参与者的效能感受就越强；同样，当得到政府回应越少，甚至没有回应的情况下，政治参与效能感就会越弱，参与积极性就会降低。二是政府回应的速度。在同等社会条件下，政治参与获得政府回应的速度越快，政治参与者的效能感受就会越强，人们参与的积极性就会越高。因此，政治参与的效能感考量需要有这样几个相关因素：一是政治参与主体的动机，二是政治参与获得政府回应的次数或频度，三是政治参与者投入精力与所获结果之间的对比关系等等。

　　2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选择

　　在经济学层面，参与政治的民众作为理性“经济人”，经常会在投入与产出之间进行权衡，以“帕累托最优”为最佳感受，并作为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参考。但是一般来说，参与主体主要关注那些投入成本始终小于产出效益的行为过程。当投入成本一定时，产出效益越高，政治效能感就会越高，否者效能感就会越低；当产出效益一定时，投入成本越少，其效能感就会越高。当然这里的投入主要指的政治参与的各种投入，包括人力、财力、物力；产出主要是指政府对公民网络问政的回应速度、公民所得经济收益以及社会的认可程度等。这种认可度、回应速度主要对是其他人的参与结果的参考，而自我参与所获得的参与成功经历同样具有激励作用。网络政治参与者选择网络这一路径，必然与其对自己以前或者是别人参与政治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对比关系的心理衡量有关。如果他看到或听说，其他社会成员通过网络获得政治回应，而且收益颇丰，就会使其周围或者是与其有相似经历或诉求的人也采取相似的参与方式或途径。因此那些在未来采取行动，继续通过网络问政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或经验上的激励。

　　3系统科学意义上的量化对比

　　政治参与者与政治系统之间其实是一种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其间存在的互动关系是政治系统得以存在和运行的基础性活动。输入者与输出者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输入者所考量的是系统处理输入者所输入信息的速度和强度。公民的诉求被输入到系统之后，政治系统会做出回应，从而构成一个系统的流程。这样的情况可以称作是有效：对输入者来说是政治效能感，对输出者来说应该是组织绩效。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政治系统只能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而经常存在的则是要么输入比较多，要么输出比较多，导致系统失衡。如果输入的信息小于输出的信息，也就是系统的反应过度，使输入者获得了超出自己预期的收益，会刺激了输入者采取进一步行动，加大输入量。最终，这种失衡状态会因为输入过度造成系统阻塞，不得不做出调整。当前，网络问政条件下网民的政治诉求得到收益远远超过预期，引得网民竞相模仿,造成网络参与事件不断增多，给政治系统带来压力和挑战。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规范网络问政行为，另外还要规范和制约政府回应行为，做到依法、按照制度程序回应。

　　无论是从心理学角度还是从经济学或系统科学角度考量，网络问政效能感是鼓舞和激励公众参与政治的主要原因。当规范政治参与的制度和机制比较完善时，网络问政会有序运转，并利于政府管理；但是当制度化约束不健全的时候，就会导致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不知所措，或者是忙乱。

    三、网络问政效能感的考量特点

　　有了网络关注，不但可以维护个人权利，可以得到超额经济收益，另外可以获得社会知名度，因此很多人选择通过网络来维护自身权益。这不仅造成很多人竞相模仿，还带来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井喷式爆发。从各种网络问政事件中所呈现的边际效应中，可以总结出其运行特征。

　　1直观感受性。网络问政的兴起不是因为人们对网络好奇，更不是因为网络自身的隐匿性使人们敢于铤而走险，而是因为其效能感的放大和发酵。网络问政给普通百姓的观感是：政府回应及时，事情圆满、超值解决，人们竞相模仿、学习。通过网络问政与否的现实效果截然不同。例如，目前浙江比较引人注目的“被强奸犯张高平叔侄”案，就是因为之前没有网络的关注，沉冤十年才得以水落石出。而2009年发生在云南的躲猫猫事件，经网络舆论的不断涤荡，最终高层领导对该事件做出批示，进一步调查的结论直接颠覆了警方的最初认定。广大网民认为，只要在网络上得到关注，就会得到基本满意的解决。这种直观的效果激发了人们的参与热情，尤其是在比较重大的、事关官民冲突的网络问政案件当中。

　　2共鸣弥散性。网络问政效能感具有传播功能，能够在具有网络问政冲动的群体中引起共鸣，形成共振。例如，中国境内的钉子户问题。2007年2月底3月初，重庆市九龙坡区出现了中国第一个“钉子户”，该事件经过热炒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全国网民众目睽睽之下，最终以开发商让步，钉子户得到了拆迁红线内同样大小的临街门面与二层，获得了７２万元的赔偿，拿到新的临街营业房。钉子户得到了其他搬迁户难以拿到的补偿，网络问政的回报丰厚。在此事件的鼓舞下，此后相出现了比较著名的“南宁最牛钉子户”等。这些事件从地域来看分布在大江南北，但是从时间顺序上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说是一种事件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具有弥散性的特点。

　　3同质仿效性。网络问政效能感的同质仿效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问政方式的模仿和复制。网络问政的方式和行为虽然不会雷同，但是却在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有相似的方式、相似的发展路径而且得出基本相似的结果。二是网络问政人群的特定性，呈现出人群固化的同质特性。一般而言，网络问政存在两个群体：第一是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抗争，最终得到网络响应而促成政府回应的问政者。第二是网络问政者是一些无直接利益关系者，他们参与的目的不在于获得某种利益，而是借助网络平台发泄私愤，并美其名曰草根民主。这种行为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将民主作为反政府的包装，其实他们对民主一无所知，甚至他们实际行为就是反民主，但为了反政府于是搬出民主作为武器。二是红眼病，他们看到社会贫富差距分配不公，于是情绪上渴望民主带来颠覆与翻身的希望。三是背后有势力团体策划、支持、指挥，此势力团体不排除来自境外。纵观从事网络问政者，他们都不外是基于上述原因而参与其中，并释放某种情绪性能量，造成某种社会效应。

　　4最低理智性。群体的情绪比较易怒，缺乏理智。即使是存在其中的精英分子也无能为力，甚至会同流合污。网络问政者其实也是一群生存在网络空间的“乌合之众”，［5］他们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扮演着关键的多数，成为网络事件受人关注的核心支撑力量。他们盲从，漫无目标，却不知疲倦地关注事件进展，进而通过评论达到娱乐的目的，而且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英雄行为，尽管让旁观者看来，他们是在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们却认为自己是在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因此无论是表象还是实质，网络问政群体具有低理智性，存在着盲从、模仿等行为，而对其他类似事件的模仿和盲从，其实就是网络问政群体低理智性的主要特点。

    四、网络问政效能感研究的现实价值

　　理论探索不仅要尽量发现其本质，为解决问题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信息，而且要制定切合实际的应对之策，以利于问题的解决和行为的规范。

　　1把握规律，化被动为主动。把握网络问政爆发根源以及其运动规律，从被动应付的怪圈中走出来提供努力方向，是政治效能感研究的首要价值。纵观网络问政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政府对网络群体事件的应对及时、快捷、有效，而对待群众来信、来访要么置之不理，要么久拖不决。让公众认为，网络问政具有投入少、见效快，政府反应快捷，经济补偿及时、量大，超出合理预期等优势。公众竞相模仿，成为网络问政不断扩大的推动力量。政府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上，在网络公众的压力下，无论要求是否合理，多以花钱换取平安、和谐，而不管程序是否合法。因此，面对网络群体事件，政府要有自主地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通过客观、公正的公信力以及高效的执行力引导网民有序问政，为政府依法行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建立互动机制，避免弥散性螺旋上升。随着各级政府面对网络突发事件的增多，政府应对网络突发事件的能力也会逐步上升，甚至会有质的提高。但是如果依然采取经济补偿而不是依据法律制度来平息民愤，那么网络问政事件必然会越演越大。等事件平息之后，类似的事件还会不断出现，从而成为同样事件的不断反复和演绎。公众通过网络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无可厚非，但是维护利益要依法进行，而不能通过非法渠道维护合法利益。这就需要建立起一种官民互动机制和制度化渠道，使网民问政有规可循、有法可依，避免不当的经济补偿。政府还应该把精力投入到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上。公众利益诉求得到政府积极、依法回应，公众就会逐渐回归理性，其弥散性特征以及由此导致的螺旋上升可能性也会减少。

　　3把准脉搏，减少同质性效仿。发现问题不是目的，关键是要解决问题。网民刻意参与政治生活，主要是一种错误的利益导向鼓舞或刺激了参政积极性，因此对网络问政进行规制，首先要规制政府治理行为，其次才要规范网民的问政行为。通过规范政府和网民的行为，达到整体规范的良好效果，减少同质性模仿。现在我们积极发现网络问政不断爆发的根源，主要是为今后政府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支点。政府在工作中主动自我规范，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将为规范网络问政的公众行为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也会改变人们对不良政治效能感的认知习惯，在社会上形成公正、守法的良好风气。

　　4整体规范，提升治理层次与水平。网络群体的最低理智性是由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等综合作用决定的，因此要实现对网络问政效能的有效治理，就必须通过深挖各种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实现智力层次与水平的升级。目前的客观事实是：一方面是政府通过花钱买稳定；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在政治参与效能感的激励下不断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和渠道。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是客观的物质条件，但是经济发展并没有惠及社会每个角落，使一部分人有强烈的社会挫折感，因为他们认为被社会或政府服务所遗忘。虽然社会流动机会影响社会稳定，但是目前不是主要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所产生的挫折感、政治参与所产生的政治效能感则成为政治参与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诱因。而网络问政行为不是社会动员条件下的政治行为，而是因为政府拿不出足够的、相应的制度性应对措施，特别是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的“花钱买稳定”模式，给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其结果是：［（政治效能感＋社会挫折感）×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该方程式所体现的是当前社会的现实情况，其中，政治效能感和社会挫折感刺激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事件处置的制度化机制越不健全，政府工作就会越被动，政治稳定就越不能得到制度性保证。政治效能感、社会挫折感也与政治不稳定成正比，如果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政治不稳定的几率会更高。

　　因此，在治理网络问政的过程中，要双管齐下，整体治理，而不能偏废。一方面加强政府工作制度化的程度，促进政府规范化运作，依法行政，为社会树立正气；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经济，制定一些能够促进经济公平分配的政策措施，减轻或降低社会挫折感。这样不仅可以规范政府行为，也可以通过政府的规范行为，影响公民参与政治的行为方式。既降低负面的政治效能感的蝴蝶效应，也可以降低社会挫折感给社会稳定造成的威胁，防止由于社会挫折感、无能感带来的非理性政治表达。上述方程式将转变成为：政治效能感÷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这样，积极的政治效能感所对应的是理性的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本身也可以降低政治参与的烈度和广度，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网民问政的层次和水平就会不断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