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安诗派复振闽中风雅

明代晚期，福建的精英知识分子秉持儒家正统思想，不畏权势，廉政为民，在外为宦时颇受排挤。因此，一些闽中文人在仕途上感到失意后，继而投身于文学领域，促使“闽文学”在明文坛中变得非常活跃，极大地推动了地域性文学繁荣昌盛。

“闽文学”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诗歌体系“宗法唐人”自成一派，称“晋安诗派”。该派早期以林鸿、高棅等人为代表。《赌棋山庄集》诗五记载：明则林子羽倡其首，诸子为羽翼。高廷礼《唐诗品汇》一书，其所分初盛中晚，举世胥奉为圭臬，而闽派成焉。明晚期闽中诗人在文学上的复古超轶前代，其间不仅产出了许多诗词歌赋，还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典籍，如《晋安风雅》《闽中正声》《小草斋诗集》等，拓展福建文学的影响。

《明史·文苑》列传第一百七十四卷记载：闽中诗文自林鸿、高棅后，阅百余年，善夫继之。迨万历中年，曹学佺、徐火勃辈继起，谢肇淛、邓原岳和之，风雅复振焉。闽中诗文在这些晋安诗派核心成员的带领下振兴唐人风韵，并且将文人集社风潮推向高峰期。魏宪《百名家诗选》卷二十五记载：“闽素重风雅，晋安一泒，与历下竟陵鼎足而立。”“闽文学”以晋安诗派为代表，能与影响大的竟陵派相抗衡，由此可观，福建是当时文坛关键的文学重地。

万历中后期才人辈出，其重要代表人非属徐熥不可。明谢肇淛认为：闽中文人群体应当以徐惟和为第一，他的才情声调足以和高季迪并驾齐驱。现今著名学者陈长庆曾指出：始终固守闽中，并且直接主坛坫的则是徐氏兄弟，而早期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徐熥，对于推动福州地方诗歌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徐熥，字惟和，号慢亭，闽县人（今福州），撰有《幔亭集》《陈金凤外传》等，诗歌自成一派。徐熥自小颖悟绝伦，常于红雨楼读书，虽有些许顽劣，但徐火勃却不厌其烦亲自教导其写作、治经。徐熥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中举。嗣后，几次北上应试均落第，同时期重要的闽中诗人先后在外为官，如谢肇淛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邓原岳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在外任户部主事。因此，徐熥常活跃于乡梓，相较其他文人更具代表性，尤以七言称绝，清著名诗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十六云：惟和力以唐人为圭臬，七绝原本王江宁，声谐调畅，情至之语，诵之荡气回肠。

徐熥写了大量关于武夷山的七言绝句并广为流传，如《武夷十咏》描绘了玉女峰、仙掌峰、大王峰等景观，连《幔亭集》的“幔亭”两字都是取自武夷胜境，还参与撰修《武夷志》，可见他对武夷山的喜爱。还写了许多关于闽中节日的诗，如《闽中元夕曲》《戊戌元日槜李舟中》等，这些文学作品全方位地展现了福建的民俗风情以及山水景色。

然而，徐熥苦闷儒业屡屡受挫，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卒，年仅三十九岁。随后，邓原岳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因积劳成疾去世。邓原岳别号西楼居士，被誉为“竹林后七贤”之一，诗歌追求唐风雅韵。谢肇淛认为邓原岳（汝高）是晚期晋安诗派的“巨擘”，汝高所著的《闽中正声》较为出彩地拾掇了大量明诗歌中的菁华，在当时备受推崇。

万历晚期，晋安诗派主要的核心成员陆续离世，相比长期在外为宦的谢肇淛来论，徐兴公（徐火勃）和曹学佺则扛起了闽中复振风雅的职责。曹学佺，字能始，号石仓居士，对文学、戏曲、诗词等无不精通，著书十六部有余，如《石仓文稿》《曹大理诗文集》等。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被罢免官职，回乡后建仓石园赋诗会友，创办“儒林班”被誉为“闽剧鼻祖”，创作的《女运骸》《紫玉钗》等作品流传甚广且在海内外颇有影响。学佺虽从事儒业，但对佛学也有很深的研究，编撰了许多佛学著作。

此外，曹学佺之所以是闽中复振风雅的中流砥柱，不仅在于文学上的贡献，他还经常活跃于文人群体的集社活动，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赵世显、徐兴公、曹学佺等结“芝山社”，在福建多地举办大型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文学的构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及其次年，曹学佺在南京任职时期主持了场面较大的“金陵社集”，进一步推广了“闽文学”在明朝中心文坛的影响。

明晚期“闽文学”之所以兴盛，得益于晋安诗派的骨干成员深耕在两个层面：一是在诗坛领域以徐氏兄弟为例，诗歌追古体，奉唐人为圭臬，以林鸿、高棅为标榜，所作诗的题材主要取自福建的山水风景、民俗节气和友人集社这三个方面，因此促进了地方特色诗词的形成，反映在明时期的诗坛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二是诗派成员不仅善于赋诗作词，还致力于研习戏曲、农学、历史、佛学等多个领域，如徐熥的《晋安风雅》编撰体例效仿唐人标准，里面记载的人物小传，虽然简短但翔实，可以作为考证史料的参考依据。

身为闽剧开创人的曹学佺对于福州艺术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他对佛学的贡献，其所作的《高僧传》《续高僧传》等作品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直到今天仍然是挖掘中国古代佛教历史的基础资料。（缪远 刘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