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

采访组：林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时，干部群众对他期望很高，他当时是怎么给大家做思想工作的？

林思翔：听说习书记来宁德，闽东人确实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因为大家听说习书记的父亲是中央领导，只要从上面要些大项目，就可以把闽东的经济发展起来。闽东那时候真穷啊，交通又闭塞，干部群众有快速致富的美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身缺乏志气，老觉得闽东在省里什么都是落后的，经济上体量小，发展又比较慢，滋生出比较强的等、靠、要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不得不给大家浇“冷水”。他讲：“我不是来当‘采购员’，不是背着项目来的，而且贫困问题也不是靠项目就能得到根本解决的。大项目是要发展，但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不能急。现在公路等级低，铁路也没有，港口码头开发也不具备条件。我们闽东不可能一夜就富起来，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事物的发展，外因永远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关键还是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力量凝聚起来。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先要扶志，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最终摆脱贫困。”这些是他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与此同时，他响亮地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

习书记提出“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站位高，也很有新意，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但不太理解，甚至心里觉得不太舒服。宁德人穷怕了，恨不得一夜致富，可习书记却提出“滴水穿石”，需要有个适应和接受过程。习书记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润物无声，不用行政命令来强制大家，而是花些时间慢慢跟大家解释，推心置腹地交流，解开人们心里的疙瘩。慢慢地，大家都觉得还是习书记讲得有道理。一方面，“滴水穿石”的概念很符合宁德实际，虽然有人发牢骚说“滴水穿石”滴到什么时间还不知道，但经过习书记一番耐心工作，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被打消掉，干部群众的头脑也清醒起来了。另一方面，“弱鸟先飞”的概念确实鼓舞人心，给人长志气。虽然以前大家有一些自卑心理在作怪，但咱们人穷志不能穷。“弱”是现实，但要从自己身上找落后原因，要奋勇“先飞”。只要有志气，就能后来居上。

现在回头来看，习书记当年的思路不是很对吗？条件逐渐具备了，方方面面就发展起来了。当时清单列了一大堆，不切合实际。说到底，最终还要靠大家振作起来，凝神聚气，把内心的积极性激发出来，把各项工作做好，改变贫困面貌。“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始终，并被闽东人民传承发扬，称之为“闽东精神”。

采访组：宁德当年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习近平同志尤其重视脱贫工作。在您看来，宁德的脱贫实践，对他后来形成系统的脱贫思想起到了哪些作用？

林思翔：摆脱贫困，是习书记当年在宁德工作的着力点。宁德这样一个脱贫样本，直接推动了他脱贫思想的形成。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他加深了对地方贫困状况的认识。宁德是福建最贫困的地方，贫困的面貌在他头脑当中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贫困地区群众要求摆脱贫困的呼声也给他内心带来强烈震撼。在宁德基层，农村的房子都很破旧。当年他陪同王兆国省长到宁德考察，在寿宁县就看到老百姓真有穷得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更重要的是，地区一旦戴上贫困帽子，干部群众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就会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家。所以，鼓励干部群众树立信心，长自己志气，也非常必要。这些实际感触，对习书记后来锲而不舍地抓脱贫攻坚，有着重要启发。

宁德的工作经历，也是习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的源头之一。他最反感不切实际的数字脱贫和“撒胡椒面式脱贫”。他当分管农村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时，宁德地委的一位领导，向省里报告说闽东已经基本脱贫。他看到这个报告就表示怀疑。当时全省的计划是到2000年基本脱贫，意味着有85%能够达标，剩下的15%还不能完全脱贫，所以说是“基本脱贫”。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条件，这15%不脱贫的指标就是留给闽东地区的。如果连闽东都已经脱贫了，那全省就全面脱贫了。可见习书记对待脱贫问题非常实事求是，态度也客观冷静。所以我认为，习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要精准到每一户里去，一户一户地算，而不是粗糙地、笼统地说达到什么水平了，人均多少。脱贫工作可不能搞平均。

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习书记开始下决心通过移民安置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部分百姓因为自然条件局限无法脱贫的问题。他到基层调研，多数都是去最贫困的地方，接触最底层的群众。当初他“三进下党”的下党乡，建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几座旧房子。赤溪村（原下山溪村）的贫困早在1984年就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习书记到宁德后更加重视这个村的脱贫问题，后来整村实施搬迁，从山上移民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除了要给移民盖房子，还要让大家有田种、有事做，安居乐业，让他们的子女都能接受义务教育，斩断“穷根”，防止贫困的代际延续。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改造，也是他在地区和省里任职期间搞起来的，最初只是宁德小规模小范围的尝试，后来在全省推开，被称为“造福工程”。这都是他到省里任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大力推动、起了主导作用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两年的接触中，他在哪些方面让您感受最为深刻？

林思翔：习书记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重情义，有真性情，我认为这是他最富有人格魅力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他对老干部的感情。闽东这个地方，北方的老干部比较多。他对老干部敬重有加，舍得花时间跟他们谈话。老干部有什么事找他，甚至谈一两个钟头，他都不觉得是“浪费时间”。用他的话说，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说：“通过谈话可以沟通思想，这比做其他工作还要管用。”

有这样一件事情。宁德行署有一位领导干部叫李治礼，是从山西过来的。他开始是行署副专员，后来是地区纪委书记，习书记到宁德时他已经退休了。很不幸的是，有一天，这个李书记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的老伴慌乱之中，抓起电话就给习书记打了过去，说：“习书记，我们家老李走了。”后来他老伴跟我讲，她并没有与习书记直接接触过，但在那样的时刻，什么人都没有想起来，一下子就想到了习书记，要给他打电话。其实，是李治礼同志觉得习书记对老干部们很尊重，对他印象好，经常在家里提到，就给他老伴留下了习书记非常值得信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宁德地委有一个老书记叫李天瑞，也是习书记很敬重的人。老书记回闽东来，习书记都交代办公室要派车接送，还虚心向他请教。后来李书记也是突发急症去世了。料理后事的时候，习书记非常难过，当即发了唁电，并交代我全权代表宁德地委去安排抚恤，后来还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

他对宁德地委前任书记吕居永同志也格外尊重。他接吕书记班的时候，吕书记已经62岁，他才35岁。但是他下乡调研的时候，还会请吕书记一起去。这份现任领导对上任领导的敬重是非常难得的。

过年过节，习书记去慰问老干部的时候，都要专门去看望老红军。有时下基层，也不忘记这方面的事。屏南县是宁德最贫困的地方之一，他去调研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寿山乡东盘村。寿山非常偏僻，是野猴子出没的地方。东盘村就更偏僻了，可是他带着我们跋山涉水，一路走进那个村子，就是为了去看望一位老红军。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除了对老干部的感情很深，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的故事太多了。他千方百计考虑闽东如何摆脱贫困，说到底就是一种为民情怀。他心中牵挂群众，就是人情味的集中体现。还有，他在宁德掀起反腐风暴，清理违规建房，不是说为了抓几个“老虎”，主要还是从维护人民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到闽东的土地本来就稀缺，良田被挤占了，人民利益就受损失。而且，他从陕北的山沟沟里面走出来，又在宁德的万千大山中感受百姓疾苦，对基层农民的情感早就融入了血液。

习书记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和他一起共事的班子成员，或者身边工作的同志，和他谈到一些想法和要求，他都会随时记在上面，甚至包括一些要求解决的个人问题。比如有人要求工作变动啊，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啊，只要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他都会记在这个小笔记本里。可能当事人自己说完都没有在意，但过一段时间，他就帮助解决了。所以说，他是个行胜于言的有心人，不爱讲官话套话，或是张口闭口讲大道理，而是用实际行动关爱干部群众。

他和大家谈起话来非常平易近人，彼此什么话都可以放开讲，全是大实话，让人感觉到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真佛只讲家常话”。我想，他的这种人情味，与他丰富的阅历有关。他在陕北农村插队7年，生活中也承受过各种各样的磨难，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珍惜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交往中，有哪些亲身经历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调到省里以后，对我的工作仍然非常关心支持。1996年底，我调到省科协工作。他知道了，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聊过几回。有一次，我们省科协在南平市举办山区经济发展论坛，是带有务虚性质的研讨会。我想，最好能请到一位省领导参加，对会议效果能起到促进作用，与会者回去后也好贯彻。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习书记办公室，想请他到会讲话。习书记想了想，说：“好啊，我支持科协工作。”1999年3月，他就和我一起去了南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论坛办得非常成功。那时候他是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会后还专门提出，要去看一看南平灾区重建情况。因为1998年南方发生特大洪水，南平受灾很严重，过了一年，他还在牵挂这件事。就这样，我陪着他把南平的几个县看了一遍。

看完灾区重建，他又去考察了地处南平西芹的福建林学院，为学院办了一件大好事。那个时候，福建林学院建在南平西边的大山里面。学院一直想迁到福州去，但领导层没有人敢拍板，也没有把这件事摆到议事日程上。林学院的领导来找我，说能不能请习书记来看一看，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我就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个事。他听完，就决定马上去看看。看完以后，他跟我讲：“学院确实应该搬出来，在山沟沟里面是不行的。”不久，他当选省长，就在他手上，把林学院搬到了福州，和农业大学合并，改名为福建农林大学。

和习书记一起共事过的同志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感到他待人非常真挚，在一起经历的很多事情都铭记于心，不管他当了多大的领导也没有忘记。2010年他回到宁德，那时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专门找到当时一起在宁德搭班子的老同志座谈，和大家聊得非常愉快。他回想起当年吃宁德本地小吃地瓜粉扣，还高兴地对我讲：“当初咱们做邻居，你们家里有几种菜烧得可好啦！”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样子，和大家讲家常话，非常亲切。

后来，我们单位先后编了两套书，我专门寄给他。本以为他收不到，可没过多久，他就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书都已经收到了，向我表示感谢。他从来没有忘记老朋友，这种为人和风格，让我们钦佩。

采访组：除了刚才这些话题，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交往中，还有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林思翔：习书记到宁德任书记的时候，我是地委秘书长。他的办公室在我办公室楼上，宿舍在我家隔壁，两家的厨房中间仅隔着一个采光小天井。

刚和习书记打交道时，就感觉他非常朴实，生活上也没什么讲究。吃饭就在地委食堂。穿衣服也是入乡随俗，没让大家感觉有什么与众不同。住的跟我们一样的旧房子，建筑面积大约是九十几个平米，条件差不说，还是个把西头儿的房间，太阳一西晒就会很热。他坐的车是一台很旧的老爷车，出事故大修过，经常在路上抛锚。不熟悉的人不知道，宁德虽然离福州不远，可外面的人一来就会被这里的山路吓住。刚出宁德城就是著名的飞鸾岭，山高路险，盘山路旁边就是万丈悬崖，看下去很可怕。宁德的路这么糟糕，习书记本可以配个好点的车子，可他坚持不用。

他的办公室也是老书记用的办公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里外两个小房间，外面有一套沙发接待客人，里面就是一组老式办公桌椅。唯一的“高档”电器是一部窗式空调，转起来噪声非常大，嗡嗡作响，还时不时出点故障，闹罢工。可习书记对这些都不在意。

习书记爱读书、爱学习，这在宁德也是出了名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家属楼里，灯关得最迟的就是他家。有时候到了十一二点，整个院子里都黑乎乎的一片，只有他家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看书。我有时到他家里去汇报工作，就看到一摞一摞的书堆在地上，走路都要绕着走。我看了看，既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也有张承志的小说，天南海北，他什么书都看。他说：“我什么书都爱看，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就是这样，白天挑担子，晚上就在小油灯下读书。”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也非常提倡机关干部读书看报。当时宁德地委财政比较困难，我当秘书长时，所有常委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谁要看就去会议室看。这既是节省开支，也因为需求不大。没想到他来了就问我：“我的《人民日报》呢？”我跟他讲没专门订。他就说：“《人民日报》一定要订，不看《人民日报》怎么了解国家大事，怎么能当好领导干部？”原来他有天天看《人民日报》的习惯。后来，我们不仅订了《人民日报》，《福建日报》也是每人一份，在习书记的潜移默化之下，地委机关读书看报的气氛也逐渐浓厚起来。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看报，而且对于报刊建设和发行也重视，《闽东报》是在他手里复刊的。他刚来的时候就讲：“宁德应该有一张报纸。”其实宁德之前一直是有报纸的，“文革”中停掉了，一直没有恢复起来。他很重视复刊工作，专门成立了筹备组，用了2个月时间就把《闽东报》恢复了，他还专门写了复刊词。后来有一次在福安县召开地区报刊发行会，他还专门去讲话，谈到要重视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2年，但大家的反映很好，他在干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他每次讲话，思想深，视野宽，站位高，看问题有辩证分析，话讲得又务实周到。每次他作报告，会场就很安静。有时候可能开到中午12点半，但大家都听得很认真，觉得有收获，都不觉得累。

应该说，习书记来宁德之后，给这个古老而又闭塞的地方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他的理念是新的，讲的话也是新的，总是充满辩证的力量，分析很透彻。一方面讲清宁德的弱势有哪些，另一方面摆出好的优势在哪里，两相比较，利弊自见，这对大家都是很好的学习和提高机会。他为人厚道，有人情味，从不冷冰冰地居高临下，而是给人温暖和安全感，每次找到他谈话以后，心里都热乎乎的。

今天，他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闽东干部群众都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有这样富有人情味的人民领袖，我们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文章原标题《“习书记提出的‘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凝成了闽东精神”——习近平在宁德（六）》，刊载于《学习时报》2019年6月3日第3版。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在地委办公室工作。请您谈谈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的印象。

李金贤：习书记在福建工作17年半，我与他有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交集。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我在他身边工作，任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副秘书长。他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后，我也调到省里工作，先后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和省信访局长、省政府副秘书长。习书记当福建省长之后，对信访工作十分重视，我们打交道比较多。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有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习书记刚来宁德时才35岁，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发展经济是整个社会的主旋律。习书记带着在沿海特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从厦门过来，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后代，所以大家对他期望值很高，都说：省委真重视宁德啊，派分量这么重的干部来，是我们闽东人民的福气。地委对他的吃住行作了这样的安排：在闽东宾馆腾出一个套间，使单身书记生活起居有人照顾（新婚不久的习书记独自一人到宁德上任）；行署新进了两部进口小车，安排一部给他坐，司机由他自己定。这本是入情入理的安排，习书记却一一谢绝了。他说：“车辆还是用老书记退下来的小车，连原司机一起转过来就行了。我也不能住在宾馆，还是搬到机关干部宿舍住，吃在机关干部食堂就可以。”经办人员一听连忙劝道：“这可不行啊！老书记退下来的车已经跑了二十多万公里，车头在一次车祸中碰坏修理过，闽东山高路险，还是换新的比较安全吧！让您住在宾馆，主要是考虑到家属不在身边，生活不方便。”但是，习书记还是坚决不从，他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不要摆阔气、讲排场，还是过紧日子好。新车就留给接待客人用，要保证客人坐得舒适安全。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住在机关宿舍，和干部在一起工作生活，各方面才方便。”就这样，在任内，他坚持用旧车，住干部宿舍，宿舍内的床铺、家具基本都是原来用过留下来的，连司机也是吕居永老书记留下的，一直到他离开宁德赴福州上任为止。在这期间，他从不公车私用，夫人彭丽媛几次到闽东来看望他，都是自己买车票或搭便车来的。其实，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在当时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那时有一种观念是政府对外的形象一定要包装，比如政府领导一定要配豪车，认为这样才能引得金凤凰，招商才容易。但他没有这样想，在当时就表现得很不一样。

习书记来宁德没几天，就搬到机关干部宿舍楼里住，与干部一道吃在机关食堂。办公室就安排在老地委大院办公楼三楼，总共只有20多平米，里外两间，外面一间摆放着两张沙发，一张茶几，用来会客；里面一间是他办公的地方，放了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虽然安装了一部老式的窗式空调，但他很少用。他来的时候，我们原本想把这间办公室重新装修一下，可他不同意，说原样就挺好，来了就直接进去办公了。

大家都没想到，这个从厦门特区来的地委书记，如此艰苦朴素，如此严于律己。大家也都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他说什么都服气。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时，许多干部群众十分期待早日脱贫致富，希望能上一些大项目。请您谈谈他当时对发展宁德经济是怎么考虑的。

李金贤：习书记刚来就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大家的积极性和信心都很足，一时求富心切，“三大战役”决战决胜的提法就被炒起来了。所谓“三大战役”，实际上是指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在赛岐建中心城市这三项大工程。当时社会上流行跑“部”“钱”进，习书记是北京下来的，大家就认为他往北京跑项目要钱肯定更容易。很多人都说：“这下闽东马上就要改变面貌、脱贫致富啦。”

但习书记这个人很沉稳，并没有受当时干部群众高涨情绪的影响，没有立马烧起“三把火”，而是决定先到基层调研。他花了两个月时间，跑遍了宁德9个县，还考察了浙江的乐清、苍南和温州三个地方。他跟我们说：“闽东脱贫不是那么容易呀。闽东山穷地瘦，山势呈犬牙交错，落差大，直上直下，海拔可以从1000米陡降到几十米，平原地少，山区多是挂壁梯田，田块小，群众说是‘眉毛坵’、‘斗笠坵’、‘蛤蟆一蹦过三坵’。闽东虽然山峦起伏，但林木也少，光秃秃的，没有什么像样的矿产，资源比较贫瘠。沿海四个县也多半是山区，海岛缺电缺水，灾害频繁。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些实际谈脱贫，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

采访组：看来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发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

李金贤：的确，习书记在调研中看到了闽东真正的问题所在，最主要的就是受客观条件制约。首先是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一旱一涝是常态，老百姓称之为“一场大雨哗啦啦，三天没雨干巴巴”。沿海台风暴雨，一年都要来好几趟，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是常有的事。其次是交通不便。宁德地区关山阻隔，到每一个县都要翻一座又陡又长的岭，进出唯一的公路是104国道，坡陡路窄，险象环生，艰难异常。从福州往宁德走，就要翻越罗源飞鸾岭，坐车一上一下，至少就得一个钟头。到霞浦有杨梅岭，到福鼎有金钗岭，到福安有财洪岭、眉洋岭，到古田有牛岭，到寿宁还有车岭和九岭。如果到周宁县，还要翻过愁岭。愁岭这个地方真是名副其实啊，道路又窄又陡，弯多崎岖，从车里往外边看，处处是悬崖峭壁，就好像坐的不是汽车，而是飞机，非常可怕，真可谓一见就“发愁”。传说外地司机到这里有的都不敢开车，要雇当地司机才敢通过。

习书记还发现，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闽东的老百姓有几种思想倾向。一种是安贫乐道、“穷自在”的观念。满足于“过得去”，反正不愁吃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想法的人居多。一种是怨天尤人的思想。在高山地区，有人觉得自己的“八字”不好，生在这么个地方，没办法，就“等靠要”吧，总会等来政府救济。还有一种是急功近利的心理。觉得我们穷得被人瞧不起，要赶快改变面貌。于是就不切实际地提了一些口号和目标。还有一种思想倾向就是无所适从，面对机遇又不敢闯，思想和行动都困在家门口了。但习书记更多的是看到闽东人民朴实、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信心。闽东是革命老区、苏区，曾志和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战斗过。他说：“闽东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蕴藏着不屈不挠的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这是最宝贵的精神力量，这种革命传统留下的基因是能造就人间奇迹的。”

采访组：了解到这些情况，习近平同志采取了怎样的态度？提出了哪些思路和举措？

李金贤：闽东的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引发习书记的深刻思考：在发展商品经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能否先飞、如何先飞？

结果，他写出了一篇名为《弱鸟如何先飞》的闽东九县调查随感，随后召开干部大会，介绍自己的思考和认识。这是他到宁德工作后召开的第一场全体会，大家既兴奋又期待：习书记终于要作报告了，闽东大发展的号角要吹响了。但习书记在报告里面首先指出的一点，就是对他期望值不能太高。他说：“我就是我，父辈的光荣，不能作为儿孙辈的老本。”第二点，他指出闽东经济发展不能急躁，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一口吃成个胖子。第三，他强调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几任班子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发展需要接力，各级干部要发扬“滴水穿石”精神，以一种前仆后继、敢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品格，接续奋斗。这番话言辞恳切，鞭辟入里，但在当时，却相当于给大家泼了一盆“凉水”。许多干部原来热度很高，一听到这里就懵了，大家议论：这个“滴水穿石”，要滴到什么时候才穿啊？

习书记很有领导艺术。他一边泼凉水，让大家冷静下来，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一边又保护大家的热情，烧温火，肯定“三大战役”的目标是积极的。他说：“建设新城、开发港口和修建铁路，都是大好事，不是说不行，但要考虑现在能否实现。”他耐心地给大家分析，现在建设新城区不切实际，一座城市的形成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长期积淀的过程，不能轻易打破。再说，搬迁付出的代价太大，谈何容易。闽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区内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三都澳目前还是军港，缺乏战略物流大后方支撑。福温铁路的建设是大趋势，将来一定会实现，但以我们目前的财力，杯水车薪。习书记说：“这些项目虽然现在不能推行，但我们要看到希望，深入考察分析，做好可行性研究，启动一些前期性的、争取性的工作。我们要做好准备，创造条件，把基础性工作先干起来。”

接着，他又说：“我们闽东要下决心摆脱贫困，目前首要的是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转变观念，树立市场观念、商品观念和竞争观念，这样才能真正踏上富裕之路。”他还鼓励大家要看长远，积极进行宣传和前期准备，闽东的发展应奉行“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思想，立足现实，不急功近利，不攀比，不消极，不蛮干，紧中求活，活中求发展。根据现有的时空条件，日积月累，一定会水到渠成。

习书记的报告，在闽东引发强烈反响。那些要烧“三把火”的不切合实际的超前论调消失了，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闽东要改变贫穷面貌，到底该从哪里破题。这时，习书记就指出，要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他在随后一次地委会议结束后，专门把有关同志留下来讨论怎么修路。习书记让我取一份宁德政区图来，摊在桌面上，叫大家都围过来看。他说：“闽东这个地方，关山阻隔，道路狭陡，咱们随便去哪个县，都要花一天的时间，几个乡镇跑下来就要一个星期。光靠目前这一条道窄弯多的104国道，经济是搞不起来的。”他用手在图上一边划线一边说：“你们看，从宁德漳湾出发，经福安县的甘棠和湾坞，再到霞浦县的溪南，上达牙城，经由福鼎的秦屿穿过相山汾水关，抵达浙江苍南，直达温州，这几个点连成线，就可以把咱们宁德好几个县都串起来。咱们就这样搞一个汽车专用线。”那个时候，国内没有高速公路，习书记提出搞汽车专用线，其实就相当于高速公路。习书记这一划，大家都豁然开朗，这条专用线一修通，不仅将宁德、福安、霞浦、福鼎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而且把沿海几个县搞活了，由此也可辐射带动山区经济的发展。不过说到这里，习书记又说：“我们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共识：一是立足现有区情，着眼现有条件，克服急躁情绪，可先行论证；二是三都澳当前开放条件不成熟，无腹地，还难以形成物流集散中心，应矫正孤立开发的想法；三是当务之急要打通飞鸾岭，开条隧道，这是闽东咽喉，要从发展区域经济高度上积极向省政府、中央有关方面汇报；四要脚踏实地，不能空喊口号。”

就这样，宁德这个“弱鸟”在习书记带领下走上了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先飞”之路。在农业上，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结合各地区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比如霞浦的晚熟荔枝，福鼎的四季柚，福安的芙蓉李，古田、寿宁的食用菌和茶叶，以及沿海县市的养殖贝类、鱼、藻类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带有产业特色的精准扶贫。在工业上，他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刚才说的修通公路，他还主张大力发展地方工业，跳出了“无电办啥工业”“无工业办啥电”的怪圈。

习书记的宏图大志为闽东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闽东人过去不敢走出家门到外面闯世界，后来很多人走出门去做生意、办企业，光福安县就有几万人跑到外地，搞开发办厂子，做茶叶搞物流，形成了气候。周宁人在上海搞钢铁贸易，寿宁人到广东办超市，古田县食用菌更是誉满全球。这些都是过去的宁德人想都不敢想的。之后数年，地委、行署积极地为这个构想做实地调研、规划，习书记离开宁德后，在任福州市委书记、省长期间，仍经常给予指导抓落实。闽东人民都在努力践行习书记当年为闽东规划构筑的蓝图，现在福温铁路有了，福温高速公路也已通车多年，各地县（市）也都基本连上了高速路，福鼎还建起了核电站，辐射周边多个省市的供电需求，带动了本地区周边城市的工业发展。交通的便利，还带动了闽东地区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山区农民造福工程及脱贫致富的宁德模式还辐射到了全国。这些都实实在在印证了他当初的预言：“对闽东，我是充满信心的”，“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在许多领域创造‘弱鸟先飞’的奇迹”。

前几年，我有感于闽东的变化及习书记在闽东时期的工作思路，随笔写了一首诗《回眸闽东》，作为服务过闽东的老同志的一点想念：

穷山恶水越千年，山客“曲蹄”苦黄连。

解放翻身民做主，改天换地刨穷根。

改革开放旌旗奋，宏图伟业谱新篇。

更喜圣杰临贫瘠，霞光普照福人间。

“四下基层”集民智，摆脱贫困明方向。

践行唱和“山海经”，滴水穿石开新天。

“双龙”穿山跨海舞，三电凌空入网先。

工贸云集港城美，山青水秀入画匾。

造福新居民乐业，衣丰食足乐开颜。

精准扶贫结硕果，闽东小康奔向前。

（注：“曲蹄”指旧社会对渔民的贬称，“双龙”指福州至温州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三电”指福鼎核电、福安大唐火电、闽东水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特别强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到基层群众中走访。请您谈谈他是如何以身作则贴近群众的。

李金贤：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要改革开放，就要往城市跑，到城市里才能发展经济。所以，干部跑乡村的很少，领导到田间地头踩田埂的更少，好像只有大城市里面的“灯红酒绿”，才是改革开放。可习书记不一样。他心里装着群众，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一到闽东就提出“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到基层、信访接待到基层、现场办公到基层、调查研究到基层，并且自己带头沉下身去。记得2010年8月，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他来福建调研，专门和我们这些在宁德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见了面。我对习书记说：“这么长时间了，您当年提的‘四下基层’，我们一直在坚持。”没想到我这么一说，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对呀，‘四下基层’我也一直强调，到了浙江也这样要求，到了北京，对国家信访局也讲过领导干部信访要下基层的事。”

习书记下基层总是要求去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当时宁德最偏僻、最贫困的四个乡，他去了三个，只有一个因为工作调动没来得及去。他在基层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注意体察民情。他跟我们讲，下基层要会看“三面”：田面、人面和市面。田面，就是要看田间地头有什么庄稼，庄稼长得怎么样；人面，是看群众的精神面貌，如果面黄肌瘦，就说明生活条件不好；市面，就是看集市交易是否活跃、物价高不高，等等。进了群众家里，他不光围绕生活问题问长问短，还要揭开锅盖子，看看老百姓平时到底吃些什么。也正是因为他与群众走得近，老百姓才发自内心地认可他，对他感情很深。

我举两个习书记下基层的事例。一个是他当年去下党调研的经历，真是非常辛苦。下党是当时平溪乡一个村划分出来新设的乡，没有电、没有财政、没有办公楼，几千号农户，进出没有公路，也没有车，人们交公粮、买东西，都是肩挑手扛，非常不方便，要看病就更难了。习书记听说了，就要去看一下，并打算帮助解决修公路的问题。记得那是1989年7月，天气非常炎热，先是坐车一路颠簸到平溪乡上屏峰村下车，再步行20多里山路，到下党就已经中午了。我们在村头鸾峰桥上座谈，简单吃了午饭后，又去看望了几户贫困群众。下午2点多了，习书记就提出不再原路返回，去现场考察要修的那条路。

那是一条很小的山间路，很久都没有人走，荆棘丛生，高低不平。下党公社（那时候下党乡还叫公社）的书记拿着一把柴刀走在前面，边劈开杂草边往里走。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做拐杖，跟在他后面。大热天走在草丛中，就像待在大蒸笼里一样，一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那时候也没有瓶装水，渴了，就捧溪水喝，抹把脸。我们从下午2点走到7点才走到上屏峰村公路边，然后坐上车，又晃荡一个多钟头，晚上8点多才回到县招待所吃上饭。那一天真是累坏了，很多年轻人的脚底都打了泡。路上我就跟习书记说：“今天我考虑不周，实在是太累了，你身体吃得消吗？”没想到他很轻松地说：“这点苦不算什么，当年我当知青插队的时候住窑洞，跳蚤咬得皮肤都肿了、烂了。白天干活，挑一两百斤的担子，一肩挑可以不换肩。”我很感慨，习书记那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磨练摔打，一般的年轻人是比不上的。

第二个事例，是有一次我陪他坐船去福鼎县的嵛山岛调研，当年嵛山岛只有一个简易小码头，机帆船到了岛边靠不上去，只能用小舢板转运。那个时候气象预测不是很准，去的时候很顺利，风平浪静。回来时突然起了五六级的风，海浪一下子就掀高了，小舢板始终靠不到大船上。船民在船头顶风的地方试了几次都靠不上去。习书记说：“咱们要背着风上，不要去顶着风，从后面向上靠。”果然，背着风一下子就成功了。上岸后，我跟习书记说：“今天真有点后怕呀，万一靠上不去，船翻掉就麻烦了。你会游泳吗？”他就笑了，给我讲他在厦门时游大海的经历。他说有一次游兴正浓，不经意间发现浪不对劲，好像是要退潮了。他沉着冷静，辨析海水流向，采取侧仰姿势，积蓄力气，剪浪而游，终于安全游回来了。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心里一定要冷静，不能慌乱。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自己不要乱了自己。”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对信访工作比较重视，提出了独特而明确的要求。请您谈谈当时的主要背景，以及在他的要求下，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和反响如何？

李金贤：习书记总是说，一个领导干部做工作想抓住要害，就要把信访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他说：“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贤明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伸冤的，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个事，这是不应该的。”

他把信访工作放到突出位置，到任不到5个月，就亲自下基层参与信访接访。记得他到霞浦县搞信访接待，忙活了整整一天，受理了86件事，当场就解决了十几件，剩下的就让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解决掉，老百姓十分高兴。习书记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当天晚上的总结会议上，就提出“领导干部要主动到基层接访群众，在信访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愿望，把群众的声音作为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品”。为了强化信访工作，他很快就研究制定了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后来，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的做法进一步向面上推开，每个月20号，各个县市领导都要安排接待群众来访，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干部们把这一天叫作联系群众的“公仆日”，老百姓则把这一天称作“连心日”，觉得这一天像过节或赶墟（指农村集市）的日子一样。他还特别强调这种制度不要刻意追求形式，而要讲求实效，多办实事，要体现求实精神。他说：“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承诺了的，只要没有大的出入，就下决心抓紧兑现，取信于民。确实需要解决的困难，晚解决倒不如早解决好，早解决更有利于维护党的威信和政府形象。”

在习书记的执政路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信访工作的重视。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就在福州五区八县全面推行建立领导干部下基层接访群众信访日制度。他任福建省长时，多次到省信访局视察并指示，在百忙中参加了省信访工作暨表彰大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放下架子，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他跟大家说：“关心帮助每一个需要关心帮助的人，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在他的指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制度，有效化解了许多信访积案、老案，受到群众欢迎。再后来，他到浙江当省委书记，还专门让浙江省信访局局长到福建了解信访工作。浙江信访局把习书记在福建推开领导干部信访下基层的经验做了总结，并在浙江全省推开。当时，他作为浙江省委书记，还亲自带着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到浦江接待来访群众，这在全国还是首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您在办公室工作，请谈谈他对机关干部特别是办公室干部提出过哪些要求？

李金贤：习书记很重视办公室工作，也很熟悉办公室工作，所以很体贴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我原来在行署办公室当主任，他来了5个月，就把我调到地委办公室。当时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比习书记年长十岁，而且我也知道，习书记工作要求高，节奏快，规矩也很严，计划性强，我怕跟不上他的节奏。结果，他叫我过去谈话，好像已经摸透了我的心理，讲得很直率。他说：“办公室工作是一个苦差事啊，什么好受的没有，只有难受。有的人不愿意来，愿意来的人，组织上还不一定看得上。”他这么一说，一下子就让我放松下来，也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他随后对我提出了办公室工作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强调按规矩办事；二是加强干部管理特别是秘书的管理，并说领导的秘书是工作的需要，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权；三是加强学习思考，多下基层调查研究，抓好落实督察反馈。

习书记总是能够指明办公室的工作方向，帮助我们理顺办公室的各种关系，对同志们的工作充分肯定。但工作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他也直接提出来，从不含糊。拿文字工作来讲，他说文件是用来指导工作的，连标点符号也不能马虎。他最怕文稿写成长文，一个报告稿，一般四五千字就可以，但是条理一定要清楚，观点必须鲜明，要引经据典，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明白，绝不能唱高调，不能讲空话、套话。习书记平时看书多、知识面宽，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在他的带动下主动学习充电，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他也十分懂得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有时大家会跟他唠叨一些柴米油盐上的事情，他都非常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给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李金贤：我对习书记印象最深的事情，首先就是勤奋好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讲话，许多用典都是信手拈来。这都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阅历，正可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他什么时候都能挤出时间来看书，而且什么书都看，基本上是把整个空余时间都放在读书学习上。白天不下乡的时候，他会准时到办公室，看文件、看材料，找人谈话。业余时间，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那些日子里，我晚上加班回家，总能看到他的灯还亮着。即使是下乡最辛苦的时候，晚上也是雷打不动地看书，每一个县的县志，是他的必读书目。记得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前一天晚上吃完饭，他在县城溜达，转着转着就转到了新华书店。进了书店门，就看他两眼直放光。他惊讶地说：“没想到寿宁县城书店里还有这么多好书啊！”他总共买了八九本，有马恩列经典著作，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还有一本清末小说《九尾狐》，我觉得非常新鲜。

他亲口给我讲过，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是带了一箱子书下去的，连词典、字典都带去，看不懂的字、不理解的词义，就翻字典、词典，每天晚上就是在煤油灯下看书，日积月累地读书。他来宁德，也没有什么随行的东西，除简单的被褥衣服外，全都是书。当时国内各地正在流行跳交际舞，年轻人都在学、都在跳。他当时一个人在宁德，但从来没有见他去跳过一次舞，也没有去唱过卡拉OK，就只爱读书。记得有一年元旦，他让秘书回家探亲。晚上8点多，我与时任宁德县委书记陈修茂不约而同到他家里找他，只见他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书，有一本书正翻看了一半放在灯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他如果不是这样博览群书、勤学积累，没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一番作为，就不会形成当今指导中国发展道路的治国理政思想。

第二，他看事物总是站位很高、立足长远，深谋远虑，而不是只谋一时一地。这一点从《摆脱贫困》这本书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为什么要提出“摆脱贫困”而不是“消除贫困”呢？因为他考虑到，摆脱贫困其意义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而这种贫困消除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仅仅是一个“摆脱”，就要多少年一步步地努力，“消除”就更难了。所以，这也与他提倡“经济大合唱”，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密不可分，不能想着一蹴而就，而要一步一个脚印，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扎扎实实地做工作。他讲的这些话，大家都能听懂，也能接受。

第三，就是他处事果断、笃定。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那年的5月，正是敏感时期，大家说话表态都比较谨慎。我们宁德地委计划召开新闻工作会议，但没想到赶上政治风波进入高潮，谁也不敢出来讲话，也不能出来讲话，怕讲错，叫人家抓住“尾巴”。大家就商量，要不要把会议延迟一下。可习书记却拍板说：大胆开。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各个县的县委书记，还有新闻工作者和各报道组组长。他在会上提出了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鲜明观点。他说，一是要冷静分析思考，认清当前形势；二是要搞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三是要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立足于冷静思考，他还毫不含糊地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讲得非常精彩。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现，而不是某一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性，也不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其实就是只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而自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这是行不通的。”现在来看，这些话依然声如洪钟，振聋发聩。在当时那个时期，大家听得鸦雀无声，都觉得这个习书记真是高人，敢讲，而且讲得在理，很多疑虑都打消掉了。那个时候，各地各种谣言满天飞，说什么话的都有，可是宁德地区却非常平稳，没有人跟着瞎折腾。直到那场风波过去之后，各地搞清理清查，习书记在这个会上的讲话才引起关注，当时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还专门把习书记的讲话整理成内参报了上去。那个时候，他只有36岁，真是太了不起了。

今天，我们虽然不在他身边和他共事，但看到他在国际舞台上自信而笃定的神态，听到他优雅而沉稳的讲话，我们深深为之折服。他代表中国传统，代表中国形象，也将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文章原标题《“习书记把‘公仆日’办成了‘连心日’”——习近平在宁德（五）》，刊载于《学习时报》2019年5月31日第3版。

采访组：陈主席，您好！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到宁德任职时，您对他的第一印象。

陈修茂：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到宁德任地委书记的。当时，宁德除了宁德、霞浦、古田3个县以外，其他6个县都是全国连片贫困区，整个地区财政收入不到5000万元，地区所在地宁德县的财政收入还不到400万元。我那时候是宁德县委书记。1989年，也就是习书记来宁德的第二年，宁德县由县改为县级市，1999年更名为蕉城区，但我们还是习惯称宁德县即当时的宁德市为宁德小市。

当时宁德地区的发展特点，可以用“老、少、边、岛”4个字概括。第一个“老”，整个福建有两块老区，一块是闽西的龙岩地区，一块就是闽东的宁德地区，这里有一半的乡镇都是老区。第二个“少”，是全国畲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福安、宁德、霞浦、柘荣、古田等地都有畲族乡畲族村。第三个“边”，当时宁德地区地处边境，发展较为落后。以宁德县为例，县下面的洪口乡连砂石路都不通，拖拉机都开不到乡里。那时习书记去洪口乡调研，都是走路去的。第四个“岛”，宁德岛很多，海岸线很长，弯弯曲曲有1046公里。

习书记刚到宁德上任的时候，临时住在闽东宾馆。那时，宾馆条件很差。正值6月，宁德酷暑难耐，宾馆连空调都没有。但习书记既来之，则安之。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简朴、亲切、平易近人。

那个时候，宁德的干部群众对习书记充满期待，其中也有“等、靠、要”的思想，知道习书记在北京工作过，又在厦门特区当过副市长，希望他能带领宁德人民大干快上，马上开发三都澳、建设铁路、高速公路等等，能很快地推动闽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采访组：面对这种期待，习近平同志的态度是怎样的？他采取了哪些实际举措？

陈修茂：习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扑下身子，到基层开展调研。他特别看重基层工作，对宁德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明确提出“四下基层”的要求，就是：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成为他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风的生动体现。

对于“四下基层”，习书记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调查研究下基层”。那些一般人很少去的偏远山村，他都去调研走访。有的地方车子进不去，他就走路，走也要走进去了解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东西。

调研中，他贴近群众，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问老百姓最关切的问题。他认为，做好基层工作，村干部至关重要。有一次，他在一个村里调研时讲：“当好村干部，要做好几件事：一是要有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理想，首先要勇于带领大家摆脱贫困；二是不能多吃多占，不仅群众的东西不能多吃多占，集体的东西也不能多吃多占；三是遇事多与群众商量，处事要一碗水端平。”他讲得既中肯又实在，大家听了都不住地点头称赞，感到有这样的领导做父母官，心里都很踏实。

1988年底，他到我们宁德县洪口乡调研。洪口是宁德地区四大特困乡之一，与寿宁县的下党乡齐名。调研中，他了解到整个洪口乡人口少，梯田面积大，粮食产量低，立即对县里提出要求：“洪口乡是新成立的一个乡，大家要全力支持，要派最强的干部去当书记和乡长。”随后，习书记又对洪口乡的发展指明方向：第一，洪口乡身处大山之中，造林自不必说，还要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种茶、种果、栽竹子等；第二，这里水资源很丰富，应该勘察一下，看能不能建水库搞水力发电。我们按照习书记的指示，派当时任县民政局局长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干部去洪口乡任书记，很快把洪口乡的各方面工作都带入了轨道。后来，我们在洪口修路时进行勘察，发现洪口确如习书记所说的，很适合修建水库水电站。最后，我们把洪口水库建成了，既发电，又吸收部分劳动力，而且还把洪口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为洪口乡快速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水库落成时，习书记已经调离宁德，但水库却是他当年在洪口调研时提出来建设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库，洪口的脱贫速度不会这么快。

采访组：除了调查研究下基层，习近平同志在其他三个方面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修茂：习书记不仅调研在基层，面对宁德当时较为繁重的信访工作，他要求信访工作也要下基层。具体来说，就是由县有关部门领导组成队伍，县四大班子领导亲自带队，到乡镇一线去开展信访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变群众上访为领导干部主动下访。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群众接待日要提前一个星期贴出公告，清清楚楚地告诉老百姓：某月某日，县里主要领导要到某某镇召开群众接待会，欢迎大家前来反映问题。

当时还是6天工作制，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我们就把接待日放到这一天。因为来反映问题的人比较多，镇里条件有限，地点一般安排在学校操场或教室里。我们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分成七八个大类，不同的问题到不同的教室，老百姓来了一看就很清楚：反映经济问题的到一个教室去，反映处理案件不公的到另一个教室去，如此等等。接待过程中，有的群众是反映困难希望政府帮助解决，有的是对政策不了解或是有误读，希望我们帮助解释。一开始，老百姓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过来，没想到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解释、疏导、分析利弊，和老百姓的心贴近了，问题迎刃而解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大大增强了。

就这样，群众接待日每个月搞一次，坚持了下来。一开始，教室经常被挤得满满的，一天要接待上百人，梳理下来能有30多个具体问题。渐渐地，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群众来得也越来越少，信访接待下基层这项工作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其实，“四下基层”制度不仅是习书记倡导的良好工作作风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以这项制度为抓手，带动做好各乡镇的脱贫致富工作。那时候的农村，脱贫不容易，但返贫却很容易，要想确保脱贫成果，必须做到责任包干。“四下基层”就是责任包干的有力抓手。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及时了解基层实际，对贫困状况、群众生活有基本的把握，自然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这种类似“包干”式的方法，在当时发挥了显著成效。习书记在“四下基层”中了解了宁德的农村，也引导宁德各级领导干部俯下身子，走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采访组：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通过“四下基层”了解了宁德的基层面貌。那么，他是怎样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呢？

陈修茂：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研，习书记对整个宁德地区的面貌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宁德扶贫要先扶志，要想发展，首先要摒弃“等、靠、要”的思想，解决思想贫困问题。他提出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想飞得高，就要看准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积极干，长期不懈地干下去，实现“弱鸟”先飞、快飞。

习书记给整个宁德地区的脱贫致富制定了长远规划：在保护环境、植树造林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多种经济；各个县要根据自身特色，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我们宁德小市既有沿海乡镇，也有山区乡镇，属于复合型城镇，同时又是地区行署所在地，所以当时习书记对我们宁德小市的定位就是：发挥地区所在地优势，以沿海带动山区，发展目标就是建成地区经济发展中心。

习书记很重视环境保护，对宁德地区植树造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深刻认识，很有远见。1987年9月，宁德九都乡畲族村九仙村，因为连降暴雨，水土流失，一天晚上出现了山体滑坡。除1人逃过一劫外，其余15户32位村民全部遇难。我们都感到很痛心。后来，我陪习书记专门视察了该村灾后重建家园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得知宁德地区山体滑坡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森林破坏严重，习书记要求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村搬到平整的、不会出现滑坡的地方，然后整片整片地造林。于是，我们就根据习书记的要求，重新选址建立了新九仙村。后来，他还专门去看望了新九仙村的群众，又向乡亲们讲起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告诉大家要多种茶、多种水果，做好环境保护。

习书记还特别注重植树造林与当地经济相结合。宁德小市虎贝乡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就开始做蒸笼，至今有900多年历史，是一份珍贵的民俗文化遗产。但在当时，虎贝乡都是一家一户自己做蒸笼，规模很小，只能内销。习书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提出：“蒸笼是老字号，要成规模，把老字号搞起来。”而要把规模搞起来，首先就要求原料能跟上，竹子是蒸笼的主要原材料，这就需要造林造竹。大家觉得植树造林对自己增收有帮助，自然就提高了积极性。很快，虎贝蒸笼的原料问题得以解决，规模也越做越大，现在已行销世界。

今天你们再到宁德去走一走，就能看到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种植的树和竹子都已经成材，宁德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7%，超过了福建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这就是他当年早抓植树造林工作的硕果。而当时全国各地对环境保护和植树造林重视程度还不高，习书记能高瞻远瞩，真的很不简单。

习书记还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发展多种经济。有一次他跟我们讲，宁德地区有种水果的先天优势，特别是有特色的水果，像水蜜桃、蜜桔、柑橘、葡萄，都适合宁德的气候条件，而且现在市场非常好，需求量很大，为什么不发展呢？我们就在习书记的指引下开始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如今，全国品质最好的水蜜桃就出产在我们宁德市的古田县，还有蜜桔、柑橘、巨峰葡萄等销路也很好。这些都是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的结果。

现在我们都知道，宁德是全国茶叶的主产地，但在当时，我们这里虽然也种茶，但却是零零散散的，每个县都有一个茶厂，品种杂乱，质量不一，不成规模，更谈不上有什么出名的品牌，对外自然也就卖不上好价钱。有一种说法：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这些说法用来形容当时宁德乃至福建的茶叶生产情况，是再形象不过的了。

习书记经过调研，发现福安、周宁、寿宁、福鼎这些县非常适合种茶，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给茶叶分级，要成片、成规模地种植，科学管理，打出品牌，尤其要打出宁德的品牌，做出精品茶叶。他还特别强调：“一些贫困户搞不起来你们就要帮他，由贫困户提供劳动力，生产队在其他各个方面提供支持”。那个时候银行贷款还比较少，生产队就给农民赊账，还给一些补助，终于使茶叶生产成了规模。

除了推进茶叶种植的规模化，习书记还指导推进茶种改造，提升茶叶质量。后来习书记离开宁德去福州任职的时候，我们的茶叶生产已经成了规模，经过茶种改造，生产出来的茶叶质量也有了提高，但他还一直牵挂着宁德茶叶产业的发展，叮嘱我们：“成了规模，有了质量，没有品牌，销路也不行。”考虑到宁德地区的宁德小市、霞浦、福鼎能够出产茉莉花，习书记就支持我们从福州引进茉莉花茶制作工艺，还帮助我们打造白茶和茉莉花茶的品牌。

现在，宁德已经成为福建生产茶叶的一个重要基地。谈起福建的茶叶，除了武夷山，接下来就是宁德的品牌，像闽东白茶、福鼎白茶、宁德茉莉花茶，都已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单单茶叶这一块，就使我们宁德小市的霍童、虎贝、洋中、石后、赤溪等许多乡镇摆脱贫困。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规模化生产、质量提升，还是打造品牌，都凝聚着习书记的心血。

在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习书记不仅对植树造林、种植经济作物这些农业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他也很注意因地制宜发展工业，提升人口素质。有一次，我们向他汇报石后乡引进香港的针织厂，他听了很感兴趣，就实地去调研，看一下这个山沟沟里怎么引进针织厂。来到石后乡，他就问我们：“针织厂办到这里来，那工人素质怎么样？”我回答说，工人基本上都是小学文化，能有初中文化的就算不错了。他听后说：“你们劳动力资源很雄厚，引进这个针织厂也不错，但要注意抓好工人培训，要有一批能够胜任针织厂工作的工人。如果你的培训没有跟上去，那开办针织厂就是给别人打工。”

还有一次，习书记来到飞鸾镇，给我们出主意：“你们飞鸾镇离福州这么近，而且有这么多华侨，为什么不搞‘三来一补’？这里有劳动力，可以引进一些适合农民做的事情。”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对当地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条件的要求比较低，确实非常适合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很快联系到福州十邑同乡会会长林铭森，准备在飞鸾镇开办一个玩具来料加工厂。习书记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对我们说：“据我了解，玩具方面的来料加工和来件加工订单很多。我看飞鸾周边几个乡的劳动力比较丰富，特别是妇女劳力闲置的比较多。这个玩具加工厂，可以考虑把周边乡镇的劳动力也吸引进来，形成一个聚集区域。这样的话，周围的劳动力也都调动起来了。”我们就按照习书记的建议，把千家万户都纳入其中，形成了飞鸾、三都、城南的玩具制作聚集区。因为是“三来一补”的模式，制作玩具的原料和样品都是对方拿来的，我们工人只需要照着样品去制作，甚至都不需要厂房，妇女在家就能做，这样她们还能兼顾做家务、照顾小孩，效果非常好。

在习书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思想的指导下，宁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财政收入从以前不到5000万元发展到现在超过100多亿元，涨了20多倍。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脱贫攻坚的论述，几十年前他在宁德的实践就已经堪称“精准扶贫”了。说实在的，作为本地人，我们都没能够像他那样对问题了解那么透，也没他想得那么深，看得那么远。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您是在习近平同志任职宁德期间提任地区纪委书记的，请您结合自己的情况讲讲他的用人观吧。

陈修茂：习书记经常对我们讲，党员干部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认为，他在干部使用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五湖四海，一个是默默奉献。

首先，习书记不唯亲、不唯年龄，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当时我还比较年轻，已经担任宁德小市市委书记一段时间，但资历比我老的同志多的是。那时，组织上推荐我任地委委员、纪委书记。据说，省里有位领导提出：纪委书记一般要求年纪大一些，德高望重一些，这么年轻的同志去当纪委书记，会不会不合适？习书记就讲：“我比陈修茂还小了两岁，我都能当地委书记，他为什么不能当纪委书记？关键还是看能力。”后来在正式文件下达前，习书记找我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你当纪委书记是很适合的，因为从你的工作风格、水平，到你的为人、本质，都适合当纪委书记。我相信你能做得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和习书记的接触并不算多，他之所以这么信任我，推荐我当纪委书记，很可能就是看到我工作中处理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能够脚踏实地地去做，有了问题也敢于担当。这也是在他言传身教影响之下形成的。

习书记选用干部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默默奉献。他观察人并不是听你汇报时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实实在在做了什么，有没有做着眼长远的铺垫性工作，有没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当时的宁德是个穷地方，福建的其他地区都撤地改市了，唯有宁德还没有。在这种地方工作，如果不能选出一批默默奉献、勇于铺垫的干部，人人都想着眼前的工作，那宁德就很难有后来的发展。

习书记非常注重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1989年初，他召开了宁德地区的党风廉政工作会，会议主题就是讲廉政治理，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他通过一段时间调研，发现了许多问题，就在会议上提出来重点抓三个方面：一是查处违法违纪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违规占地建房问题；二是查处以权谋私，违规审批各种项目、指标的问题；三是查处贪污受贿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习书记把处理干部违规占地建房作为最突出的问题来抓。起因是他在调研的时候，发现郊区很多房子盖得跟小洋楼一样，每栋都不错，但看过去又很不规整，而且又听到群众对干部违规占地建房反映强烈。他就问这些房子都是谁盖的，有没有一些干部参与其中。我经过调查，向他做了汇报：这些房子，一部分是农民盖的，一部分是干部的，还有些是籍贯在这里，但在其他地方任职的干部盖的。他接着就问：“群众有没有反映？”我说，群众当然有反映了，别说老百姓的反映了，我们自己都很纳闷，这些干部怎么会有钱在这里盖房子？当时工资收入很低，每月只有100块钱上下，哪来那么多钱？要知道，干部占地建房会引起群众最直接的反感，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腐败。所以习书记把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当作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来抓。

抓违规占地建房，当时是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始查起，整顿力度非常大，全地区查处了一两百名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单宁德小市就查处了12名违规占地建房的干部，有的追究法律责任，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件事，在全地区反响很大，群众拍手叫好，都说“共产党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的了！”这件事，也充分展示了习书记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担当，在宁德干部群众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习书记对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干部十分尊敬，非常重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我们宁德有一位红军老战士叫黄垂明，是当年闽东游击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安专区（后改称宁德地区）副专员，大家都很尊敬他，尊称他“阿伯”。习书记到宁德任职的时候，阿伯已经80多岁了，习书记逢年过节都去看望他，平时还经常去和他聊天，听取他对宁德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还有宁德地区前任地委书记吕居永。习书记接任的时候只有35岁，而吕书记当时已经66岁了。吕老亲口对我说，习书记在宁德的时候对他就很尊敬，后来他退了休，习书记到省里工作，还是一有空就去看望他，他认为像习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确实不可多得。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接触和交往中，还有哪些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

陈修茂：习书记有三个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个特点是生活朴素。当时地委的食堂很简陋，习书记平时就在食堂吃饭。有一个周末，他和秘书一起散步到我家里，我留他吃午饭，他说食堂还留着他的饭呢，不回去吃就浪费了。习书记平时基本没有什么应酬。有一回元旦，我看他晚饭后没什么安排，就约上几位同志去他家里和他一起过节。我们上街买了点卤肉卤料，到他家里，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饭。我记得当时筷子不够用，就直接用手抓着吃，他很随和，一点都不介意。

有时候，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老师来看望他，他们就自己买菜做饭，我在菜市场碰到过两次。生活中，他们穿着很朴实，走在街上很难认得出来。

习书记的住处也很简朴。门外的栏杆后面有个储物的地方，那里放着四副挑土的簸箕，还有两三把锄头，这都是他和秘书劳动用的工具。每次机关搞义务劳动，他只要在，从不落下，干起农活来也有板有眼，一看就是在陕北插队时打下的基础。

第二个特点是热爱学习。他很爱看书，涉猎广泛，尤其是对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特别感兴趣。他不仅自己看书学习，还推荐别人学习，也经常组织干部学习。他曾经对我说：“修茂，你要多学一些哲学，还要广泛地读书，更多地了解世界。”1989年7月，习书记把宁德地区所有县委书记都集中到仙山牧场，参加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那个地方都是沙土路，有的路段拖拉机也难上去，只能坐一截拖拉机，再走一截土路。即便如此，习书记还是扛了很多自己的书上去，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习。牧场上没什么人，很安静，也没有电话干扰，我们就在习书记的带领下，安安静静地看了些书，学了几篇文章和一些哲学知识。

第三个是拥军爱军。宁德是我国重要的海防前线，当时福建海军基地和海军第21支队都驻扎在这里。每逢台风、暴雨，习书记都是先问部队和驻军有没有损失。我有两次陪同习书记抢险抗灾，都是去的飞鸾和三都这两个驻军所在地。有一次我陪同习书记去三都考察，他对我说：“双拥工作是你们宁德小市整个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必须尽全力帮助部队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在习书记的要求下，虽然宁德县驻军家属比较多，工作岗位有限，但我们依然给各个随军家属安排了相应的岗位，给子女安排入学。当时驻军所在地飞鸾和三都都有中学，但水平还不够，我们就把县一中的初一初二年级各增设一个班，专门接收部队子女前来就读，由部队派两个人负责这两个班级的管理，学校则负责具体的教学工作。

习书记还很注重国防教育，积极选树典型。宁德小市有一位英雄人物叫蔡威，真名蔡泽鏛，1928年入党，1930年调入党中央无线电训练班学习通讯技术，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与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红军长征中曾成功破译敌军密码，为党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遗憾的是他在第三次过草地时病逝了。徐向前为他题词，称他是“无名英雄”。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战友遍寻他的后人，最终在宁德小市找到了。习书记来到宁德后，专门看了蔡威的家史。他说：“为了教育下一代不要忘了革命前辈付出心血打下的江山，一定要做好革命传统教育。蔡威是无名英雄，宁德人要感到骄傲，要好好地宣传。”后来，我们在蔡威家门外立了一座塑像，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宣传他的事迹，弘扬他的革命精神。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陈修茂：习书记离开宁德后，我们保持着联系，主要还是工作上的联系。习书记爱好体育，当年在宁德的时候，我们会约着去游泳。到了省里，也曾一起游泳、打球。

现在，回想起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日子，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觉得恍如昨天。我很感激习书记对我的信任，更感激他在工作上对我的要求和指引。现在，他是我们党的总书记，是国家主席，是我们人民爱戴的领袖，我们作为他曾经的下属，都由衷地感到自豪。我们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成为世界强国，我们的军队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军队，就需要有他这样的领袖。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一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心声，也是我们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学习时报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文章原标题《“习书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宁德人民早日摆脱贫困”——习近平在宁德（四）》，刊载于《学习时报》2019年5月29日第3版。

采访组：李主任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宁德和省里共事的时间比较长，请您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

李育兴：从习书记1988年6月来宁德到他2002年10月离开福建，15年间我以不同身份在他领导下开展工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8年6月到1989年12月，我当时是宁德地区福安县委书记。第二阶段是1989年12月到1990年5月他离开宁德去福州前，我是地委秘书长、地委委员。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3月到1998年5月，他任省委专职副书记，按照福建省委办公厅的惯例，一个副书记配一个副秘书长，因为我在宁德当过他的秘书长，所以就让我来当他的副秘书长。1998年3月，我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继续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5月。那之后，虽然不再一对一为他服务，但他还是省委办公厅服务的重要领导。第四个阶段是从1999年8月到2002年10月。在此期间他从省委副书记升任省长，我作为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因工作关系，与他仍有较多联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请您介绍一下当时宁德的大致情况。

李育兴：当时宁德比较落后，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9个县之中有6个是贫困县。我国沿海地区都比较开放，经济比较发达，只有宁德不是，所以又被称为“沿海地区黄金地段的断裂层”。原因有两个：一是地理条件不好，山多田少;二是交通不便，只有一条104国道，虽然有很好的港口如三都澳、赛岐港，但没有对外开放。

习书记刚到宁德时，我感觉他少年老成，年纪不大，但非常稳重成熟、平易近人，不论面对领导干部还是基层群众，他都非常热情真诚。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福安是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挂钩点。他是如何指导福安经济社会发展的?

李育兴：当时福安县的经济和地位都比较特殊，它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宁德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福安县是习书记的挂钩点，这既是历史的机缘，也有其必然性。一是福安的历史地位比较重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有八大革命根据地，闽东苏区是其中之一，而闽东苏区的首府就在福安县柏柱洋村。解放后，福安是专区，专员公署就驻福安县，后来迁驻宁德县，1971年改名宁德地区。二是福安的地理环境特殊。福安有山有水，山海兼备，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海阔岸长湾多港好”。赛岐港在解放前被称为“小上海”，经济比较发达。福安还是闽东的水陆交通枢纽，104国道贯穿福安。三是社会特点很突出。福安的社会特点是老、少、边、岛、贫、教(宗教)，这也是闽东的特点。把福安作为挂钩点，对于指导整个闽东的工作具有示范作用。习书记在福安县有3个联系点：坂中畲族乡是民族乡联系点，社口乡坦洋村是党建联系点，赛岐铁合金厂是企业党建联系点。

习书记指导与推动福安工作，首先是推动福安县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转变。过去闽东比较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闽东没有一个经济中心，也就谈不上经济中心的辐射影响作用。当时宁德有三大热门话题，一是开发三都澳港口，二是修建福温铁路，三是建设中心城市。这三个话题其实和福安县都有关系，因为赛岐港出去就是三都澳，福温铁路也通过福安县，尤其是建设中心城市，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福安的赛岐港。这个想法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了，也经过几次论证，主要考虑到赛岐港地处闽东的中心，是水陆交通的要道，已经是物资的集散地，还有一些重点企业在那里。1987年8月，福安县召开了一个赛岐港中心城市研讨会，编制了赛江新城远景总体规划，还请南京设计院规划师来搞设计。1988年5月，赛岐经济开发区已经批下来了，省计委、建委等部门都很支持赛岐经济开发区的建设。

习书记一到闽东就立刻沉下去调研，大概一个月时间，跑了9个县区、13个乡镇、18个村、12家工厂电站及学校。深入调研之后，他说：“闽东有这三个话题是好事，表明闽东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让外界认识这三件事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我们的立足点不能放在这上面，可能性和必要性不等于就是必然性。事关地区发展战略全局的决策，要充分考虑到国情省情区情，不要把近期内难以实现的发展目标超前化。当前重要的是抓好中短期的工作。”他还强调：“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关键在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我们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他深入调研之后，对闽东发展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感到这三个愿望是闽东的长期工作，现在搞不现实，“一夜暴富”的思想也行不通。

面对福安县的发展思路问题，习书记作出了深刻思考。1988年10月4日，习书记在赛岐镇主持召开赛岐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会上他认真听取开发区包括中心城市的规划情况以及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等汇报，并做出指示。根据习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福安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东西两个口、南北一条线、三点一线带全县”的区域发展战略。“东西两个口”，即东面是赛岐，西面是穆阳;“南北一条线”，就是104国道;“三点”就是赛岐、穆阳和韩阳镇。提出了“从打基础抓起、建基地上见成效、立支柱上突破、抓两通上搞活、重软件上取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处理好“五个关系、五个同步”，即处理好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治理整顿与经济发展、治理整顿与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这五个关系。以后的实践证明，福安县的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这些措施都有力推动了福安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

习书记十分重视和支持赛岐经济开发区建设。他在赛岐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上，肯定了开发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并进一步就实施原则、开发步骤提出意见，还现场解决了很多问题。当时办公会确定了两件事：一是把开发区建设列入地委行署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二是调整充实地区协调指导小组，涵盖地委行署主要部门、主要领导，体现了地委行署对开发区的重视。习书记还帮助开发区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比如给开发区第一期建设用地400亩，这在当时是很难批的;帮助解决建设经费、外来落户户籍指标等。落户指标主要用来吸引外地人到赛岐参与开发建设。我们好几次到浙江去联系招商引资，把那边的企业家能人引到赛岐来，这就需要落户指标。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是如何关心指导福安其他工作的?

李育兴：我主要介绍一下习书记对福安老区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的关心和指导。

1988年7月，习书记刚到闽东两个月，就轻车简从去了福安两个地方。一个是甘棠镇观礼基点村，革命时期这里曾是安德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安德县委所在地，从1934年到1938年4年间，先后有八任县委书记为革命壮烈牺牲。另一个是溪柄镇柏柱洋斗面村，这里曾经是闽东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工农武装组织的诞生地，也是闽东独立师的发源地。习书记一来就走村入户看望慰问“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老交通员、老苏区干部)，在斗面村还讲了话。习书记在宁德工作两年期间，经常到老区、基点村(即革命基点村，是指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位于国民党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区的边远山区农村，村民曾在共产党领导下斗地霸、惩腐恶、抗捐税、分田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调查研究，时刻不忘曾为革命、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老区人民。

另外，宁德是福建省民族工作的重点地区，畲族一共有16万多人，占全国畲族人口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的70%。福安县畲族人口有5.75万，占全县人口11.6%左右，是全国畲族人口最集中的县。福安县本身所辖22个乡镇，其中有19个都有畲族分布，而纯畲族的村庄有721个(包括自然村)。习书记刚来宁德工作时就强调民族工作的重要性。1989年1月17日，他在地区民委第七次委员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摆脱贫困》一书中，好几篇文章谈到畲族的经济、畲族村的工作情况。习书记还把福安县坂中畲族乡作为他的民族乡联系点，经常深入下去调研。

我讲一个事例。1989年初，他到坂中乡大林村调研，村口有一个大林小学。这个小学是一间只有两个小窗户的土坯房，全校4个年级47个学生就只有这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所以每次一个年级只能上十分钟课。习书记看了心情很沉重，回去以后马上委托宁德军分区政委赵文法为大林小学送去了各种生活学习用品，包括书包、铅笔盒、铅笔以及衣服等。后来习书记还给大林村筹措了专项资金，建了一个两层楼四间教室的新学校，实实在在为畲族村教育做了件大好事。习书记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边调研一边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而且狠抓落实。

还有就是宗教工作。宁德是福建省宗教工作的重点地区，整个地区有1440多座寺观教堂，宗教徒15万人左右，是全国天主教地下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也是当时新建乱建寺庙教堂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福安又是天主教工作的重点县，全县有10个宗教工作重点乡镇，有34个开放的天主教堂口，整个地区信教群众多、分布广，情况比较复杂。在充分调研基础上，1989年10月31日，习书记在福安主持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首先听取福安县近一两年宗教工作情况的汇报，对当时天主教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并就加强天主教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习书记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要保护合法、正常的宗教活动，限制和取缔非法的宗教活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为什么能够对福安进行那样具体的指导呢?

李育兴：习书记之所以能够对福安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主要是他在福安进行了深入扎实的调研。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期间，经常到福安调研，我能回忆出的就有以下这些：1988年7月，先后到甘棠镇观里基点村、畲族人口占60%的洋畲村、连家船民最多的甘坪村，还有溪柄镇柏柱洋斗面村调研。1988年10月3日到5日，习书记陪同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到福安县调研赛江沿岸的绿竹带和坂中乡民族实验小学等。1988年11月，到坂中乡民族实验小学调研。1988年至1990年5月，4次到社口乡坦洋村调研。1989年初到坂中乡大林村调研，还有1989年1月1日到2日陪同时任省长王兆国到福安调研。1988年7月到1990年5月，他先后3次到范坑乡调研，其中两次去了毛家坪特困村。范坑乡是宁德4个特困乡之一，而且是福安最北边的地方，毛家坪特困村又特别贫困，有一次还是冒雨在那里调研。1989年11月到上白石镇不老村调研。1996年8月6日，到赛岐镇泥湾村、湾坞乡徐江村指导抗灾与重建家园工作。1997年6月6日到上白石镇郑家山村调研闽东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次调研，他给郑家山村题词“积极探索山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赠郑家山党支部”，并在这次闽东调研中提出：“要把解决群众的脱贫安居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做到真扶贫、扶真贫。”1996年6月，到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康厝畲族乡东山畲村调研。

采访组：请您谈谈福安县当时都有哪些具体变化。

李育兴：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即“打基础、建基地、立支柱、重软件”。打基础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比如1988年6月动工建设赛岐大桥，1990年10月1号通车;建设甘棠22万伏变电站;建设下白石三千吨级杂货码头;建设罗江万吨自来水厂;安装4千门程控电话;完成湾坞6千亩围垦工程等。“建基地”是在农业上抓了“八个基地”建设，有黑荆树、绿竹、茶叶、水果、水产等项目，形成规模效益。“立支柱”主要是抓好食品工业“五条龙”，将韩阳镇的电机电器进一步成龙配套，抓好赛岐镇的打火机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重软件”就是制定了各种政策以及“三来一补”等优惠政策。

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习书记到宁德后，很重视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当时福安县正对县里的机构进行“消肿减肥”，全县撤销合并非常设机构47个，增强职能部门的效能。根据“四化”条件调整班子，调整了10名正局级及20名副局级干部。在廉政建设方面，遵照地委和习书记指示，清理干部职工违法违纪占地建房4000多户，罚款87.3万元，清退县直机关干部有私房占公房295户、747间，还收回长期拖欠公款159万。

三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我前面讲到，习书记很重视教育，身体力行。为了解决当时福安教育上的困难，我们筹措了1000多万资金，用其中100多万为福安一中建了一座教学大楼，还对全县228所小学进行改造新建工作。

四是重视联系点建设。在习书记的关心和重视下，他的3个联系点都成为1990年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的先进典型：坂中乡作“畲族之变在于加强村组织建设”的介绍;社口乡坦洋村作“坦洋上富路，党建下功夫”的介绍;赛岐铁合金厂作“发挥整体政治优势，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介绍，反响都很好。

应该说，当时福安县在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变化，都是与宁德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特别是习书记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同时也是福安人民发扬习书记倡导的“滴水穿石”精神、老区精神、艰苦创业精神的结果，是福安人民增强“弱鸟先飞”意识、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的结果。这些，正是习书记所期望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任期间，对宁德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重要论述?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李育兴：那时候的闽东，森林覆盖率与绿化程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森林砍得多造得少，森林赤字多达30万立方米。还有340多万亩宜林荒山尚未绿化，近50万亩林地尚未改造。但因为当时人们温饱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所以不少人的生态意识还不强。可习书记却十分具有前瞻性，他在1990年4月发表的《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一文中强调：“要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把农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有的地方开创‘绿色工程’，这就是一条好经验。所谓‘绿色工程’，就是依托荒山、荒地、荒滩，发展开发性立体种植业，实行集约经营，专业协作。”

1989年1月，他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闽东这样一个贫困地区，山林资源是一个重要的优势。”“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他还指出：“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等。从特殊的意义上理解，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

在习书记提出的明确指导思想下，闽东开始绘制一幅林业振兴的蓝图，就是苦战7年，确保1995年实现荒山绿化任务。他还要求稳妥扎实抓好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如今，闽东的荒山已经遍植绿树，绿色工程惠及千家万户。抬头看看漫山遍野的青翠，就总是能想起当年习书记满怀信心的寄语。

采访组：从您亲身经历来讲，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发展思路和举措?

李育兴：习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么三条。

一是树立先进典型，以其示范作用来推动全局工作。1989年2月23日，习书记把8位农民请到宁德，给地区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介绍经验。他亲自主持报告会，逐个进行点评，肯定这8位农民的做法和经验并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地委工作会议上，搞了一个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里面涵盖了71个典型人物和先进集体。习书记亲自为《滴水集》写序，讲了这样几层意思：首先是滴水可穿石。他写道，“改革开放这十年，闽东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成就和变化是来之不易的，是闽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辛勤工作的结果，它凝聚着广大群众干部的心血，体现着滴水穿石的精神。”再就是滴水能够映出太阳的光辉。他写道，“在获取成就和推动变化的过程中，闽东人民的先进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中，有靠勤劳起家、科技致富的新型农民;有精明开拓、活跃在商品经济舞台上的企业家;有辛勤耕耘、几十年如一日的山村女教师;有把穷山沟引上致富路，树立了党的光辉形象的‘战斗堡垒’等等。在他们身上展示了‘不耻落后，意气奋发，放胆开拓，争先创优’的闽东风格。”他又讲道，“滴水聚成的涓涓细流，将汇成江河奔腾向前。《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发挥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

二是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他往往能够在务实的基础上把眼光放长远，以大气魄、大胸怀来规划全局。作为一方的领导，他不仅抓大事，而且作决策、干工作非常注重符合客观实际。比如在宁德，习书记一方面肯定各地有发展思路和举措是好的，体现的是干事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适当“泼凉水”，让干部群众意识到急于上大项目是不切实际的，“抱个大金娃娃”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他当时在闽东的一个战略思维，就是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发展好农业和工业，把近期和短期的事先抓好，既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谋长远的发展，又要有“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跨越发展。从他发表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当年对闽东的发展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1992年，习书记在福州提出“3820”工程，制定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发展规划。作为一个福州市委书记，会考虑20年的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习书记立足长远、放眼全局的战略思维。

缩小山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提高全省综合竞争力，加快建成海峡两岸繁荣带，是福建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其根本途径在于实现山海联动发展。1998年初，在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领导下，我们组织全省9地市、55个省直单位进行8个月的调研活动，提出了意见与建议。1998年11月召开的福建省委六届九次全委会上，通过了两个决定，一是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二是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在习书记领导与总策划下，撰写了《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一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山海联动发展的战略选择、目标定位、实现途径等进行明确阐述，便于指导和实际操作。书中关于“加速推进山海协作的战略构想”的实施步骤，分3个阶段共12年时间实现，每个阶段都有主要目标任务及要求，考虑得十分全面，策划是高瞻远瞩的。

习书记任省长以后，还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理念，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请专家进行论证，他还亲自到北京去汇报情况，中央有关部门作出了批复。如今，生态建设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而早在十几年前，习书记就已经展现了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三是具有开拓精神，注意工作效率和成效。他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统战工作，有两项工作很有开拓性：一项是召开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当时，省四套班子中与统战工作有关系的部门、团体近10个，常发生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现象。从1996年至1999年4年间，习书记共主持召开了10次统战工作联席会议，避免了工作重复安排或互相扯皮现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效，反响很好。还有一项是开展省海外联谊活动。习书记分别于1997年12月、1998年9月、1999年7月，在深圳或珠海召开香港、澳门地区顾问、理事扩大座谈会，探讨新形势下福建如何面对挑战和机遇，每次都有100多人参加，加强了闽港澳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这样开会大大节省了港澳同胞往返时间，也大大提高了座谈会的参与度，深获港澳同胞赞誉。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日常生活中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李育兴：习书记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亲民。他到闽东就讲“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并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他认为只有到基层去调研，才能知道人民的疾苦，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和盼望，了解群众的思想和困难。一到闽东，他就到基层了解情况，他对老区少数民族群众更有感情。调离闽东的时候，他专门到挂钩点福安县和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寿宁县，以及3个联系点去告别，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习书记非常尊重和关心老同志，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时常去看望老同志，对老同志嘘寒问暖，老同志有什么困难都尽力帮助解决。福建省老区办主任对我讲过，习书记调离福建的时候，还不忘通知老区的老同志来一起吃个饭，叙旧、谈心。这其中，习书记跟项南同志的友谊令我印象尤其深刻。项南同志思想很解放，习书记非常尊重他，一有机会就向他请教。习书记最后一次见项南，刚好是我陪他一起去的。那是1997年11月10日。这之前，我随习书记到印度出访，9日回到北京，10日下午他就叫我陪他去看望项南同志。我们到了以后，看到项老西装革履，精神矍铄，原来是当天晚上他要参加两场与全国扶贫基金会有关的接待活动。项老看到习书记非常高兴。习书记给他介绍出访情况、福建情况，两个人谈兴很浓，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项老还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结果万万没想到，项南同志就在当天晚上10点半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他们两人超越年龄的友谊令人感动，这份友谊的根基就在于两个人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一片赤诚之心。

习书记对基层干部非常关心。习书记跟福安县坦洋村支部书记刘少如关系很好，有一次他到宁德调研，听说刘少如生病住院，他就到医院里去看望刘少如，还交待医生要认真治疗。刘少如的孩子刘志勇到福州去见了他好几次。刘志勇回忆说：“1989年7月，我有幸与习书记一起参加全省党建研讨会，一周的接触中，他总是令人感觉那样的随和友善，极具亲和力，促膝交谈中虽言语平淡，我却能时时感受到他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刘志勇说，习书记教导他要干正事，走正道，树正气。1997年到2000年，习书记还曾两次接见他，每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农村的朋友，你来了!”刘志勇有一次向习书记反映福安准备开发白云山旅游项目的事情，习书记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事，认真看完刘志勇带来的项目报告。他从不觉得自己是领导干部，都是把自己放到人民公仆的位置上，和老百姓交朋友，为人民尽心尽力干实事。

习书记非常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但他对干部的要求很严，如果干部做得不好，他就会严肃认真地批评。不管是在宁德还是在省里，他都很注重讲究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

习书记为官清廉，崇尚节俭。他在地委大院的办公室陈设很简单，从他来到走都没有改变过，他坐的车也是旧车。习书记的廉明还体现在他对家属要求很严格，在宁德时，彭丽媛老师来，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讲的几句话闽东人至今都还记得：“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你发财就不要想当官，当官就不要想发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些告诫避免了不少干部犯错误。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的经历，对他人生发展以及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李育兴：总体来说，习书记主政宁德的两年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宁德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形成地和实践地。我感到，这其中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闽东独特的地理条件。闽东有山有海，是他接触山海的开始，山区怎么发展，海洋怎么发展，山海如何协作发展，如何念好“山海经”，给他提供了不少实践的样本。

二是闽东独特的区情。“老、少、边、岛、贫、教(宗教)”，闽东方方面面都涵盖了，为他日后处理类似问题积累了经验。在闽东的工作经历，也让他对老区的历史、老区的精神、老区的贡献、老区的牺牲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使他更加重视老区工作与老区的发展。闽东畲族的现状与困难，畲族的特点，畲族同胞对革命的贡献，会加深他对畲族同胞的感情，宁德的经历对他如何指导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如何加强民族团结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闽东作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贫困群众的困难及期盼，习书记了解得十分清楚，如何带领他们摆脱贫困是习书记主政宁德两年的一项主要任务，这方面的思路、实践、成效及经验，他已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作了分析和总结，对他以后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了很好经验。闽东的宗教工作突出，当时是宗教地下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习书记多次专题调研宗教工作，并采取了不少措施。闽东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宗教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宗教政策及如何做好宗教工作有不少认识与体会。

三是当时独特的“时、势、位”。1988年到1990年，正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机，又是经济上治理整顿的时机，同时也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所以“懂形势，知全局，明精神”很重要。习书记把握整个全局和形势，将中央精神同宁德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审时度势做好工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成为他从政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四是独特的使命。习书记主政宁德后，担子重了，责任大了，管理宁德地区9个县，既是锻炼，又给了他发挥作用、有所作为的空间。我感到宁德工作给他很多启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谋全局，一个是谋万世。“不善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从全局考虑很难做好当地工作;“不善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考虑长远的发展，就很难对当下的发展有清晰的思路。所以习书记的发展思路都考虑得很全面、很长远。

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的那段岁月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从他身上学到的知识、修养、工作方法，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也是对我的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良师益友。

采访组：吕老您好!您是我们这次在福建采访的同志中最年长的一位，习近平同志当年是从您那里接任宁德地委书记的，能够听您讲他当年在宁德工作的事情，我们感到很荣幸。请您先讲讲当年交接的情况。

吕居永：1988年3月，我在福州参加省里的两会，省委书记陈光毅同志找我谈话，说省委想让习近平同志到宁德接我的班，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早已过了任职年龄，有年轻人来接替我，我当然很高兴。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当常务副市长，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各方面反映很不错，我就和陈书记说：“习近平同志到宁德最合适了。因为宁德是革命老区，他是老革命的后代，所以他对老区肯定有很深的感情。他到宁德去，我完全赞同。”

于是，省委在两会上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了。两会结束后，省委任命我到省人大当常委兼农村经济委员会主任，在福州还有很多事要处理，我就没有马上回宁德。习书记一到宁德上任，也直接下去调研了，所以我们一直没见上面。6月，我从省里回到宁德，想和他当面交接一下，那天他正好不在机关，正在周宁县搞调研。我就跑去周宁县，在当地的招待所和他见面了。

采访组：当时您和习近平同志交接了哪些内容?

吕居永：我主要向他简单介绍了宁德的区情、社情和经济发展情况，给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习书记听得很认真，一直没有插话。我讲到最后，对习书记说：“闽东人民很欢迎你到闽东来工作。”他当时讲了两句话：“你们在闽东工作了将近40年，很艰苦，也很光荣。我是来向闽东老区人民学习的。”之后，我还要到政和县去调研，我们也没顾得上一起吃中午饭，就告别对方各自忙起来了。后来我听说，习书记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闽东9个县，相信在他的脑海中已经勾勒出了闽东发展的一个框架。群众都反映，别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新书记来了“不烧火”，而是在山里面转了一大圈，调研工作做得扎实，做得深入。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习书记根据自己一个多月的调研实践，总结出宁德的三个“三”，就是三大特点、三大弱点、三大优势。三大特点包括：一是革命老区，9个县都是重点的革命老区;二是少数民族畲族的聚集区，全国的畲族集中在福建，福建的畲族集中在闽东;三是贫困，宁德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也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所以被称为“老、少、边、岛、穷”，占全了。

宁德还有三大弱点。第一个弱点是交通闭塞。那时候福州到宁德之间只有一条福安公路，全程要走4个小时。宁德内部交通条件也不好，到福安要走眉洋岭，到周宁要经过油岭、愁岭，到寿宁要经过车岭。第二个弱点是没煤少电。当时宁德只有一个小型水电站，没有水库，只能靠河流发电，丰水期有电，枯水期就没电，发电基本靠天。第三个弱点是群众思想观念陈旧。大多数人认为种田是为了吃饱肚子，养猪是为了过年，养鸡是为了买油盐，小农经济思想严重。

宁德也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是政治优势，就是我刚才讲的，有老区这个光荣传统;第二个是山海资源优势;第三个是宁德劳动人民的淳朴风气和艰苦奋斗精神，形成了一种人的优势。

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紧紧抓住了闽东的三大特点，着眼于克服三大弱点，努力去发挥三大优势，给闽东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您对习近平同志有哪些深刻印象?

吕居永：虽然在宁德期间，我和习书记没有工作交集，但他非常尊重老同志，这种尊重不是挂在嘴上讲的，而是体现在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

首先，体现在用车上。当时和习书记一起新上任的有四个人，一个是习书记，另外有两个是地区副专员，还有一个是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为此买了两辆新车。习书记作为新来的地委一把手，挑一辆新车做专车一点不为过。可他不要，一定还要坐我原来那辆旧车。我那个车出过一次事故，大修过，按理讲是不安全的。可他坚持不换，司机也还用我原来那个。我感到，这是对我这个老书记的一种尊重。第二，他接任我以后，还是用我原来那间办公室，他也不换，更没有装修。第三，我清晰地记得，1988年11月27日，宁德地区召开了一个三级干部扩大会，地县乡镇的领导干部都来了，规模比较大。习书记专门邀请我去参加，还要我在这个会议上讲话。我当时想，我已经退下来了，而且前面几个书记、专员都就具体工作讲得很全面了，我参加一下就行了。可他很坚持，说：“你是老前辈，是长者，一定要讲一下。”为了不同之前那几位领导讲的内容重复，我讲了关于林业工作的一些情况。我说闽东在经济上与其他地区存在差距，林业上的差距更大，这个问题我自己有责任。因为我在闽东工作39年，闽东大部分的山还都是光头山，幼林多，小林多，稀林多，树枝打的多(是指把树杈都砍掉，只剩下一个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跃进”时搞大炼钢铁，把树都砍没了。我们在森林问题上欠了债，如果再不重视，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还结合之前习书记他们讲的内容，提出了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认识问题，二是政策问题，三是领导问题。

当时我讲这些话都是即兴的，有感而发的，没有稿子，本以为讲完就完了。结果会议结束以后，习书记让地委办公室的同志把我的讲话整理出来，还印成文件发下去，让各单位学习，令我非常感动。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先后调到福州和省委工作，你们同在福州，您和他还有工作和生活上的交往吗?

吕居永：习书记回到省委当副书记以后，我们工作上的接触和交流就多了起来。那时候我已经从人大退下来，到老区建设促进会工作，他当时正好分管我们这个促进会，所以我们经常联系。他很看重我在闽东工作几十年的经历，每次到闽东调研都要叫我跟他一起去看看，看完还很认真地听取我的意见建议，前后大概四五次吧。他下去调研从来不坐小车，都是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坐中巴，随行的除了秘书长李育兴同志，还有一些涉及农村工作的厅局长。

有两次让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是我陪他到福安县徐家塘村，台风来了以后，海水把塘体冲垮了，全村七八十户人家都受了灾。习书记冒着台风再起的危险，到村里去看望农户，不停地嘘寒问暖。还有一次，我们到上洋村和半屿村，这两个村的塘体也被洪水冲垮了。习书记知道以后，要求当地尽快把塘体修复，把3000多亩地保护起来，并提出在这片地上建一个工业区，既保护了土地，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通过这两件小事，我感觉习书记这个人，对人民群众有情怀，对工作又很有想法。

生活上，我感到习书记是一个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我讲一件亲身经历的故事。大概是1988年，我和老伴儿从福州回宁德探亲，当时我在人大农经委也给配了车，我们两个人就开着车回去了。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刚好请假也在宁德。我听说彭丽媛去宁德的时候，习书记没有用自己的车去接她，是让她坐班车过去的。等到要回来的时候，他知道我也要从宁德回福州，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说第二天就回去。他问我：“回去都什么人坐你的车?”我说就我和老伴儿两个人。他说：“彭丽媛要回去了，顺路搭你那个车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心想，他作为地委书记，爱人难得过来探望他，他派自己的车专门接送一下，再正常不过了。可他却没有，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让我很敬佩。

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回宁德过中秋节。当时地委有几个同志家属不在身边，习书记是其中一个。我老伴儿说，把他们几个叫过来吧，咱们一起包饺子吃。习书记一听，很高兴地就答应了。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他头发很长，就情不自禁地说：“习书记你这头发太长了，怎么也没去理一下。”习书记憨憨地说：“您知道到哪里去理发吗?”我老伴儿就把宁德一个我们经常去剪发的老师傅地址告诉他了。我们都没想到，他每天忙于工作，竟然连剪头发的时间都没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和您还有交往吗?

吕居永：2010年的时候，习书记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他到厦门开会，路过福州，提出要到宁德去一下，并专门通知我和其他两个同志一起到宁德去跟他见面，还拍了照片。2014年底，习书记到龙岩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后又回到省里参加各种会议，非常忙碌，最后也没能和我们这些故交见上一面。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习书记从福建临走时，特意交待省委办公厅，他说：“请跟老同志们讲一下，这次我实在没有时间和他们见面，请代我转达对他们的问候。”大国领袖，行至于此，令人动容。

采访组：听您讲了这些，我们也感到习近平同志对宁德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共事过的同志们的情谊。

吕居永：我感觉，习书记这个人有几个特点：第一，知识面很广。古今中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军事都很了解，什么都懂。第二，思维能力很强。他提出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既是他个人从政生涯的深刻体会，也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树立的科学思维方式。第三，作风扎实。他这个人只讲实的，不讲虚的。他跟我们讲过，讲话要讲四种话：讲真话、讲实话、讲短话、讲对群众有用的话，而不要去讲那些大话空话，更不要讲假话。第四，生活朴素。我刚才讲了一些他到宁德生活简朴、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的例子，这些情况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听说你们要来采访我，我认真回想了当年习书记在宁德施政提出的那些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比如，他说宁德的扶贫工作“快不得也慢不得”，所以他紧紧抓住了闽东的三大特点，着眼于克服三大弱点，努力去发挥三大优势，既讲“弱鸟先飞”，又讲“滴水穿石”，这两者与“四下基层”一起构成他在三个层面上对闽东发展的思路。“弱鸟先飞”，就是要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充分发扬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闽东之光”，发扬闽东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走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先飞之路”“快飞之路”;“滴水穿石”，就是要拿出百倍的信心、耐心、恒心，树立长远规划，一任接着一任干。他还提出“扶贫先扶志”，先摆脱“思想贫困”，再摆脱“经济贫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理念和观点。

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工作那两年，在思想、作风、精神等各个方面，都为宁德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思想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带领山沟沟里的闽东人抬眼观察和拥抱外面的世界。记得2010年相聚的时候，他很高兴地对地委班子说：“过去我说，宁德不能指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这些年，一任接着一任干，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三都澳也开发了，闽东人的愿望实现了，‘金娃娃’不也就抱上了吗?”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他超群的治国理政思想和指导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赢得了党心，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军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最强大的时期。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赢得了20多次掌声，赢得了来自世界的普遍赞誉。如果要问他赢得这份尊重最终根源在哪里?我想还是因为他赢得了人心。人心就是群众，就是他自始至终牵挂不已的人民。（学习时报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文章原标题为《“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习近平在宁德（二）》，刊载于《学习时报》2019年5月24日第3版

“我与习书记交接在基层”（上）

——习近平在宁德（一）

作者：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6206

编者按

从2016年11月开始，本报曾先后连载采访实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和《习近平在正定》，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这两部采访实录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先后出版，热销全国。

从今日起，本报连载采访实录《习近平在宁德》，以飨读者。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那时的宁德，经济总量排全省最末，俗称“闽东老九”，全地区9个县有6个是贫困县，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正是在这样一个“老少边岛穷”的东南沿海欠发达地区，刚满35岁的习近平同志以深入调研起步，以建立“四下基层”制度开局，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倡导“滴水穿石”精神，把工作重心放在改善宁德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下决心带领闽东百姓摆脱贫困。他始终把为民办实事摆在首位，访贫问苦，关心少数民族群众，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违规私建住宅问题，制定“公务接待12条”狠刹不正作风。

这组采访实录，生动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客观清醒、立足长远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从严治吏的领导作风，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真挚情怀，以及功成不必在我的广阔胸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采访对象：陈增光，1939年7月生，福建寿宁人。1984年至1990年任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接续习近平同志任地委书记、行署专员。1995年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2003年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陈主席您好！当年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是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对他在宁德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请先介绍一下他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

陈增光：好的，我结合过去与习书记共事的情况，做一点回忆、介绍一些情况。

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到宁德工作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的领导，而是向基层要真相、要思路、要答案的务实领导。

他来报到后几天，在地委、行署班子及老同志见面会上作了一个讲话。他说：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到闽东老区来工作，为老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我到这里毕竟人生地不熟，还是要靠大家充分献策，你们提出的合理意见，我一定会采纳，也一定竭尽所能，在任期内为闽东多做一些事情。

他的讲话很简短，也很朴实，一下子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很多老干部当时就“不客气”地提出了要求：习书记，你来宁德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因为你是北京派来的，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弟，我们对你寄予很大希望。我们这里太贫困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多弄一点项目、多弄一点资金，把我们的基础设施改善一下？

当时的闽东人太想一步就富起来了，特别是对“三个目标”抱有很大希望：一是修通福温铁路，即福州到温州的铁路；二是开发三都澳港口，三都澳原本是个军港，口子小，肚子大，是对台军事战略要冲，这是闽东一大资源优势，但当时明显还不具备开发条件；三是建设中心城市，形成宁德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习书记当时只有35岁，面对广大干部提出的这三点期望，并没有摆出要烧“三把火”的架势，而是表现得非常沉稳。他说，我会把大家的意见记在心上，尽力而为，努力创造条件逐步来实现。然后他对我们地委行署的几位同志讲，要把老同志的建议和干部群众的问题放在心上，走出办公室，到基层去寻找思路，到基层去寻找答案。

果然，没过几天，他就带着地委的干部以及有关委办局的同志到基层去调研。很多机关的同志都很纳闷，来了一位新书记怎么一直没见到面，其实他人早就到基层去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到宁德就下基层调研，一去就是一个月。您当时一直同他在一起，请讲讲当时下乡调研的故事。

陈增光：7月初到8月初，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陪着习书记一个县一个县地跑，把宁德下辖9个县市全部跑遍了，之后又到温州考察。他说：“温州离宁德北部那么近，却发展得这么快，到底有什么奥妙，我们应该过去看一看。”确实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宁德的福鼎县离温州的苍南县等地很近，温州的发展对宁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习书记走基层有几个特点。第一，到每个县调研，肯定都要先听各县班子的工作汇报，但他不提倡念稿子。他对县里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念稿子，了解多少就说多少，记住多少就讲多少，你念稿子上的东西我还很难一下子记住，不如咱们这样脱稿交流效果好。你们放心讲，讲不下去了可以看一下稿子，讲得下去就讲出来。”他后来跟我讲，这就是考核干部的一种方法，看他的精力有没有用在工作上，如果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肯定讲得出来，不一定要念稿子，如果是别人做的事情而且又是秘书写出来的，他就离不开稿子。

第二，他喜欢看县志。习书记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调阅当地的县志，他说不看县志就不了解这个县的过去和现在，就难以深入认识县情，光靠我们这样跑了解不够。

第三，他注重走访。每到一处，他既走访一些企业，也走访一些村庄和农户，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而不仅仅停留于听汇报。他在各个县的讲话也都很简短。

采访组：那你们一个县一个县走下来，都各有哪些具体情况呢？

陈增光：我们随他调研的第一站是古田县。这个县因古田溪而得名，不是闽西龙岩市上杭县的那个古田镇。到了这里，习书记肯定了食用菌产业是古田的主要发展方向。当地的食用菌是利用林木树枝、后来利用棉籽壳为原料进行种植的，品种主要是香菇、银耳等，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土地，又提高了产值。他说，这是农民的创造，是一项技术成果，一定要好好发展。

到了屏南县，他听说这里曾经留下过这样一句话：屏南屏南，又贫又难。他说屏南县虽然现在经济不发达，但我们不能把它讲成“又贫又难”，而要看到它是大有潜力、大有希望的，多讲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话，不能自己把自己看扁了。

到了周宁县，了解到这里有个鲤鱼溪，自然生态很好。鲤鱼溪还有一个典故：几百年前，沿岸有两个村不和睦，经常发生械斗，他们的祖宗就想到在溪里养鲤鱼，这样就不怕对方在水里下毒，因为一下毒，鱼就会被毒死，也就知道水不能喝了。渐渐地，整条溪里就有了几千尾、几万尾鲤鱼，就变成了鲤鱼溪。习书记听了这个故事就讲，鲤鱼溪有文化、有传统，可以发展旅游产业，带动当地发展。随后还走访了一个叫黄振芳的林业大户，得知他在山上造了一大片林，把整个家都搬上山去了。习书记冒着酷暑亲自上山看望，并说：“你的做法是山区致富的一个方向，你是致富的一个标兵，一定要坚持下去，有什么困难我帮助你。”习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还提到了黄振芳，说：“周宁县的黄振芳家庭林场搞得不错，为我们发展林业提供了一条思路。”他后来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类似观念了。

到寿宁县调研，他突出推崇两个人。一个是冯梦龙。冯梦龙当年在寿宁当过知县，留下一本《寿宁待志》。对这本书，习书记尤其喜欢。他说冯梦龙这个人很有贡献，把这本书起名为《寿宁待志》，表明没有把事做满，而是留下空间，让后人去填补，所以叫“待志”，说明这个文人有水平、有境界。另外，冯梦龙提倡男女平等。过去寿宁有一个陋习，就是一定要生男孩，如果生了女孩就会被扔掉。冯梦龙当知县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他很不满，就在县上的凉亭里贴了一个布告，大意是说“男人女人都一样，你的母亲就是女人，没有你的母亲哪有你”。习书记了解了这个布告以后很感动，说一个封建朝代的历史名人，能有这种民主精神和进步观念，让人敬佩。冯梦龙还创立了“无讼”的理念，提倡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这样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人来申诉了，也就是“无讼”。习书记还推崇一个人，就是焦裕禄。他说：“寿宁基础条件较差，百姓生活困难，要有焦裕禄式的干部来做事，要以焦裕禄的精神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他在闽东两年多时间里，这两个人他反复讲，就是推崇他们的为官品质和为民情怀。

到拓荣县调研的时候，习书记看望了一位叫郑帮德的老同志，是乍洋乡五蒲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方面表现出坚定的意志。郑帮德遇到很多困难，像暴雨、台风、孩子生病等等，但都没有挫败他的意志。当时有记者称他是“三灾六难不低头的支部书记”。习书记十分注重抓典型，他说，郑帮德就是个标兵人物，支部书记如果都像郑帮德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更快更好。后来，习书记还邀请郑帮德等8位农民到地区机关给副科级以上干部现身说法，讲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体会。习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并对每个人的发言作了精彩点评，使大家深受教育。

然后就到了福鼎县。福鼎在宁德来讲最靠近温州，也是开放程度比较大的地方。习书记很肯定福鼎改革开放的经验，他说福鼎在整个闽东是走在前面的，就是靠改革开放，积极学习温州经验，搞活民营经济。

到霞浦的时候，我本来拿了一本《霞浦县志》给他看。当天夜里，他忽然找到我说：“你帮我找一本福宁府的府志吧。”过去福建又称“八闽”，有上四府下四府，宁德叫作福宁府，相当于地委这样的机构，他就要看这个府志。我当时傻了眼，到哪儿去给他找这个府志啊。市面上找不到，我们就请人去文化馆找，还真找到了一本，他就拿去看了。我当时就问：“习书记啊，咱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这么辛苦，你还要熬夜看书，能吃得消吗？”他说：“增光同志，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的，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则更为全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

在霞浦，习书记就讲起他在《福宁府志》上看到的内容，讲霞浦这里有一片官井洋，是“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老百姓也称“官井洋半年粮”，因为这里一直盛产大黄鱼，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百姓在这一带搞好养殖，等于把半年的粮食都解决了。习书记说：“这是我们闽东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既要把它保护好，也要把以养殖业为代表的海上经济带动开发起来，让老百姓都富起来。”

在福安调研的时候，习书记充分肯定闽东电机的发展。闽东电机是当时全国一个金牌产业，在我们闽东来讲也是工业上一个龙头品牌。他说，要想方设法不断提升这个品牌的效益和影响力，带动更多企业发展。后来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在福安县坂中乡搞了一个电机电气开发区，也是闽东的第一个开发区。叶飞同志在老区建设六十周年的时候回来视察，看到这个开发区，还题了词：“大有作为”。直到现在，闽东电机电气也是福建省的龙头产业。

我们调研的最后一站是宁德城关所在的蕉城县，也就是现在的蕉城区。习书记在这里提倡选树老区革命英雄典型，以历史人物的精神力量感染和带动群众。还要求我们对当地的养殖业做好宣传工作，因为这里盛产海蛎，有一种叫作二都蛤的海产品很有名。他说：“一定要发展地方的特色产业，优势就在特色，特色又需要环境基础，一定要把每个地方不同的特色发展好，把培育特色的环境保护好。”

采访组：您刚才逐县回忆了习近平同志当年调研的情景，历历在目，也让我们对宁德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您认为这次为期一个月的调研，对他之后在宁德开展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陈增光：9个县跑下来，习书记作了一次全面总结。当时讲话不长，我记得不到一个小时。形成的文章后来收录在《摆脱贫困》中，就是这部书的第一篇《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

当时他在会上就提出，宁德的发展，要立足实际，不要有超过现实的思想，更不能心急，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拿出锲而不舍的干劲。他说：“我们每个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都是为宁德发展历史做一层铺垫的贡献，你不要认为在你的任上可以轻易地起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切实际的。”他讲这样的话，大家听了很服气。一般的领导来都是大讲特讲，要在这里搞一个什么大事，在那里起一个大变化。可习书记不一样，他提出“滴水穿石”，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做事情，久久为功，而不是急于求成。还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对于“弱鸟先飞”，我的理解就是要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我们虽然困难很多，但还有很多优势，可以先飞，也可以高飞、可以快飞，思想上、精神上要有这种自信和准备，观念上必须更新。他就是这样辩证看问题的。

实践出思路，调研出成果。他的这次讲话在闽东吹响了思想大解放的号角。整个地市各级干部的情绪和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他的威信也自然而然树立起来了。他刚来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这么年轻的同志来我们这么困难的地方当书记，担心他能不能压得住阵、能不能打开局面。经过这次一个月的调研，听了这次鼓舞人心、令人眼前一亮的讲话，大家都对这位年轻有为的习书记心服口服。

采访组：当时正是福建酷暑季节，你们在基层跑了一个月，艰辛程度和工作强度应该是不小的。这方面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陈增光：印象深刻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当时那真叫一个热啊！人站在室外，就是不走路，几分钟下来就得被湿漉漉的桑拿天捂出汗，更不要说他连续一个月在基层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可习书记不仅很有毅力，而且从不提什么特殊条件，始终和大家同等待遇。

他平时穿着很简单，脚下一双解放鞋，身上一件的确良短袖衫，日头大的时候就顶个草帽，有时候脖子上围条毛巾，手里拿把折扇，热了就擦一擦，扇一扇。我知道他是中央老领导的后代，但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高干子弟的样子，比平常人还平常，下乡调研也从不讲究吃住，老百姓住什么房他就住什么房，老百姓吃什么饭他就吃什么饭。有时走路走得全身都湿透了，他就找个地方拿水冲一下，就当洗澡了，非常简单。

那一个月陪他下乡，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次是到福安县的坂中畲族村。畲族待人最高的礼节是吃“糯米榯”，就是大米煮熟，合着花生、芝麻一起做成团，滚成一块一块，取个“时来运转”的好兆头。一般只有相当高规格的人，也就是贵客来，他们才这样接待人，一般人来不会这样做，因为非常耗费精力，光是准备食材就得准备几天。这个“糯米榯”有一个特色，就是吃的时候要用手抓，像咱们国家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类似的习俗。大家盘腿围坐在一起，拿一盘放在中间，直接用手抓一个吃。当时陪着习书记在那儿调研的时候，我怕他吃不惯、觉得不卫生，我就说：“给你拿一双筷子吧。”他说：“那怎么行？人家用手抓，我们也用手抓，你拿了筷子不是让人家觉得，你当官的吃东西都和老百姓不一样么。”说着他就也跟大家一样盘腿坐在那里，抓起一块，放进嘴里，还连连向畲族的群众竖大拇指，说很好吃。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从很小的细节处都很懂得如何理解群众、贴近群众、融入群众。当地老百姓说，哎呀这个地委书记怎么这么朴素啊，跟我们一样的吃东西。就这样，一边喝茶，配着吃这个“糯米榯”，一边和百姓拉家常，大家感觉跟他没有任何隔阂，明白这个习书记真是来跟我们谋发展、交朋友的。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屏南县。他当时去走访一位“老革命”，他们当地最高的礼节是艾叶冲茶蛋。艾叶是一种中草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拿它冲开水，再用这个开水直接冲打碎的蛋液，再放一点砂糖，就叫作艾叶冲蛋，这也是接待贵客的，一般客人来只有茶叶。当地老百姓听说习书记要到家里来，很高兴，就做这个艾叶冲蛋给他喝。但这个东西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开水不够热，蛋液容易不熟，喝了不容易消化。我怕习书记刚到宁德，水土不服，胃吃不消，我说你不要喝了，表示一下就好，毕竟我们本地人喝习惯了，没有什么。他可不在乎，说老百姓叫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吃掉，然后捧起一碗就喝下去了。那个老百姓高兴坏了，说这个书记可真好接待呀！

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习书记和群众拉近关系不是靠嘴上说说，都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做的，把自己放在和群众平等的位置上，所以群众都很欢迎他，也很愿意主动和他接触，和他讲心里话。这些都让我们深受教育。

采访对象：朱韶明，1958年3月生，福建福州人。1981年任福州糖酒公司会计，1986年任福州市商业局科员，1988年任福建东百集团食品部经理。1990年至2002年任福建东百集团副总裁。1999年至今任省登山协会会长，2001年至今任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总队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3日、25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福州市鼓山 

采访组：朱韶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你们经常一起登山。请您讲一讲这段经历吧。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我是福建东百集团的副总裁。东百集团是福建最大的一家上市百货公司。在节日期间，习近平同志视察市场供应情况，并慰问工作第一线职工，曾来过我们百货公司。我有幸和习近平同志见过一两次，但没有更多的交流。

从1997年开始，我和习近平同志接触多了起来。那时，我和在省里工作的一位好朋友经常一起登山，这位朋友后来就邀请习近平同志参加。他高兴地答应了。从那之后的周末，我们就经常和习近平同志一起沿着鼓山的古道，一路登山到终点的十八景休息站，在那里休息一下，聊聊家常。

最初参与登山运动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乐在其中。鼓山是一个颇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山上有很多摩崖石刻，上起北宋，下迄清代，以至当代延续近千年，内容丰富，字体俱全，被誉为“东南碑林”。习近平同志在登山过程中，经常驻足欣赏这些“文化瑰宝”。后来，他总结了登山的几大好处：一是登山属于有氧运动，能增强心肺功能；二是登山需要全身协调运动，能锻炼肌肉、增强骨骼；三是山林之中有很多负氧离子，有利于调节身体机能；四是登山能让身心放松，缓解压力；五是登山要坚持不懈，能锻炼意志力；六是登山能够亲近大自然，在移步换景中陶冶情操。他还说，登山是一个男女老幼皆行的全民运动，福州的冬天不算太冷，登登山，身上就暖和了；夏天虽然炎热，但山上有树荫，山风习习，比较凉爽。一年之中，只要不刮台风，登山运动都可以开展。鼓山离市区又不远，老百姓穿上运动鞋，带一瓶水、一块毛巾来就够了。因此，他觉得这项运动很经济，效果非常好。

习近平同志之前经常游泳，身体素质很好，他登山的速度比较快，一口气能登40分钟，从山脚下一直登到十八景休息站，中间不休息。有时彭丽媛老师回到福州，也一起登山。彭老师也很喜欢这项运动，她说：“通过登山，出一身汗，让身心得到了全面放松。”

在休息站，我们会一起喝茶聊天，他把我们这些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没有任何架子，讲话很亲切、很实在，是一位把情看得很重的人。来登山时，他穿着也很朴素，常穿省里搞活动时发的运动衣，穿一双国产运动鞋，从来不穿什么名牌。从1997年到2002年的5年时间里，习近平同志每两三个星期就会利用周末时间来登一次山，直到他离开福建到浙江任职。

采访组：在您看来，除了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有什么原因让习近平同志一直喜爱登山运动？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喜欢登山，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因为登山为他提供了和老百姓零距离接触的更多机会，有助于他更好了解基层的方方面面。登山时，人们踩着石阶慢慢走，可以和同行的人聊天。习近平同志经常和一起登山的市民聊天，拉家常，问问小孩念书怎么样？家里住房还好吗？看病方便吗？如此等等。在登山过程中，他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学生，有游客，有私企老板，有普通工人，他都会与他们并肩同行，广泛了解他们的情况和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样一来，周末休息时间，他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了解民情。

习近平同志来登山，从不让工作人员陪同，就和我们几个登山爱好者在一起，和老百姓零距离地接触。他通常就拿着一瓶水、一条毛巾，走到人群中，群众认出他来，会主动跟他打招呼：“习省长好！”他都会微笑着挥手回应。

1999年10月，我们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了福建省登山协会，当时我们邀请他担任名誉会长，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我当名誉会长，就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自此之后，福建省登山协会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广泛开展全民登山健身活动。他还指示我们组织一些大型群众登山活动，把福建省的群众登山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确确实实为登山群众做实事。

1999年11月，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关心下，我们在福州鼓山举办了全国首届万人登山大赛。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应邀参加大赛，对福建省登山协会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了鼓励发动更多群众参加登山健身活动，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李致新回北京后，把福建开展群众登山的经验向国家体育总局作了汇报。国家体育总局肯定了福建轰轰烈烈的群众登山活动经验，并向全国推广，首先在大连等全国20多个城市发动并组织市民登山健身活动，并且还把每年的1月1日定为全国新年群众登高健身活动日，同时在全国30个省（区、市）300多个点全面推开登山活动。从这个角度看，“福建登山”为当时全国全民登山健身活动注入了新活力，树立了新样本。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福建省登山协会有一个登山救援队，而这个救援队是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建立起来的。请您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看问题很敏锐。2000年，随着福建登山健身人数的增加，登山群众中遇险和迷路的情况呈快速上升趋势。

有一次，我与习近平同志一起登山时，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来电称：“在闽侯十八重溪发现有登山群众迷路遇险，需要一些登山友前去救援”。习近平同志当场表示，灾难面前，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建立一支专业的民间山地救援队伍刻不容缓。根据他的指示，我们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工作，2001年1月1日，福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正式成立。这支救援队是一个纯民间的组织，作为政府应急救援力量的重要补充，全天候风雨无阻，不畏艰难，不改初衷，始终活跃在高技术、高难度、高风险的山地救援公益一线。

我们这支救援队逐渐在人数、装备、管理、技术等方面不断成长。到了2019年，已经成长为一支120人的队伍，包括机关干部、复员军人、个体户、下岗工人、医务人员，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人员都是社会招募的志愿者。

截至2019年8月，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和支持下建立的这支由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在19年时间里共计救助山地迷路、遇险人员894人，延续了800多户家庭的幸福，真正做到了对生命的守望。我整日与他们相处，对我的思想、心灵都是一种净化和升华。他们的义举得到社会各界好评。这支救援队荣获2014年“感动福建十大人物”，以及2015年“福建省十大最美面孔”，2017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授予“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完善鼓山的登山设施做了很多实事，方便了群众登山。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朱韶明：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福建省的登山运动蓬勃发展，从1997年到2002年这5年间，登山人数明显增加。仅就鼓山登山道而言，1997年的时候，周末登山的群众也就是一两千人。到了2002年，周末登山人数增长到上万人，增加了近10倍。古道因此变得十分拥挤，已经有点不堪重负，人挤人，一上一下容易碰撞、擦伤。

习近平同志周末到鼓山登山时，发现了这个问题。2002年1月5日，他让我整理调查意见，写个报告。仅仅过了一周，即2002年1月12日星期六，习近平同志就在鼓山十八景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部署解决鼓山登山设施等问题。

在会上，由我汇报群众登山有3个困难：一是登山人太多，古道拥挤；二是夜间登山的群众多，没有路灯照明，也容易发生危险；三是登山终点站缺乏淋浴设备，市民登完山，满身是汗，风一吹容易感冒。习近平同志对参会的领导同志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民有所呼，我有所闻；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接下来，现场办公会讨论了福州鼓山设施的问题，制定了解决方案。习近平同志指示新建两条登山道，增加路灯，又从省长基金里拨款30万元，为登山者修建了淋浴室。这几项举措，真正解决了百姓登山健身所遇的实际困难。后来，新建的两条登山道分别取名为“松之恋”和“勇敢者之路”。

此外，我们登山协会还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在全省整修了200条左右的登山便道，设置一些路牌，方便登山群众。

后来鼓山的路灯修得也很不错，造型很古典，和鼓山的环境很搭调。有了路灯照明，群众夜间登山就更安全了，也延长了他们活动的时间。现在平均每天有3万多人登鼓山，每年下来有1000万人次参与登山，让广大登山群众受益，至今仍为百姓津津乐道。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环保事业，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请您讲讲他在登山中对保护生态环境做了哪些工作？

朱韶明：登山作为一种户外运动，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是一项很好的健身项目。山中清新的空气，给予人们在工作、学习环境中无法奢求的“森林浴”，使人有种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感觉。不论在农村或城镇，无论老年人、少年还是青壮年，登山都能成为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但是，随着登山人群的扩大，一些破坏环境的事情也时常发生，有些人修养素质不够，经常乱扔垃圾。

在福州登山的5年当中，习近平同志一直向我们强调，登山协会还有一个职能，就是要做到健身的同时保护环境，要向大家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他自己以身作则，我们一起登山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见到山路上有果皮、塑料瓶、食物的包装纸，经常会随手捡起来，遇到垃圾桶再扔进去。在他的带动下，我们见到垃圾也会主动收集起来。

2002年8月30日，我们在福清市的大化山组织了千人露营和以捡垃圾为主的环保活动，参与活动的业余文艺爱好者还表演了文艺节目。习近平同志因为工作忙没有参加那次活动，专门给我来了一封信：“朱韶明同志：来信收悉，你和登山协会在福清大化山组织千人露营、篝火晚会和环保公益签名活动，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经常组织登山爱好者开展将登山与社会公益事业于一体的活动，为推动我省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组织全省登山协会（俱乐部）进行一次到山中捡垃圾的大型环保活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以后，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他是通过哪些方式继续关心福建登山协会的工作？

朱韶明：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他心里还一直牵挂着福州，也牵挂着我们福建省登山协会的同志，牵挂着山地救援队等志愿者。福州一位领导到浙江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还嘱咐说，你有时间要多关心他们（登山协会志愿者）啊。

受习近平同志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经常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我们登山救援队，甚至有的同志加入了我们的志愿者组织，他们都有情怀、有爱心。福建省登山协会、救援队一路走来，也是十分艰辛的，遇到许多困难，我暗地里流泪过、徘徊过、动摇过，但当想起习近平同志的嘱咐，想起他为全国人民日夜操劳，我就想通了，就又有了精神力量。同时，我们得到了这么多热心人的关心，我们的救援公益事业才得以坚持20年而不辍。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上海、北京工作，我们每年都会给他写一封信，在表达问候的同时，也汇报我们登山协会和救援队的当年工作。

2007年，我到浙江去看望习近平同志。他说，小朱啊，我非常怀念咱们当年一起登山的日子。这些年，你们把群众登山活动和公益救援工作做得很好，辛苦了！习近平同志到北京后，在百忙中还十分挂念登山协会同志们，他通过秘书让我转达对志愿者们的问候，并肯定我们为群众登山健身做了大量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有过重要指示，请您结合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谈谈自己的感受。

朱韶明：从福州鼓山的全国首届万人登山大赛，推广到全国30多个城市联动的登山健身活动；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再到“健康中国”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对于国民健康的关切，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有人说，“健康中国”战略的思想起源在福建。的确，在福建这块充满激情的热土上，习近平同志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探索奋斗了17年多。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改革探索和实践，在思想、胆识、情怀等诸多方面给福建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转化成为推进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动力。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的指示精神，福建省委省政府多年来对全民登山健身工作给予高度重视，鼓励各地修建登山健行步道，修好验收合格给予一定的补贴，每年都举办各种全民健身活动。

福州市也将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列为为民办实事的一件工程来抓，连续5年举办海峡两岸登山活动，每年有10多万人参加。这项活动，增进了海峡两岸登山爱好者的交流与沟通。此外，新建了10余条全民登山健身步道，登山健身步道总长度达33公里，为广大爱好登山健身的百姓谋福利，被福州市人民亲切地称为“福道”。

福建省登山协会成立以来，先后发动群众开展各种登山健身活动近千场，目前全省700余万人参加登山健身活动，在福建省体育局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下，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全民健身环保登山大赛。福建省登山协会所开展的一系列登山健身活动，得到社会和有关单位的一致好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年前作为福建省省长，担任福建省登山协会的名誉会长，把福建打造成登山健身示范省，对全国广大群众参与登山健身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每年有近2亿人参加登山健身活动，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5%。现在，我们在鼓山十八景设立了一个登山文化展示厅，其中也保留了习近平同志当年现场办公、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的历史资料。通过梳理这些珍贵点滴，我们试图勾勒出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福建样本”。

人民健康、国家安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开启了新时代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伟大征程。

没有全民健身就没有全民健康，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全民健身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和政府对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视与关怀是一贯的，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永恒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才能将增强人民体质落到实处，才能将全民健康的美好愿景落到实处，才能在全民健康基础上逐渐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

 采访组：听您讲这些故事我们也很受触动，很受教育。我们还听说习近平同志当年曾“三进下党”，对下党有着特殊的感情。请您给我们讲讲他“三进下党”的故事吧！

陈增光：去下党乡是在他对宁德9县进行调研之后的事情。当时宁德有四个特困乡，分别是下党、范坑、北壁、洪口。这4个乡习书记总共跑了3个，都一一帮助他们解决过问题。就剩下一个北壁，在一个海岛的边上，实在太偏僻了，路又陡，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建议他去，怕来回有危险。他离任后还特别跟我讲：“我留下一个特困乡没有走完，你以后要替我去走一走。”所以我退下来以后，到省扶贫基金会当会长，就把这个北壁作为我的扶贫挂钩点，每年去一次，到那里搞现场办公，现在北壁已有了一定发展。凡是他交代做的，接任班子同志都会按照他的交代去做去落实。

他第一次进下党是1989年7月19日。在那天之前，我们地委召开了一次贫困乡党委书记座谈会。下党乡的党委书记叫杨奕周，胆子很大，当时在会上就站了起来，说：“习书记啊，我这个乡的书记难当啊，下党太落后了，你能不能到我那里去看一看？”习书记就问他怎么个落后法，他说：“第一，财政上拿不出钱，干部的工资发不出；第二，教育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电影队来放电影《上甘岭》，很多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就去看电影了。可是看完了都不走，蹲在那个地上找东西，我们就过去问他们，你们找什么？孩子们说‘我们看到他们打仗，想看看地上有没有留下子弹壳’。您看，这里的孩子们这么大了都不懂得什么是电影，教育太落后了。第三，贫困户太困难，有一对夫妇，穷到什么程度？出门的时候要合穿一条裤子，就是谁出门，谁就把家里那条唯一的新裤子穿出去，回来再脱下来，换给另一个人。”习书记说：“这是真的吗？”杨奕周说：“是真的，你不信就来看一下。”结果，没几天，习书记就带上机关几个同志，连同18个相关委办局的同志，一共30多人，踏上了去下党的路。

当时我陪着他，从地委到下党，用了好几种车。先是我们的小车送到寿宁县城，后来是军用吉普车送到岔头坂，然后就没有通车的路了，我们就下来沿着山路往下走，走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我一直跟在他后面，怕他吃不消。因为我们毕竟是本地干部，既要让他的工作顺利开展，又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能让他出危险，也不能让他中暑。但我看得出来，他有基础，因为他当过知青，是吃过大苦、耐过大劳的。尽管如此，他后来回忆这次下党经历，仍然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这两个词来形容。当地老百姓自发在中途给他送祛暑茶，他拿起来就喝，喝完继续走。

到了下党，他已经汗流浃背了。当地干部在村口的鸾峰桥上拉起一块塑料布围了个小圈，他在里面拿了一桶水，从头到脚冲下去，然后换了身衣服，歇都没歇就组织开会。

当时下党没有办公用房，我和习书记到了下党，就在那座叫鸾峰桥的廊桥对面的小学校开办公会。他们摆了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习书记对杨奕周说：“你坐中间，我们两个坐在边上，听你讲。”老杨一下子就紧张了，手发抖，说：“你让我坐在那儿我讲不出话来啊。”习书记就讲：“我们尊重基层同志，你就放心大胆地坐在当中，讲给我们听。”老杨平复了一下，就坐到中间去讲了。我刚才说当时去下党带了18个委办局的同志，习书记把现场反映的问题当场交办给各部门，让他们限时解决，比如基本办公设施、干部基本食宿、通水通电等等。

那次去下党，再回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的脚磨出了泡，我们在县里给他找了个医生简单处理一下。处理完以后，我们都以为累了一天该睡觉了，没想到他竟然还自己跑到街上去买书。我的秘书听说了，跟在他后面想给他出钱，可他不肯，说：“我自己买书自己出钱。”他这个人就是很爱学习、很爱看书的，平时走到哪里，看到有什么好书、自己又喜欢看的，他就买下来。他还曾对我说，正面反面的书都要看，看完以后进行独立思考，这样有助于锻炼和提高自己的思维。

一周之后，1989年7月26日，下党遭遇一场洪水。习书记本来陪同当时的省长王兆国同志到福安视察，视察结束后他们听说了下党的灾情，当即决定前去察看。路被洪水冲垮了，可他当时坚持要走进去，说一定要见到群众才可以。我们就慢慢走，真可谓披荆斩棘、几番涉险。后来我们终于走进去了，见到了群众。他慰问了几个受灾户，了解了他们的受灾情况和基本供给，停留了许久。这天到下午两点才回福安吃午饭。

1996年8月7日，他已经到省里工作，仍然非常牵挂下党，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组织人再进下党，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了乡公路建设和下屏峰村灾后重建问题，还调研了清源乡花菇产业发展情况。

20多年过去了，下党人至今都忘不了当年习书记三进下党、对下党的关怀和恩情。他赤诚的为民爱民情怀，都被这片大山深处的百姓们牢牢记在了心里。更加难得的是，那个当年在地委大会上站起来“放炮”的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成了习书记一位非常要好的基层朋友，习书记经常把他请到家里交谈，老杨后来还去浙江看望过他。后来他生病，习书记还给寄过药。他不幸过世之后，习书记还对他孩子的就业等问题给予帮助。习书记对基层干部的这种爱护关心，对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是极大的鼓舞。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不仅对下党这样的贫困乡镇充满深情，而且积极推动“四下基层”，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积极贴近群众、为群众办实事。请您讲讲这方面情况。

陈增光：习书记在宁德期间跑了很多地方，最远的到过福鼎县的嵛山岛，这是闽东岛屿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屿，但当时还有待开发。去得海拔最高的地方是屏南县的仙山牧场，860米高。他还在那里举办了一次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住了5天，这也是地委读书班第一次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办。他在班上大力宣讲闽东的资源优势，包括宣讲仙山牛场良好的自然资源。他还对办读书班提出要求，说读书不能关在办公室里面，要走出去到外面一边看一边学。

关于“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个理念是他在接待来访群众的时候形成的。我们宁德行署每月都有一个接待信访日，他在霞浦县亲自参加接待。那天来访的群众很多，估计有五六十人，每一个人他都接待，然后把问题记下来，有的当场就批，有的向群众承诺带回去办，还有的现场就提出转给哪个部门。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几个班子成员当场找相关人员谈话，并把了解的情况分门别类交给他的秘书。

那次回来之后，他不是参加完接待就过去了，而是深入思考这个事。他在想，人民群众有这么多来访，我们应该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制度，既让群众满意，也让群众好找。所以他把实践中的积累归纳成“四下基层”，地委领导都要带头到基层接访，各县各层各级都以此类推。我们一确定接待日期，就马上向老百姓通知，老百姓知道书记要来，就可以向书记反映问题。习书记说：“这样把别人找我们，变成我们上门去，也是工作方法的一大创新。”这种做法，闽东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习书记政治智慧独特，概括能力很强，又非常善于思考，能够把理念性的观点，上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高度，再结合实际情况归纳提炼成施政举措。他在宁德提出的“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是当时指导工作非常有效的创新措施，我接任后坚持这种理念开展工作，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干部始终遵循的工作思路，对宁德的发展发挥了长效作用。

采访组：为民办实事，是习近平同志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一以贯之坚持的。请您介绍一下他为宁德百姓办实事的情况。

陈增光：这方面他做得太多了。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造福工程。这个名字虽然不是他在宁德期间提出来的，但这件事是他在任时就提倡并推动的。他当时倡导，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闽东贫困面这么大，扶贫发展很困难，需要有一个具体载体，比如先把分散居住在山上的群众搬迁下来。凡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都把群众迁出来，集中到水电等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我接任他当地委书记后，继续做这件事。按照他这种做法，搬迁的群众后来大都过上了好日子，对党衷心拥护，有的在自己家门口贴上对联，上面写着：造就一方新天地，福到农家感党恩。这上下两句的第一个字“造”“福”，和习书记讲的不谋而合，我们就正式把这个搬迁工作定名为造福工程。这个工程当时还被列为全省一个为民办实事项目，作为常规性的扶贫项目，成为我们福建省的一个品牌。

第二件事就是实现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宁德霞浦和福安一带沿海有一批渔民，长年累月生活在船上，被称作连家船民。这些人常年在渔船上打鱼、生活、居住，久而久之脚都是弯的，常被取笑为“曲蹄”。那时我已经到省政协工作，我们组织民宗委、社法委同志对茅草房和连家船民上岸定居作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建议把宁德作为一个试点，争取早日实现连家船民上岸定居。习书记当时已经在省里工作，他看到这个报告后非常重视，很快作了批示，还亲自带队去考察，现场办公制定方案，又拨款600万，要求妥善做好连家船民上岸工作。经过几年努力，连家船民已经全部上岸，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岸上有房，作业有船”，都非常高兴。与此同时还有霞浦县的茅草房改造，把贫困户住了几代人的茅草房全部改造成砖房，和连家船民上岸差不多同一个时期。这样下来，山上再也见不到茅草房了，连家船民也不用在船上过夜了，老百姓打心眼里感谢他，发自肺腑地敬佩他。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当年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的时候，是您接任的地委书记。我们从材料上看到，你们前后任地委书记的交接很特别。请您讲讲这段经历。

陈增光：我和习书记的工作交接，是我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是我从政以来最受教育、最受感召的一次工作交接。这件事社会上传播得比较广，今天我根据记忆讲一讲。

1990年5月，福建省委决定调习书记到福州市任市委书记，由我接任宁德地委书记。5月4日青年节这一天，习书记说：“我们地委班子交接也搞个创新吧，今天不在办公室交接，到基层去！”

我当时一听，觉得很意外。以前离任领导交接都是在办公室，一杯清茶，几粒糖果，话别嘛。可他不这样做，他说要下基层，我觉得很有深意，当即表示没问题，我陪到底。我跟他说：“你可以看看路线怎么走，我组织地委几个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出发。”他说：“福安县是我的挂钩联系点，就从福安开始，然后再去寿宁。”我说：“就按你说的办。”

就这样，5月4日早晨，下着濛濛细雨，我们一行冒着春雨到了福安。我们先来到他挂钩的一个企业，叫赛岐铁合金厂，当时是我们闽东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柱企业。座谈会上，厂领导介绍了这几年习书记挂钩之后给厂子发展带来的变化，副厂长和其他骨干人员也谈了习书记挂钩以来帮助解决厂里具体问题的事例，一桩桩，一件件，非常详细。厂长对习书记说：“我们厂今天取得的成绩都有您的一份辛劳，一份汗水。听说您要离开闽东了，我们从心里舍不得。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厂里的全体职工感谢您。”

习书记听了以后，也很动情。他肯定了厂子两年来的发展变化，并提出要进一步抓好企业党建工作，力争生产上新台阶；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企业声誉，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要进一步增强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为国分忧，多作贡献。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就要离开闽东了，许多工作只是开了个头，来不及展开。增光同志会一如既往地关心你们，支持你们。”

离开铁合金厂，我们来到坂中畲族乡，乡党委书记、乡长以及很多群众代表都赶到现场，回顾了习书记在这里挂钩以来关心他们特别是爱护、培养畲族干部的情况。随后我们到福安县城召开座谈会，县几套班子领导汇报工作，畅谈与习书记接触和交往的轶事。习书记当场也作了讲话，不长，核心内容主要是三方面。他讲福安地理位置重要，是宁德的中心县市，也是闽东重镇，他之所以要挂钩在福安，就因为福安对整个闽东影响很大，一举一动都牵动宁德的九个县市。因此，福安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其一。第二，福安要想带动其他县市，首要的就是靠实力，靠经济发展，一定要立足开发致富，善于把科技示范、推广与创新相结合，走出一条有闽东特色的科技兴农路子。第三，他勉励同志们一定要珍惜现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再上一层楼。最后他强调了党建工作，指出党的建设是关系成败、关系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关键，一定要紧紧围绕和依靠党的领导，推动坂中更好发展。

短短一上午跑了3个地方。中午简单吃了个饭，我们下午又来到坦洋村，这是习书记的党建联系点。坦洋功夫茶是福建的三大功夫名茶之一，在国际上都获过奖，英国女王都曾喝过这种茶，名气很大。所以习书记讲，一定要珍视、保护、发展、应用好这个品牌，让坦洋功夫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坦洋村，习书记和当地干部群众袒露心扉。他说：“原想安排一段时间到村里住一阵，走走家，串串户。没料到这次走得这么匆忙，心里很遗憾。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喝过坦洋功夫茶，人走情常在。我的心和你们的心是永远贴在一起的。”他讲得很多干部都动容了。

5月5日，交接工作的最后一站安排在寿宁县。习书记在那里也是听汇报、谈交情、话离别，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激动。寿宁的干部都情不自禁地说：“习书记，我们碰到你太迟了，你早几年来，我们可以在你的领导下多干几年。你来的时间这么短，我们非常舍不得啊！”他也很受感动，说：“听了大家的汇报，感到我们寿宁这几年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也很高兴。但是客观地说，寿宁还是‘小个子’，发展较慢，总量也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好、交通设施也好，都还处在贫困状态。寿宁有一片大好河山，但只是条件太差了。要路没有路，要钱没有钱，要电没有电，这样的地方引进外资很困难。所以，寿宁发展慢，我完全不怪干部，也不怪群众，不是你们不努力，是我们的客观条件制约了发展。现在我们取得的成绩要肯定，但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一定要看到我们才刚刚走出第一步。”他这样一讲，不少干部群众都眼含热泪，他们说从来没有领导讲过这样的话，都是说我们思想保守、思想落后、干劲不足，可习书记今天讲的话，对我们却是一种鼓舞。我本人也是寿宁人，听他讲这些话，也非常感动。这种对基层干部的肯定和理解，就是调动大家积极性最好的方法。感慨之中，我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习书记：夏日怀情迎君到，春风化雨惜别离。千言万语终有限，唯有岁岁报丰年。

采访组：在工作交接中，习近平同志有没有和您单独说些什么嘱托的话？

陈增光：我们单独聊天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把这个担子放心地交给你，你要认识这副担子的分量。你是闽东本地人，有优势，土生土长，对情况比较熟悉，可以放手工作。但也要看到不利因素，本地人有许多难处，期望你能团结大家，共同把工作做好。今后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帮助，就及时找我，我们可以通电话，你也可以直接来找我，我都会热情接待你。”

过了这么多年，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从没忘记。我也一直按照他的嘱托，尽力多为宁德、为宁德百姓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就直接到福州上任了吗？

陈增光：我们从寿宁出来，回宁德召开地直机关领导干部告别会，第二天上午习书记就直接去福州了。那天，我家属特地煮了六个红鸡蛋送行，表示“六六顺”。我们地委办的同志也对他依依不舍，大家都想送一程，于是就默默地跟在他的车后面，一直送到飞鸾岭，距离宁德城关有十几华里吧。他的车突然停下来，他出来讲：“你们不能再送了，就到这儿。你们有时间到福州来走一走，我有空也回来看你们。”他还叫我说：“增光，你动员一下，让大家都回去。”

当时去送的大概有30多个人，都被习书记劝回去了。我们下车过去跟他握了个手，我说：“在这里跟你告别了，祝你旗开得胜，常回闽东看看我们。”

就这样，习书记连续两天与我以“清茶、叙话”的方式交接在基层的经历，一直被传为佳话。之后很多年直至今日，宁德的干部提拔也好、调动也好，都是简化迎来送往，可以说恢复了我们党最早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轻车简从，不搞吹吹打打甚至放鞭炮什么的，在群众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

交接在基层这一崭新方式，我体会有三点意义：一是习书记亲力亲为，是践行“四下基层”理念的典范；二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嘱托；三是调离宁德，他最牵挂的还是基层干部群众。这就是“交接在基层”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采访组：听了您的回忆，我们感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给各级干部留下了一个平易近人的形象。我们了解到，他在清理干部违规建房问题上、在整顿作风上，也采取了雷霆态度。

陈增光：习书记一来宁德，给大家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亲切、随和。他虽然年纪很轻，但非常沉稳，也很容易几句话就和大家拉近距离，干部群众都很喜欢他。但他并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盲目追求一团和气，遇到原则性问题、遇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他对干部的要求是严厉的，眼里不揉沙子。在宁德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时闽东有三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地下宗教势力泛滥，天主教有“三自爱国会”，这是受我国宗教政策保护并支持的，但地下的是外来渗透勾搭的势力，这也是闽东的“土特产”。第二个难题是“标会”成灾，就是老百姓自发搞借贷行为，成立一个标会，你一百，我一百，放在一起，这个月你“标”去，就是放到你那里，下一个月给他，再下一个月轮给我。有的人不诚信，把这个钱整个滚走了，就“倒标”“倒会”了。第三个难题就是干部乱占耕地建房成风。习书记认为这种不正之风对党内和社会上都会形成负面影响，就决心从作风入手，抓惩治腐败。这个问题得到根本治理，其他事情就会让位，有的慢慢也就平复下去了。如果干部的腐败风没有刹下去，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好的风气也树不起来。

当时采取四个步骤。第一阶段是摸底，看看地区干部乱占耕地建房到底有多少面积，一户一户、逐个摸清底细。第二阶段是分门别类、确定重点，一般性的问题进行说服教育，有一些虽然严重一点，但态度好的、能自我处理的，就以教育为主，态度不好、比较顽固的就是处理的重点。第三阶段就是动员清退，召开大会，对整个问题进行通报。第四阶段就是查处，组织部、纪委、监察局介入并从地委抽人手去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

采访组：听说当时涉及了很多干部，面很大，你们有没有遇到阻力？

陈增光：阻力相当大。当时这件事被称为“马路边的腐败”，涉及干部职工200多名，从地委机关到各县都有，光宁德城关、塔山一带，就是成片的违规建房。有的干部家里住房确实有困难，几代人挤在一间公房里，一下子让清退，就面临无处可住的问题，他们接受不了。还有的人说，习书记不抓经济发展，一上来就刹风，触动了大家积极性，还得罪这么多人。但习书记始终很坚决。他在地委工作会上明确表态：“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利用职权占用公共用地，给自家盖房子，还怎么取信270万闽东人民？反腐败必然要涉及到具体的人，如果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丧失原则，我们就会在几百万人心上失去信任！”

习书记对清理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倾注心力，很多事都亲自指挥、亲自做。当时我们宁德有一个侨联副主席，既滥建住房、滥占耕地，又贪污受贿，去香港的时候把香港同胞捐赠给宁德的钱私吞了。地委决定给予从严处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打了一只“老虎”。习书记当时有句名言：“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选择做别的事情，你要当官就按当官的标准和要求来做。”他还一直强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作为领导干部要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对于那些思想上有“结”的人，习书记还亲自找他们谈话，给他们讲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如果换你做这个书记，你看看是不是得这样处理，说得人家心服口服。最终清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宁德的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大家都公认习书记看问题很敏锐，旗子扛得正，意志坚定，而且不仅论法纪法度，也以情感人，更加牢固树立了他在宁德党员干部中的形象与威望。

采访组：请您说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日常生活中给您的印象。

陈增光：习书记在宁德两年时间，真可谓日理万机。但我经常见他手不释卷，坐在车上也带书，到了县上又看书又买书，还看县志。回到办公室，桌头上也总是放着书。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去读书学习。

习书记很关心体育事业。当时我们霞浦县体委有一个业余田径队，没有什么名气，但在参加省里比赛时拿了个第一名，结果消息就在体育报上登出来了。没想到习书记居然看到了，还专门给他们批示，写了个贺信，发给霞浦。那个田径队拿到这封信，出奇地感动，没想到地委书记连这样一件小事都能关心到。这个田径队的教练受到鼓舞，一直坚持这项事业，据我了解到现在还在教学生。

还有一点，他很爱游泳。屏南县有一个旅游景区叫白水洋，那里的高山顶上有一个湖，叫鸳鸯溪，湖里只有一片深水区，清清净净的，每年都会有很多鸳鸯到这里过冬。吴仪副总理曾到那里看过，评价说是“人间的奇迹”。习书记到那里调研的时候，就到湖里去游泳，我说这个地方多深啊，不安全，他也不怕，说大海都游过。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厦门曾经从鼓浪屿游到对岸，水性非常好。

除此之外，就是善于运用文化音乐等宣传地方优势，树正气、长干劲。例如，他给我们闽东留下的一个宝贵财富——《山海交响》。这是他亲自拟定歌名并倡导制作的一部风光音乐电视片，向外界宣传闽东的山海资源优势。当时我们省音协主席是宁德霞浦人，他听说习书记提出要搞这样一部电视片，非常高兴，决定把这部作品创作出来。初步创意形成后，习书记又请中国音协的同志来修改，定稿以后，让彭丽媛老师帮我们找歌手演唱，还特意交代要“义务劳动”，不能要钱。彭老师也很费心地联系一些名人来演唱。很快，这部《山海交响》就成型了。我们一起去审片的时候一看，确实把闽东拍得很漂亮，歌声的旋律也把一股正气唱出来了。他对我说：“你看，这电视片拍出来，闽东多美啊，有山有水，让人一看，就想来走一走，对发展经济也是个推介。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音乐片，这是山与海的交响，是山的优势和人民群众的交响，是闽东奇特景观与艺术家之间的交响。我们闽东就是要树立正气，把我们的‘闽东之光’发扬出去。”他当时做这件事情是很超前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还没有多少人做。而且他的这一番话也很深刻，对我们更新观念、正确看待宁德地区发展前景，起到了很大影响。后来，这部电视片还被评为全国优秀音乐片金奖。

总体来说，我和习书记共事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他在宁德期间任书记时，我作为专员一直和他搭班子，他到基层的多项活动我几乎都跟着去了。后来我到省政协工作时，他也在省里，先后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始终有些交集，他对我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1990年，我之所以能比较平稳、比较顺利地把他的担子接下来，在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下成就了闽东发展的一层铺垫，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让我们下一任工作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这既是他对闽东的卓越贡献，也是与闽东人结下的厚缘。

采访组：陈主席，您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讲得这么精彩，我们听了都很受教育。最后，我们不揣冒昧，请您谈谈，在您看来，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政宁德对他后来的领导工作实践以及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陈增光：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我们党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的领导核心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落实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四个全面”“新发展理念”等引领发展，中国梦深入人心，各项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而且不断传来喜讯，取得那么多令人骄傲的成绩。在这样的形势下，回顾他当年在福建特别在闽东期间的生动实践，让人特别有种亲切、敬仰之感。

习近平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期间形成的发展思路和执政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摆脱贫困》这本书，与他现在的治国理政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可以说闽东的实践是基础篇、典范篇、精彩篇，很多他现在提出的理念都可以从宁德的经历、从《摆脱贫困》一书中找到影子、找到“宁德元素”，只是平台不一样，范围不一样，要求不一样。我经常拿出这本书来翻翻看看，对比着学习领会。我认为，讲好他在宁德的故事，弘扬他的精神，这对当前学深悟透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的。

习书记对闽东的感情很深，当年走遍闽东山山水水，离开宁德之后也始终对这片土地给予关注，每次讲话讲到闽东的时候，他都记忆犹新，接触到每一个闽东的干部群众，都会情不自禁地打招呼和表示问候。对于闽东人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自觉，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待，把对他的拳拳之情转化为勤奋工作的动力，在各条战线上认真贯彻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走在前头。我退休以后到省扶贫基金会当会长，当年他明确提出闽东一定要富起来，一定要真脱贫，不要数字脱贫，这些我都一直记在心里，按他的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添砖加瓦的事情。我还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叫《滴水缘》，就是取他讲的“滴水穿石”精神，以示老同志对他治国理政智慧、品格的执着践行和深深的敬仰！

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成为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历史的选择，党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更是我们闽东人民的期盼。我觉得，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是民心所盼。我们讲的这些真实故事，一定能在社会上激发正能量，感染和鼓舞更多的领导干部、更多的群众，让大家对我们党、对我们祖国、对我们民族的发展前景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充满希望。

采访对象：陈明端，1941年1月生，福州长乐人。1961年入伍。1983年5月任陆军第31集团军参谋长，1985年8月任福建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90年6月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晋升少将军衔，1996年3月至2001年12月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委常委。2001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9年8月30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明端同志，您好!您在福建省军区任职期间，与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有过不少接触。请您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陈明端：我与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的配合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时，包括担任福建省委常委、副书记兼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分别兼任宁德、福州两个军分区的第一书记，那时我在省军区任副司令员，分管民兵预备役工作。因此我们在工作上有接触。

第二阶段，习近平同志于1996年至1999年任省委副书记时，兼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后来还兼任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直到他离开福建为止。我于1996年3月至2001年底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省委常委，这个阶段我们在一个班子工作近5年时间，每次开省委常委会就会在一起，接触就更多了一些。

这一阶段，他对部队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精力。比如，我们召开省委常委会时，经常讨论地方支持部队建设的问题。福建省军区是驻闽部队陆、海、空、武警的牵头单位，部队有什么事，都会通过省军区找省委和省政府解决，有些事还需要省领导出面帮助协调。每年我们都要召开民兵预备役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作为省长要主持会议，亲自抓民兵预备役工作、征兵工作。此外，还有一些比如“军事日”之类的活动，也需要习近平同志主持。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拥军爱军工作的具体情况。

陈明端：习近平同志拥军爱军的事迹突出。他把军队的事挂在心上，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这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他自幼成长在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他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而他本人大学毕业后曾经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3年多时间。

习近平同志对军队的感情是真挚的。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对军队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说做到了深入细致、具体实在。我举六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不久，就及时解决了部队干部家属的安置以及部队小孩的入学问题。福州是省会城市，部队比较多，驻军级别也比较高，军级单位有4个，随军家属比较多，家属安置和子女入学的困难比较大。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明确表态：随军家属安置和小孩入学问题，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困难，而是地方必须做好的工作。随军家属，凡是符合条件的，一律要按行业对口进行接收安排;随军子女，一律就近安置上学。习近平同志还把这项工作落实得好不好，列入双拥共建的考核内容。由于习近平同志的重视，这些曾经的“老大难”问题，很快就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家属的工作，安排到福州市的各个单位，一般都是机关单位;小孩上学也被安排在周边比较优质的学校。这一项工作在当时走在了全省和全国前列，部队的干部非常高兴，他们一提起来就很自豪：“我们福州的市委书记习近平，真给部队办实事。”

第二个例子，习近平同志时刻把官兵的冷暖记在心上，及时为部队排忧解难。他经常到部队调研，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多次看望驻长乐县的海防十二师，尤其是两个海岛团(平潭岛的海防46团，莆田县南日岛的47团)，带去地方领导对部队官兵的关爱。20世纪90年代，基层部队的训练强度大，伙食标准低，特别是连队官兵，伙食比较差，生活条件不够好。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支持部队搞好农副业生产基地建设。他提出，一个团必须有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基地里必须有一片好菜地、一个好猪圈、一个好池塘、一个好作坊。为了支持生产基地建设，地方财政也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从此以后，团以上基本都建立了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可以种菜、养猪，也有小作坊进行一些加工，有效提高了部队的伙食，让官兵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习近平同志任省长后，省政府每年还组织一两次生产基地的评比活动，对建设得好的基地给予表彰和奖励，这更是极大调动了各个部队建设好生产基地的积极性。

第三个例子，习近平同志积极帮助和关心军队营房建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军队营房建设的经费标准低，大部分营房位置都远离城镇，靠近山边，营房也大多比较破旧，设施落后，有的连水电供应都比较困难。习近平同志了解到部队营区的状况，指示各级政府积极关心部队营区建设。随着政府支持力度加大，营区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习近平同志指示地方搞建设的时候，要把部队营区的路桥也一起带动起来，全省逐步开始修拥军路、建双拥桥。原省军区门前的一条路，开始很窄、很小，后面政府拿了5000万元对道路进行了拓宽，还修建了排水渠。这样，部队营区的道路直了、平了、宽了，部队官兵的心也更暖了。

第四个例子，习近平同志国防观念强，对民兵预备役工作始终大力重视和支持。1993年，上级决定在福州市建民兵预备役高炮团，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明确指示福州军分区要按上级规定抓好预备役高炮团建设，尽快形成战斗力。当时，建设高炮团部、营部及高炮库需要花费较多资金，而福州财政不算太宽裕，有人提出能不能用旧企业、旧工厂改造，这样可以节约许多经费。习近平同志知道后予以否定，指示一定要按照标准建设新的团营部，把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在习近平同志催促下，经过一年多建设，福州市高炮团高质量建成，走在全省前列，得到总部机关的表扬和肯定。

习近平同志对高炮团建设始终非常重视，他不仅抓硬件建设，也抓软件建设。例如，他亲自抓干部选拔和培训，抓部队正规化训练，做到民兵预备役建用结合，充分发挥民兵预备役部队在社会治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任福州市委书记那几年，福州市民兵预备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习近平同志担任省委副书记后，开始兼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后来担任省长期间，仍一直兼任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我们曾想，这个政委一般是副书记兼任，省长本来可以不当这个政委，工作任务这么多，交给副书记就算了。但习近平同志对高炮师很有感情，还继续兼任。高炮师的建设任务很多，日常工作也很多，盖师部要找地皮，初定干部要培训，日常工作还要抓训练，他都会亲自抓、亲自过问。在他的主持下，福建高炮预备役师在全国始终处于先进地位。

第五个例子，习近平同志对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很重视。他任省长期间，我们有两个担任了正师级12年的干部转业，但超过了年龄，按规定地方可以接收，也可以不接收。这两位同志很着急。我了解到情况后，就找到习近平同志，向他介绍说：“这两个同志在军队表现不错，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到了地方也一定能吃苦耐劳，好好干工作。像他们这种情况，据我了解，江苏有接收的，其他地方还没听说有接收的。咱们福建能不能接收，还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决定，所以请您帮忙协调一下。”习近平同志当即表态：“可以接收!”后来，在他的支持和协调下，两位同志安排得都很好。

第六个例子，习近平同志对人民军队的老干部十分尊敬和关怀。每年八一建军节和春节，省里都会慰问部队和老干部，并为他们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对年迈的老干部，习近平同志都会亲自到他们家里去慰问，或到医院去看望。他还深入部队，和部队官兵一起开座谈会，不仅带去慰问品，还带去地方领导同志的深情厚谊。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每年都是这样，所以军队的老干部和广大官兵对习近平同志非常认可。这个传统，在他离开福建以后还继续保持着。比如，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龙岩市的古田镇召开，习近平同志利用会议间歇挨家挨户看望老红军。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和当年班子里的同志们见面，把我也叫去了，还仔细问了部队老干部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我对他说：“习主席，你现在当军委主席，对军队是真抓实干，军队更有希望了，也更有战斗力了!”

采访组：军爱民，民拥军，一直是相辅相成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军队支持地方建设的情况。

陈明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由于他爱护军队、支持军队建设，军队对地方也很感激，始终尽心尽力支持地方建设。

一是军队积极参加地方抢险救灾。福建历来灾害比较多，特别是台风会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因此防台抗台的任务十分繁重。军队随时都做好准备，每次地方上受了灾，军队和民兵应急分队都会把协助地方作为重要任务，抢险救灾，帮助地方群众渡过难关。

二是军队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后，福建有了一个战略转变，就是从海防前线转为重点抓经济工作。军队也把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力所能及配合地方。例如，长乐国际机场建设，涉及海防十二师很多工事、训练基地、坑道等用地，当时部队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支持地方建设不太积极。后来，我们统一思想，坚决支持，把这些地都给了地方。对厦门特区建设也一样，我们厦门警备区出让了许多坑道地堡、战壕和沿海的国防用地支持地方建设。比如，厦门会展中心就是在一个部队让出的营房用地上建设的;开挖马尾隧道的时候，部队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配合。另外，我们军分区、人武部、民兵预备役，始终配合地方积极参加脱贫致富工作，在贫困地方建立八一军民小学10多所，力所能及为老百姓做一些工作。

三是抓好民兵应急部队建设和民兵哨所建设，目的就是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完成各项急难险重任务。习近平同志在检查地方工作时，一般都会去检查民兵哨所。长乐区梅花镇民兵哨所就是其中之一。他到这个哨所检查工作，给哨所民兵带来极大鼓舞。该哨所成为先进哨所，在总部检查时受到表彰。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多年，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工作中有哪些特点。

陈明端：我与习近平同志相识20多年，共事多年，深感他在为人处世和工作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是受益匪浅、收获颇多。

一是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他做人低调，没有架子，很容易接触。他这个人很重感情，不管是和领导干部，还是和普通工作人员，他就像朋友一样和大家相处。无论职务高低，无论是谁有困难找他帮忙，只要不违背原则，他能办到的都会帮助解决。

二是习近平同志非常善于团结人，注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管在宁德也好，在福州也好，还是在省里工作，习近平同志在领导班子里面都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当主要领导，要一群年龄比较大的同志配合他工作，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习近平同志能够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使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和谐相处。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市长金能筹同志年长他10多岁，但他们之间关系非常融洽，工作很协调，整个班子也很团结，工作非常有起色。他任省长时只有46岁，省政府机关的许多处长年龄都比他大，但在他领导下，大家照样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做好各项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是习近平同志修养好、为人低调、没有架子、民主作风好、善于听取大家意见、关心部属、做事公平公正。

三是习近平同志工作深入，注意抓住工作重点，善于用典型指导工作。他善于调查研究，平时下基层比较多，主要是通过调查研究抓住工作重点。福建有几项重点工作，习近平同志亲自抓，抓得比较好。他在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扶贫工作是他抓的一项重点工作，抓得很有成效。他主持全省工作期间，晋江市的改革开放、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武平县林权改革，他都抓得非常好。在这几项重点工作中，习近平同志都是在搞好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政策，再进一步抓落实。不仅抓得准，而且力度大、效果好、影响也大。

四是习近平同志胸怀宽广。他与同事相处，从来都是严己宽人。例如，在省政府具体工作过程中，有的领导干部和他意见不统一，看法不一致。事实上，同志之间相处或工作中有不同意见都属于正常现象，关键是如何处理矛盾、化解矛盾。遇到不一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都能就事论事，不会影响同志之间的关系。

五是习近平同志为官清廉，一身正气。他在福建工作前后17年多，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许多人，接触的单位也很多，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没有任何负面声音。这是因为，他对自己始终能够做到严格要求。工作之余，他爱看书学习，偶尔进行游泳、登山之类的体育锻炼。习近平同志公道正派、清正廉洁，这也是他为官做人、秉公办事的底气。

采访对象：隋绳武，1941年8月生，山东寿光人。1959年入伍，1960年入党。曾任炮3师政委、陆军第31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福建省军区政委、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委。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4年退出领导岗位。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9月5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隋绳武家中

采访组：隋绳武同志，您好！您在福建任第31集团军领导期间，与习近平同志有很多交往。请您讲讲你们最初是如何认识的？

隋绳武：我和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之前，就对他有所耳闻。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炮3师当政委时，我们师保卫科老科长黄士杰是河北正定人，与老家联系很多，对正定的情况非常了解。黄士杰经常跟我唠叨：“我们正定县有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叫习近平，年轻有为，干得不错！”我当时虽然没见过习近平同志，但他的名字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分管双拥工作的习近平同志带领厦门市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到31集团军进行慰问，当时我任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我就和习近平同志见面了。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年轻老成、诚恳稳重，有着远远超越他年龄的大气。

那天，我们就双拥工作中大家关心的事情进行了简要交谈。我说：“习副市长，我可是老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啦。你到厦门来任职，我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彼此寒暄几句，就进入了主题。习近平同志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他说：“按照市政府的分工，我分管双拥工作，还有宣传文化、发展规划、农业等。”我说：“习副市长，你的分工担子都很重啊。请你对我们多帮助指导，在双拥工作方面，我们以后一起努力搞好。”

厦门市与当地驻军从1981年开始就建立了军政联席会议制度。这个会议是厦门军民共建的最高领导协调机构，工作以研究、决定和指导军民共建为主，是密切关系、加深了解、促进军政军民团结一个很好的途径，可以说是厦门特区建设的一大特点和一大创举，每年不定期举行。习近平同志是市双拥领导小组组长，1986年、1987年的联席会议他都参加了。1986年那次会上，习近平同志代表地方政府讲话，对31集团军提出的需要解决办理的若干事项作了归纳，并都写在会议纪要上。后来这些事情都一项一项落实了，还办了其他一些实事。

习近平同志对双拥工作非常重视，给部队留下的印象非常好。他虽然年轻，但工作经验相当丰富，处理问题果断、细致，统揽全局的能力很强，真抓实干、勤勉务实，很关心和爱护军队的官兵。

不久之后，我到厦门警备区参加会议，习近平同志正好也去了，我们再次见了面，进行了更深入的交谈。后来，我们见面次数就多起来了，还经常一起散步、聊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他是否给您提到过这方面的经历？

隋绳武：我们都知道他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虽然时间不长，但接触的都是国家和军委的高层领导。应该说，他那时就对军队的组织指挥体系有充分了解和认识，对军队的作战训练、管理教育等情况有系统全面的学习和掌握。这段难得的军旅生涯，一定深深融进了他的血液当中，给他打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我想，正是因为有这段从军经历，为习近平同志到地方任职以后拥军爱军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础。能够拥有这么一段从军经历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是和平时期，对于年轻一代的领导干部来说更是非常难得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对双拥工作十分重视。请谈谈您了解的具体情况。

隋绳武：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国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厦门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第一站，他作为分管双拥工作的市领导，对部队关心支持的例子很多。

1985年，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后不久便参与到双拥工作中，关心部队建设，关怀部队干部，重视抓好部队人才培养工作。他先后出席厦门市庆祝建军58周年和60周年大会并讲话，肯定驻厦部队在守卫海防和军事训练的同时有力支援了特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他亲自组织了“军民共建中山路”活动，帮助31集团军将各营区门前的多条泥土路修建成了符合标准的战备路，人们称之为“拥军路”。

习近平同志经常前往海岛哨所看望慰问子弟兵，了解他们生活、学习和训练的情况。1987年7月，习近平同志前往“英雄三岛”（大嶝、小嶝、角屿）慰问守岛部队指战员。当时角屿岛作为纯军事岛，是无水、无电、无居民的“三无”岛，官兵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习近平同志当即决定实施扶持基层连队“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猪圈”的“三好”工程，派人在角屿岛打了一口深井，帮助部队解决用水等实际困难。他表示，要更加关心和支持部队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他还勉励战士们珍惜青春年华，加紧学习和训练，热爱海岛，坚守海岛，为保卫海防、保卫特区作出更大贡献。30多年过去了，角屿岛现在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已经通了自来水，但习近平同志当年为官兵们打的那口水井仍然保留着，也成了他关心支持基层连队建设的真实见证。

习近平同志还多次出席厦门市入伍青年前往部队报到欢送仪式，勉励应征青年到部队后积极工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他还前往解放军一七四医院、海军厦门干部疗养院等地亲切看望伤病员、疗养员和离职休养干部。1985年12月，习近平同志出席军队离退休干部欢迎会，在讲话中深情地说：“厦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人民子弟兵在解放厦门、保卫厦门和建设厦门中创立下的丰功伟绩。”1986年10月，他前往厦门火车站出席欢送退伍战士仪式，热情赞扬退伍战士在厦门各部队服役期间所作的贡献，希望他们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到地方发扬光大。

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部队人才培养工作。1987年7月30日，他出席在厦门警备区举行的庆祝建军60周年大会并讲话，强调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军队工作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一项重大措施。他指出：“帮助部队的干部战士掌握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武部门，都要进一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把军政军民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91年，厦门市被命名为首批10个全国双拥模范城之一，并在以后历次双拥模范城表彰中连续夺冠，现在已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鼓浪屿好八连”、思明区中华街道还分别被授予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称号。

厦门市双拥工作做得好，与当年习近平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关系极大。这方面他投入精力很大，为驻厦部队办了大量的实事好事，得到广大指战员的敬重和爱戴，驻厦陆海空三军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他长期践行的朴素风范、求实精神、爱兵情怀和亲民作风，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工作以后，您于1994年到福建省军区工作。请您谈谈他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对双拥工作的贡献。

隋绳武：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主持工作期间，我在南京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直到1994年我到福建省军区任政委，我们两个又重新“接上了头”。我是4月4日报到的，6日我去看望他，也给他通报一下我来了。他热情接待，我在他办公室坐的时间比较长。他给我谈了福州市的主要情况，希望我多支持他的工作。之后我们来往就很频繁了，我对他关心军队建设的感受就更多、更直接了。他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还一直兼任着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建设发展以及军备能够走在全国预备役部队的前列，与习近平同志当年倾注的大量心血密切相关。每年至少两次大集会和一次四级书记（政委）集训，习近平同志几乎是逢会必到必作讲话、逢训必参。他还与官兵一道上炮架、操作实弹射击。令人感动的是，从营房建设、训练中心（基地）设立，到部队生活、官兵思想以及队伍建设，他都关心备至。他常说，部队的事无小事，地方领导兼职要当作实职来干。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部队的经费来源、建设用地供给、兼职军官的岗位津贴落实等，习近平同志都是亲自批示、亲自协调。在福州市和福建省工作期间，他为部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解决随军干部家属工作安排及子女入学问题。福州是省会城市，也是军事要地，驻军多，机关多，干部多。福州驻有陆、海、空、武警四个军级领导机关，还有若干师、团级领导机构及后勤保障系统，营职以上的干部数量多。为此，随军家属的工作安排、子女上学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干部本人和领导机关。习近平同志知道后，明确表示这不是困难问题，而是必须做好的工作。他在相关会议上明确，凡是军属符合条件随军调入福州市的，按照行业优先对口接收安排，子女就近安置上学，并将接收安置纳入各机关单位“双拥共建”的实际考核内容。各单位领导都响应号召积极执行，从此驻榕部队这方面的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和南京军区的前列。

二是关心部队官兵生活改善。上世纪90年代，部队生活还很艰苦，还得搞好农副业生产。当时地方时兴“菜篮子”工程，习近平同志积极支持部队副食品基地建设。基地既能养殖又能种植，还能减少生产用兵，为部队提供蔬菜和肉禽蛋鱼等副食品。他要求市政府支前办、市财委具体负责，驻榕部队团以上单位，至少每个单位配置一个基地，每个基地都由市里补助适当经费、提供科技支持。

三是关心支持部队营房营区基础设施建设。地方上进行自来水、电力、燃气、道路建设时，习近平同志也都想着部队。福州市各县区遵照习近平同志指示精神，帮助部队修拥军路、建双拥桥，部队的营房营区面貌焕然一新，通往营区的道路直了、平了、宽了、亮了。

四是慎重处理军民纠纷，尽量不造成负面影响。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和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现实生活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的军民纠纷和矛盾事件，对于这些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着眼大局，正确处理；小事不小要重视，促成坏事变好事。”为此，习近平同志指示由军分区司令、政委牵头，请驻榕陆、海、空及武警部队师以上政治机关指定一名领导，并由群联科长作为联络员，共同组成“驻榕部队拥政爱民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处理本部队所发生的军地矛盾事件。由于有这样一个工作机构，此后凡在福州市发生的军地人员打架斗殴、利益冲突、矛盾事件等情况，都及时由部队团领导和地方县区领导亲自过问妥善处理，弄清起因，分清责任，各自做好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增进军地团结。

五是重视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建设。习近平同志国防观念和人民战争思想十分明确。他对军分区和人武部的工作十分重视、十分支持，明确强调基干民兵参加训练的“误工补贴”一定要保证到位，因此福州市基干民兵训练全员参加、全面落实。他还重视海防民兵哨所全面建设，关心他们的思想教育和生活保障条件，明确提出“财政需要拿的就拿，不能亏欠我们的海防民兵！”他强调“民兵要建还要用”，指示福州军分区与市公安局共同组织推广民兵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做法和经验，在多数县区的乡镇都获得了好的效果，推动乡风民风向好的方向转化。

1993年，上级决定在福州市组建预备役高炮团。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明确表示坚决按照上级要求高标准搞好部队建设，尽快形成战斗力；建全新团部营区营房，让预备役高炮团以崭新面貌问世。当时福州财政不宽裕，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有人建议找一个废旧工厂厂房作团部，习近平同志当即否定。他明确告诉大家，建立预备役部队是我们人民军队建设的新要求，任务交给福州市，我们一定做好这篇文章，交出优秀答卷。既然建，就要高标准去建，基础要打好，要另外选址。市委、市政府、军分区领导统一认识后，市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市土地规划部门专门批地，市设计部门作出专项设计，市政府明确领导负责，军分区和高炮团具体实施。经过一年多努力，一座具有现代新貌又兼具作战指挥功能的新大楼以及附属设施完备的新营区在福州新店大北岭落成。这件事为全省预备役部队建设树立了榜样，也受到总部工作组的高度赞扬。

习近平同志对预任军官的选配十分重视，明确要求由市委组织部和军分区共同负责严格把关，对预备役部队的训练管理也作出明确指示，使得福州预备役高炮团从组建开始就叫响了“争创一流业绩，不负组织重托”的口号。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他强调，预备役要按照正规部队的标准来建设。预备役部队的建设，是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新尝试。一旦有战事，并非光靠部队，根本上还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其一。其二，预备役部队的主体来自人民，既是兵也是民，平时搞生产、搞经济，战时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同志在那时就提出了要搞军民融合，要求预备役部队的经常性工作要做到“军民融合”。其三，地方领导兼职军官要当作实职来要求。他明确指出预备役部队建设、发展离不开地方，地方领导为预备役部队排忧解难、办实事是应尽的职责，不是穿上军装耍派头、赶时髦。地方兼职领导，还要把当地的预备役部队真正当作本地改革发展稳定的生力军，所在地党政领导机关要经常“议军”，现役的预备役领导自然也要给地方预任（兼任）军官开单子、提任务。由地方领导成建制兼任预备役预任军官的初衷和要旨，也可以说是“人民国防”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同志对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建设投入了很大精力，花费了大量时间，特别是对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的建设标准要求比较高，投入精力比较多。在他的支持下，师部办公楼整体提升，各项设施更加完善，预任干部选拔任用更加规范，训练考核更加严格，平战转换更加快捷。习近平同志任省长后，按规定可以不兼任预备役师第一政委。省军区考虑到他公务繁忙，怕精力顾不过来，去征求他本人意见。他认为，当省长仍然应该关心支持预备役师，因此一直兼任这个职务，直到离开福建。他对这个预备役师念念不忘，2014年回福州视察时还专程去看望。习近平同志的所言所行，充分体现了他心系国防、心系人民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智慧。

六是非常尊重和关心军队的老领导老首长。他对老干部工作一向十分重视，在厦门时我就深有体会。记得在一次军队离退休干部会上，他就曾对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到厦门安家落户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讲：“军队离退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人民革命事业的有功之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你们为着人民的利益，不怕流血牺牲，英勇作战，努力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你们又担负起保卫祖国、巩固国防的重任，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建设中建立了新功绩。”这样饱含深情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对军队老干部的尊重和关心，也是拥军爱军思想的真情流露。

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军队老干部特别关心。原来的福州军区撤编后，留下了许多老革命、老红军、老八路，他每年都要去看望，对老干部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他常讲，对老干部的尊重，也是对党和革命历史的尊重。他是这样讲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在市里省里也都是这样要求大家的。他在福州工作期间，基本形成了一个制度，就是每年元旦、春节和八一建军节都要组织慰问老干部。由军分区领导带着市民政局、支前办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先组织军、师职离休老领导，乘车参观福州市区的新发展、新面貌。中午，习近平同志和市里领导与老干部一起共进午餐，交流沟通，表示慰问。老干部们非常高兴，赞扬习近平同志：“暖了心，浓了情，固了根，不忘民！”对于年事已高的老干部，习近平同志亲自登门慰问，聊聊家常，了解需求，解答问题。

习近平同志深得军队老干部的称赞，他的言行也带动和形成了省市各级领导尊老、敬老、扶老的好风尚。许多老同志对习近平同志尊重老干部、重视老干部给予很高评价，对他感情也很深，多年后还对他念念不忘。

七是非常关心军队转业干部。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对军转干部工作非常重视。他强调，军队干部在部队工作多年很辛苦，转业地方工作一定要安排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做好军转干部安置工作，就是支持军队干部安心部队工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对师团职转业干部的安置，习近平同志考虑得更是非常周到。他要求市委组织部对每个正团职的安置，准备两个安置岗位，让转业干部本人选择。定岗后，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同每个正团职军转干部见面谈话，鼓励他们发扬军队优良传统，在地方工作岗位上再立新功。习近平同志的这些做法，使驻榕部队转业干部深受感动和激励。

习近平同志对军转干部敢用善用。1996年，原福州军分区参谋长陈正生，任副师职8年，转业福州安置。习近平同志对军分区干部有接触有了解，因此建议将陈正生参谋长安排任福州市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正生同志接受这个任务后，认真负责，积极工作，干得很不错。

原福州军分区政委王爱平，1995年到福州军分区工作之前，在驻泉州的海防13师当了8年政治部主任，还当了5年多师政委。根据中央军委有关规定精神，其本人愿意转业地方工作。省军区领导给省里领导协商后，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向省委建议，将王爱平同志安排到新成立的“福建省口岸与海防管理委员会（福建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负责海防管理工作。王爱平同志2000年3月上任后积极工作，不负众望，广受好评。

八是特别重视贯彻落实军队系统上级领导和机关的指示、意见。宁德军分区、福州军分区的领导都反映，习近平同志作为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敏感性很强，组织纪律性很强，在贯彻落实军队系统上级领导和机关的指示、意见方面做得非常好。

1996年，各县区武装部收归省军区建制。军委总部规定，各武装部现有的干部，凡符合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年龄规定的，一律收归穿军装；不能收归的干部，由地方安排相应的领导职务和工作，个别工作优秀的要提拔使用，其余的都应平职安排，原来是常委的仍然要保留常委职务等。福州军分区共有13个县（市、区）武装部，部长、政委共26人，少数年轻的、符合晋职条件的留下来交给军队，多数年龄偏大的、任职时间长的、稍微过杠的、按照条件不能收回的，由地方另外安置工作。我将需要由地方安置的同志列了个名单，找到习近平同志给他作了汇报，说这些同志虽然超龄了，但资历比较老，干得是很好的。我建议把他们安排好，没提什么具体职务。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省军区党委提出的安置方案，他提出经市委组织部考核后，由市委领导讨论决定。由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福州市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时，由地方安排的人武部领导，安排得最快也最好。习近平同志对各项原则把握得非常好，使这些同志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充分施展了才华。

在“个别工作优秀的要提拔”方面，例如鼓楼区部长、闽侯县部长，多年工作表现优秀，被分别提拔为鼓楼区委副书记、闽侯县委副书记。

在“原来是常委的要保留常委”方面，如连江县政委、永泰县部长、平潭县部长、马尾区部长、罗源县政委等原来都是常委，因年龄大不能随武装部回军队，便在地方上保留常委，并改任政法委书记。

在“其余武装部领导都要作相应安排”方面，因年龄偏大不能收回军队建制、原来没有担任常委的几名部长、政委，也都分别安排在区县人大、政协担任副主任、副主席职务。

后来我得到反馈，各级安排得都很认真、很到位，真正做到了“三满意”，即武装部满意、干部满意、双方领导满意。福建省军区、南京军区都在第一时间总结和转发了福州市这一好的做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很注重双拥模范的表彰工作，他自己也屡获殊荣。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隋绳武：习近平同志是拥军支前、支援国防建设的模范，同时也注重双拥表彰工作。1991年，他听说要召开第一届全国双拥工作大会，就积极向有关部门申请，争取在福州市举行。我当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会议由南京军区和福建省具体承办，我参与了大会全部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会上表彰了全国十个双拥模范城、十大双拥模范人物。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代表举办地领导讲了话，还赋诗一首，表达爱民爱军之情，这就是影响深远、广为流传的《七律·军民情》：

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

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

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

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从这首诗作中，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同志心里装着人民、心系人民军队的情怀。鉴于当时福州市在支持国防建设和双拥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1992年，习近平同志被民政部评为“全国拥军优属模范”。

当时《解放军报》每年都要推选10个关心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闻人物，主要由省军区推荐并征求省委省政府意见，达成一致后上报解放军报社的后备力量建设宣传部，最后经总参国防动员部批准，然后在《解放军报》发消息，《中国国防报》发人物照片和事迹。1995年，我们省军区经研究，决定推荐习近平同志作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闻人物”候选人。当年10月，解放军报社派有关领导到福州了解采写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和双拥情况，由省军区政治部领导陪同采访。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采访，了解到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事迹十分突出。他多次带领有关部门领导深入部队，帮助解决了营区建设用地规划、水电路、军转干部安置及部队家属子女户口迁入安置、子女入学等问题，对部队的事实行特事特办。他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责成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切实维护军人合法权益，保证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的落实。大量事实证明，习近平同志完全符合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闻人物”候选人评选标准。

1996年，习近平同志被评为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十位新闻人物”，并被授予“特别荣誉奖”。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颁奖大会，而此时他已担任省委副书记，因工作繁忙没有到会，就派了办公厅一位同志随省军区宣传部的相关同志到京开会。临行前，他还专门把这些同志叫到办公室，叮嘱关心国防是大事，务必开好会，把经验带回来，好好贯彻落实。

回顾在福建期间对习近平同志的一些认识和印象，我深深感觉到，习近平同志关心尊重军队老干部，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关心体贴军队官兵切身利益，关心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等等，都是源于他心系人民、忠诚于党的政治素养和精神品格。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一直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他说到也做到了。我们要向他学习，向他看齐！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带动下，福建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军队也经常支援地方建设。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隋绳武：福建省作为革命老区和海防前线，双拥优良传统源远流长。驻闽部队也始终牢记根本宗旨，大力弘扬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部队领导始终把双拥工作当作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完成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同时，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广泛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实施援建重点项目，在扶贫帮困、保护生态、捐资助学、共建文明和抢险救灾等方面为地方作出了应有贡献，在广泛开展爱民助民活动中融洽了军政军民关系。特别是在抗击台风、扑灭山火、海上救助等重大抢险救援行动中，驻闽部队总是闻令而动，全力以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改革发展成果，受到八闽大地人民的衷心爱戴。

在厦门期间，我们驻厦部队就经常与政府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为庆祝建军60周年，厦门市政府、31集团军、厦门警备区和厦门水警区联合举办了军民横渡厦鼓海峡活动，参加横渡海峡的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共4000余人。竞渡者从鼓浪屿小德记海滩下水，到厦门水仙宫码头上岸，全程800多米。活动开幕式在郑成功塑像下举行。习近平同志和我们部队指战员一起参加横渡活动，并胜利到达终点。

1995年我任省军区政委时，为帮助解决闽北贫困地区儿童上学难问题，组织军区广大指战员开展“献爱心捐资助学”活动，募集资金50余万元，为宁德市福安县赛岐镇捐建了“泰康八一希望小学”。这是积极响应和关心地方建设所做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可以说，在习近平同志带动下，福建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军爱民、民拥军蔚然成风。习近平同志重视改善军民关系，强调军民共建，对这些实际举措不断总结提炼。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他多年重视双拥工作的体会和总结，也是今天他关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创新理论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当然，这是经过实践检验，充分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采访组：您是1996年离开福建的，这之后您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联系？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隋绳武：我1996年4月离开福建，到了北京武警总部任副政委，我们见面就比以前少了，但联系一直没断。1998年，抗洪结束后，陈明义同志和习近平同志到武警总部机关，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武警部队在闽江抗洪抢险战斗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当时是我联系的。

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有一年还曾专门给我寄来一本书，是关于浙江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规划的。每逢重大节日，他在工作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还会委托他人来看望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老朋友、老同事的关心。他到浙江后约有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但心里时常惦记。

2007年5月17日，我退休后到外地疗养途经上海。习近平同志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了解到我在沪时间只有一天，决定当晚同我见见面。我们谈了约两个小时，谈得比较深入，也比较投入。

我对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俩相识20多年了，通过这么多年接触，我感到你有五个特点，也是五个优势。

第一，根红苗正。你是老革命的后代，从小受父辈红色传统的教育培养，并且经历政治运动的磨砺，受到了不寻常的考验，但你为人低调，多少年来默默奉献，踏踏实实。

第二，多岗历练。你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当过县、地、市、省4级书记，这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你工作阅历丰富，在河北干过，福建干过，浙江也干过，一步一个脚印，在每一个任职的地方都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出了突出政绩，都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没有杂音。我说：“你是近平不平啊！叫近平但是不平常啊！”

第三，经历丰富。你既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军队工作经验，和平时期高级干部同时具有这两个经历和身份的为数不多，十分难得。

第四，年轻老成。你历来沉稳低调，从不张扬。和你接触，会有一种亲切感，有靠得住、信得过的感觉。这些年你所到之处，各方面的反映和口碑都很好。

第五，酷爱读书。你善于钻研，有相当的理论根底和水平，这是领导干部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以你的品德、能力和政绩，大家都看好你的发展，期待你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更大的作为。

习近平同志听我讲完后说：“您的这些肯定，这些溢美之词，都是肺腑之言，也是对我提出的希望，是对我的提醒和帮助，感谢！”

那天，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他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他回顾了父亲对他人生的重要影响，讲到习老1962年就受到冤屈，讲到“文革”中的苦难遭遇，这些对他坚定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都是深刻的磨炼。接着，他谈了担任正定县委书记的情况。因为干得不错，当时河北省委研究决定他出任团省委领导，他得知这一消息，一晚上没睡好觉。经过认真考虑，他觉得自己到正定时间还短，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还想多给正定人民干点事情，于是就给省委领导写了封信，表示希望在基层继续锻炼。后来，省委同意了他的意见。

我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工作成绩，当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中组部在1985年安排他到厦门任职，让他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经受考验和锻炼。三年后，组织上又调他到宁德这个福建最贫困落后的地区担任一把手，他在那里沉下心来、埋头苦干，倾尽心力带领闽东群众摆脱贫困。组织上非常认可他在宁德的工作表现，于是1990年就让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从正定到厦门，从宁德到福州，从福建到浙江、上海，习近平同志一路走来，都是听从组织安排、不怕挑重担子的。

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后，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我很想与他叙叙旧，但一直坚持两条原则：第一，不打扰；第二，不添乱。有了大事、要事，我还是很注意跟他沟通的。2009年，我向习近平同志推荐寿光老县委书记王伯祥同志为模范县委书记典型的事，得到了他的重视。

2014年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前，上面有一个相关文件，我认真学习后，感到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强调的问题，必须鲜明地指出和纠正。例如，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着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拉山头，搞宗派，培植个人亲信，人身依附空前严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严重削弱，“军队国家化”这种思想有所抬头，这些危险的存在还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还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一些光荣传统丢失，等等。经过认真梳理，我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上述意见。后来，总政派了两位同志来我家里，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和建议。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推荐王伯祥同志的事情吧。

隋绳武：2009年清明节，我回老家山东寿光扫墓期间，有人给我看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为鉴》。这本书写的主要是王伯祥同志在任寿光县委书记五年间创造和推广大棚蔬菜种植的感人事迹，他后来担任潍坊市长期间因患肝癌退出领导岗位，享有崇高威信，寿光人都称他为“活着的焦裕禄”。离开县委书记岗位18年后，老百姓对他仍念念不忘。于是农村的一些大队支部书记、退休教员和老百姓自发组织搜集整理了一些素材，编了《大地为鉴》这本书，意思就是王伯祥的事迹大地可以作证。我对王伯祥的事迹很清楚，因为我们是小学同学。王伯祥是个苦孩子，学习很好，人也很好。当时我看到了人民群众为他编写的《大地为鉴》，再一次被他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禁不住流下热泪。

回京后不久，我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封信，并寄去一本《大地为鉴》。我在信上讲，王伯祥的事迹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如果能够把王伯祥树立为先进典型进行宣传，相信对县委书记队伍建设，乃至对整个党的建设都有好处。

大约7月初，我得知习近平同志将我的信批给中组部和中宣部，让他们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到寿光进行了20多天的采访调查。后来，中宣部将王伯祥作为时代先锋进行宣传。

当年12月31日，王伯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同志出席了报告会，并对王伯祥同志作了高度评价。在会见报告团成员时，习近平同志给他们讲，这个典型是武警部队老副政委隋绳武同志给我推荐的。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伯祥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评为“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这件事充分说明，习近平同志很爱护人才、珍惜人才，特别是对抓县委书记队伍建设、树立干部的良好形象非常重视。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接触的30多年中，您认为习近平同志有哪些鲜明特点？

隋绳武：我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到现在已经持续了30多年，当初我认识他时，他才30岁出头。经过多年的交往与接触，深深感觉到他做人很实在，处事很稳重，工作很扎实，负责任敢担当。

这么多年，无论他走到哪里，口碑都很好，没有杂音，没有非议，这很难得。所以，我认为他是读书有成、事业有成、做人有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就是修身有成、齐家有成、做事有成，真正做到了德才兼备。在新一代领导人当中，他是新干部老作风，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我对习近平同志特点的评价是，他是老革命的后代，虽然是高干子弟，但有平民心态。第一，酷爱学习，善于学习，常常引经据典，对问题的把握比较准，看得比较透，有独特见解，深思熟虑。第二，年轻老成，成熟稳重，夙夜在公，理想远大。第三，工作作风很简朴，很扎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第四，品德高尚，作风正派，尊重老同志。第五，谦虚务实，重视和尊重军队同志的意见。

我常常想，他现在给全党同志提出来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这实际上是他多年来实践过程的真实写照。他一路打拼，一路成长，一路身体力行。他的思想、决策和行动来源于三个最重要的立足点：第一，根植于民。一切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第二，爱党如命。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党的生机活力，千方百计严格党的教育和纪律。第三，惜军如己。以爱惜军队、拥护军队、支持军队建设为己任，能够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由于这些特点，习近平同志不愧是党和国家、军队、人民的好领袖、好统帅。

据我观察和体验，习近平同志有四个方面过硬的基本功。

一是做普通人的基本功。关心普通人的利益，讲普通人愿意听的话，为普通人服务。随着职务提升，始终能做到这一点是保持本色、不忘初心的突出体现。对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自我修养成果，也是党的希望之所在。

二是善于调查研究的基本功。这是正确决策的根本保证。他不管身在何处、官居何职，总能深入基层，总能到老百姓身边调查研究，这既反映了他扎实的工作作风，又体现了他高超的领导智慧和艺术。我曾亲自到他三次走进去的大山深处的下党乡，听群众讲习近平同志的吃苦精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往事，十分敬佩！

三是善于听取群言的基本功。职务越高，这一项基本功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听功”比“说功”更重要。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好，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听得进，很不简单。

四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功。他善于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他一贯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质问题，能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有的放矢。他敢于直面问题，对调研了解的问题、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通过整改落实，让群众看到真改进、真变化。

常言道，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明天的基石。我感到，他的每一步走得都很扎实，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而深刻的脚印。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继往开来、笃定前行，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富国强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

采访对象：黄贤模，1941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1979年任福州市政府办公室经济科负责人，1983年任台江区区长，1985年任福建省纪委常委，1990年任省纪委常务副书记，1995年任三明市委书记，1998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任省计划生育协会会长，2019年至今，任省计划生育协会名誉会长。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6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黄贤模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任省纪委常委，对他在宁德大力查处干部违规占地建房这件事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黄贤模：我1985年到1990年在省纪委任常委，负责案件的查处和审理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地区和部门对党风廉政建设不够重视，一些干部纪律观念松懈，不正之风出现抬头趋势。比如，当时福建省就出现干部滥用职权、违规占地乱建住宅、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问题。在宁德地区，这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损害了党的形象，也给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习近平同志对纪检工作历来高度重视。1988年，他到宁德地区任职的时候，首先对纪检工作做了充分调研。在纪委的工作汇报和群众的情况反映中，大家都提到了宁德一些干部违法占地乱建房子问题，牵涉面比较广，群众意见非常大。当时宁德地区群众生活不富裕，干部每月收入最多100多块钱，但占地建一座房子，起码要几万元。习近平同志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他表示，对这样侵犯群众利益、违反党纪的问题决不能手软，必须坚决查处。在他领导和支持下，地区纪委严肃查处了一批干部，并且根据违纪违法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不同处理。情节较轻的，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情节严重一些的，进行了党纪政纪处理；还有一些干部，已经触犯了法律，坚决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时，我们省纪委也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查处。从全省各地区看，习近平同志抓这项工作的力度最大，查处违纪干部是最坚决的，最后的效果也是最突出的。他把这股歪风坚决刹下去了，得到宁德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和拥护。当时的省纪委书记林开钦同志对这个事情很有感触。他认为，在习近平同志坚决推动下，宁德的干部违规占地建房问题在全省范围内是解决得最好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任省纪委常务副书记，请您谈谈他在这一时期抓纪检工作的情况和对省纪委工作的支持。

黄贤模：1990年，习近平同志从宁德到福州任职，当时我任省纪委副书记。他上任不久，就来省纪委走访，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前，我对习近平同志早有所闻，但没见过面。这次见面，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没想到他那么年轻，又那么稳重、成熟、干练、谦和。

我在省纪委工作这么多年，福州市委书记来走访省纪委还是头一遭。而且，习近平同志很认真，我们省纪委每一位领导的办公室、每一个处室的办公室都走了一遍。当时我们有12个处室（包括机关党委），他和我们每个处室的同志进行交流，态度非常亲切。他表示，希望大家对福州市的工作和福州市纪委的工作多关心。这充分说明他对纪委工作的重视。事实上，当时的纪委可不像现在这样受重视，有少数领导干部甚至错误认为纪委只是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设障碍、搞干扰，甚至有的地方一些人调侃说什么“防火、防盗、防纪委”。那时候，纪委要做好工作必须有地方党委的大力支持，习近平同志这样做，对我们就是一种很大的支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风，所以我们对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重。

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时，省里正处在集中力量处理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时期。他来了之后，又继续在福州开展清理、查处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丝毫没有放松。当时福州市的连江、闽侯两个县这方面的问题很突出，习近平同志集中力量查处了一批。针对这个问题，他对纪委的同志强调，对那些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涉及群众民生的违规问题，坚决查办，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能姑息。

除违规占地建房问题，福州市当时还查处了一起在全省震动比较大的案子，就是市防疫站的乙肝疫苗案。当时福州市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市防疫站有私分公款现象。纪委的同志们调查后发现，市防疫站和基层的防疫站、卫生院等有关单位勾结在一起，把本来价格低廉的乙肝疫苗抬高价格，非法牟利后私分，这个案子涉及面非常广。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这个案子，他听取汇报后向市纪委明确指示：“第一，对这样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要坚决查处，绝不手软，涉及谁就查谁，不管牵连出什么人，一查到底；第二，市委坚决支持纪检工作，如果你们感到人力不足，力量不够，我将组织力量支持你们；第三，如果你们在哪里受阻了，立刻告诉我，我来给你们清除障碍，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查好查实查彻底。”

在习近平同志全力支持下，这个案件一查到底，把相关责任人全部查清，处理了一批干部，将所有违法乱纪人员予以分类处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惩处。最后，把查处结果进行了全市通报。这个案子的处理，对腐败分子起到比较大的震慑作用。当时我在省纪委，分管各地的检查工作，这个案子查处的全过程我都很清楚，最终处理结果对干部起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作用，群众对此也非常满意。

刹公款吃喝这股歪风的时候，有些干部不是很理解。当时，对公务招待规定了“四菜一汤”，有的干部还抱怨说：“四菜一汤，生意跑光；没吃没喝，客人跑光。”意思是只有大吃大喝才能发展经济，太简朴了啥事也谈不成。当时查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问题，查处手段和力度与现在相比差得很远。现在技术进步了，干部到哪里吃喝，群众随时可以用手机拍照，公车到哪里，都会有GPS定位。但在当时，需要纪委工作人员跑到现场拍摄取证。有人就说，你们太“左”了，成天搞这些东西，限制这个，限制那个，这不是给我们捣乱吗？很多怪话就出来了，有些说得还很尖刻。这样一来，纪委一些同志工作起来也有了顾虑。虽然他们做的事是正事，但也架不住各种干扰。当时市纪委副书记左允甘就跟习近平同志说了这个情况。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你不要怕，不要有顾虑，该查就要查，该办就要办，我支持你。这样一来，纪委的工作人员都有了底气。这说明，习近平同志作为市委主要领导，他是非常严肃看待我们党内不正之风的，对纪委工作毫无保留给予全力支持。当时纪委的干部们对他都很有信心，他们私底下深有感触地说：“习书记这位领导很可靠，他是我们的有力后盾。”

习近平同志重视纪检工作，对干部严格要求，对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是很有决心的，也敢于和善于同党内腐败现象作斗争。他任福州市委书记近6年时间，在纪检工作方面做得非常好，在反腐斗争中态度十分坚决，福州市的纪检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也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

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工作期间，不仅纪检工作成效显著，纪检人才也成长起来了。当时福州市有个年轻纪委女干部，工作很突出。我们省纪委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觉得可以提拔使用，习近平同志对此也非常支持，亲自找她谈话，支持她到省纪委任常委，后来这位女同志成长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采访组：在您看来，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能够坚决支持纪检工作，他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底气来自哪里？

黄贤模：习近平同志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心，为什么能够这么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有时候，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结合对他的了解，有一些粗浅认识。

第一个原因是，习近平同志做到了“打铁自身硬”。他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做到廉洁自律，因此有决心、有底气从严治党，从严要求干部，大力惩处腐败。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有一次访问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这些国家的福州侨胞比较多，当地侨胞觉得他们的“父母官”来了，应该表达自己的热情，因此就送一些礼品和礼金。习近平同志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这些礼品和礼金列了一个清单，如数上交，而且他还要求，随团访问的同志也要照此办理。这个事情当时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说实话，当时市委领导能够这样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习近平同志在从严治党上能够底气十足、重拳出击，源于他的洁身自好、率先垂范。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这么多年，我们省纪委没有接到过一封反映他问题的群众来信，这是非常少有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容不得沙子，领导干部哪里做得不到位，群众都会写信反映。但在习近平同志身上就没有发生过，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自身廉洁从政严格要求的程度。

第二个原因是，革命家庭的熏陶、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造就他有极高的党性修养，让他对群众的疾苦、群众的期望有深刻了解。他深深知道群众对腐败是多么深恶痛绝，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正是他对共产党员初心和使命的坚守。

第三个原因是，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刻认识。他于1991年在省纪委机关刊物《福建纪检》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以铁的纪律为90年代发展保驾护航》，这篇文章很有见地，而且文章中的观点到现在也不过时，与习近平总书记今天的反腐倡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鲜明提出，党的纪律是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根本保障，铁的纪律对坚持从严治党更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必须依靠铁的纪律，统一全党的思想；必须依靠铁的纪律，推动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必须依靠铁的纪律，保证战略规划和“八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我们的经济发展。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同志还就如何严格党的纪律谈了看法。他认为，一要狠抓领导，从严治党，这样广大干部群众才能跟进；二要狠抓教育，增强免疫力，才能更好防腐拒变，才能够反渗透，反和平演变；三要狠抓监督，强化约束力；四要狠抓执纪，加强震慑力；五要狠抓队伍，提高战斗力。这篇文章刊出后，反响很好。习近平同志作为市委书记，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加强党的纪律重要性及其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对领导一个地区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当今反腐倡廉的一系列思想和举措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而是有着长期的深入思考和实践基础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您任三明市委书记。这段时间你们在工作方面有哪些交流？他对三明市的未来发展有哪些思路？

黄贤模：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我到三明工作了，但我家还在福州，就和他住在同一栋楼，我住在他楼下。我有时回福州开会或放假回家，会与他聊一些事或向他汇报工作。习近平同志对福建全省的各个地市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三明未来的发展也有很深刻的思考。有一次，在省里专题研究三明发展问题的会上，他针对三明市的未来发展讲过一段话，对我启发很大。

他说，从三明整个情况来看，今后的发展要把握住“体制创新、市场导向、结构调整”三句话，三明才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他这段话确实切中要害。三明是一个过去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城市。1956年，三元县和明溪县合并成立三明县，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地级市。当时，福建作为前线面对台湾，为了对战备有利，省里的一些重点企业以及上海的一些企业为了支援福建发展，也搬迁到这里，可以说三明是先有工厂，后有城市的。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期，三明的财政收入在全省还是很不错的，但改革开放以后，原来的企业失去了优势，三明市的整个经济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拐点。

对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有深刻的认识，给我们作了详细分析，让我很受益，对三明的未来发展有了清晰的思路。第一，体制创新。当时三明市国有企业占了80%，民营企业很不发达，占很小的比例，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下滑，无疑是背了一个很沉重的包袱，这个巨大的包袱会拖累三明的未来发展。所以体制不创新是没有出路的。第二，市场导向。三明的未来发展要靠市场来引领。只有摆脱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忽视市场规律的发展方式，才能精准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第三，结构调整。三明的产业结构必须进行大的调整，当时整个城市都是以重工业为主，结构不调整就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无法跟上时代发展潮流。

习近平同志还说，三明目前的公路只有205国道，从福州到三明，早上坐车出发要半天以上的时间，中间要吃了中午饭再继续走，交通太不便利了。三明要推进山海协作，当务之急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要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网，这样才能打开山门、主动出击。

习近平同志这番谈话，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见地的指导意见，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三明能够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也正是因为我们认真贯彻了他的意见，并在具体工作中进行了有效落实。在后来几届市委市政府的努力下，今天，三明市经济社会有了很大发展，1995年GDP是159.59亿元，财政总收入11.67亿元，2018年GDP是2601.56亿元，财政总收入168.41亿元，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一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请您讲讲您在三明工作期间他到三明调研的情况。

黄贤模：我在三明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对农民很有感情，在农村工作方面很有经验。我在三明的3年时间里，习近平同志下到三明的市、县、区等地调研一共有3次，每次来都是持续调研一周左右的时间，3次下来跑遍了三明的12个县市区以及所辖的许多乡镇、村庄，非常辛苦。他走村串户很深入，到农民家里和大家交流，而且他问农民的问题都非常细致，也非常接地气。有一次他到一个新村，到一个新建房子的农民家里拉家常，便问：“建这个新房子，你花了多少钱？”“政府给你补贴了多少？”“建完房子，你的钱还够用吗？”“你家里有几口人？”“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这一问一答，给群众一种亲近和温暖，农民见到他也没有什么拘束。

习近平同志每次下农村基层，都非常关心村干部是否廉洁，是否能为村民办实事。他一直强调，一个好的村干部会带出一个好的战斗集体，会引领群众脱贫致富。有时，他问村干部一些问题，村干部一时答不上来，或者一些情况掌握得不够准确，他也不会责备，而是更多地给予鼓励。有时候，他提问题就像在考试一样，这给很多村干部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使他们懂得今后怎样把情况了解好，把工作做好。

有一次，习近平同志到三明市所辖的永安县级市调研，深入到曹远镇霞鹤村。当他看到这个村的新村建设得很漂亮，非常高兴，详细询问了建设的面积、建设的资金、配套费的来源，以及农民收入等问题。习近平同志和村里农民聊天的时候说：“你们盖这么漂亮的房子，还有没有养猪养鸭的地方了？”农民回答说：“我们现在不在屋里养了，村里专门规划了一块地方，大家都统一在那边养，每家都有专门划的地方。”习近平同志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大家说：“这样很好啊。还有，你们这么好的房子，房前屋后就不要再堆柴禾和乱草了，要把路修得更好，把村里的绿化也搞起来。”他还参观了这个村建设的农民公园，公园也做得很好。他对乡镇干部说：“你们是明星镇，我是来学习的，你们做这么好，我看呀，你们做得再好一点就可以当状元了。你们一定要把路修好，把绿地和公共设施进一步建设好、管理好。”接下来，他对随同调研的市里领导同志说：“三明是山区，我们对山区发展一定要有信心，不要小看咱们的山区，山区是很好的，好山好水，我们就要画好这幅‘山水画’。”他还说：“我们还要继续把典型的村指导得更好一些，成为三明市永安市高标准的示范窗口，对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也有示范意义。”在习近平同志嘱托下，现在霞鹤村已成为一个美丽乡村。这里的水资源很丰富，生态环境很好，产业结构也调整得比较好，创收主要靠林业、矿产、养殖，农民收入逐年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很高。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省里工作期间，是如何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

黄贤模：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经常强调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早在他任省委副书记时，所到的任何地方，生态建设情况都是重点考察的内容。他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真知灼见，高屋建瓴，很精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正是有这样的重视、探索和积累，生态文明建设才成为他今天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97年，习近平同志在三明调研时就强调这样一个理念：一定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意识。他强调，现在的青山绿水，似乎看起来没有多少价值，但从长远看，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无法估量。要保留山的优势、水的优势，做好生态保护这篇大文章，才能促进内地的崛起。1997年4月，他到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调研，眼前是很清澈的金溪，对面是青翠的群山。他叮嘱村干部，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要扎实抓好山地开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有优势的资源。

他对常口村党支部书记张林顺说，生态林业也是未来林业，我们要把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统一抓好，要把水土保持摆上重要位置，否则将来就会满目荒山、两手空空。常口村支部书记张林顺在20多年时间里，一直谨记习近平同志的嘱托，村里一直对生态做了很好的保护，引进的一些企业都是不破坏生态的，靠休闲旅游业、观光农业、特色养殖业发展得很好，守住了青山绿水。现在，这个村人均收入达到2万多元，村口矗立着两块石碑，一个碑刻着乡村民约，另一个碑刻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叮嘱。常口村先后荣获“省级园林式村庄”、“省级生态村”、“省级水利风景名胜区”等荣誉称号，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成为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采访组：据我们所知，习近平同志还曾经担任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您现在还担任省计划生育协会会长，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年在计生工作方面采取了哪些重大举措？

黄贤模：2002年5月，习近平同志签发了一个计划生育条例送省人大审议，他修改了条例标题，把原条例名称《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改为《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原条例标题中增加了“人口”两个字，这是一个重要修改。同时还对其中一些条款作了重大增写和修改，加了一条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计划”的内容；还加了一条积极开展优生优育，积极开展基础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咨询服务的条款。这说明，他很早就意识到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习近平同志在我们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讨论这个条例的时候，还专门嘱咐大家：“希望今天参会的同志认真读一读这个条例，要提高认识，抓好落实。”

采访组：您长期在福建工作和生活，曾经与习近平同志住在同一栋楼上，请您讲一讲你们生活上的交往。

黄贤模：有一段时间，习近平同志跟我住在一栋楼里，我在他楼下住。他生活是很简朴的，彭丽媛同志工作繁忙，在福州的时间比较少，习近平同志经常自己做饭，生活比较艰苦，有时候晚饭就是煮一碗面条，填饱肚子就行了，很简单。他除了游泳、登山等健身活动外，从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他跟我说过，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休息之余，有时他会跟我很随意聊聊天，有时会就一个话题进行很深入的交谈，无论聊什么，都很坦率，很真诚，讲话很实在，很有人情味。我调到三明工作以后，很少回家，但有时回来在楼前碰见他，还是会站在那里聊一会儿。

1997年，我在三明工作期间，10月份拟在宁化县石壁村举办客家文化旅游节暨客家祭祖大典。客家有200多个姓，族群遍布两岸三地及世界各地，人数约1亿左右。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加强侨胞和家乡亲人之间的联系，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加强三明与外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在祭祖大典之后，我们还准备搞一场晚会。为了增加晚会的影响力，我就跟习近平同志请示说，彭丽媛同志不要说在国内，在全世界的华人当中名气都很大，“粉丝”很多，能不能请她来我们的晚会上唱唱歌？习近平同志当即就爽快回答说：“没问题！”我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痛快，非常高兴。到了晚会的前一天，彭丽媛同志就赶来了，还帮我们带来了郁钧剑等几个大明星。我们非常高兴，但之后才知道，实际上她这次来是很不容易的，她是抽空赶过来演出，之后又要赶回福州，再飞回长沙参加“心连心”的一场演出。那天演了两场，白天一场，晚上一场。晚会上，彭丽媛同志一共为我们唱了4首歌，所唱的《我爱你，塞北的雪》《在希望的田野上》《珠穆朗玛》《我的祖国》等都是她非常拿手的曲目。唱完，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我们三明的同志深深感谢她，都说这是一场难忘的精神享受。演出之后，她也不休息，我们马上用车把她送回福州。那时三明到福州没有高速路，路途挺颠簸的，彭丽媛同志很疲劳，在车上盖着一个毯子就睡着了。到福州以后，我们按照规定给她出场费，她坚决不要。之后我又派工作人员把出场费交给习近平同志，又被他退回来了。后来我碰到习近平同志，就问他：“我们按规定给彭丽媛同志出场费，一分钱也没多给，为什么不要？”习近平同志笑了笑，回答说：“我在福建工作，我不能要福建人民一分钱。”这件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另一件事，也使我很感动。2007年3月，我到浙江出差，准备17日离浙返闽，16日我便给他的秘书挂电话说想拜访一下老领导。他秘书说，两会（3月16日）结束，习近平同志在北京有点事，可能17日回不来。我说，那您就代我向他问个好。但我没想到第二天（17日）上午，秘书打电话说，习近平同志当天中午可以回浙，请我下午两点半到他办公室。到了他办公室，秘书说最多见20分钟，结果我们一直谈到3点半，其间秘书来催了两次。此时，我赶紧起身，说我4点多的飞机也要赶机场。习近平同志说，机场离这里很近，别着急。我说不行，已经耽误您太多时间了。临别前，他叫我等一下，原来他到办公室里拿出一本刚编好不久的《习仲勋画册》送给我，他说还没对外发行。遗憾的是匆忙之间没请他签个名。这本画册很珍贵，记载了习仲勋同志光辉的一生以及他们一家的革命奋斗史，很有纪念意义，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也很有现实意义。这本画册我一直珍藏着。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为人是很真诚的，他在工作时是大家的领导，在生活中是大家的朋友。他这种重情重义的高贵品质让我终生难忘，很值得我们学习。这次难忘的见面后，他就到上海任职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1997年4月10日下午，习近平同志在沙县开完全省农村小康会议后，到泰宁县考察农村建设、旅游开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在泰宁上青溪，习近平同志和大家坐上竹排顺流考察，竹排在溪中撑了一段之后，忽然一条小红鲤鱼跳到竹排上，恰巧落在他身边。他便弯腰把鱼捧起来，放在一个装满溪水的小塑料袋里。到了岸边，他小心翼翼把小鱼放回溪中，望着它慢慢游走。这件事情给当时随同他考察的每位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没想到他对小生命如此爱惜，不仅救了它的生命，还让它回归自然。这不仅透露出习近平同志心地善良，而且反映出他对生态、对动植物的爱护，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也绝不是偶然的。这个感人小故事，在三明广泛流传。

习近平同志待人接物很细腻。我们宿舍楼里住着一些孩子，他们从外边回来，要上楼回家，习近平同志只要遇到他们，都会主动开楼梯安全门，让小朋友先上楼。这个小故事是当时小朋友告诉我的，虽然事情很不起眼，但这体现出他身上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个博学睿智、平易近人、朴实低调、有情有义的人，他学识渊博，热爱群众，关心干部，并且胸怀宽阔，宽容待人，善于团结人，是一位难得的好领导。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0年7月20日第3版）

采访对象：陈芸，1947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历任兴业银行副总经理、总经理、行长、董事长。2000年4月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2002年3月任副省长。2008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2011年1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7日初访，2020年1月5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陈芸同志，您好！从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工作之初您就认识他，是否能回顾一下你们相识之初的情况？

陈芸：

1985年7月，我到福建省政府工作，给王一士副省长当秘书。王一士同志当时分管的对外开放工作涵盖厦门特区，我跟随王一士同志去厦门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习近平同志。那个时候，他也刚到厦门工作。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习近平同志的父亲是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时，他给我的印象很出乎意料：他那么年轻，言谈举止又那么老成、沉稳。他在北京长大，又在北京工作过，见过的中央领导同志和革命前辈肯定不少，但他对我们这些地方上工作的同志仍是非常尊重，态度非常谦和。

王一士同志第一次在厦门见到习近平同志，就跟他建议说：“你刚到福建，做厦门特区的工作，周边的情况还是要熟悉一下，有机会我和你一起走一走。”不久，王一士同志就邀请他一起到“闽南金三角”走了一圈，详细了解“闽南金三角”的经济社会情况和改革开放形势。

那几年，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厦门。我经常在旁边听到习近平同志和王一士同志深入探讨工作上的事情，他们谈话的内容，主要就是领会中央的政策，研究特区对外开放问题。他们深入交换意见，畅谈自己的思路和见解。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对情况很熟悉，对工作很内行，思路很有条理，也非常清晰。我感觉到他很不简单，经验和见识远远超越他的年龄。我想，他应该是积累了相当长时间的实践经验和勤奋思考，才能历练得如此沉稳又敏锐。

王一士同志是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工作，见的人很多，看人也很准，对习近平同志的评价非常高，多次对我说：“习近平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很有头脑，很有见地，他是个帅才！”

采访组：

您后来为习近平同志做服务工作是怎样一个机缘？请您讲讲省政府这段时间的情况。

陈芸：

王一士同志年满60岁以后，转到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我仍留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再以后，福建省筹建兴业银行，组织上要在省政府办公厅物色一个人去做副行长，把我选上了。那段时期，习近平同志已经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我和他有一些工作上的联系。

习近平同志1999年下半年开始主持省政府工作。2001年4月初，我离开兴业银行回到省政府工作，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开始直接为习近平同志服务。因为我对他的才华和为人都很了解，所以对组织上的这个安排非常高兴。但是，工作一上手，我还不太适应，毕竟我有10多年不做服务工作了，很多地方比较生疏。

上任不久的一天，我随同习近平同志去一个地方调研。路上，习近平同志问我：“明天上午省委那个活动几点开始？”我一下愣住了，回答不出来，后来是他的秘书回答的。为这件事情，我很自责：第二天的活动，我作为省政府秘书长竟然不知道几点开始，这是很不称职的。由此我就想到，前些年在兴业银行，是别人给我服务，我现在得转换角色了，必须有主动服务的意识。不过，习近平同志什么也没说，更没有批评我，但我心里十分愧疚。

此外，我也有处理事情不妥当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最多就是问一句，了解一下情况，有时会告诉我：“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我就说：“习省长，我知道了，我弄错了。”但他从来没有一句批评的话。他知道，不用批评，我们自己就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习近平同志对下属一向很宽容，也很理解。

采访组：

通过配合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您对他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您的角度看，为什么王一士同志那么早就说习近平同志是帅才？

陈芸：

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习近平同志有着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这不仅仅是学习马列著作形成的，还和他的父辈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习近平同志的成长历程跟一般的高干子弟有所不同，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遭受迫害，这使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历尽坎坷，备受磨炼。有一次，我们交谈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告诉我，“文革”开始时，他才十几岁，因为父亲受迫害，自己也被打成了“黑五类”，无端地被造反派抓起来关了一二十天。后来跟随知青大军下乡，他坐在去延安插队的火车上，别的学生都哭成一片，他却很坦然。为什么？因为他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不知还要遭什么难，说不定连命都没有了。虽然他的家庭遭遇了变故，使他度过了坎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但父辈的教诲始终让他保持着坚定信念。这种磨难没有把他击垮，反而让他得到了真正的锻炼，接触了平民百姓，熟悉了基层实际，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他就是这样通过苦难历程磨炼了坚韧毅力，涵养了正能量，满怀着历史的使命感，成长为一名党的优秀干部，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

第二，习近平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里，满怀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和抱负。他在担任福建省长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抱负：为人民做好事，为福建作出新的贡献。一切为了人民，这决定了他抓工作决不急功近利，而是放眼全局，放眼长远，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他常说这么一句话：“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3年都是在最后关于政府自身建设那一部分突出讲述人民政府应该如何做到真正为“人民”。把这3年工作报告最后那部分的标题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系列观点，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年以后，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他连续几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也都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连贯性，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我看过中央党校内部编印的《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收录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19次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第三，习近平同志为了崇高的理想，不仅胸怀大局、高瞻远瞩，而且脚踏实地、不辞劳苦。在工作中，他特别重视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交流意见，吸收营养，科学论证。每临周末，他都要提前安排他下一周的活动，这个事情主要是我牵头提出建议方案。他的秘书会告诉我下周他的安排考虑，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也会报过来省委的下周安排意见，我把这些安排都拢起来，结合他平时交代的事，把他一周每天早中晚的时间都安排上，然后把建议方案再报他审定。有几次，习近平同志看完方案之后，严肃地跟我说：“陈芸，有一段时间没有下去了，不行啊。”在他看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是做好工作的必修课。他觉得，有一段时间不下去了解情况，不跟群众接触，就好像缺了点儿什么，所以一定要下去调研，到基层了解实际情况。而他每次到基层去，都是如鱼得水，充分接触群众，全面了解基层实际，研究方针政策措施，帮助基层和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

采访组：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与人交往的“情商”与工作当中的“智商”同样重要，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与人沟通中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陈芸：

第一，他善于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对同志满腔热情，如同手足，待同志们都非常和蔼亲近。干部有事也愿意找他，一个班子里的成员也好，省直厅局和地市县的部属也好，都喜欢找他。谈工作，他绝对会有回应，能否解决，或者是走哪一条途径去解决，绝对不会给你打太极，推三阻四。谈思想，他总是耐心倾听，坦率交流，能把干部的思想疙瘩给解开。

我记得2000年省级机构改革时，有些干部要适当提前离开党委政府部门，有的干部不理解，思想上有负担。比如当时有位省长助理，因为省级机构改革要求不再设置省长助理职位了，这位同志就被安排到省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当一把手，保持正厅级。可是他有了思想负担，来找习近平同志谈心。正好我有事要找习省长，就在外等候。我看到他是心事重重进去的，出来时就显得坦然多了，还笑着跟我打招呼。习近平同志总是能够通过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来化解同志们心中的疙疙瘩瘩。

平时我们干部要找他谈心，他从来没有拒绝过，都会一一安排到日程上。他有个小本子，时常会拿出来并对我说：“你看看，下周你能不能安排半天，我要和几位同志谈谈话。”他从不会嫌麻烦、怕惹事，总是愿意帮助干部解开疙瘩，化解烦恼。他跟干部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以他特有的魅力营造了促进干部健康成长、整体和谐运转的环境。

第二，他很善于做沟通工作，思路宽阔，坦诚相待，善于解决复杂问题。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福建泉州有一所仰恩大学，是旅缅华人吴庆星先生归国定居后一手创办的一所很有特色的本科高等院校。仰恩大学原来是招收预科的，后来国家教育政策调整，仰恩大学要停办预科。这下吴老先生就不满意了。吴老先生爱祖国爱家乡，做了很多好事，但他脾气也很大，那个时候他就说：“今年不给我招预科，我什么都不招了，我停止招生。”当时，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和吴老先生都是讲闽南话的乡亲，他去做工作，却吃了闭门羹。后来，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去了，也不行。再后来，分管宣教口的一位省委副书记和吴老先生既是熟人又是同乡，去做工作，也是无功而返。

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就说：“那我们走一趟吧。”那天到了泉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就陪同他一起去仰恩大学。吴老先生知道习近平同志要去看他，老早就打扮整齐出来迎接。这些福建侨界知名人士跟习近平同志都是君子之交，很敬重他。到了吴老先生住处，又是品茶，又是问候，寒暄得差不多了，他们两位就在客厅里促膝谈心。谈了一个多小时，时间也到了中午，他们两位走出客厅。吴老先生笑眯眯地说：“在这里吃家常便饭吧。”

吃饭时，习近平同志对着我们点了点头，意思就是解决了。具体怎么谈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吴老先生想通了，同意停招预科，参加正常招生，将仰恩大学招生工作纳入了正轨。

第三，他善于广交朋友，为事业扩大“朋友圈”。2001年，我随同习近平同志出访澳门，何厚铧先生时任澳门特首，热情接待习近平同志一行，全程陪同我们的是后来也担任澳门特首、时任社会文化司司长的崔世安先生。我们在澳门待了两天，各种参观、考察、会商、会谈不断，既要参加一些跟葡语系国家建立经济联系的活动，又要参加纪念妈祖的盛大活动，时间安排得很紧张。但是，习近平同志还是抽出时间，在晚饭之后会见福建社团的代表人物，既肯定他们爱国爱澳，做了大量工作，又鼓励他们加强团结，携手共进。习近平同志这么做，意义重大。他作为福建省主要领导，希望福建社团、福建乡亲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对澳门的繁荣发展稳定作出贡献。澳门福建同乡会的各方面人士都很敬重他。我们还去拜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等知名爱国人士，他们也都对习近平同志非常尊重。马万祺副主席还设家宴款待我们。这些足以见得，习近平同志的人格魅力能够把各方面的同志、朋友联结成为肝胆相照、利国利民的诤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自勉联，习近平同志特别赞赏，不仅时常宣扬，而且身体力行。

采访组：

您经常随同习近平同志下基层调研，调研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芸：

我经常陪习近平同志下基层，发现他有一个了不起的特点，凡是他安排过的事情，他都要亲自去调查研究，都要检查落实情况。比如，治理“餐桌污染”，推进机关效能建设，他在会上周密部署，会后定期跟踪检查，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指导解决。

先说说治理“餐桌污染”。2001年，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在福建提出并一手推动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这个起因就是他始终关注民生，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紧迫性有很深刻的认识。当时，习近平同志先是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件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的大事，也关系着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能否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后，当年8月，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说：“加快治理餐桌污染，推进食品放心工程建设，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安全的食物消费环境，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紧迫。”会上，他作出庄严承诺：“群众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政府工作的着力点，人民所需要的，就是政府的使命。餐桌污染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着失职。”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食品放心工程开始了，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

习近平同志治理餐桌污染的决心，正是他民生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和发展观的鲜明体现。不管是在福建，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始终把食品安全摆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来重视。

再说说机关效能建设。习近平同志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来提高机关效能：岗位负责制、首问负责制、一次告知制度等等。还成立专门的督查部门，对各项工作进行督查。继而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并要求各个市、各个县都搞 “一栋楼办公”，让老百姓能够把诸多审批手续都集中在这栋楼里办妥，避免群众来回奔波。

刚开始实施“一栋楼办公”时，也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税务局、工商局、质监局等系统的窗口开设好了，可是群众把材料送进去，工作人员就说：“好，先把材料放这里吧。”这是因为他们无权处理，还得把材料带回去办理。如此一来，窗口只能收材料，而不能解决问题，公文运转慢、办事时间长的问题仍然存在。习近平同志就此进行了深入调查。当时，福建省建设厅也有个便民服务中心，很多材料送到那里去审批，工作效率很高，搞得很好。习近平同志安排到建设厅调研，就问当时的建设厅厅长：“你们是怎么提高工作效率的？”厅长说：“我们开头也有窗口只收材料不解决问题的情况，现在我们实行有限授权方式。就是说，凡是在某一个授权范围内的，不管派谁去，不管他在处里是什么职务，都有权力来处理。这样，老百姓的问题就能当场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及时推广了这种好经验。

习近平同志很注意到基层去调研，不是走马观花，不是摆样子，而是真的沉下去办事，扎扎实实解决问题。而且，他调查研究就是坚持今天所讲的“问题导向”原则，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福建曾经搞过一个“先行工程”，主张山区要发展，公路要先行。“先行工程”下了指标，但是有的地方财力跟不上，管理不够严格，工程质量参差不齐，修成的公路表面上好看，过了一年半载，不是这里塌陷，就是那里坑坑洼洼。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去山区调研，我们乘坐的中巴车开到山区的路上，颠簸很厉害。在那个县的汇报会上，他点破这个问题说：“要敢讲真话，我们共产党是靠求真务实起家的，靠实事求是起家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对存在的问题必须敢于正视，敢于提出，只有提出问题，解决的办法才能随之而来。”接下来，他还举了彭德怀同志的例子，并告诉我们，彭德怀同志在工作中是如何做的，如何敢于正视和提出问题的。他的这段讲话，很深刻，也很有针对性，让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

回到福州之后，按惯例，省长下乡回来要有一个综合报道。于是，随行下乡的《福建日报》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准备第二天见报。我回到家，已是深夜，这位记者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觉得习省长昨天脱稿讲到彭德怀的这一段太精彩了，我想另外搞一个特写，你看怎么样？”我说：“好啊。”我也觉得那段话讲得特别好，就答应了。后来，那篇特写刊登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好。

第二个例子。福建曾经有一个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赖昌星利用巨额贿赂来腐蚀干部，不择手段牟利。这起走私案涉及金额之巨、犯案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牵涉官员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远华案的重灾区是厦门，也波及泉州。案件查处以后，一些干部消极地总结：以后再也不敢跟企业家来往了，再也不敢接触投资业务了，能躲就躲，退避三舍。这样一来，就导致一些地方失去很多发展机会，也失去了一些真诚可交的朋友。

对于这些，习近平同志心里很清楚，当时也难得有他敢于挺身而出，带头破除这种消极心态。他带我们到泉州专门做了调研，开了一个企业家座谈会。泉州的企业家很多，有不少是“大佬”级的。在那次座谈会上，他就讲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应有的关系。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应该是君子之交，大家的目标都是强国富民，你做企业，合法地赚取利润，给国家带来税收，给百姓提供就业机会，为地方发展作出贡献，政府应该为依法经营的企业做好服务工作。政府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大家总要来往嘛，总有事情要商量，你来我往，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要做君子之交，不搞那些拉拉扯扯、塞红包什么的。”在泉州市的汇报会上，他也对干部们讲了这么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所以他在遇到问题时，始终能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及时解决问题。

采访组：

“生态福建”建设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请您具体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陈芸：

2002年初，习近平同志主持起草省政府工作报告，在各方面征求意见之后，报告趋于完善，差不多定稿了。这个稿子要送到省委常委会去审议，报告里就有“生态福建”的提法。结果有人却说：不要再提“生态福建”了，已经有“数字福建”了，不要再搞这个福建、那个福建了。在会上听到这样的“高论”，习近平同志也没说什么，回头修改的时候，实际内容还在，日常工作照做。其实，“生态福建”在全国来说，已经是很有影响的。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期间，遇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当时我与他在电梯里相遇，他还对我说起“生态福建”的事情。他说：“福建的生态省建设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提出来的，在全国走在前列，你回去跟黄小晶省长说一下，要继续抓好。”

当时习近平同志就高瞻远瞩主持制定了《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召开全省会议专门部署，工作抓得很紧。因为他认为，“生态福建”建设，不是一届政府就能做完的，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现在，福建空气质量这么好，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一，福州、厦门、泉州都成为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城市。福建的“五江一溪”——闽江、九龙江、晋江、汀江、赛江、木兰溪的治理，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任职期间打下的基础，而且还形成了下游受益的地区给上游地区补偿的良好机制。比如，九龙江的源头在革命老区龙岩，那里的经济发展在当时是相对滞后的，九龙江的最后一站是厦门。九龙江生态环境好，厦门直接受益。习近平同志就制定和实施了这样一种生态补偿政策：由厦门每年拿出一笔钱给龙岩，进行养殖业的无害化处理，治理面源污染，带来全流域皆大欢喜。

生态建设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不同领导岗位上一直高度重视的工作。在省政府时，他作为省长，在自己的职权之内，既敢于谋划，又尽力而为。今天福建的青山绿水，离不开他当年倾注的精力和心血。

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习近平同志是秉承初心、十分执着的。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即使遇到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他不是跟你争吵，而是坚持去做，贯穿始终，锲而不舍。最后大家会发现，他的思路和举措是富有远见的。这也正是福建干部群众特别敬重他、念叨他的重要原因。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总结的“晋江经验”，对我们国家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请您谈谈“晋江经验”吧。

陈芸：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晋江考察，专题调研总结“晋江经验”，揭示了值得学习借鉴的“六个始终坚持”，并提出创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晋江发展指明了方向。

晋江在改革开放之前非常贫穷，没有工业，土地贫瘠，海边沙地只能种番薯等农作物，老百姓经常吃不饱肚子。今天，晋江已经脱胎换骨，富起来了。晋江的发展起步于晋江人民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力兴办乡镇企业。

习近平同志去晋江的时候，晋江的相关资料都写作“晋江模式”。后来，习近平同志那次讲话中把“晋江模式”改称为“晋江经验”。他说：“我们不要叫‘晋江模式’好吗？模式总带有一种固定的架构，我总觉得我们晋江发展的实践还在继续，创造经验还在不断地成熟，还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可能我们叫‘晋江经验’，更符合晋江这些年来走过的道路与付出的汗水，也更符合我们对它将来做得更好、走得更快的一种期待。”他那次讲话既深刻、独特又符合实际，让人耳目一新。

然而，这次讲话并不是他第一次对“晋江经验”的认识、总结和归纳。他当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时候，分管农村工作，为了抓扶贫、抓农村发展，他走遍了福建所有的县，已经对晋江发展的得失经验有了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作出了科学总结。

2002年8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将“晋江经验”总结为“六个始终坚持”。即：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

“六个始终坚持”的经验，完全符合晋江的实际情况。对晋江来说，光是追求引进石化、钢铁等大企业，是不现实的，也无法使那么多农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并且，晋江这个地方是侨乡，侨资多，港资多，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华侨只愿给自己盖房子，或者修自己村里的小马路，再“伟大”一点就是办学校、敬老院。那么，怎么引导侨资、港资从“小范围”的建设家乡到“大视野”的发展家乡生产力？这都是发展晋江经济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以，其中就有一条：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六个始终坚持”的总结和推广，对于闽南地区乃至于整个福建县域经济振兴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习近平同志总结的“晋江经验”，有益于干部群众把地区的发展引上符合地方特色的道路上来。2017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关于“晋江经验”的长篇报道《晋江之路》，从产业到人文、从生态到民生，全面梳理了习近平同志当年总结的“晋江经验”，反映了晋江在新世纪创新发展的辉煌实践，使“晋江经验”进一步由福建走向全国。

采访组：

您与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生活中都有很多接触，相信对他为人处世方面也有很多观察和思考。请谈谈您的感受。

陈芸：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大家都非常想念他。当年他的品格作风，他的宽广胸怀，他的平易近人，他的朴实言语，给大家营造了一种既履职尽责又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我们今天回忆起来都非常感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袖，他治国理政的高瞻远瞩受到人们景仰，他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折服。如今我们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上看到他待人接物是多么谦和务实。其实，当年在福建的时候，他无论对领导干部还是对普通群众，时时处处都展现出这样的本色和光彩。

尊重老同志，诚恳地向老同志学习，更是习近平同志一贯的好作风。我还记得习近平同志刚到厦门任副市长时，王一士同志带他到多地调研，一路上他都非常注意多看多听。和王一士同志在一起时，他都会站得靠后一点，大家在一起时他几乎不主动说话。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既体现了他对老同志的尊重，又折射出他性格的严谨、谦虚、沉稳。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员干部要“讲规矩”，是非常有道理的。规矩有大有小，待人接物，看似无关宏旨，但很能反映一个人的修养水平和规矩意识。习近平同志年轻的时候，就始终是这样磨炼自己。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福建省委老书记项南同志也是习近平同志特别敬重的一位老领导。在改革开放之初，项南同志提出“福建要念好山海经”。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靠山靠海，田地很少，“念好山海经”是很符合福建实际的发展观。习近平同志无论是在地区和市里工作，还是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和省长，都在实践和发展这样的发展观、写好山海大文章——在山区坚持不懈抓水土保持和绿化工作、开发工作，推动林权制度改革和“生态福建”建设；在沿海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进临港工业，扩大远洋捕捞，发展人工养殖等。他的这些举措，是在对项南同志提出的“山海经”基础上的进一步大胆探索和长足发展。可见习近平同志不仅是在礼节上尊重老同志，更是用心承接和发扬老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同志对群众特别亲切，对普通工作人员非常关心。有一个我终生难忘的事例，就是他在离开福建前从办公室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那天中午，已过12点，他马上要去午餐，然后就要去机场，飞赴浙江上任。我在他办公室等他一起离开。这时，习近平同志打通了内部电话，对着话筒说：“总机吗？”在听到话务员答复后，他亲切地说：“我是习近平，现在中央调我到其他地方工作，我对你们这么多年的服务表示深切的感谢，请您也转告其他同志。”这样的周到，这样的细致，这样的温暖，我相信话务员们一定很受感动。习近平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让干部和群众都暖心的人。因为他心里始终装着别人、装着群众，才赢得了干部群众的敬重和爱戴。

采访对象：潘征，1957年10月生，福建福州人。1982年起历任福建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助教、讲师、教务处副处长。1993年起历任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秘书处处长、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2005年起历任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主任。2015年至今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7日、28日、31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

潘征同志，您好！请简要讲讲您和习近平同志最初接触和认识的过程。

潘征：

1982年，我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到福建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任教。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所在的教研室有一位青年教师，他是厦门大学的硕士，专门研究《资本论》，调到宁德地委政研室工作。这位教师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当地委书记，自己希望也到宁德去干些事。从这位青年教师口中，我第一次听到习近平同志的名字。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省委党校作了一次《怎样当好县委书记》的专题报告，讲得很精彩，反响很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93年，我调到省政府办公厅工作，那时习近平同志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从那以后，我经常在省里的会议上看到他。我觉得这位领导虽然年轻，但很沉稳，很有水平，也非常睿智和大气。

第一次跟习近平同志直接交流是在1997年，不是在省里，而是在省外。那时，他是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当年4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在宁夏召开，习近平同志与时任省长贺国强同志一起率福建省党政代表团去宁夏。我当时在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工作，跟着代表团一起去了。一开始我们在银川活动，联席会议开完以后，贺国强同志去北京参加会议，就先走了，接下来就由习近平同志带着我们继续往宁夏南部走，考察固原，这是宁夏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一天傍晚，在一个县招待所院子里，我吃完晚饭出来散步，与习近平同志不期而遇。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聊了一些家常话，他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诸如叫啥名字、在哪工作等等。那是我第一次与习近平同志零距离接触，觉得他虽然是省领导，并没有高高在上，而是平易近人，说话很亲切，待人很友善。道别的时候，我跟他说：“习书记再见！”他和蔼地对我说：“后会有期！”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从1999年到2002年在省政府主持工作，这段时期您在省政府办公厅，你们工作上有些什么接触呢？

潘征：

1999年8月，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我当时在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工作，负责省政府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的日常会议、活动安排等。2000年3月，我任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负责文字综合工作，联系新闻单位。这些岗位让我有机会经常跟随习近平同志下乡调研、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在他身边帮助做一些服务工作。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2002年10月他去浙江任职，算起来我在他身边工作了近3年半。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记忆、最值得怀念的时光，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有意义的工作经历。习近平同志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给了我很多教益，为我人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这期间，我最经常干的一件事就是随同习近平同志去调研。他对调研高度重视，只要省里没有大的会议和活动，他就安排下基层调研。经常是刚调研回来没几天，就又要出发了。我曾随机抽了一个月份统计过，仅2002年6月，他就有13天时间在基层调研。1999年8月10日，他担任代省长后的第二天，就去了台资企业调研。那段时间李登辉之流宣扬“两国论”，两岸关系很紧张。调研考察结束前，习近平同志在东南汽车公司一个工棚里开了一个座谈会。当时正值盛夏，棚子里热得很，就靠一台电风扇吹着降温。座谈会上，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两国论”。同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一如既往依法维护台商正当权益，在当前两岸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福建省对台商来闽投资兴业的欢迎态度不变，支持力度不减。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话，既表明了严正的立场，又稳定了在闽台商的情绪，当时在两岸的影响很大。

采访组：

请您展开讲讲习近平同志开展调研的情况？

潘征：

跟随习近平同志调研，我自己有很大收获，不仅了解了实际情况，也观察和学习了他的调研方法。我觉得习近平同志的调研方法有很多独到之处，他从对调研功能定位的把握，到调研具体过程的掌控，以及调研成果的运用，都非常精道。近20年过去了，但我今天回忆起来，当年的许多场景就像放电影一样，仿佛就在眼前。概括起来看，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习近平同志坚持先调研后决策。他说过，没有调研就不要决策。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决策前的调查、分析、论证上，以寻找和选择最佳决策方案。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时，正值世纪之交，当时福建上上下下都在热议以什么样的姿态走进新世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福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1978年全省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22位，改革开放给福建注入强大活力，1999年经济总量上升到第11位。大家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尝到甜头，认为发展是福建的头等大事，经济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怎样抓好新世纪的经济工作呢？2000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作了密集的专题调研。他两赴泉州，还去了福州、厦门等地。他提出，福建经济弱，主要弱在产业上，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发展，把经济进一步搞上去。2000年7月，在前期调研基础上，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工作会议。他指出，福建经济结构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着力“调快、调大、调高、调新、调优、调活”，提高全省经济综合竞争力。这“六个调整”，为当时和之后全省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同志用“综合竞争力”这个概念，提出“六个调整”的思路，我体会，强调的是经济的关键内核、发展质量。他2014年回福建视察工作时亲自擘画了“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宏伟蓝图。他指出，中国现在经济总量上去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不能只有量没有质，就像人一样，不能浑身只有肥肉，还得有肌肉。这里强调的就是既要“大”又要“强”的意思。应该说，当时福建经济基础薄弱、体量小，大家都一心想把块头做“大”，想着怎样让经济总量排名再往前靠一靠，这样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当然好，但不能“大”而不“强”。习近平同志当时在调研基础上开出的“方子”，不是单纯强调把经济总量搞大，他前瞻性地看到经济要有内核、要有综合竞争力，经济结构要往这个方向去调，一下子讲到点子上了。这就是习近平同志的过人之处。先调研后决策，这看起来是一个具体做法，实际上反映的是习近平同志坚持了实践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总是主张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而不能搞主观主义那一套，决不拍脑袋决策。

采访组：

先调研后决策，这一点确实太重要了。请您说说印象深刻的第二个方面吧。

潘征：

习近平同志总是把调研重心放在困难地区，关注关心困难群众。平潭是一个海岛，原是福州的一个县，也是全省有名的贫困县。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和省里工作期间，总共去过平潭20次。他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挂钩平潭，按照安排，省领导同志只挂一个地方，如果职务调整，原来挂钩的地方就可脱开了。他担任省长后，要改挂钩政和县。我们请示他，是不是就改挂钩政和。他说，福州的同志希望我继续挂钩平潭，那就多挂一个吧。这样他既挂政和、又挂平潭，还经常去这两个地方，充分体现了他对贫困地区的特别关心。政和是福建省靠近浙江的一个小县，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多次去过那里。这个县很穷，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招待所里的被子很旧，硬得很，不暖和，晚上睡觉还被冻醒过。但习近平同志从没嫌弃那里的条件，经常去调研并帮助县里解决实际困难。

习近平同志在平潭还资助了两个贫困家庭的学生。1999年10月，我跟随他去平潭调研。吃完午饭，他说想把资助的学生找来了解一下近况。我请县政府办的同志把这两个孩子找来了，一男一女，女孩叫林冬梅，当时读高一，男孩叫林泉，当时读初一。两个小孩分别坐在他身边。我记得他语重心长地对两个孩子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因为是省长资助你们，就觉得自己很特殊，这样反而会妨碍你们的学习和成长。”小孩很感激地说：“习伯伯，我们家很穷，要不是你帮助，我们上不了学，我们一定好好念书。”2010年9月，习近平同志回福建视察，有天晚上，他让工作人员向我了解这两个小孩的近况。我报告说，男孩子长大后外出务工，女孩子后来考上了大学，已经参加工作，她自己现在也资助了几位家庭困难的小孩，把您的爱心传递下去。他听后感到很欣慰。

为了推动福州棚屋区改造，习近平同志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调研。2000年7月2日下午2点左右，这是福州夏季中最热的时段，他带着省市有关负责同志到福州苍霞、上渡棚屋区调研。我当时搞不清楚，为什么大热天要去调研棚屋区？我们走进了典型的福州木头房子，屋顶是薄薄的瓦片，四壁是木板钉的。习近平同志个头高，走进去好像快碰到屋顶了。木头房子不隔热，大家在屋子里还没待上一会儿，就满身大汗了。他在现场说，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就是让大家体会一下棚屋区群众的生活环境。大家都是当干部的，有的还是领导干部，我们有没有人住这样的房子？让你们来这样的地方住，你们住不住？可是我们的普通百姓现在还住这样的房子，你们说应不应该改造？大家一下子反应过来，异口同声答：应该！在随后召开的棚屋区居民座谈会上，一位老大爷热泪盈眶地说：“衣食住行是人生四件大事，党和政府为我们解决了三件，现在又要为我们解决第四件，我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面对父老乡亲热切期盼的眼神，习近平同志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站起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那些生活条件困难的群众。改造棚屋区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件好事。”他接着对参加座谈会的居民代表说：“请给大伙捎个话，政府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盼，把好事办好。”习近平同志组织的这次调研，以“角色代入”的方式让干部置身其中，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心，也体现了他高超的调研艺术。

改造棚屋区的事，他不是看完说完就算了，而是要回过头再去看一看。2001年5月，他又专程前往苍霞、上渡查看棚屋区改造工程。当看到以往的破旧棚屋已被拔地而起的崭新住宅楼所取代，他十分高兴。那天，他讲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我们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改造棚屋区，确实为福州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那时候福州的房子大多是木头搭的，因而被人称作“纸褙”的福州。木头房子连成一片，容易着火，火灾不断，当年我们就经常听到消防车刺耳的鸣笛声。我老家在福州郊区，以前也是住木头房子，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请人拿木头顶着，防止房子被刮倒，百姓的居住条件普遍较差。现在每当我经过苍霞、上渡那一带时，都会多看上一眼，回忆着当年那次调研和习近平同志说的那番话，感受到他对人民群众的一片深情。

1999年11月27日，是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史上值得被永远记住的日子。长汀县是原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那里战斗、生活过。长汀是贫困县，也是水土流失很严重的地方。那天，我跟随习近平同志来到长汀，那是他到省政府工作后第一次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进行调研。长汀离福州远，当时的路很不好走，长途跋涉，非常辛苦。习近平同志带着我们直接到了长汀项公亭。项公亭是长汀人民为纪念省委老书记项南同志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而自发捐建的。习近平同志站在那里环顾周围，触目所及，是光秃秃的山头。他表情凝重，语重心长地说，长汀是全省水土流失面积最大的县，久治不愈，是个“顽症”。这问题不解决，群众过不上好日子。项南同志来福建工作后，大力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现在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坚持山水林田综合开发和小流域治理，脱贫致富奔小康与水土流失治理相结合，变穷山恶水劣势为山清水秀生态资源优势，造福百姓造福子孙后代。他的话语不多，却振聋发聩，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就在那次调研过程中，他酝酿提出把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列为全省15件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之一。

我当时在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工作，15件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办理工作就在秘书处。此前，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还没有安排到县一级，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能列入其中，就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提议和决定的。我当时没有领悟到这件事的意义，后来我理解了。习近平同志抓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就是以点带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水土流失治理好了，生态恢复了，就会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长汀的贫困，说到底就是水土流失严重，只剩下光秃秃的山头，当地老百姓连基本的生产资料、发展资源都没有，怎么可能富裕起来呢？习近平同志是从怎样造福人民、怎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角度，来统筹考虑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生态意义和社会意义的。

从那以后连续十几年，每年都由各级安排1000万元以上资金用于治理长汀水土流失。这在当时对一个县来说，是不得了的事。那几年的年底，我都要和省委省政府督查室的同志一起去督办这项工作。习近平同志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就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做过两次重要批示，继续予以关心和推动。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已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治理长汀水土流失，只是其中一例。早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大力推动筼筜湖的治理，在宁德提出绿化荒山，建设“绿色工程”，在福州建设红庙岭垃圾处理场，到省政府工作后提出并实施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等等。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重视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是一以贯之的，而且是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改善生态就是改善民生、造福人民的高度来把握这个问题的。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源地、实践地。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关注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以及推进城市棚屋区改造，他首先直面的确实都是难点问题、焦点问题。请您谈谈他调研的第三个特点吧。

潘征：

习近平同志最喜欢直接接触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他常说，老百姓经常去的地方，我们也要去看看有什么需求。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周末有时会抽出时间去福州鼓山登山，他还是省登山协会的名誉会长。习近平同志说，去登山，一则可以健身，带动全民健身活动，二则可以接触普通百姓，了解群众需求。能与基层百姓接触，当面聊聊，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人们也不用担心说对说错，说心里话就好。他每次去登山，不带警卫，更不封路，一些老百姓就是在登山人流中见到了省长。当时福州很多人去登山，鼓山只有一条登山古道，人多了，挤来挤去都是汗味儿。到了夏天，早晚也有人去登鼓山，但是没有路灯，很不方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随即把福州市领导找来，在鼓山上开了现场办公会，决定开辟两条新的登山道，一条在现有古道的东面，叫“勇敢者”，另一条在古道的西面，叫“松之恋”。另外，给登山古道也装上了路灯。2002年1月，他专程前往鼓山查看登山古道路灯的建设情况，并提出，我们领导干部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鼓山新的登山道建成、登山古道亮灯后，群众一片叫好说：“习省长帮我们办了件大好事。”随同登山、经历这件事情全过程的省登山协会会长朱韶明激动地说：“习省长真正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而且马上就办。”一直到现在，鼓山还是福州市民最爱去的休闲健身地方之一，登山活动越来越红火。现在福州在市区的一些山头上修生态栈道，叫作“福道”，它方便群众健身，深得百姓欢迎，在全国很有影响。我认为，它就是对习近平同志推动群众健身活动、关心群众需求的精神的传承。我是省登山协会的会员，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一直坚持登山到现在，福州周围的很多山我都登过，既接触大自然，又强身健体、锻炼意志。许多老百姓包括我自己，在登山的时候都会自然地回忆起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对群众登山、健身活动的支持。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广泛接触群众，通过与群众的零距离接触开展调研、发现问题，这个调研方法确实非常值得学习。接下来，请您谈谈他调研的第四个特点。

潘征：

习近平同志善于通过调研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2001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去了宁德和泉州这两个地方调研。调研过程中，他作了很多指导。他在一路上讲，我们常说特色即优势，特色即潜力，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实现。福建许多地方在发展特色经济方面都很动脑子，晋江的鞋业、石狮的服饰面料、德化的陶瓷、古田的食用菌等，都形成规模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他说，有了特色产品，并不等于就进了市场的“保险箱”，市场变化了，有些产业可能就不行了，经受不起市场的波动。所以发展特色经济还要善于塑造品牌，善于推陈出新。当地的干部群众和企业家对习近平同志的看法十分赞同，大家按照这样的思路干，特色经济的路子越走越宽了。2001年10月，《经济日报》发表了习近平同志写的调研文章《怎样做活特色经济这篇文章》。

泉州是福建也是全国民营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习近平同志多次到泉州调研，总结出了晋江经验。2002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是他亲自撰写的。这篇文章提出了“晋江经验”的5点启示：第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第二是要顽强拼搏；第三是要以诚信促发展；第四是要发挥本地优势；第五是要加强政府的服务引导，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这5个观点和要求，有力指导和推动了福建区域经济的发展，到现在还很管用、很有生命力。

习近平同志在调研当中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有一个南平的严姓农民很想致富，很想做一番事业，可是发展却一直不顺利。当地人说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习近平同志在一次调研中来到他家跟他深入交流了一次，给了他很多指点。这位农民朋友得到很大启发，一时间感到茅塞顿开，觉得未来之路一片光明，于是就高兴地举起茶杯敬习近平同志：“习省长，谢谢你的指点！”习近平同志也举起茶杯说：“从此以后，你就不要屡战屡败了，我预祝你屡战屡胜！”据了解，现在这位农民朋友已成为当地的种茶大户，收入很可观。

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也经常能发现隐患，将潜在的风险告诉大家，或指出问题所在，给予批评。2000年7月，宁德一家上市公司在股市上筹集到11亿元资金。当年宁德GDP总量也才206亿元。习近平同志在当年11月去这个公司调研，考察结束临上车前，他特地对当时的几个领导讲：咱们宁德是一个穷地方，你们一下子募集到这么多钱，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用好，不要乱花钱，投资一定要谨慎，不要投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结果不幸言中，这家公司没有按照这个要求去办。几年后这11亿元基本蒸发掉了，公司一时陷入困境。我听到这个消息很痛心，这么大的资金，这么好的一个发展机遇，就没有了。后来得知，他们把大量的钱投入到房地产、公路建设、酒店、钢铁等不熟悉的领域，投资失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按照习近平同志要求做的，工作就很顺利，就会发展得很好；那些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就出现了大的危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2000年8月上旬，习近平同志在三明调研。一天，我们乘车从三明市区去一个县，行车途中，有的路段路面凹凸不平，损毁严重，车颠簸得厉害。习近平同志很敏锐，当了解到这条路修筑没几年时，有感而发，在车上当即指出，花那么多钱修路，没用几年就坏了，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终究会受到规律的报复，还损害群众的利益，这样的事值得我们很好地反思。他还说，我们的干部要真正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按照经济规律，老老实实为群众办事，不存私心，不谋私利，不搞“政绩工程”，不增添群众负担。这样做，个人利益也许会受到影响，但老百姓最终会怀念他。习近平同志希望广大干部都能怀着一颗平常心，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习近平同志调研中的这一插曲，《福建日报》报道后，很快被国内几家大的媒体转载，引起积极反响。

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既肯定工作成绩，也指出不足，甚至提出批评，这是难能可贵的，反映了他对党的事业极端负责任的精神，也展现了他务实、正直的优秀品格。如果调研中一味地唱“颂歌”，对问题视而不见，不敢直面问题、提出意见，调研效果就一定大打折扣，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损害的是党的好作风。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积极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这说起来容易，却需要下一番功夫。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调研的第五个特点。

潘征：

习近平同志经常进行“随机”调研。2002年4月，他带我们省直机关的同志到南平市光泽县调研。光泽县紧邻江西，地理位置在省的尾巴上，再往前就出省了，所以当时大家调侃说这个县的县委书记是“省尾书记”。看完安排的考察点后还有一些时间，陪同调研的时任县委书记朱淑芳同志提议说，我们再去看一些地方吧。习近平同志说，好啊，那咱们就去紧靠江西的乡镇去看看。随后，我们来到止马镇杉关村。习近平同志下车后，就跟在农田里干活的几个农民聊起家常来。他和农民真的很亲，彼此聊得热火朝天。聊了半晌，待要离开时，省直机关的一位同志问那几位农民：“你们知不知道这位领导是谁？”农民们说：“啥领导？不知道哇。”那位同志说：“这就是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农民们说：“哎呀，习省长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但是不知道长得啥样，今天才第一次见到。”那位同志问：“你们平时没看电视？”农民们说：“我们这里不通有线电视，用小锅盖收台，因为靠近江西，平时新闻里看到的都是江西的省长，就是没见过我们自己的省长！”听农民这么一说，习近平同志和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

上车后，县里的同志又汇报说，因为两省边界地区长途电话不通，许多农民要到邻近的江西省的邮局打长途电话到省内，本来应该是省内长途，却变成省际长途，既多花钱又不方便。习近平同志发现了省边界地区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觉得老百姓不认得省长倒是小事，但不通电视不通电话，信息交流受到阻碍，对农民来说就有可能造成损失，这就不是小事了。于是，他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快把有线电视和长途电话覆盖到靠近省边界的偏远地区。他表示，作为政府，我们要及时满足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做到的事情要尽快做，不要拖沓。很快，全省边界地区存在的相关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个月的月底，习近平同志在霞浦调研，调研结束后，临时决定去看看当地开发杨家溪景区的情况。到杨家溪的时候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调研组首先参观了榕树林，看到那么多高大茂密的榕树，习近平同志兴致很高。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有人提议在这里拍个照，他很高兴地让记者拍照，跟随的同志一个个地跟他合影，我也和他合了影，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到现在。参观后，大家坐着电瓶车往景区里面走，习近平同志说，到景区的车子都应该用电瓶车，以后景区搞大了，也还是要用电瓶车，不能让汽车直接开进来，汽车一进来就会造成污染。他真是时时处处都关注着生态环境保护。

习近平同志的一次“食堂调研”，也很特别。2000年左右起，瘦肉精在全国范围内肆虐，大家都担心吃到瘦肉精。2001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午，我们在省政府八楼食堂吃工作餐，省政府领导和办公厅工作人员都在这里吃饭。大家打菜的时候，一位副省长半开玩笑地问：“这些肉有没有瘦肉精啊？”另一位副省长回应说：“应该不会吧！这里怎么可能出现瘦肉精？”习近平同志听到这话马上说：“在我们的食堂里，如果大家还担心吃到瘦肉精，可见老百姓吃的还真是不放心啊！治理瘦肉精这件事我们要好好抓一抓。”就这样，那天中午，省政府食堂成了领导们讨论治理瘦肉精的现场会。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习近平同志都非常用心、非常在意。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开展调研，留意方方面面的信息，哪怕是半调侃的一句话都能引起他的关注，进而转化为对工作的思考和研究。

在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和推动下，全省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打了一场治理瘦肉精的歼灭战。在这过程中，我省还创造了一些好经验、好做法。2001年8月，中央电视台就福建开展“餐桌污染治理”专门采访了习近平同志。他与几位普通市民在福州南门兜的老省广电大楼演播大厅同台交流、互动，他当时介绍的一些工作情况、讲的一些话，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还有一次，在调研的车上，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讲：“我在福州住了几年，发现福州老百姓有个习惯比其他地方更突出，就是特别喜欢买‘担担菜’。郊区的农民挑着菜进城走街串巷卖，有时还弄点水淋在菜上面，菜很新鲜，绿油油的。这样固然农民有收入、市民得方便，但没有市场的监管环节，农药残留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就很难发现和处理，这事情要考虑个解决办法。”可见，习近平同志念念不忘群众的食品安全问题，连一些细节都非常重视。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同志依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并把它提高到事关党的执政资格和执政地位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如果我们连群众吃的东西都管不好，我们党执政的资格在哪里？

关于随机调研，还有一个小事例值得讲一讲。2002年9月，国庆节前夕，习近平同志到福州检查节日的安全和保障工作。当时，南江滨公园刚刚建成，视察结束乘车离开时，他看到公园里一个小小的、精致的建筑物，就问：“那是啥？”随行人员回答说：“是厕所。”习近平同志很感兴趣，他说：“我去看看。”我们也跟着下车去看了那栋厕所，它的外立面很前卫，造型很独特，跟公园环境融合得也很好，树木的掩映下，效果不错。上车后，习近平同志说：“厕所不可小视，一定要加强管理。许多外国游客来访提的意见最多的就是厕所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示，亲自推动解决我国厕所的卫生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厕所革命”，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的“随机”调研确实能够掌握更加深入、更加真实的情况。请讲讲他调研的第六个特点。

潘征：

习近平同志很善于借力调研，借助媒体记者和专家智囊的力量调研。他经常会根据工作需要邀请一些中央媒体的记者来参加省政府的重要活动，包括他自己的调研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驻福建的一些记者就应邀参加过他的调研活动。习近平同志说，请媒体记者来，一则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省情，了解省政府的工作；二则可以请他们帮助出些点子，提些意见，助推工作。记者来参加调研，以为省长要交代什么任务，为此经常会问我，有什么任务吗？我说，省长没有给你们安排具体任务。他们都说，省长没直接下任务，我们更要认真调研才是。时任经济日报福建记者站站长石伟同志，就跟着调研了几次，写过几篇好文章。2001年6月，他给习近平同志送了一份材料，反映的是在采访中发现的一个怪现象：福建一些地方的货车挂外省车牌。了解后才知道，这样货车主可以规避福建有关部门监管，还可以少交税费。如向外省税收部门交5吨载重量的税，却在福建拉8吨或以上的货，这就造成税费流失且有安全隐患。习近平同志当即批示要求整改，不久便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还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坚持每年春节前请新闻界人士一起来座谈。座谈会上他主要是听大家讲，听大家提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建议，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对新闻记者提要求。在这种场合他都是即席讲一段开场白，话语不多，却讲得非常精彩，把现场气氛营造得热烈、融洽。

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后，亲自倡导、推动组建省政府智囊机构，我是具体经办人。2001年1月初，正式发文组建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顾问团；3月，成立“数字福建”顾问团；5月，成立国际顾问团；9月，又组建法律顾问团，经历了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顾问团名单，这里面既有知识渊博的学者型专家，也有很多一流的实务型专家，都是真正能为福建发展出谋献策的。顾问团组建以后，在使用上是充分的，真正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2001年5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国际顾问咨询会，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福建产业发展”。他在会上提出，设立国际顾问团是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让福建能够有效地参与国际产业的分工。现在回想起来，习近平同志很有国际视野、世界眼光，善于在对外开放、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分析判断福建产业发展的位置和走向，推动福建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他现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样的道理，视野特别开阔，不是就中国讲中国，而是站在世界发展大潮和全球化大背景里看当代中国的发展。2002年1月，习近平同志听取了顾问团成员、主要是省内成员对省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2002年6月，他主持召开专家咨询会，听取顾问团成员对生态省规划的意见。现在，经济社会发展顾问团、“数字福建”顾问团、法律顾问团这些当年设立的顾问团都还在运行。习近平同志借力调研确实也是一个高效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拓展了调研外延，更大范围汲取理论和实践的养分。

总的来看，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他不仅重视调研、躬行调研，而且讲究科学调研、高效调研，这些成为习近平同志在福建领导实践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刚才从6个方面归纳了习近平同志的调研方法，也可以称之为调研“六法”。这“六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习近平同志这样，把调研这个基本功掌握好、运用好，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发现问题、探索规律、总结经验，我们的治理能力和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就会得到极大提高，我们国家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兴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然也就能够得到更大满足。

采访组：

在您陪同习近平同志调研的3年多时间里，还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

潘征：

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有不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体现出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对待工作勤勉负责，这些本身对我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999年10月，习近平同志去视察位于福州西洪路的市传染病医院。这不是省政府办公厅安排的，是习近平同志主动提出要去看一看的。当时我想，去传染病医院可能会对领导的健康造成影响，但他毫不在意，还是坚持去了，此后又去了一次。后来我了解到，福州传染病医院是当时全省唯一的一家，他认为办好这类医院对群众健康很有意义，应该去调研、去关心。习近平同志总是时刻想着工作而不是想着自己，这深深感染了我们。

1999年12月的一天，习近平同志一早就带领大家去南平调研。当时去南平要跑半天。午休后，我去他住的房间请他出发，看到他坐在沙发上，脸色发白。一了解，是因劳累过度，肠胃不适，浑身没劲儿。我说：“省长，要不下午的调研调一调，先吃点药休息一下明天再去吧？”他说：“不行啊，已经跟人家说好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那天，他还是坚持准点出发，完成了原定的调研任务。这种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精神，让我很受触动。

2001年7月上旬，他去南平政和、浦城调研。那天赶到浦城，刚吃完晚饭，就接到消息说台风要袭击福建。当时气象预测没那么准，外出调研时并不知道台风的准确路线。他放心不下，决定马上坐车赶回福州。浦城是福建靠近浙江的最北的一个县，当时路又不好走，赶回福州时已经是凌晨了，整个晚上都在路上奔波，一到福州就让车子直接开到福州东水路省防汛办，他根本顾不上休息，立即紧锣密鼓地部署全省的防台风工作。这种拼命工作的精神，这种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感染了随行调研的每一位同志。

习近平同志平时在生活上很节俭，下乡调研时既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也严格要求地方。他只吃简单的工作餐，从不大吃大喝，从不给地方增加负担。2002年4月，他去寿宁县调研。县里领导见习省长来了很高兴，也很感激。因为在他的直接关心下，通往寿宁县城的沙土路刚刚全部改造成柏油路了。“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如今有了全新的柏油路，县里的同志多高兴啊。他们张罗着要好好接待一下省长，想把晚餐搞得丰盛点，习近平同志知道后提出不能铺张，就吃当地农家菜。吃晚饭时，县里的同志满怀歉意地说：省长，不好意思，没啥好东西，就是这些土货。他却说：“简单点好！这寿宁的‘地瓜扣’（地瓜粉加工成的粉丝）就很好吃嘛！”对于习近平同志来说，下乡调研吃最简单的饭菜，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早已成为习惯。

还有一次，在调研当中，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不仅要做群众看得见的事情，还要做群众需要但是看不见的事情。”他这样说，也这样做。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开始关注城市垃圾处理问题。福州每天都产生大量垃圾需要处理，他通过详细调研，决定建设红庙岭垃圾处理场，1993年开始建设，1995年投入使用。这个垃圾处理场现在还在持续发挥作用。他说，种树、修马路，老百姓看得见，这是“显绩”；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场，这是“隐绩”，是大多数人看不见的，但我们更要做。习近平同志为人民办实事、好事，不是流于表面，不是摆摆样子，而是真正把那些大家看不到甚至想不到的事情，踏踏实实、不声不响地做好。

记得有一次在去三明调研的火车上，习近平同志跟随行人员聊起了家常。他说：“我父亲对子女教育很严格，经常把我们兄弟姐妹叫到一起，大家排成一排后，他就开始讲话，提要求，核心的意思就是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父亲一有空就讲，反复讲，他的话我们都倒背如流了。”习近平同志还讲到，他小时候穿的很多衣服都是姐姐退下来的花衣服，他不肯穿，母亲就把衣服拿去重新染色以后再给他穿。元旦、国庆节人民大会堂有晚会，他去看节目时，经常在门口被工作人员拦下来，直到有人出来证明说这是习家的孩子，他才进了门。因为工作人员不相信习家的孩子会穿这样的衣服。习近平同志说的这些家事，给了我们以深刻的教育。

采访组：

从1999年到2002年，您在省政府办公厅为习近平同志服务3年多，这个时间不算短，您有哪些感触？

潘征：

我在省政府办公厅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集有3年多时间，能够近距离接触他，目睹他的工作，聆听他的教诲，感悟他的精神。从大的方面说，感触最深的有三点。

第一点，习近平同志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他在讲话里经常引经据典，古语和典故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智慧有很深刻的理解，掌握运用得非常好。他视野开阔，不仅了解中国国情、中国文化，还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对国外的情况也很了解，很注意吸收世界上最新的文明发展成果，能把古今中外融会贯通。他经常在讲现在的事情时提到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讲到一些国内事情时会提到国外可以借鉴的好经验、好做法。他当年讲到福建的建设，就不时援引国外的一些例子，比如谈生态建设时就说起国外的绿化怎么做、如何建设“绿色屏障”、“城市之肺”等等，给我们以很大启发。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又通过经常性的深入调研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尤其是基层的情况，因而他站得高、看得远，提出的很多观点和做法都极具前瞻性。比如担任省长期间提出的“生态省建设”、“数字福建”等等，以及对政府自身建设提出的要求，包括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机关效能建设等等，都立足于把福建的经济社会发展放在更高、更宽、更远的时空维度去分析，从战略高度提出创新的理念思路和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他对国际国内大势的清醒认识，对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对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他还有很强的辩证思维能力，既深刻把握国内发展大局，又准确审视国际发展大势；既注重抓经济建设，又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既把握主要矛盾，又做到客观全面；既关注当下，又放眼长远；既看到成绩，又认识不足等等，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善于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第二点，习近平同志有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爱得很深，有“大爱”情怀。这种爱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自然流露的，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体现出这种精神、这种情怀。在宁德工作期间，他推行“四下基层”制度，并身体力行、躬身示范。他曾三进地处偏僻、不通公路的寿宁县下党乡访贫问苦、现场解决问题，解决连家船民上岸等难题，令当地老百姓感念至今。2000年，他当选省长后第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我们一定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他亲自领导扶贫开发工作，推动福州棚屋区改造，大力治理长汀水土流失、“餐桌污染”等等。这一项项工作，无不蕴含着他对人民深沉的爱。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目的在于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方面，习近平同志早就以始终如一的自觉行动为我们作出了最形象最直接最有力的榜样示范。

第三点，习近平同志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他在宁德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功成不必在我”，在福州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对治理长汀水土流失提出“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如此等等，都是要求我们实实在在，立足于干，而不是立足于说。他常说，我们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一定要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一件件具体事情中，体现在为老百姓办事的过程中。到中央工作后，他仍保持着高频次的深入调研，不辞辛劳，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这就是他求真务实精神最直接、最具体、最有力的体现。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求真务实、执政为民，向来是习近平同志领导实践的最鲜明风格。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先后工作过的地方和岗位很具有代表性，既有经济特区、贫困山区，也有省会中心城市，还有省委省政府领导岗位。他遍访八闽大地，熟悉福建的山山水水，与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他在离开福建后的几次讲话中都讲到对福建的深厚感情，一再说“福建是我的第二故乡”。他在福建这块热土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形成了许多创新理念，开创了许多生动实践。完全可以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

习近平同志讲原则，工作要求严格，同时又非常人性化，关心部下，待人包容，很有亲和力。从人格角度看，我觉得他是非常完美的。他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钥匙”。能够有机会在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荣幸、特别幸运，现在回想起来，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心里暖洋洋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领导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回顾他当年的一些思想观点和实践过程，对更好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很有帮助。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除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也非常关心老同志。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潘征：

习近平同志对老同志确实非常关心。在福建工作期间，他经常去看望老同志，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也会让我们代他去看望。有一次，他让我代他去看望福州市委老书记张继中同志。张继中同志很感动，跟我讲，省长这么忙还记得我？我说：“习省长专门交代让我来看望您，向您表达问候，祝您身体健康！”我还代他看望过一位部队的老同志熊兆仁将军。我见到熊将军，转达了习省长的问候，熊将军很感动。

我跟他一起去看望过的老同志就数不胜数了。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慰问福州鼓山镇的全国老劳模——郑依姆老人。这位老人受过毛主席接见。当时他已经患了癌症，但看上去身体还可以。老人见到习省长很高兴，他是个很豪爽的老人，把珍藏多年的家酿青红酒倒在很大的碗里，说：“习省长，你来看我，我很感动，敬省长！”习近平同志端起碗，毫不犹豫地“咕咚咕咚”地干了那一大碗酒。我也连忙跟着把自己那一大碗酒也喝了。这碗酒喝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我们这些部下。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写完以后，都会和我们一起吃个工作餐，有一次还让我代表起草组发言。他从工作上、生活上都非常关心我们。多少年过去了，他一直还记得我们这些同志。

2014年11月，习近平同志回到福建视察，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会后，大家很自觉地排队，等待与他会面、握手。省领导和正厅级领导由时任省委书记尤权同志介绍，与会工作人员由我来介绍。我介绍的时候，习近平同志问我，还有“老人”在吧？他指的“老人”就是他主持福建省政府工作期间的一些工作人员。我说，很多同志都转岗了，还有个别同志在这里。习近平同志点点头。这时，他看到队列中站着福建电视台一个记者，马上招呼道：“哎，小赖，你还在跑新闻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赖晗同志经常跟着他调研，做新闻。小赖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习近平同志还记得他，当时很激动，紧紧握着总书记的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小赖打电话跟我说，那天晚上他整夜没睡好，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这么多年了，还叫得出他这样一个普通记者的名字，他兴奋啊。

时光如梭，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已近二十年了，但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离开福建的当天上午，专门抽时间到省政府办公厅各个处室看望大家，与机关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办公厅综合处现在还挂着一张照片，是他离开之前跟处里同志们的合影。

我本人对习近平同志有着很深厚的感情。2002年国庆节，我在外地休假，得知他要调往浙江，第一反应是舍不得，感情上很割舍不下，情不自禁地给他拨了电话，迫切表达这么一种心情：感谢省长多年来的教育、培养，让我深受教益，现在你要走，我很舍不得，多么希望你能够继续为福建人民造福。当时情绪比较激动，一讲就讲了将近半个小时，话说多了。但他很耐心地听，还不时地给予一些回应。那个时候，他马上就要离开福建，手头事情肯定多得很，却还花了那么多时间听我说话，与我交流，这也说明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尊重同志，关爱部下。通话要结束了，我依依不舍，他在电话那头说：“来日方长！”

采访对象：黄建兴，1948年11月生，福建闽侯人。1989年8月任福州市林业局副局长，1990年5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1991年1月起历任福建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处长，1998年4月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2002年5月任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2008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农经委主任，其间借调国家林业局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2011年1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5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黄建兴家中

采访组：黄建兴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您也在这一时期调到市政府办公厅工作，90年代末你们又在省委一起共事。请您谈谈你们一起共事的情况以及您对他的印象。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1990年调任福州市委书记。那时，福州市有五区八县，农村工作占到很大比重。他十分重视“三农”工作，为了加强市里对农村工作的协调和推动，提出让一位农村基层工作过的干部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市领导工作。经过市委组织部推荐，我于1990年5月就任此职。从那时起，我与习近平同志有了工作接触。

在工作接触中，我深刻感受到人民群众在习近平同志心中的分量，感受到为民情怀已经深深融入习近平同志的血脉。这里列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妥善处理1990年连江县琯头镇官岐村发生的“8·2”恶性群体性事件。当时，福州久旱不雨，镇上派工作组到官岐村协调分水灌溉工作，有名干部发现一位农民私自扩大农田进水口，大发脾气，争执当中把群众推倒在水田里。事情发生后，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这名干部见势不妙，跑离现场向镇党委负责同志汇报，说官岐村农民造反，应马上派人教训一下。镇领导没有认真细致了解情况，头脑一热，当即组织几十个人把村子围起来，打骂群众，冲到村民家中打砸家具，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琯头镇是侨乡，海外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侨民知道这件事之后都很生气，组织人到市里反映，要求严肃查办。他们手头掌握了一份记录现场过程的录像，表示：“如果市里不能解决，我们就到省里去告。如果省里还不能解决，我们就通过侨界告到中央去！”事态进一步恶化。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市任职不久。他对这件事很重视，但处变不惊、非常沉稳。经过初步了解，他指出：“群众是占理的，干部野蛮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当机立断组织调查组进行核实，然后做好安抚工作，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处理。这个调查组由公检法等部门的十多位同志组成，让我带队。临走前，习近平同志特别叮咛我下去之后不要搞官官相护，要多听群众意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经过一个月认真细致地工作，调查组稳住了局面，掌握了真实情况，回来后向习近平同志主持的市委书记办公会作了汇报。他听取汇报并看了相关录像，严肃指出：“这件事情处理的宗旨，就是为民伸张正义。对欺压百姓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市委秘书长林文斌同志向连江县委县政府传达了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县里及时处理了殴打侮辱群众的干部，并安抚了受害者。由于事情处理得公正、合理，得到了官岐村群众的谅解。调查组离开时，村里的老百姓夹道欢送，还放了鞭炮，连江县的海外乡亲也口耳相传，大家都称道习近平同志是“包青天”。

通过这件事，我对习近平同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印证了我之前听到的他在宁德地区留下的良好口碑。他那么年轻，却敢于担当，能够秉公处事，替老百姓伸张正义，实在令人钦佩。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98年，那时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工作，我也调到了省委办公厅直接为他服务。有一次我陪他到福清市调研，晚上8点多返回福州市区途中，遇见一起卡车和摩托车相撞事故。习近平同志看到骑摩托车男子倒在血泊中，要求立即停车下去看看。我们都劝他，交警已经到位了，就不用管了，还是继续赶路吧。习近平同志严肃地对我们说：“倒在那里的如果是你们的亲人，你们会不会下去。”他下车察看后，马上叫人拨打120，接着俯下身握住伤者的手安慰他：“不要怕，我们周围有这么多人帮忙呢。”1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等伤员上了救护车，习近平同志反复叮嘱一定要抢救过来，然后才回到车上。在返城的车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看得出来心情很沉重。车上静悄悄的，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想，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坚持下车去看望伤者，是因为他确实把群众当作了亲人，十指连着心。

习近平同志还真诚爱护着身边每一位工作人员，我对此也深有体会。1987年，省委办公厅要调我去工作，但是因为家庭原因，我一直没去。1988年夏天，我忙于抗洪，疏于照顾家中孩子，耽误了医治时间，17岁的儿子在生病17天后突然离世。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现实，给我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几近恍惚。1990年下半年，省委办公厅又动议调我去，这次是通过习近平同志做我的工作。

1990年12月26日，是我至今难忘的日子，习近平同志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心。我说：“习书记，我不想去省里工作了。”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为什么不去？怎么想的，跟我说说。”我说：“我连孩子都没有了，对我来说，一切都没什么意思了。”沉默了一小会儿，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所遇到的这种打击，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是，过去的事情谁也无法改变了。你作为一个男子汉，千万不要消沉下去，一定要振作起来。你调到省里面，工作忙一点，还能分散你的注意力，对你也是有好处的。”我说：“您这么理解和关心部下和百姓，我很佩服。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想跟着您好好工作。”他对我说：“你先去吧，以后日子长着呢！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共事。”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我和习近平同志接触也并不多，但他这么大的领导，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跟我聊家常、谈心事，不摆任何架子，字字句句都是贴心体己话，都讲到了我的心坎上，让我心头一热，眼泪夺眶而出。习近平同志马上拿出抽纸递给我，让我擦眼泪，临别时又紧紧握住我的手，给了我无限的力量。我一个劲地重复着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一直思考和推动生态省建设，您先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又到省林业厅当厅长，了解他的初衷和想法吗？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任专职省委副书记时，主管农业农村和统战双拥等几块工作，我在省委办公厅为他服务。那个时候，他对生态省建设就有很多思考，曾说过：“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设。”

199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武夷山市调研生态保护，在车上利用空隙时间给我们上生态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是美国夏威夷岛当地政府想利用优越自然环境发展农牧渔业来繁荣经济，当地议员和专家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要利用这个自然优势，把生态环境文章做足才是真正出路。最终，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退耕退渔去牧，由此才使夏威夷岛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习近平同志说，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武夷山应该把自然生态保护好，这是关系武夷山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年，生态建设还是一个新名词，但在习近平同志的头脑中，生态理念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愈加强烈。

1999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平潭考察沿海防护林。当走到芦洋乡洋中村时，知识渊博的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讲起乾隆十四年当地发生的“一夜沙埋十八村”史实，当时全村无人幸免于难，只逃出一只小猪。随行同志听了之后，都笑了出来。他立刻严肃批评说：“你们还笑得出来，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一个生态环保的反面教育基地，让子孙后代都明白生态保护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后来，我到省林业厅工作，根据他的指示精神，在当地建立了十八村森林公园。

2001年，担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亲自担任福建省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前瞻性地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规划。2002年，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目标。同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福建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之一。从此，福建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工程。此后，福建作为样板，带动了全国十几个生态省的建设。

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讲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往事。2002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带着我们从福州前往武平县调研。车过闽侯县祥谦镇五虎山下时，我向他介绍了五虎山的神奇之处，其山顶平如桌面，五个山顶就是五个桌面，无论是山体面貌还是生态环境，都堪与只有一个平台的世界名山南非开普敦的“桌山”媲美。习近平同志非常感兴趣，立即交代司机慢慢开，边看边感叹：“这五个山头虎虎生威，真是神奇之山，离市区又这么近，以后将是福州百姓的好去处。”他还说：“我在福州工作时，请新加坡专家参与制定福州市总体规划，以八一七路为中轴线，延伸到这里，应该是福州南向最大的案山。”他对我说：“这是自然形成的东西，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你们林业厅应把这一带的生态环境保护好，决不能被破坏掉，否则大自然不会答应，人民也不会答应。”根据习近平同志的嘱咐，我出差回来后立即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和规划。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五虎山2004年就被列为省级森林公园，之后又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方圆4万多亩的生态风貌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福州市民走进森林、亲近自然、接受生态教育的重要基地。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当年的高瞻远瞩，以五虎山的环境优势和区位优势，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要大兴土木搞大建设，估计早已面目全非，至今想起来还后怕。前不久，闽侯县学习借鉴尼泊尔的经验，决定在五虎山启动实施“国际百里徒步线路建设计划”，保护发展五虎山迎来更大机遇，将为福州和全国人民生态体验、休闲度假和环境教育提供广阔空间。

2002年6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三明调研视察特大洪灾灾后恢复情况时指出：“现在看青山绿水没有价值，长远看这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无法估量。”

在“生态福建”战略构想基础上，福建创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特别是2014年，福建有34个县（市）不再把GDP纳入考核范围，而是把林业的“双增”目标纳入年度考核，将森林覆盖率作为重要指标，这在全国还是首创。同时，福建还建立了森林资源保护问责机制，对责任主体实行一票否决。

在生态省建设中，福建不断加强自然保护区、沿海防护林、重要湿地等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同时也加大了林业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的建设力度。福建在全国率先开征森林资源补偿费，并且逐步完善了森林生态的补偿机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态福建”战略构想，和他2005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是一致的。福建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起步早，而且力度很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都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时的生态理念一脉相承。

采访组：福建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抓起、亲自主导的。当年，他是怎么提出这项制度改革的？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1996年5月26日，习近平同志到沙县调研奔小康和农业农村工作时指出：“要考虑林业产业化问题，既然沙县是林业大县，除了要一个林业生态效益外，还应该要林业的经济效益，真正把林业当成产业来办。我省是全国的林业大省，林业也是我省的支柱，这个文章大家要共同来做好。”这个提法与当前习近平同志为福建提出来的“生态美、百姓富”的要求是一致的。

他曾对我说：“福建林业曾经辉煌过，随着形势的变化，各种矛盾的积累越来越多。如果不改革，总有一天矛盾会大爆发，必须首先在林业经营体制上动手术。我们干林业，不能只见林不见人，林是人造出来的，首先要研究造林的人对林子的利益关联度和关注程度，千方百计调动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这是林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2002年5月任省林业厅厅长，他专门找我到办公室深谈了一次，谈话的主题就是集体林经营体制改革。他说：“集体林本身就是村民集体共有的，应该还山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能不能把林地当成农田一样家庭承包到农户去？”我当场表示：“这个想法很好，我上任后的这段时间，主要花时间找省、市、县三级林业干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他们的共同意见，就是林业要发展必须做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武平县委县政府今年4月已经出台了关于林地林木产权制度改革的文件。”

习近平同志说：“好，我们近期抽时间到武平调研一下，先搞试点。”他还提醒我：“此事要慎重，因为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有些地方出现了乱砍滥伐的局面，所以中央暂停分山到户。到现在，能不能分山到户，中央还没有明确的态度。我们只干不说，试完再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在福建大力推动林权制度改革？有哪些重要的动因？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分管农村农业工作时，经常深入山区林区调研，十分了解福建林业面临的困难和群众的期盼，这促使他下决心推动林权制度改革。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动因，就是“形势所迫”。当时，福建在林业方面有五个困难：一是造林难。群众有句顺口溜：“年年造林初二三，造在家的后门山，年复一年还是一片光头山。”二是防火难。群众不但不担心森林火灾，反而还盼着等火灾后上山砍烧火柴，通常就是“干部打火，群众观火，领导恼火”。有一位镇党委书记对我说，山林着火了，干部火急火燎赶过去，群众在旁边看着，没有一个帮忙救火的，还说风凉话：“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每场森林火灾，部队上去了，干部上去了，群众却袖手观火，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情景啊！三是乱砍滥伐严重。当时全省规模不等的乱砍滥伐事件，一年高达万起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年采伐量超过生长量的现象。四是技术推广难。几十年来，我们林业科技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但农民没有造林积极性，即使有了技术，也难以推广。五是干群关系处理难。农民常说：“集体林干部林，群众收入等于零。”这句话并不夸张，事实也确实如此。哪怕是重点林区的村，农民从林业得到的收入也微不足道。所以，农民称“村里面的林业收入是补不完的干部补贴，是花不完的干部接待，是办不完的‘公益’事业”。一个时期以来，涉林腐败案件频发，干群矛盾加深。正像习近平同志预判的那样，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矛盾总有一天会大爆发。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二个动因是“百姓的期盼”。福建的地理特点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以来，福建人靠山吃山，有山有林的地方自古都很富庶，山林也被誉为“绿色的金库”。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很多地方反而变成了“靠山不能吃山”，端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这让老百姓怎么办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福建人盼着“分山到户”，却没有盼到。当时土改主要是改田，改山却改不下去。“文化大革命”之后，林业实行“四固定”，其中之一是固定了集体林，所以老百姓盼着分山，也没盼到。到了80年代，林业“三定”划定自留山、确定责任山，但是也没有搞彻底，那时候很多人有山无证或者有证无山。后来，两山并一山，逐渐演变成了“干部林”，使群众又一次失望。老百姓说：“千年铁树开了花，田地回了家（指80年代家庭承包分田到户），何时铁树又开花，林地回到家。”可见，老百姓是多么急切地盼望林权制度改革。

以上这两点，我理解，就是习近平同志推行林权制度改革两个最重要的动因。

采访组：当时搞林权制度改革是有政治风险的。请您讲一讲，为什么习近平同志有魄力进行改革探索呢？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有这个胆量，首先来自他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来自他对土地政治属性的深刻理解，来自他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历史担当。土地，是政治问题，也是民心问题。

之前分山到户造成乱砍滥伐，现在搞分山到户有没有风险？林改之初，习近平同志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改革20年了，党的农村政策一直稳定向好，这给群众吃下了定心丸。农村干部素质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都是规避风险的重要社会因素。只要政策制定得好，方法对头，就是有风险也是可控的。所以，习近平同志对推进这项改革是胸有成竹的。

1998年4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从福州到龙岩调研的路上，跟我们畅谈土地关乎民心这个话题。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改朝换代都因土地问题而起，自古以来始终演绎着土地兼并和抑制兼并的历史发展过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中国共产党靠着“打土豪分田地”凝聚了亿万民心，所以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土地政策和百姓支持。他还说，领导干部必须有爱民之心，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老百姓的期盼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老百姓的呼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我们一旦对人民承诺了任何事情，就必须兑现。该做的事情不做，就违背了我们党的宗旨。

当时，我们也为习近平同志捏一把汗，分山到户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作为年轻的省级领导，敢冒这个风险，只能说完全是出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使命和情怀。十几年过去了，回想习近平同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敢于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没有解决的林地使用制度这个难题，足见他的胆略气魄和政治智慧。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福建林改最初是如何搞的试点？

黄建兴：从全国来说，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还没有先例。习近平同志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既要慎之又慎，又要积极推进。经过再三考虑，我们选在武平做试点。武平县位于龙岩市西南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武夷山脉最南端。在林改上先行一步，武平试点得到三条基本经验。

首先，要解决“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当时，既没有红头文件，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大家在摸索中进行改革，各种争论都很激烈。一部分人主张家庭承包，要均山到户，体现公平优先。另一部分人主张大户承包，理由是山林跟田地的情况很不一样，山林的生产周期长、投入大、效益低，只有大户承包才能经营好，体现效益优先，采用竞标办法把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这关键时刻，2002年6月21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武平调研林改，十分有针对性地指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到山上。他所说的意思就是，农田承包必须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山地承包也要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是我国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政治基石。林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习近平同志一锤定音地确定了林改的正确方向。

其次，武平破天荒地提出林木林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与几十年来多次的林业改革最大的差别，就是触及了产权。习近平同志说，多少次的改革为什么成效不大，因为都只在管护责任制上兜圈子，没有触及产权，就不会触动林农的心。在他的指导下，林业厅2002年8月邀请国家林业局法规司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省委政研室、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领导和专家就林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的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林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模式。后来，这个创新模式被推广到全省，还被吸收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文件中。福建林改为全国林改树立了标杆。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健全机制对林改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林改是很难的问题，而且是老大难问题，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所以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由书记亲自抓。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指示，武平提出了“县直接领导、乡镇负责组织、村具体实施、部门积极配合”的林改机制，后来被中央林改文件吸收。武平县还建立了三级书记抓林改的格局。

我听说，2012年3月，已在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同志看望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福建代表团代表时，还对武平林改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可以看出，他对此是十分满意的。

采访组：您认为福建的林权制度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黄建兴：改革成败要用时间来检验。从武平试点至今已十几个年头，可以说改革是成功的。林改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经验是正确的改革道路选择。在林改前期，我们召集各方面专家召开多场研讨会，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辩论激烈，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要彻底就要走林地私有化的道路，不要遮遮掩掩；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走老路，“大一统”，现在生态优先，加上劳力外出务工大量增加，还是继续由村组织统一经营。武平的试点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既不走私有化邪路也不走“大一统”老路的新办法，在坚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前提下，巧妙地将林地承包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从林地集体所有权中独立出来，视同用益物权，在承包期内，享有对林地的占用、使用、处分、收益的物权地位，采取家庭承包的方式真正落实到农户，确立了集体所有与家庭承包新型物权关系。这是武平林改的正确道路，也是习近平同志肯定、支持和引导的林改之路。

第二条经验是一揽子制度设计。武平调研回来后，习近平同志叮嘱我要总结好武平林改的基本经验，并对全省林权制度改革出台一个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很重要，它就是一张设计图，就如同好的建筑物离不开好的设计图，林改要成功，制度设计是关键。根据他的指示，在武平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全省开展林权改革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研，提出了对策。在法律层面，我们提出来要按照现行的《森林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为依据，依法改革。在工作步骤上，要求先行试点，然后推开。在工作方法上，由省、地（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林改，省抓县、县抓乡、乡抓村，实行包片、包村、包户、包山场地块的“四包”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制定奖惩措施。为保证改革效果，政府还成立改革督察小组，对林改开展监督检查工作，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在处理林情差异上，根据林农对山林的依赖程度，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因村而异，一村一策，不搞“一刀切”。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坚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依照法律，协商解决。整个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有预案，暴露出来的矛盾都及时得到解决，所以这次改革推进很顺利，不管武平县，还是福建省，开展都很顺利，风险也都得到有效管控。习近平同志于2002年10月调离福建，但是在他任上已绘就了林改设计图。我两次去浙江看他，他还十分关心地问，福建省的林改文件出来了没有？文件一定要出好，林改才能获得最后成功。他还指出，确权到户后，要注意发现新矛盾、研究新问题，比如：“钱从哪里来？”——一定要考虑如何打通农民和银行之间融资渠道；“树要怎么砍？”——一定要改革采伐制度；“单家独户怎么办？”——一定要走联合道路。根据他的思路，我们深入调研，创新思维，在省委省政府关心和支持下，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改文件，于2003年9月正式出台。后来，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1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吸收了福建林改的经验。

第三条经验是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历次改革大多数是群众创造的，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搞改革是搞不成的，安徽省小岗村改革是这样，这次林改也是来自武平县农民的首创。这么浩大的改革，我们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由群众当家作主。后来，我们在武平的林改，乃至福建的林改，都坚持了这个原则。我们规定村里的改革方案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林改的程序、方案、内容和结果都必须向全体村民公开。分田容易分山难，山有好山、坏山，阴坡、阳坡，林有商品林、公益林，幼林、中龄林、成熟林，神仙都没办法分好，只有依靠群众自己来讨论，就让他们争吵个三天三夜，最终理由吵明了，人也吵累了，大家都互让一步，意见统一了，问题自然解决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还有些后怕，当时我们估计这次改革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有可能引起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然而我们采取“群众的事情群众办，群众的事情自己说了算，不包办代替”的办法，形成了和谐改革大环境，全省都很平稳，这就是林改成功的一大法宝。

林改中坚持走群众路线，不等于各级党组织甩手不管。我们强调五级书记抓林改，不但不能放弃党的领导，而且要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巨大组织力，保证了这次林改的成功。

采访组：怎样评价林权制度改革的历史意义呢？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不但得到老百姓拥护，也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经济学家厉以宁同志曾这样评价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亿万农民自行创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也就是说，人力资本从此有了极大的活力，它不仅能更好地利用物质资本，创造财富，而且能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正如改革开放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一样，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土地，体制一改变，奇迹就产生了。当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主要依靠农民创业积极性的调动，今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功同样如此。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也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典型的绿色改革与绿色发展，是在中国大地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集体林改基于林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系统，提出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三个目标，初步达到了“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的。国家林业局每年发布的林业改革报告中的数据表明，集体林改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效益的统一，为深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规模如此之大、涉及人口如此之广的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开，经过几年时间已基本完成主体任务，这在中国改革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中央党校教授李兴山评价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是在改革范围上的突破，从耕地改到林地，形象地讲是从平原改到山区。第二是在改革深度上的突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真正意义上产权量化的改革，实现了产权交易。我国592个贫困县中，有496个在山区。林改在中国怎么评价都不算高。

有国外专家评价说：中国林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也是最为成功的一场林业改革。

林改，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农村搞的试点开始，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十几年的时间，林改已在全国推开。

我们常说：“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农民对自己所有的山林产业非常重视，他们把自己的重要证件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打开一看，是结婚证、房产证、林权证。有了林权证，农民就像吃了定心丸。农民过去几十年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如今，这山林就是他们重要的财产。俗话说：“人有恒产才有恒心。”只有老百姓对山林有了自主权，才会真正用心地去经营、管理，并且从山林里得到更多收入。

林改也让党和政府得到了民心。有一个村子，村民自发集资在村口立个大石碑，把林改功绩刻在上面。人类有史以来，能储存最久的信息，就是石刻，它比印在纸上、刻在木头上的信息都要保存得久远。所以，习近平同志推行的林业制度改革让农民有了林权证，这是民心碑、千年碑。从这个角度说，林改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林改本身。

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酝酿策划到开展试点到全面推广，都是习近平同志倾心倾力，亲自抓起、亲自推动的，尤其是他提出的“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这四句话，体现了顶层制度设计的理念，把握了改革的方向，明确提出四个关键问题，针对性地推出改革举措，为林权制度改革在福建获得成功、在全国平稳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采访对象：李在明，1946年9月生，山西浮山人。1993年10月任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5年4月任泉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政法委书记，1998年9月任省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2006年9月任省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副主任。2010年9月退休。

采  访  组：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7日初访，2020年1月8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李在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您是省环保局局长，请您回顾一下他是如何支持环保工作的。

李在明：

我1998年9月到省环保局当局长。习近平同志1999年8月任代省长，2000年1月任省长。从他主持省政府工作开始，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谈工作、谈思想都非常融洽。习近平同志对环保工作很重视，对环保事业的发展很有见地。后来我了解到，他无论是在厦门、宁德、福州任职，还是到省里工作，始终很注重环保知识的学习和环保工作的开展，不仅掌握了大量的理论知识，还有很充分的实践经验。

我从习近平同志担任省委副书记时开始跟他有工作上的接触，那时他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生活简朴，对个人的吃、穿、住、行都不讲究，从来没有过高的物质要求，而且一贯注重廉洁自律。他修养很好，工作很有耐心，说话做事都非常讲道理，从来不对部属发脾气，很随和。如果部属工作有做错的地方，他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服帮助，从不以势压人。总之，习近平同志党性原则很强，很有人格魅力。

2000年初，省直机关有关厅局长陪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三明市调研，他和我们十几个人一起坐在同一列火车车厢里，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很轻松融洽。习近平同志也不让地方干部搞迎来送往那一套，到了目的地，我们下了火车就乘中巴车直接到市政府宾馆，每顿饭只吃简单的工作餐，不要酒水，这样既省时间，又很节俭。大家每天乘坐同一辆中巴车，到各个地方调研和检查工作，路上大家交流工作也很方便。有一天，吃完饭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有一位老局长对我开玩笑说：“你们省环保局的办公楼大门是歪的，大门口还有个斜坡，你们是处在‘歪门斜道’上，所以就总是出事啊！”虽然老局长和我很熟，说的话也是开玩笑，但我听起来有点尴尬，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这时，习近平同志接过话说：“没关系，现在是新班子了，省环保局一定会‘否极泰来’的。”我听了习近平同志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知道“否极泰来”的大概意思是“逆境到达了极点，就会向顺境转化”，习近平同志说这句话，不单是在鼓励我，也是表达对我们新班子的充分信任。直到今天，这句话我还铭记于心。

那年临近春节前的一天，我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汇报工作。我们那时候已经比较熟悉了，我把习近平同志视为一个可以交心的领导，所以也没有什么顾忌。汇报工作后，我就跟他讲：“习省长，我现在压力太大，想跟您汇报一下思想。”他问：“你有什么压力？说一说。”我谈到，自从我服从组织安排，单枪匹马到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省环保局主持工作以后，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省环保局原领导班子长期不团结，民主集中制缺失，内部风气不正。特别是在1996年省环保局发生了一起影响极为恶劣的事件，就是因内部矛盾激化，原副局长雇人用硫酸伤害原局长，造成震惊全国的毁容事件。我到任后，虽然现在局领导班子内部比较团结，工作中也能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由于当时局里中层及中层以下干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至今告状信还很多，内耗比较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二是，国务院、国家环保总局对各个省份的环保工作有很多具体要求，比如“一控双达标”，要求2000年以前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国家允许的范围；福建省的各个（地）市，空气质量要达标，水环境质量要达标，全省当时4695个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要达标。但即便在这么紧迫繁重的任务面前，局里有些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工作上，甚至“8点上班9点到，聊天喝茶看看报，不到12点就溜号”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时，离完成“一控双达标”的期限不到一年，但全省各项指标离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对习近平同志说：“我现在压力太大了，您一定要大力支持我。”其实，习近平同志对上述情况也心中有数，当即表示了对我的理解。他说：“在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说：“有两个请求。第一，能否请您近期到我们省环保局来调研一次，开个会，指导工作，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鼓舞鼓舞士气；第二，能否请您主持一个以省政府名义召开的‘全省重点污染企业和各市县领导的会议’，促进各地确保今年‘一控双达标’任务的完成。”他回答得很干脆：“可以！我安排一下。”

他还说：“我之所以尽力支持你们工作，不只是一个省领导对厅级干部的支持，是因为我们还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有什么压力，我们共同承担。”听了习近平同志这句温暖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以为习近平同志答应了以后，怎么也要安排一段时间才能来，没想到他 2000年2月16日也就是正月十二就带着秘书长和省政府办公厅的相关人员来了。而且，更使我感动的是，我们环保局是他当选省长以后调研的首个省直机关。

习近平同志先是看望了各处室的同志，然后和中层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听完大家发言后说：“前一段时间省环保局发生了触目惊心的事件，全国‘闻名’，事件虽然得到依法处理，但现在还要继续认真总结教训。这个事件对你们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们新的局党组团结协调、目标一致、上下气顺，工作抓得比较紧，制度健全，整改有力，这一点要充分肯定。”他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并对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的工作要求。更使我们振奋的是，他还当场帮助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最关键的经费问题。当时，我在汇报工作时念了一句顺口溜，形容环保工作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就是缺少人民币，执法起来没底气”，形容了环保部门监管范围广，但软件、硬件都很差，执法难度大。我说：“我们环保部门缺乏工作经费，由于国家财政部预算支持中没有把环保经费列入一类科目，环保部门工作经费主要靠收取排污费过日子。没有正常稳定的经费来源渠道，哪个领导重视就多给，哪个领导重视不够就少给，造成了环保自身建设滞后及污染治理经费的不稳定。”习近平同志很理解和重视我们提出的问题，答应省内先协调解决。果不其然，调研后不久，在他的推动下，我们环保部门的工作经费就被列入了省内各级财政预算，当年就给省环保局安排了近4000万元的专项经费。不久后，省政府还决定，从2001年开始，3年内从省级财政预算中安排1000万元用于省级环保部门自身建设；每年2200万元的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延长到2005年；从2000年下半年起，把全省环保系统基础建设投资纳入“十五”规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从省预算内基建投资中拨出3000万元用于加强环保系统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共同努力，使“十五”期间全省环保投入占全省GDP的比例逐年提高到1.8%以上（1999年占1.52%）。同时，省政府还要求各级财政参照省里做法，环保部门的经费每年要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福建2000年GDP总量不足4000亿元，财政收入才370亿元左右，习近平同志是在当时各级财政收入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挤出了宝贵经费给予环保工作极大支持，这当时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再如，习近平同志明确了在机构改革中要加强环保部门建设。当时，全省政府机构改革正处在缩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关键阶段。习近平同志很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深知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反腐倡廉的必要性，他在这次调研的座谈会上明确表示：“环保部门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应该是加强的部门，同意局党组提出的建议，协调省纪委设立省纪委派驻省环保局纪检组。”全省机构改革结束后，不但保留了各级环保局，还把全省不少原来是二级局机构的县（市、区）级环保局全部列为一级局机构，成为政府的组成部门，还设立各级纪委派驻环保局纪检组。在加强省环保局领导班子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在肯定我们新的省环保局党组工作基础上，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团结，不断消除“毁容事件”的负面影响，同心同德开创环保工作新局面。他还同意近期以省政府名义召开全省重点污染企业和各设区市、县（市、区）领导会议。

此外，习近平同志还要求，省环保系统要结合“数字福建”建设，在全国率先建立重点企业和主要河流交界断面的环境自动监测监控系统（站），为实时在线监测监控重点排污单位和流域环境污染提供科学依据。他的重要指示，我们很快就落实到位了。

习近平同志这次到省环保局调研，消除了大家的顾虑，鼓舞了士气，统一了思想，促进了团结，明确了工作方向，解决了很多关键问题。从此，大家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也得到国家环保总局全国通报表扬及省委省政府的多次充分肯定。

采访组：

在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对于重大环保事故是如何处理的？

李在明：

2000年2月18日下午5点40分，省环保局接到三明市环保局“关于沙溪湾发生大量死鱼的情况报告”后，我们马上向省政府报告并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由省局丛澜副局长立即布置安排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专家，并商请省水产局等有关人员赶赴现场监测水质、查明原因。2月23日上午，局长办公会议听取了初步调查情况的汇报后，要求再次核实后向省政府报告。2月25日上午，我陪同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与著名台商王永庆先生洽谈继续在漳州投资办企业及相关的环保问题。那一天，省环保局经再次核实“死鱼事件”后形成正式调查报告上报省政府，我同时报告习近平同志。初步认定是因为有一个农药厂涉嫌违规偷排污染物，造成闽江100多公里的水体污染、1500吨以上鱼类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过1300多万元。污染也造成了大面积的用水恐慌，周边群众担心自来水厂水质受到污染，纷纷抢购矿泉水备用。

2月25日傍晚，习近平同志指示我连夜返回福州调查处置，并会同有关部门保障闽江流域沿岸城乡群众的用水安全。2月26日凌晨1点多，我返回福州后，立即布置对闽江、沙溪的沿江（溪）交接断面及所有的自来水厂取水口进行全面的密频次水质监测，对受污染威胁的水厂采取临时性关闭或技术性应急处置。根据前一段初步判断，我们已先期对闽江沿江（溪）有关化工企业、农药厂暂时停产，不得排放任何污染物，并定时向沿江（溪）政府部门通报我们采取的措施，将已逐步控制水质安全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以安定人心。同时，由省政府副秘书长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和省内外环保专家对沙溪“死鱼事件”原因进一步深入调查核实取证，进行科学论证。我们在采用排除法的同时对死鱼解剖（就近用三明环境监测站先进的色质联机），通宵达旦检测出鱼体致死物与三明市农药厂违规排放的有毒污染物相一致，确定沙溪“死鱼事件”是三明市农药厂造成的。我们马上正式责令该厂关闭生产线并封存生产设备。

调查还发现这家企业有的项目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私自开工生产并排放有毒农药中间体的情节。我把这个情况向习近平同志和分管环保的副省长汇报后，他们立即指示：查明情况后，严肃追查责任人，对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处理。习近平同志还特别交代我，要和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通气后及时向社会公开实情。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我们对部分省内外媒体通报了情况，并由《福建环境报》和《中国环境报》连夜发了通稿。这起水体污染事件得到了及时妥善处置。

三明市农药厂是国有企业，也是当地的创税大户，法人代表是省人大代表。随后，我们按法律程序把此案移送省公安厅进一步调查取证，对有关责任人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主导的“生态福建”建设是如何开始的？

李在明：

据我掌握的情况，习近平同志关注“生态福建”建设要追溯到1996年。那时，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就很重视生态环保工作。当时，福建省在农业上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的现象比较普遍，水土流失也很严重，特别是长汀县的问题很突出。那一时期，很多残留的农药和化肥渗透到土壤中，又通过雨水流进江河湖海，造成水环境污染，还造成土质退化。同时，畜禽养殖业尤其是养猪的污染相当严重，很多农村的养猪大户管理粗放，部门监督也不到位，不少养猪场无序排放，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江河湖泊里面的微生物、水藻大量繁殖，给水体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习近平同志很重视这些问题，他明确提出要治理面源污染。针对有些干部群众忽视环保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情况，他提出：“保护生态环境，首先需要增强干部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先从思想上引导。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赢得经济的一时发展。”

当时确实有些领导干部对环保工作很不重视，甚至认为可有可无。举个例子。我当时到闽江流域的水口库区的一个畜禽养殖大县去调研治理面源和畜禽养殖的污染问题。当时水口库区受到附近的畜禽养殖场无序排放及面源污染的影响，年年水浮莲疯长，既污染了水质还造成水体缺氧导致鱼类大量死亡事件频频发生。为此，我建议在山水交界的一重山地方划出禁止畜禽养殖的区域，防止排泄物造成水体污染。可是，这个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对这个建议很不满意。他说：“李局长，这里不让养，那里也不让养，你还要不要吃肉呀？”我说：“我要吃肉，大家也要吃肉，但是我们更要喝水呀！如果把水污染了，下游的老百姓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了，这可以吗？更何况我们只在特定的区域内禁养，对于禁养区外的养殖场只要加强治理，污水达标排放，采用猪粪、沼气、果树循环经济的养殖方法，政府是大力鼓励大家养殖的。比如建沼气池，既能消除污染，又能提供沼气和有机肥。这样大家既能喝上干净水，又能吃上畜禽肉，还有经济效益不是三全其美吗？所以，畜禽养殖污染肯定是要治理的。”听了我这几句话，这个干部就不做声了。

不久，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发文对沿江河湖泊的一重山范围内划出畜禽养殖禁养区，并把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另外，福建省对治理化肥农药过量使用造成污染也作了规定，对水体水质改善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还只是农村的面源污染问题，而那些造成污染的工业企业，情况更复杂。为此，习近平同志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对统一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起到了很大作用。

前面我提到，当时国务院要求各省用5年时间，在2000年底前必须完成国家制定的“一控双达标”任务。习近平同志不仅高度重视，而且狠抓落实，他要求我们说到做到。为了做好工作落实，习近平同志还经常亲自过问污染治理、控制的进展情况。1999年10月，在习近平同志关心支持下，省政府召开全省“一控双达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由分管的副省长作了工作部署，省、地（市）、县（市、区）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列入考核的4695家工业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公布了各地工业污染源达标工作的进展情况，交流了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的典型经验，对全省“一控双达标”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后，各地（市）政府也分别召开专题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再落实。

特别是2000年5月10日，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全省“‘一控双达标’暨闽江、九龙江重点污染企业整治”大会。有关厅局、各地（市）、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各级环保局长和省级96家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法人代表等参加了会议。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占全省污染物排放总量65%以上的96家省级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法人代表，一定要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整治任务。对未亲自到会的23位企业法人代表，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到省政府“重新补课”。习近平同志强调，各地（市）、县（市、区）特别是重点污染企业，必须确保“一控双达标”目标如期实现，对逾期不能达标和“自然停产”（注：指企业自行停产）的企业，要坚决依法责令进行停产治理或关闭，还要追究经济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不能为了一个企业的生存和效益而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个问题上，谁打招呼、批条子，都不能给这个情面，我们各级政府都没有权力予以“豁免”。接着，习近平同志重申，环保部门是环保工作最具权威的执法和监督管理部门。环保部门依法对本辖区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环保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习近平同志还严肃指出：“那些肆意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环境的人，无异于‘谋财害命’。几千万人都在喝这个水，你为了一点利益、为了一点税收，造成人们生命、健康的损失，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以前我们哪里敢说“谋财害命”这样重的话？习近平同志的这个定性可谓入木三分、掷地有声，深刻强化了环境保护工作的严肃性。

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这个会，可不是“干打雷不下雨”。会议开完以后，他马上开始抓落实，省政府开展了多次“环保零点”行动，有关厅局统一成立了7个工作小组，组成了9个督查组，去各地市进行了5次统一的分组督查，督查情况都要向省政府汇报。经过不懈努力和严格督促，到了2000年底，全省实现了“一控双达标”的各项指标。列入2000年考核的4695家工业污染企业按期达标，污染回潮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12条水系水质持续改善，2001年达到和优于三类水质的省控断面比1995年提高了46.8个百分点。

经国家环保总局达标复核验收，福建省的各项环保工作完全符合国家要求，得到了总局的肯定。为了巩固和发展“一控双达标”成果，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福建省在全国率先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作为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的申请，自此翻开了提升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重视生态省建设是有其深远考虑的。他认为，生态环境建设牵涉面广，不单纯是污染治理问题，还关系到产业良性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部门、一届政府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协调所有牵涉生态环境保护的部门来共同协调和考虑。比如，怎么搞好循环经济，如何提高资源利用率，怎么样才能用最少的资源来获取最有经济效益的发展，这些也都涉及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等政策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从全省的高度来综合研究、协调、考量。

采访组：

请您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主导和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的。

李在明：

通俗地讲，习近平同志主导和推动的福建生态省建设，就是通过污染治理、清洁生产和采用循环经济，使污染物排放最减量化从而改善生态环境，用生态环境改善来倒逼落后产业的升级换代和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资源，保护绿水青山，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社会文明和谐、百姓健康幸福。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想达到污染物排放的最减量化，我们在整个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要把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对生态资源进行积极保护、合理配置、有效利用，这样才能使经济建设和生态环保有机结合起来，以达到协调发展。我理解，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后来逐步提出的“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先进理念的先期导向思维。

我简单讲几个习近平同志在他的“两山理论”形成阶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例。

一是治理长汀水土流失。1999年11月27日，时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赴福建西南部红壤区，在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长汀县进行考察。在长汀石灰岭，当地群众为纪念原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建造了“项公亭”，习近平同志远眺连绵起伏、红土裸露的山头，神情变得十分凝重。他对身边的干部群众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污染环境就没有道理，破坏生态和浪费资源的‘发展’就是歪道理。”听完长汀县委负责人工作汇报后，习近平同志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项南老书记的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2000年5月29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得知长汀正在建设生态园，专程托人送来了1000元，捐种一棵纪念树。2001年10月13日，他又一次来到长汀，为他捐种的香樟树培土浇水。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认真听取了长汀两年来水土流失治理的情况，他始终关注和支持着长汀水土流失的治理工程，对每一个数字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要求，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2000年迄今，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长汀将治理水土流失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常抓不懈，每年投入专项资金1000万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上升至79.8％；当年的国家级贫困县，现在农民的收入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地科学治理，昔日百万亩山地披上新绿；许多断流的小河重现水声潺潺，久违的白鹭也飞回来了。如今，习近平同志当年在长汀捐种的那棵香樟树格外枝繁叶茂、特别生机盎然，这也象征着他所推进的生态环境建设硕果累累。

二是大力推进全省林权制度改革。习近平同志那时候明确提出，集体林权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这项改革意义非常重大，后来很多学者评价为是“继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革命”。从根源上说，森林是福建最大的优势之一，森林多了，就可以调节空气、涵养水分、优化生态环境，也可以增加老百姓收入，所以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保持和发展这个优势。2001年，习近平同志一锤定音，推动了福建省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这项改革极大调动了林农种林、护林、用林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林权制度改革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3年以来，福建省森林资源不断增加，森林覆盖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三是城市湖泊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当年污染严重的厦门筼筜湖及福州西湖的污染治理，都是在习近平同志重视关心和支持下启动的。历经几届政府和大家群策群力，采用截污、清淤、补水的科学方法，湖泊治理取得圆满成功。昔日污染严重、令人望而却步的筼筜湖，生态环境有待提升的西湖，如今已成为厦门和福州亮丽的风景名片，成为市民休闲、游览的好去处，被群众赞誉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好的诠释。

四是治理“餐桌污染”取得良好成效。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他积极开展基层调研，通过充分收集群众反映，了解到食品安全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据此要求在全省上下开展治理“餐桌污染”和严查“瘦肉精”专项工作，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这项工作在全国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采访组：

请您回顾一下习近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的具体过程。

李在明：

2000年底，“一控双达标”的艰巨任务圆满完成以后，我们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习近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制定长远的生态环境战略规划。他给我们讲，推动这方面工作一定要先搞调查研究，要在具体实践中寻求解决的政策和措施，这样工作才能真正产生可持续的实际效果。习近平同志当时要求我们用一年时间搞调查研究，把生态省建设各方面的问题摸清楚。用这么长时间搞调研，也可以看出他严谨的工作态度，从没有急功近利走过场的想法。习近平同志深知《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制定，涉及方方面面，关系全省社会经济发展大局，这项工作光靠省环保局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需统筹考虑、多方协作才会有效果。当时，他安排了省计委牵头制定，省环保局和有关厅局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素材，一方面做调查研究，一方面搞课题研究。为制定好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习近平同志还提议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亲自任组长，承担最大的责任。这个小组成员，包括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办公厅及省直有关厅局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环保局。大家做了很多调研工作，也研究了很多省内外、国内外的典型案例。

在启动初期，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生态省建设，首先思想要通，理念要新，措施要实，立足实际，着眼未来，这样工作开展起来才会比较顺利。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不仅要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问题，更要从全局战略的高度来看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所要求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有很强的科学性，不仅时空跨度大，而且和经济发展结合得非常紧密，充分为长期的发展考虑。就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没有哪个省长会在一个地方干20年，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当时所做的规划，完全是为福建的未来考虑，为子孙后代考虑，为可持续发展考虑，而不是为他自己任内的短期看得见的“政绩”去考虑。

2002年5月，我们完成了总体规划纲要第6稿的修改工作，省环保局随即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之后，他就开始筹备全省环保大会来推动生态省建设的实施。这个大会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决定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他一贯很反对开那种言之无物的会议，要求会议一定要开得有成效。他对我说：“生态省建设中有很多政策、措施、方法要研究，这需要请国家环保总局进行指导和支持，所以你和国家环保总局联系一下，向他们提两个请求。第一，我们省委、省政府拟于2002年7月3日召开旨在全省推动生态省建设的环保大会，届时请解振华局长参加这个大会，并请他在大会上讲话。第二，我们的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送审稿，还要请国家环保总局审核把关并邀请国内权威的生态环境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和两院院士一起来参加论证。这样，我们制定出来的规划纲要才更有科学性、权威性和可行性，实施起来也会更有把握。”

2002年6月初，我去了北京，找到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按照习近平同志的嘱托向他汇报并说明了情况。解振华局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并且马上着手召集有关专家和院士分头审阅《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以及筹备赴闽开会事宜。解振华局长如此支持我们，是有原因的。他对我讲，福建开展生态省建设的条件是非常好的。第一，省委、省政府对生态省建设高度重视。特别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组织、领导、推进生态省建设。第二，福建省连续多年的森林覆盖率都位列全国第一，空气、水环境优良率也排在全国前列。而且福建在区位和地理上有优势，省内“五江二溪”主要流域都在自己的区域内自成水系，达标率高，不存在外省污染的问题。第三，由于历史上是“前线”的缘故，福建省的大型污染企业比较少。第四，省环保局领导班子团结有力，环保系统上下协调，政令畅通，组织纪律性强，这是实施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保证。

2002年7月3日，全省环保大会如期召开。这是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大会，规格很高，人大、政协和省直机关有关领导都来了，全省各个设区市的市长、分管的副市长、环保局长也来了，各个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的领导及环保局长也都来了。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宋德福同志、省长习近平同志、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三位领导当时都是一把手，都讲了话。习近平同志作了《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争创协调发展新优势》的主旨报告。在讲话中，他把福建生态省建设中的目标、要求、任务、步骤、阶段，都讲得清清楚楚。他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就是经过20年努力奋斗，把福建建设成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达、城乡人居环境优美舒适、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全面优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习近平同志还强调生态省建设“要有成效”，就是不要有水分，要实，要管用，政策、措施要讲求实效。在这次大会上，大家还认真讨论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实行环保工作述职考核的决定》，这两份文件发给全省县、市、区的党政部门，文件中有不少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强调对生态环境工作责任要列入各级党政部门政绩考核的内容，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进行审计，要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大会还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长环保目标责任书（2001—2005年）的通知》，现场由习近平省长和全省九个设区市的市长签订了《市长环保目标责任书》；大会后各设区市也参照省里做法，召开了全市环保大会，市长也和辖区内的县（市、区）长签订了环保目标责任书。这次大会在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效果非常好。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的要求都逐步得到了落实。

大会期间，我们再次和解振华局长商讨落实接下来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修改稿）论证会事宜，涉及了论证会怎么开、在哪里开、谁参加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建议：“我们去北京开，这样国家环保总局好安排工作，也可以少增加两院院士的麻烦；会务工作，由我们和国家环保总局一起做。”解振华局长完全同意习近平同志的意见。

2002年8月25日，论证会如期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志亲自带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及有关厅局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论证会，我们和省内外专家、院士们也都去了。解振华局长亲自带领有关司局长全程参加了会议。论证会期间，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领导跟我讲：“你们的习近平省长对环保工作这么重视，还亲自主持论证会并发表很有见地的意见，使我们很感动；你们省这么重视生态省建设，也给其他省带了一个好头。”这次论证会，共有17位国内知名专家参加，其中有8位是两院院士，他们对《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给予了总体上的肯定，同时也就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规划纲要进行了修改充实。这项工作卓有成效。纲要正式颁发后，各方面的反响都很好。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2003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根据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土地退化、环境质量等指标对外发布的“2002年全国环境状况综合评价指数”，福建省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质量名列全国第一，但我们对外都只讲“名列前茅”。福建的生态环保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的为民情怀和狠抓落实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前后，你们都有哪些交流？

李在明：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赴浙江任职前，他通知我到他办公室见见面。首先，他表达了对福建的眷恋不舍，谈了服从党中央的安排，以及和浙江方面工作交接的进展情况。接着问我：“浙江现在提‘绿色浙江’，你怎么看？”我建议说：“我认为应该和国家提出的‘生态省’建设口径一致比较好！”那天，他还嘱咐我要继续搞好福建的生态省建设。我们聊了近一小时后，他说：“在明，我们照个相留念吧！”在合影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照了张相。我当时心里很高兴，但是一想到他一离开福建，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又觉得很不舍。他对我说：“你以后有机会到浙江，就来见见我。”我很感动，答应“一定！一定！”但我也深知他到浙江以后工作会更加忙了，也就没有去打扰他。

2004年，浙江省和国家环保总局在杭州联合召开“全国生态省建设论坛”，我陪同福建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参加论坛。当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他全程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那天晚餐后，我和习近平同志在宾馆门口聊了十来分钟。我对他说：“您离开的这两三年，大家都很想念您，请您有机会一定回福建走一走，和大家见见面。”他很愉快地答应了。

采访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相信您也一直关注着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方方面面的措施，关注着我们国家的巨大变化。

李在明：

是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经常跟我的亲朋好友讲：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感情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加上“感情上”，不仅是私人的感情，更是革命的感情，是人民对总书记的感情。退休后，我已经形成一个习惯：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哪怕有事错过了，也要补看。我从电视上能看到习近平同志，也能了解到一些时政的情况，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不少人说：习近平总书记太辛苦了，太累了。出国访问，乘坐飞机要那么长时间，到异国他乡，连时差可能都还没倒过来，就马上参加国事活动。他的勤政为国、真心为民的精神，令人深受感动。

这些年来，由于曾经从事环保工作关系，我特别关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我注意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大漠戈壁到江南水乡，习近平总书记每赴各地考察调研，几乎都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和明确要求。在考察调研中，在各种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比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等等。听到这些理念，联想到他在福建工作时讲的一些话、推动的一系列工作，感到是那样的亲切。

我们都看到了，这些年来我们党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新局面已经开启。

我欣喜地看到，2018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会议的最大亮点是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相信，今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绿色发展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中华大地一定会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采访组：

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和工作风格一定会有深入的认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在明：

我有幸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几年，接受他具体的工作指导，亲身感受到他的领导风范，因而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风格有着进一步的认识。我感触比较深的有这么五条：

一是注重调研、善于规划的工作风格。习近平总书记对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举措，都会先摸清情况，在调研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对重大事情更会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长远的规划。比如当年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带领我们用一年多时间搞调研后才形成的，这是我亲身感受的其中的一例。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如反腐倡廉、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倡议等等，都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战略规划。纵观习近平总书记的从政经历，我不仅感受到他实事求是和问计于群众、求知于实践的根本工作方法，还从更深层次感觉到他对长远规划的重视。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一以贯之的工作风格。

二是狠抓落实，“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工作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工作历来是非常实在的，他善于规划、注重落实，从不急功近利。他曾说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他在福建工作时就非常注重规划和工作持久的落实，不搞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他要求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言行一致，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规划蓝图。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负责的使命感。

三是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一起生活过，与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了解人民群众在想什么，所以他接地气、有底气。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我们能够从他工作的点点滴滴看出他执政为民的理念。他认准的事一定会抓紧、抓实、抓到底。他在福建工作时经常和我们说：“不要忘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道出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执政之本，所以他能够始终如一地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对人民的感情，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他鞠躬尽瘁工作的动力源泉。

四是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站得高，看得远。党的十八大以后，他办的几件大事都非常具有前瞻性，具有远大的战略思维，既有放眼全国的高度，又有胸怀世界的宽度，同时又非常切合我们当前的实际。我想，这是因为他在基层工作过，充分了解基层，他从大队支书、县委书记、副市长、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中央领导，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对基层工作的整个结构、组织、具体运转既有微观认识，也有宏观了解。再加上他从年轻时开始，就善于学习，勤于思考，造就了他科学缜密的思维能力。所以，很多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形成他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

五是审时度势的政治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有着超群的政治定力。他在福建工作的时候，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困难，特别是他担任省长的时候，厦门“远华案”严重影响了福建的形象。当时政治生态欠佳，经济发展艰辛，财政也遇到很大困难，厅局级以上的干部被查处了不少，甚至某些地区和系统的领导干部大面积“沦陷”。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习近平同志还是能够镇定自若，力挽狂澜，全力掌控局面。在他的努力下，各项工作很快又进入了正轨。党的十八大以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同时，一些看着我们不顺眼的国家和势力在不断搅局，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很有政治定力，用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创了新时代大国外交的新局面，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途国家的响应；比如南海争端妥善的化解；比如对菲律宾、东盟、美国的外交关系处理等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确是一位审时度势、稳健睿智的大国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