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回忆沈从文：不仅是表叔 也是一生的领路人

　　资料图：黄永玉接受记者采访。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黄永玉的生命密码

文/陈晓萍

在一个容易标签化的年代，时间的年轮给黄永玉老先生贴上了画坛“老顽童”的标签，而在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潮洗礼的我看来，如果一定要给黄永玉贴标签的话，最贴切的莫过于“沈从文的表侄”了。

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两家关系非常密切。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沈从文亲历黄永玉的父母相识、相爱的全过程，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黄永玉曾说过：“在我的一生中，表叔沈从文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三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生活在同一城市，有了更多的往来、倾谈、影响。”

在新近再版的随笔集《太阳下的风景》中，黄永玉讲述了自己12岁离家，辗转各地学木刻、研习绘画，通过饱览“社会这本读不完的大书”，去体察世态人情、感知人性人心、领略人生风景的故事。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其与沈从文、聂绀弩、华君武等人的往来交集。

随笔集最后一篇文章《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记述了黄永玉与沈从文的诸多交往细节。沈从文不仅是他的表叔，也是其一生的领路人，鼓励他完成了离开凤凰小城、回国、摆脱“文革”困境等人生重大改变。

“表叔(沈从文)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黄永玉如此描述自己与沈从文亦师亦友的关系。

《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完成于1979年12月，首次刊发于1980年第5期的《花城》杂志。同期《花城》还有两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一篇是朱光潜的《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另一篇是黄苗子的《生命之火长明》。三篇文章构成了当期的沈从文专辑。

此时，正是作家沈从文重归大众视野之际。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有相当影响、也是有相当争议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学术著作，完成于1961年，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将沈从文称作“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

1979年，该书的中译本在台湾和香港出版，对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影响。

1980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会长王瑶在发言中指出：“对于一个写过三十多部小说集而且在文体风格上有自己特色的作家，长期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确实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缺点，至少是一个薄弱环节。”于是，1980年代展开了一场对作为“文物”的沈从文的“出土”工作，形成了“沈从文热”。

1988年，沈从文去世，黄永玉写就长文《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沈从文表叔》。失去至亲至友的这种痛感，在黄永玉的笔下如此真实而尖锐。后来，黄永玉回到故乡，在沈从文的陵园刻了一块石碑，上头写着：“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生活把这两代人拴在一根文化的细绳上，两人都在漂泊中成长，在漂泊中执着地敲开了文学和艺术殿堂大门。

沈从文赴京，受到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等人的关心和帮助，最终在京派文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黄永玉更为漂泊，辗转江西、上海、香港、台湾，摸爬滚打，终于走上了木刻创作之路。

1947年初，黄永玉将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希望得到沈从文的指点。叔侄二人在一年前开始通信。此前，除了在黄永玉小时候沈从文返乡时打过一个照面之外，两人从未谋面。

收到黄永玉的作品，沈从文十分欣赏，向朋友和学生推荐黄永玉，希望他们予以帮助和支持，还写下《一个传奇的本事》一文，发表在香港《海洋文艺》上。文章不仅提及黄永玉的创作，还谈及了黄永玉的家世。

两个从湘西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从此建立了精神上的深刻联系。“文革”中下放干校时，沈从文产生了久违的文学创作冲动——借写黄永玉家族再度书写湘西的历史沧桑。沈从文为这部长篇小说写出了第一章《来的是谁？》。

可惜的是，这第一个章节只是“黄家前传”，此后没有了下文。倒是黄永玉在自己90岁高龄时，完成了涉及故乡家族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写不尽的故人，写不尽的故乡，便是沈从文和黄永玉生命密码的起源，而写作，也成为黄永玉唤回沈从文的一种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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