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纪念古田会议85周年

    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纪念古田会议85周年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剪纸）　佚 名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研局

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镇溪背村曙光小学（原廖氏宗祠）召开。这次会议虽然只是红四军一次党内会议，但由于它系统地、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当时党和军队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因而不仅对红四军，而且对全党全军的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一、古田会议的历史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重心实际上由城市转入农村，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初期，革命道路怎么走、武装斗争怎么搞、人民军队怎么建、党的建设怎么抓等一系列根本性重大问题，严峻地摆在全党面前，成为党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和考验。古田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1.党在建军初期的艰辛探索为古田会议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各地武装起义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在红军创建初期，中共中央根据马列主义建军理论和苏联建军的历史经验，作出废除雇佣兵制度、实行党对红军的领导、在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等指示，明确提出了政治建军的大方向，对正在创建中的红军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中共中央对红军创建初期的指导还存在脱离各地实际情况、机械套用苏联红军经验等问题。

在全党对武装斗争及随之而来的建党建军道路的最初探索中，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卓越实践，特别是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出的一系列独特创造。1928年4月，由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骨干和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两支部队都是从起义失败的境地中突围而来，最初的成分大多从旧军队转化而来，新扩充的成分大多从农民中来。起义失败后，不少官兵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缺乏认识和信心，连遭挫折后士气低落、军心涣散，离队、叛变现象大量发生；旧军队的影响严重存在，一些军官沿用旧的管理方式，任意打骂士兵，生活待遇特殊，官兵关系十分紧张；共产党的组织不健全，党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有的军事主官拒不服从党的领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27年9月，毛泽东在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途中，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成为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主要是：把已经不足千人的部队缩编为1个团；在部队各级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由过去1个团设1个支部改为“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规定部队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并有监督军官权。之后，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又明确提出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优待俘虏政策，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建军的进程。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朱德、陈毅在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移途中，领导开展了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使部队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为建党建军积累了宝贵经验。红四军成立后，全军统一实行三湾改编确立的制度，从而成为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建设最好的一支部队。

2.红四军党内的重要争论为古田会议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探索创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需要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进程中，红四军党内在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意见分歧。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下井冈山后一段时间，部队处在险恶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迭遭挫折；中共中央“二月来信”根据共产国际意见，要求红军分散到乡村去发动群众，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在部队中造成一些消极影响；红四军有的领导干部在处理意见分歧时攻击个人，挑拨关系，采取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错误做法，以上因素使红四军党内意见分歧进一步加深，终于在5月份酿成一场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应当重新设立军委（红四军成立时即设立了军委，1929年2月初为减少领导层次而暂时停止办公），由这个问题进一步引申出3个问题：是否党管一切、一切工作是否归党支部、党员个人在党组织内是否自由。这场争论反映出，在如何认识红军的性质任务、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如何实施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如何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借鉴苏联建军经验、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等重大问题上，红四军党内认识还不够明确和统一。而党内不同意见的碰撞交锋，促进了新的建军思想的生长。

争论中，主张重新设立军委的同志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这个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提出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支部只能管教育，党内要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因此，5月初成立的红四军临时军委第一次开会就作出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要求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反对此时恢复军委的同志认为，只有4000多人一支部队，又常处在行军和游击之中，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插进一个军委完全没有必要；主张党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个人自由在党内要受限制是3个最大的组织原则，不能动摇；不同意前委代替了群众组织、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前委书记毛泽东认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其实质是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同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两个思想系统、两个指导路线的斗争，其主要问题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

6月8日在上杭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毛泽东因难以继续工作一度以书面形式提出辞职。之后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准备不充分，指导思想存在偏差，没有能够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红四军“七大”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3.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给予了正确有力指导。中共中央对红四军这支全国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一直给予特殊关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9年8、9月间，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全面情况，并撰写提交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后，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由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起草，经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28日发出(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提出明确意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观点。来信充分肯定红军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为“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明确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应当采取“集权制”，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指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强调“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来信对红军中党组织、政治委员和政治部等的设置、任务、作用均作出明确规定。

来信明确指出红四军有关会议“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缺点，对朱德、毛泽东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提出中肯批评，强调要团结对敌，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指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周恩来特别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全面总结红军特别是红四军斗争和建设的经验，明确了事关红军建设全局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制度规定，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为古田会议顺利召开排除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