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型升级，政府应适应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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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本报于2015年4月、2017年4月分别推出农村产业深度升级系列报道及追踪报道，并于2017年6月在所报道农产品的产地举办相关议题研讨会。破题之路任重而道远，在持续的关注中，我们今日再刊发报道，探讨在农业转型升级中政府可以如何更好地作为。

东南网11月15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张辉）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是当前的社会热点。伴随着工商资本等优质生产要素大批闯入农业领域，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沉睡已久的农村将被唤醒，有了新动能的农业正值风口。但在这个过程中，方向掌舵、模式创新、风险控制、短板弥补等转型课题横亘在前，无法绕行。

在漳浦的“葱击波”案例中，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一线从业的农民，都表现出了无力与无奈。政府方面认为，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指导农户科学生产需要承担巨大的决策风险，唯恐“农户将滞销的农产品堆放在政府门口”的历史重演。农民方面则抱守朴素的期待，希望政府能够在丰产不丰收时，以保护价收购滞销农产品，为基层农民兜底，而这显然不是长久之策。在此种情形之下，“葱击波”式的农产品产销困局周而复始，似乎成了无解之题。

无奈与无力的背后，实则是对政府角色与功能的误读。无论是政府的思路还是农民的期待，都带有明显的计划与过度干预的色彩，这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现实语境。农业产销作为市场行为的组成部分，理应遵循市场逻辑，而非过分寄望甚至依赖政府行为。

因此，在探讨农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时，明晰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至关重要。政府切勿违背市场规律，以行政手段实行强制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能完全放手，坐视不管。它应该履行更为重要的基础建设、服务与监管职能，起到联络员、服务员、管理员的作用。

农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产业结构调整、技改升级、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品牌塑造、人才培育、新业态培育等诸多方面与层面。这单靠市场与农户的力量，显然力不能逮。各级政府有天然的使命，须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保障。但现实情况是，不少地方政府要么未意识到这一点，要么滞留于口号，推行未达深度，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久拖未决，成为农业转型升级系统工程的急性梗塞或慢性梗阻。

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导入多元业态，提升农业附加值，是业内关于农业转型升级的共识。但真正到了实践阶段，无论是农民，还是跃跃欲试的工商资本拥有者，甚或农业专家，各类农业主体都难免迷茫。产业新方向在哪里？深加工所依托的前沿技术如何引进？遍地开花却日益同质化的乡村旅游该何去何从……一个典型案例是，漳浦葱农在谈及转型时，更多提到的是转产，却并未意识到，大葱提取技术的进步，已足以让大葱具有更多的产品形态与更高的经济效益。在面对多酚等具有高附加值又可行的深加工技术时，当地显得顾虑有余而进取不足。

困惑之处，正凸显了政府的作为空间。如何科学地引导产业发展？如何促进科研成果有效转化？如何因地制宜地规划与规范乡村游发展路径？如何引导工商资本有序进入农业领域？如何培育紧缺的新型农业人才……这些都是各级政府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农业配套服务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作为和进取空间。困扰已久的农产品滞销问题，是小农生产与市场脱节的直接结果。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服务体系，提供气象、国际局势、市场行情等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从而构建农业产销研判预警机制，利用大数据为农业决策提供科学参考。类似的服务还包括土地流转信息服务、政策咨询服务等方方面面。

在巨大的市场海洋里，农户、企业乃至地方政府，都显得势单力薄，单靠一己之力远不足以行稳致远。顶层设计层面的支持、全国“一盘棋”的统筹、产学研多维度资源的介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建设、风险控制机制的培育，等等，均是构建农业服务体系的前提，而这需要各级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合作。

以农业品牌建设为例。近年来，各地掀起了一股地理标志商标的申报热潮，目的是为了打造区域农业公共品牌，做足区域特色农业这一卖点。光是漳浦一县，便坐拥24个地理标志商标，居全国前列。但各地的推动工作似乎止步于数量的增长，大部分地理标志商标被束之高阁，并未释放预期中的品牌效应。公共品牌的崛起，需要政府与市场主体共同培育，开展以区域为单位的品牌营销与推介，赋予农产品更多在地文化内涵，建立公共品牌使用规范并开展有效监管。

政府在农业转型升级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言以蔽之，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这其中的尺度与边界，相当微妙。农业从业者依循市场规律进行自主的市场决策，接受市场规律的调节，同时呼唤更加健全的服务与配套。比起农业被政府包办的旧时代，在新时代，政府的职责使命更新、更重、重难。任重道远之新途，期待更多作为、更多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