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虽卑下而道则尊:明代福建教官的担当
2023-09-05 08:48:43 来源:福建日报 责任编辑:周冬 我来说两句 |
明代福建各府、州、县普遍设学。按制,府学设教授1名、训导4名,州学设学正1名、训导3名,县学设教谕1名、训导2名。若以明万历八年(1580年)以后的稳定建置而言,福建共有8个府学、1个州学、57个县学。那么,额定的各类教官达215人,扣除个别裁革人数,亦在200人之谱。 其中,教授官阶从九品,月俸米五石(皆为流内官中最低),学正、教谕及训导均为未入流,月俸米大约二石。然而“师儒职虽卑下而道则尊”(《罪惟录·学校志》),加之朝廷慎选学行兼优的人才,并厉行严密切实的考核,明代福建有不少教官出身举人甚至进士,他们不仅恪尽职责、勤于学政,而且胸怀家国、乐于担当,在地方政治、文教以及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科考”指挥棒下纠空疏之风 就其职责而言,明代教官既受上级主管(即提学官)的领导,又受本府州县主官(即提调官)的管辖,“凡学政遵卧碑,咸听于提学宪臣提调,府听于府,州听于州,县听于县”(《明史·职官四》)。 但由于身处庠序,与生员朝夕相处,教官乃明代教育管理体系的具体执行层,掌管学校一切政务。举凡生员的录取、教学、祭祀、考课、补增、补廪、奖惩、黜陟、充贡、应举,以及校舍修建、膳食供应等方方面面学政事宜,皆其职责所在。 细检福建方志中的《名宦传》以及教官家乡方志中的《乡贤传》,评语多从热爱教职、博学广识、严整学风、勤于训诲、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方面,开列其在任教期间的作为与贡献。如蔡智,宣德宁德训导,“立教条,严考课,随才质而程督之”(清乾隆《宁德县志》)。夏汝砺,嘉靖南平教谕,“其待诸生也,有过即饬之,能改即遇之”(清顺治《延平府志》)。 值得一提的是,迄至明中晚期,在以科举为导向,学校教育普遍追求“举人及数”,教官考核“以举人有无多寡为黜陟”的大环境下(《明英宗实录》),福建教官不唯生员举业功课的提高而着眼整体素质的发展,在强调时文制艺的同时,亦注重生员的品行修养。如赵智,成化归化教谕,“始则教以进退揖逊,次则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行,然后授经讲读,课试文艺”(明嘉靖《汀州府志》)。林丛,万历同安训导,“每勖诸生以敦本励行为先”(清乾隆《泉州府志》)。 更加可贵的是,福建教官注意身教,“每论至忠孝大义,击节不已,率身先士”(《闽书》)。教官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对生员思想品质有很大影响。坚守情操、刚直不阿者如蔡宗兖,正德兴化教授,反复申谕诸生崇尚气节,在学堂之内不行官场跪拜之礼,并身体力行之,以为榜样。据清乾隆《莆田县志》记载,一次,御史至儒学视察,宗兖领诸生长揖而不跪。御史盛怒,欲辱之。宗兖不畏权贵,依然我故,力复古道,受到时人广泛称颂。 其他以安贫乐道、轻财好义等先贤之道修己正身、为人表率者更不胜枚举。如蒋蒙,嘉靖建阳教谕,“食仅脱粟,衣敝不堪。所入俸钱悉以周贫乏,给丧葬。卒于官,箧无余赀,丧不能归,闻者悼之”(清咸丰《琼山县志》)。林腾鹄,万历福宁训导,“诸生修脯,一切却之。捐俸资士,不足则继以家人钗钏”(清乾隆《福宁府志》)。为资助贫生学业和学校运转,这些教官节衣缩食、慷慨解囊,甚至捐献家人财物,以至生活困厄,贫死异乡,不得归葬。 强调经世致用之学,是晚明福建教官的又一突出特点。明朝对于学校教学内容的要求比较全面,包括“经”“史”“律”“诰”“礼仪”“射”“书”“数”等,旨在培养经世治国、戡乱安邦之才。但由于科举制度日益盛行,许多生员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于《四书》、本经之外的书毫不关注,形成一股崇尚儒学、鄙视其他学问之风,为害甚烈。鉴此,福建一些颇具远见的教官以治事为急务、以救世为己任,进行了崇实学、黜浮华的某些努力。 据《闽书》记载,永乐年间,长乐教谕孙大雅“学以实践,不屑章句”,清流教谕方珏“以去浮尚实为弟子师”。迄至嘉靖年间,著名清官海瑞在福建教官任上制定“日课条例”,规定酌量安排“经史稍通,堪居仕列者”诸生,将关系国计民生之边防、水利等事,“每月约讨论一二”(《海瑞集·条例·教约》),对于纠正当时空疏之风有积极作用。 学政修举,则人才辈出。由于重德行、修举业、崇实学,明代福建在人才培养上成效斐然,为国家治理输送了大量合格人才。据研究,明代福建科举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诸如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人均庶吉士人数等皆为全国第一。这一大批获得科举功名的士人大多来自各府、州、县学,由各级官学培养,他们大多数都走上仕途并卓有治绩。 其他与科举入仕无缘者,则广泛利用教读、行医、经商等平台,融入劳动者阶层,为各行各业发展作出贡献。 学政内外“亦官亦师”双肩挑 “推其善教,施于有政”(清道光《晋江县志》),是明代福建教官于学政之外的重要活动。明代府州县主官及其副职佐贰官,作为一府一州一县之“父母官”,掌一府一州一县之政,不可阙员。按《明会典》规定:一旦留有空缺,则由上级另派他人署理其事,署理者官衔可高可低,权责一如主官。 教官具有“亦官亦师”的双重身份,虽秩卑俸薄,然心怀苍生,学明行修,因此较其他属官、杂官之流,更受人们尊敬,而常被超擢补缺。由于朝廷明确要求地方官学教师应关心时事,通晓民情,福建教官平日“殚心课士,暇则旁观世务。凡田赋户口之盈缩,徭役讼狱之轻重,风谣俗尚之美恶,山陬海噬之欣戚,靡不究心以备经济”(清嘉庆《惠安县志》),故临危受命,署政摄篆,往往能得心应手,勤廉务实。 从事迹内容看,其惠政包括治农桑、辟田畴、修水利、蠲租税、兴学校、崇祭祀、毁淫祠、决狱讼、济贫弱、御敌寇等,从不同角度兴利厘弊,惩恶扬善,为维护地方稳定、发展经济、安养百姓和移风易俗贡献良多。 襄助官府,弥补缺位,是中国士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古代,朝廷设官治民一般止于州县,官府行政能力十分有限。明代福建教官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念,广泛参与地方各种公共事务。方志中有关教官修桥铺路、赈灾济民的记载十分常见。尤其令人感佩景仰的是,一些教官铮铮风骨、凛凛正气,敢于慷慨直言、犯颜进谏,实为后世楷模。 据《闽书》记载,宣德年间长汀教谕陈宗敬“上书言通钞法”,弘治年间上杭训导袁庆云“陈利弊六事于都御史”,这些堪称感时忧国、为民请命的有为之举,在不同程度上都减轻了民间的疾苦。还有一些教官不畏牺牲,在危机时刻,常能爆发出特殊的勇气和力量,出面带头保护地方安全。如明中后期福建倭患严重,福安教谕程箕、训导谢君锡和莆田训导卢尧佐等挺身而出,组织民间武装坚持抵抗,直至城陷遇害,壮烈牺牲。 教化行而风俗美,教官是明朝推行社会教化的重要力量。以“乡饮酒礼”为例,这是一项以学校为基点,由官学师生担任主要工作人员,通过敬老宾贤示范带动全社会的教化礼仪活动。终明之世,乡饮酒礼在福建各学都得到较好贯彻。直至明中后期,在社会的巨大变迁和转型中,仍有不少教官在努力坚持。如嘉靖南平教谕海瑞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力矫礼仪错讹、宾介冒滥、举废无常等时弊,以保证乡饮酒礼规范有序进行。 明代非常重视旌表事例,明确要求各地教官参与其中。因此,为弘扬忠孝节义,教官往往还承担着申请旌表之职责,对所谓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节妇、烈女等各种“道德标兵”进行咨访、查核和保举。如宣德建宁教授彭勖“尝上书请修朱文公故宅,令有司以春秋祭其家庙,教其子孙,蠲其徭役”(《闽书》)。嘉靖福宁学正许士经“朱节妇顾氏没七年矣,无能举其节者,经为请于当道,立碑表之”(清乾隆《福宁府志》)。此其荦荦大者,对于促进民众接受国家主流意识,实现朝廷权威和意志向基层民间有效渗透,进而达到巩固统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启迪学生、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明代福建教官多著书立说,以阐述自己的学术思考、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据清乾隆《福宁府志》记载,弘治福宁学正闵鹗“著有《福宁乡贤传》《困斋集》”。洪武福宁训导蒋悌生“著《五经蠡测》五卷,行于世。词义多发前人所未发者”。嘉靖福安训导缪冕“撰《师圣贤》《克己私》《戒嗜欲》《务谦勤》四诗,以授诸生”。教官们饱读诗书,所善弥多,诸如理学、政论、史论、诗文、笔记、随笔、杂记等,皆能笔墨酣畅,析理透辟,议论剀切,文质兼美。 官方刻书和方志编纂,也是教官施展才华的重要平台。明代福建常有刻书盛举,官方刊刻的大部头书籍,工作量十分庞大,通常需要学校配合,共襄其事。据《书林清话·附书林馀话》所记,明代福建官刻本《五经四书》即由师生参与校雠,从而极大保证了刻书的质量。而编纂方志更是地方文化的盛典,教官视之为无上荣誉,并投入极大热情,为保存乡邦文献做了大量工作。 当一地启动方志编纂时,教官经常被委任为总纂、分纂,担纲主要角色。如贾暹,成化寿宁教谕,“尝纂修《八闽通志》,为人传诵”(清乾隆《福宁府志》)。何海,弘治沙县教谕,“知府孙衍嘉其文行,征修郡志”(清顺治《延平府志》)。凌翰,嘉靖泰宁教谕,“撰《泰宁志》,多驳正前误,邑人称之”(清乾隆《邵武府志》)。 山水之景,引人遐思;文人风流,自古而然。在春日和煦之时,各学教官往往邀约挚友,共游山水之间,吟诗赋曲,畅怀豪情。如洪武建宁训导徐达左“好山水,时时历览武夷阙里间”(《闽书》)。永乐将乐训导林鸿“磊落不羁,常傲睨烟云以自适。尤好吟咏,凡所见闻,率于诗发之,有唐人风致。有《鸣盛集》”(清顺治《延平府志》)。万历永安教谕黄豹“每过邓栟榈、林三泉、罗纹山诸祠,辄洒酒赋诗,流连若有宿契”(清顺治《延平府志》)。 这既增添了教官的闲暇之乐,又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杰作佳句。 (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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