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到芦山——灾难性报道的外宣实践

汶川大地震报道为中国的危机传播树立了一个典范。大地震发生在同年的中国南方冰雪灾害和拉萨“3?14事件”之后。这两件事，一个被外界指为“政府反应迟钝、救灾不力”，另一个被国际社会批评“驱赶媒体、信息不开放”，这让汶川地震后政府与媒体的作为更加引人关注。

汶川地震报道成为灾难性报道的“参考坐标系”

地震后，媒体第一时间报道、政府第一时间发布消息、领导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敏感问题第一时间触及与回应，报道规模空前，“温度”与深度并重。

几乎所有西方媒体对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媒体的“迅速灵活”和政府的“开放透明”都褒奖有加，民众也适应了由媒体引领的信息公开模式：政府主动积极发布，国内外媒体全方位参与，网民记者与传统媒体初步互动。汶川大地震报道让更多人意识到，信息公开（特别是负面信息公开）不会损害党、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反而会提升其威信；信息筛选的消失也并不必然导致公众恐慌的出现，“开放”和“混乱”没有必然联系。

虽然报道中仍然存在盲点，但可以说，汶川大地震已成为一个“参考坐标系”，其后中国每一场重大灾难后的信息公开程度都会与之比较，倒退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汶川大地震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一场重大灾难的原貌与全貌，为信息公开条件下的灾难报道提供了参照。一些汶川大地震时发展出的报道模式也日渐成熟，对玉树地震、芦山地震的报道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在地震报道几个阶段的划分和各阶段的议程设置上，汶川大地震就提供了一个完整且成功的样本。

芦山地震后，对灾情严重性、各方驰援、领导人灾区活动、哀悼日、灾民自救与互助、救援难度与进度、善后和安置工作、反思灾难暴露出的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影响等相关报道都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方式，新华社在震区设立报道“前指”、开设业务群（从短信平台到微信群）沟通前后方、记者置身事件并注重表现情感为主的话语形态、对外报道以对外电的实时监控提升报道针对性和有效性、英文报道强调每日都有现场特写和综合各方消息的长篇报道，甚至是关注震区的熊猫状况等，都是对汶川大地震报道经验的借鉴和发展。

灾难性报道的突破

“非典”时期，政府从严密控制信息到以正面宣传为主，反复向人们强调社会是安全的，反而导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最终“天灾变人祸”。“非典”倒逼政府加速信息公开立法，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汶川大地震发生前两周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可以说“非典”为信息公开开创的局面在地震中充分显露出来。

汶川大地震报道中，中国媒体对地震情况给与了全方位覆盖性的报道，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尊重传播规律，既报喜也报忧，毫不避讳地披露了诸如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堰塞湖带来巨大威胁、救灾进程艰难等负面信息。此外，外国媒体被允许进入灾区报道。

可以说，媒体引领了政府信息公开。汶川大地震报道基础上提出的“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正确引导”二十字方针成为中国媒体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重要原则。

芦山地震将世界的目光再次聚向四川山区，媒体报道了举着“我冷、我饿”标语牌的灾民，发出了“为拥堵的救援通道让路”的呼吁，网络上也能看到《川震揭示中国贫困一面 实现中国梦须艰苦努力》这样的新华社稿件，能听到媒体对“最美新娘”和“遇难志愿者”的不同声音，而且地震发生4个多小时后，四川省政府就举办了首场新闻发布会……芦山地震报道不仅延续了汶川大地震的有益报道模式，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在进一步摸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