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到芦山——灾难性报道的外宣实践

新媒体引发灾难性报道的传播生态变化

汶川大地震时，最具核心地位的媒介无疑是24小时直播的电视。据报道，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仅十几分钟，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就亲自给中央电视台台长打电话，要求央视进行不间断直播，让受众第一时间了解抗震救灾情况。全世界通过真实的影像目睹了地震的惨烈和救援的艰辛。此后，“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成为中国新闻界处理突发事件的基本准则，这种进步也被海内外各界称道。

2008年，虽然网络已经成为汶川大地震第一个报道者，但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灾难报道的传播生态。汶川地震那一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手机大国，微博用户迅速增长，虚拟空间开辟救灾第二战场，也成为新闻报道拼抢的首要阵地，微博成为最大的信息交汇集散地，也成为新闻报道的选料地。

芦山地震初期，各媒体记者还在赶赴灾区的路上，微博上已经大量转发受灾民众自己拍摄的震后房屋倒塌场面和现场描述，它们都成为传统报道和新媒体报道的素材。于是，从报道创意、内容选择、报道组织策划、采访、传播这一系列流程在几乎即时同步的新媒体环境下可以相继完成。

而前方记者通过业务微信群回传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后方编辑根据记者口述的一段段所见所闻的音频素材，整理加工成特写、通讯等稿件，实现了记者采集、编辑加工的专业化分工。这让人想起雷德侯在其《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中的阐述：兵马俑、地狱图这些看似复杂的艺术品实际上由标准化的模件组装而成。新媒体时代的新闻报道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模件化生产——采访对象的引语被前方记者用手机录下，再加上自身感受，和拍摄的现场图像一起通过微信账号传回，后方文字编辑将引语综合到稿件中，并按照图片内容描写现场，并加入前方记者感受；图片编辑处理图片；新媒体编辑将语音整理成若干文字微博播发，再将语音制作成“芦山声音”嵌入文字稿中等待点击播放，将图片贴附在文字微博和文字终稿上打包发送。如果一条稿件需要综合各方情况，则通过微信群指挥，不同方位、手头“有料”的记者各自传回一个个“模件”，由后方拼接成器。这样的操作方式实际上已经在芦山地震的报道中广泛使用。

灾难中媒体的追问

一个民族从灾难中吸取进步的力量，离不开对灾难的细腻观察和深度解剖。汶川地震时，媒体追问校舍建筑质量、公众防灾意识；芦山地震时，媒体追问救灾志愿者的专业程度，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议题也没有停留在地震发生当年，包括香港捐助的灾后重建学校被强拆在内的一系列长尾新闻、断尾新闻和后发新闻，甚至在地震后的几年都被媒体一次次追问和监督。

灾区是一种特殊形态下的社会，其重建恢复过程中需要媒体的监督。事实上，当突发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海外媒体对事件的了解已经比较全面，开始转向一些关于灾害原因分析、灾后重建举措的深度分析性报道，对外报道首先要敢于碰这些所谓的敏感话题，其次要客观报道，既说不足与问题，也说努力与困难。

新华社对外部在汶川地震后就曾播发《中国四川开始对地震校舍倒塌问题进行调查》《四川地震灾区海外救灾物资发放大追踪》等稿件，就是有针对性地回应这些报道议题。

芦山地震中，志愿者人多成“灾”，社会车辆阻塞了救援的生命通道，一些缺乏专业知识和设备的志愿者也挤占了灾区的资源；救援体系日益成熟，但也暴露出协调不够、应急措施不合理的问题，比如救灾物资过于集中在芦山县城，而下面的乡镇、距芦山仅几十公里的重灾区天全县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媒体在地震中将这些信息公布，比如新华社播发《（锐话题）灾难面前，志愿服务如何帮忙而不添乱？》《新闻分析：让震区应急车道保持通畅》等稿件，分析救灾中的“理智与情感”，用新闻报道加入救援行动。救灾告一段落，不少媒体开始追问“从汶川到芦山，我们进步了吗？”藉由这样的追问，灾难中暴露出的短板才被“监督”着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