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潇：您这些年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穿透力的概念“新型现代性”。我注意到，您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您出版的论文集《减缩代价与增促进步》中还专门收录了您题写“旧式现代性”、“后现代性”、“新型现代性”的三幅毛笔字。韩国社会学家韩相震与您交流时，也同您就“新型现代性”进行过讨论。可以说“新型现代性”，已与“现代性”（您称之为“旧式现代性”）、“后现代性”一起成为“现代性”概念中的三大范式。我同时注意到，您提出的新型现代性与我们党中央所提的和谐社会理念有许多相合之处，应当说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本质上的同一性。您能否从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谈一谈新型现代性、旧式现代性、后现代性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问题？同时为我们展望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和我们的共同理想。

郑杭生：好的。王道勇博士过去是我的学生，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教师，他写的《现代性延展与社会转型》一文中曾对我的社会互构论、社会转型论做过点评。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我提出的“新型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理念的一种“肯定式的延展”。我感到他的这个概括和评论是比较准确，较为到位的。当然，更为准确地说是“建设性反思式的延展”。西方社会学家吉登斯说过，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是现代性。但是，应当说，不同学者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并不相同。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负面后果日益明显，现代性理论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者出于对现代性的不满，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全面的批判。他们否定现代性存在的合理性，不承认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试图用后现代取而代之。譬如，福柯对“癫狂”、“规训”、“监狱”、“性”等边缘性问题的研究，利奥塔对“元叙事”的解构，都主张尊重被视为“异端”的小叙事，拒绝现代性精神的一元化立场和简单化倾向，反对科学绝对主义，积极倡导并捍卫话语的多元性、异质性。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对现代性的理论反思，如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他们对前述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反击。他们认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但是，现代性论者在坚持现代性的立场时，无法跳出合法性、理性化、工业化等强调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体对立而存在的思维逻辑，因此它无法彻底对强调微观层面的后现代论者进行具有说服力的回应。而后现代论者则着眼于现代性发展的负面后果，通过解构的方式强调现代性论者“此路不通”的理由，而对建构性的“另寻他路”却是无能为力。

而我们的“新型现代性”则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它对现代性的内涵进行了肯定式的积极拓展，或建设性反思式的拓展，提出了与旧式现代性相对的“新型现代性”这一理论术语。它既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肯定后现代主义者看到了旧式现代性的弊病，但坚决反对后现代主义者全盘否定现代性的极端观点；又不同于现代性论者——赞成现代性论者肯定现代性这一总的方向，但不同意现代性论者把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也就是说，新型现代性面对后现代化论者只破不立和现代性论者没有说服力的两种窘境，结合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与需求，从积极的立场出发，把现代性分为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的两个属类，并将现代性论者与后现代性论者论争时所依据的全球性事实进行了合理归类，使之分门别类地划在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的概念范畴之中，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为理论争议的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我在你刚才提到的《减缩代价与增促进步》这本书中放了我写的三幅毛笔字：“题旧式现代性：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自然不谐调，社会个人不和谐，社会自然付出双重代价”；“惜后现代性：碎化社会，消解知识；抛弃经典，反对精英；拒宏大叙事，主个人述说；察旧式危机陷另一极端”；“赞新型现代性：以人为本，追求社会自然谐调，社会个人和谐，把社会自然两种代价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道出了我看待它们间的区别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