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前景，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我们要在根本上认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以往那种苏联模式的僵化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那种极易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能够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社会主义，一种成长中的，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在当前，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样一条道路，手段可以多样，但目标不可转变。

童　潇：近年来，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论点。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国家与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正在走向“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变的道路，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国内有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只是认为中国社会正在“自下而上”地实行这种转变，而与前苏联东欧的“自上而下”的转变不同。您把这种转型社会学的观点称为“新布达佩斯学派的中国版”。您可否对此再深入谈一谈您的思考和观点？

郑杭生：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刚才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这实质上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整体回应。我国社会转型究竟是走向新型社会主义，还是后共产主义国家，这实质上涉及的是一个转型向度和转型时序的问题。从转型向度来说，我一直就强调，我国的转型与东欧国家是很不相同的，东欧国家几乎都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再高举马列主义的大旗，而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不能认为是一种走向“后共产主义”的道路。而从转型时序来说，这种观点也有问题，他们把我国现代正在走的，以及以往探索的阶段，即初级阶段当作是共产主义阶段，而提出现在走的并即将走的是共产主义后。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性，就是在社会主义，我们也还是初级阶段，提出初级阶段是表明我们在进行探索，表明我们有走向共产主义的决心，但要走的路还很长。怎么能说又要走后共产主义道路呢？

关于我们的社会转型论与转型社会学，也即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在上述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新布达佩斯学派中国版的学术剖析》和《新布达佩斯学派狭义转型论的重大理论缺陷》两文中，做了较为系统的学术剖析。前一篇文章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2期上，后一篇文章先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在《红旗文稿》2008年第3期上，《新华文摘》2008年第12期加以转载。这两篇文章的全文均被收入2008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制度创新——实践结构论及其运用》一书中。在2009年第2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一文中，也分析了两种转型论在上述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前一篇文章指出：约近30年来，前苏联的解体、东中欧国家社会制度的剧变，社会主义护屏的大范围解除，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了全球性的“向右转”，形成了社会学有史以来一场空前未有的巨变。在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推动下，论证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成员”身份成了一个时髦的论题。近年来一个新布达佩斯学派的中国版本也随之浮出，以所谓“转型社会学”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新议题”，试图论证中国社会转型形成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从而把“中国研究”、“中国经验”甚至中国社会学，与新布达佩斯学派捆在一起。这就凸显了中国社会学中搁置下来的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社会转型论”与所谓“转型社会学”的分歧。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理念的原则分野：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从传统不断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的转型变迁过程，还是像新布达佩斯学派中国版所谓转型社会学所说的，中国正在“自下而上”地由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重大问题。我们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及其主要趋势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历程才刚刚开始。以新型现代性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和新理念，反映和刻画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概括和总结这一过程的中国经验，记述我们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是这一过程赋予中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