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篇文章指出：近年来，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转型论在中国再度升温，凸显了中国社会转型问题上特别是“向度”问题上的重大分野：社会转型是像广义转型论所主张的，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这一过程将成就中国的新型社会主义的豪迈实践，还是像新布达佩斯学派狭义转型论所主张的，社会转型是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东欧、俄罗斯以及中国、越南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国社会转型是“自下而上”地由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一点导致了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广义转型论特有的一贯思想精神和理论逻辑，表现在对待经典学术资源的严肃性和责任感，恪守社会学应有的学术谨慎；表现在对现代性过程中不同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宽阔包容视域，肯定中国成长着的新型社会主义及其最新社会实践；表现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不俗眼光，“传统的发明”与“现代的成长”是现代性的两种面相；表现在对于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社会学的中肯评价，特别是它们对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旷世盛景和恢弘气势的特殊贡献。广义转型论集中了21世纪社会学理论的如虹气势，将以对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和社会转型研究，拥抱更加久远的未来。

上述文章还涉及由这一重大分歧导致的其他分歧一系列的分歧，如用“断裂社会”、“失衡社会”概括中国社会是否科学？“过程—事件”是否是科学方法？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是马克思主义等等。对这些问题，上述文章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分析。

童　潇：据我了解，您在五十年代就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肖前教授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刘少杰教授共同主编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也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专家。近来，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教授提出了他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社会”及“公民社会”的概念是缺失的，所以要把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重建马克思主义，建构“公共社会学”。您对他的观点怎么看？

郑杭生：我一直不认为布洛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绝对化。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与市场经济截然对立的，两者在内容上是不可以融合的。所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是天然否定和拒斥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走进了一个“二选一”的过程：要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要么则选择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按照这样一种逻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存在不同经济成分，实行了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生产、管理、组织技术，就应当被视为了资本主义。这实质上，与上述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相似性，就是认为市场改革就是要走一道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此，正象我说过的，我们在上述文章中做过较为系统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