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民主体制下，有数不清的授权过程，而且可以说是多中心的，所以在重大决策问题上，都有大量的博弈，使交易成本增高。由于西方是发达国家，因发展的压力减小，所以社会效率的降低，政府效率的降低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要实行赶超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逐步扩展人民权利

《瞭望》：发展民主政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道路并不平坦，特别是由于选举而陷入混乱和动荡的国家屡见不鲜。其中是否存在一些共性的原因？

房宁：人们曾把因推行民主政治而导致政治混乱的现象称之为“民主失败”。

民主的本意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是人民的主权。那么为什么实现人民主权，扩大推行社会民主会导致社会的混乱？观察一些国家的“民主失败”，我们认为这当中主要有两个表面上的原因。

一是竞争性的选举带来了加大社会分歧的效应。

二是人民权利的扩大，导致了政治参与超过了政治制度本身的承载能力。

我们可以称第二种情况为“权利超速”。人们权利意识的迅速增长和政治参与的迅速增加，一旦超越了社会条件和体制承载能力，就会导致混乱，甚至是制度的瓦解和民主的失败。

《瞭望》：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从总体上看中国没有出现“权利超速”和“民主失败”？

房宁：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人权，对于人民权利等问题有着正确、切合实际的认识。同时，对待人民的权利，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发展策略。中国渐进的改革最重要的含义之一是从实际出发，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将权利神圣化、绝对化，中国没有以先验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权利问题。

《瞭望》：“天赋人权”是西方人价值体系中的基础概念，这是否适用于中国人？

房宁：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认同“天赋人权”的理念。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们认为，权利在本质上是历史的，是相对的。人们只有在具备了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即人民权利的发展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