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 我眼中的文博人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我被一位馆长感动。他就是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因为新冠肺炎疫情，1月23日，武汉封城，湖北省博物馆闭馆。从2月13日到5月1日，方勤在馆里住了80天。他在抗疫日记这样写道：“你是船长，就得最后一个下船，这是风度，也是职业操守。”

这一年，我被一位讲解员吸粉，他就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讲解员白雪松。没有带货，没有展厅，甚至没有文物，全凭了然于胸的知识和对碑林文物的爱，在八大博物馆与某平台的“云春游”直播中，以其幽默风趣的讲解荣登榜首，迅速成为网红博物馆讲解员。他在《国家宝藏》的某一集里，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我有的时候上班感觉像上朝，尤其是走到石台孝经旁边，右边是右将军王羲之、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左边是太子少师柳公权、张长史草圣张旭，全世界居然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能把中国几千年来诞生地几乎所有的书法家‘一网打尽’，我们还有元朝皇帝的圣旨，明朝嘉靖皇帝的宸翰，还有康熙、雍正、乾隆的碑石，乾隆的碑石不能进屋，屋里面有点挤，只能放在室外。”

这一年，我被一位文物修复师打动，她就是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研究馆员陈卉丽。她用8年的时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修复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她说，“在我心中，它们不是冷冰冰的石头，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成功的文物修复师是可以和它们交朋友，用内心与它们对话的。每当和它们对视时，都仿佛听见它们在一一倾诉病情。文物修复师用专注和热情为它们祛除病痛，恢复健康，让它们延年益寿。”

作为记者，接触的文博人越多，感动就越多。感动我的除了是他们对专业的精益求精和敬业精神，还有背后对文物工作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爱。

2020年年底的一次采访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物信息部副主任殷玉玲告诉记者，“因为每次做古籍研究，都要把古籍取出来，我们都很心疼，所以，2015年我们完成了馆藏12000余册古籍数字化。”多么朴素而又动人理由啊！

在这个信息高速发达的时代里，坚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择一事，终一生”，文物工作要求高，不仅仅是对技术能力要求高，更需要一份高度的责任心。16．23万文博行业从业人员与1亿多件（套）可移动文物、76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相比，实在是捉襟见肘，但，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坚持，用自己的热爱，用自己的信念，保护者我们国家灿烂的文化遗产。他们是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