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看“虎文化”

虎，乃百兽之王，也是威望、勇敢与力量的象征。自古以来，它的形象就出现在青铜器、玉器、瓦当、砖石等器物上，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虎文化”。山西出土、馆藏的文物，有不少与虎息息相关。

由山西省文物局指导，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主办的虎年贺岁系列展，正在山西考古博物馆(太原文庙)举行。本次系列展包括“虎虎生威——山西考古博物馆藏虎文物”“虎模虎样——侯马铸铜遗址虎纹陶范”“晋虎多福——山西虎文化民间刺绣暨创新设计展”，营造出欢庆虎年新春的祥和氛围，呈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精神底蕴。

其中，“虎虎生威——山西考古博物馆藏虎文物”，以50余件馆藏山西出土文物，让观众体会“虎文化”在山西历史底蕴里留下的印记。

小巧精致玉虎头

东汉文人应劭所著《风俗通》记载：“虎为阳物，百兽之长也。”

自然界中，虎已存在了数百万年。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与虎接触，衍生出“虎文化”。在山西的史前遗址中，考古人员就已发现以玉为载体的虎形象文物。极具代表性的是，从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出土的两个玉虎头。

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距今有4300年至3800年。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两个虎头状的小饰品散置于墓室底部。这两个小饰品，便是玉虎头。它们小巧精致，通体洁白，造型惟妙惟肖，彰显出精湛、细腻的雕刻手法。

不能不提的是，从湖北省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6号瓮棺出土的十几件虎头形玉饰中，竟然有一件玉饰同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出土的玉虎头相似。这反映出史前社会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也显示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崇虎情结的见证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我国迈入青铜时代，持续约1600年之久。

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制作、使用，达到巅峰。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明贵贱、辨等列”的标志物，此即所谓“藏礼于器”。

这一时期，同样有着权力象征的虎，成为上层社会崇尚的灵物。因此，虎被广泛应用于青铜器的主题纹饰或辅助纹饰之中。它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卷尾盘卧、昂首立尾、吐舌匍匐等最为常见。

出土于山西运城绛县横水西周墓地的虎形铜饰，其设计就是两头卧虎。两只虎盘卧于地，尾巴卷曲，回首侧视。乍一看去，虎的灵气、威严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展览中，有一件从山西临汾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晋侯牛虎匜。这件青铜器上的老虎，呈伏踞状，尾巴上卷，形象地展示出老虎的凶猛、威严。这是古人在塑造老虎的艺术形象时赋予它的特性。

从古朴走向华美

随着文明发展的进程，玉文化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扮演着中华文化独特的角色。

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玉文化，在商周时期迎来成长期，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其中之一便是礼仪。

根据考证，商周时期，丧葬之风大盛，贵族墓葬多陪葬精美的玉器。这一时期的虎形玉器，以平面化的肖形佩饰葬玉为主。就造型而言，蹲伏的身姿，卷曲的尾部，使虎纹形象较之史前更加具象。

从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卧状玉虎，四肢趴在地上，双目前视，尾巴卷起上扬，将老虎静的自然特点展露无遗。

据了解，商周时期玉器造型具有两大重要特点，一方面是根据不同的视觉审美要求，因形施艺，让动与静的习性特征完美统一，另一方面是展现动物的自然性。

通过考古发现，商朝、西周至东周时期，虎形玉器的特点由古朴、光洁向华美繁缛发展。到了战国、汉代，虎的形象时常出现在“四神”题材中。

承载寄托行至今

唐宋之后，虎的题材虽依旧受到贵族青睐，但已经逐渐脱离宗教神话色彩。它开始走向寻常百姓家，逐渐形成守门、驱邪、祈福等民间习俗文化。出土于山西临汾侯马东庄金墓的虎形瓷枕就是最好的例证。

虎形枕是模仿老虎形状制成的寝具，因其形象多为伏卧状，又称伏虎形枕或卧虎形枕。自唐代起，以虎枕为典型的兽形瓷枕迅速发展。进入宋代，虎形瓷枕工艺得以创新，并赋予新的寓意。

金代虎形枕发展极盛，多以卧虎背部作枕面，对虎的外形进行处理，着意刻画虎头，尤其是又圆又大的眼睛和龇牙咧嘴的神态，将虎的身躯和尾巴大幅度地收缩，缩短四肢，肩、腹、腿、爪、尾等部位用笔墨画出，以线条或着色表现。烧制时，所需的透气孔常设置在虎头的鼻孔位置，隐而不露，颇显制作者巧思。

虎形枕的产地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一带。其中，山西长治窑生产的虎枕，为宋金时期艺术水平最高、传世量最大。

如今，虎已带着美好的精神寄托，走进了年画、刺绣、剪纸等艺术作品。由此可见，它的形象已真正接地气、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