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

采访对象：徐登峰，1944年12月生，福建连江人。1987年任福建省委办公厅信息处处长，1993年任省农委副主任，1995年任省委农办副主任，1998年任省委农办主任。2008年8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7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徐登峰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您当时任省委农办主任。你们工作上接触很多，请您讲一讲工作开展情况。

徐登峰：我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接触是在1996年。当时，他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兼任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是省委农办副主任，所以我们接触较多。他当时40来岁，年富力强，待人亲切，平易近人。这与他长期在农村和基层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这么说，也这么做，同时要求各级干部都这么做。我们曾听到宁德的同志说：“习近平新官上任，从来不搞‘三把火’。”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发现他确实如此，非常反对搞形式主义和花架子。他工作的立足点和评判标准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

习近平同志当省委副书记的时候，主抓全省农村扶贫工作。他经常下乡，听取群众呼声，工作安排也处处想到群众。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理念。这话让老百姓听起来，非常有亲切感。

他很重视工作班子的团结，从来不搞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处理问题都是站在全局高度来评判。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具备了全局观念、战略眼光、世界眼光。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也是真心换真心——他怎么交代，我们就根据中央精神和他的指示怎么干，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一门心思考虑怎么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扶贫工作。请您讲讲他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徐登峰：习近平同志在扶贫方面做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我举两个典型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福建的一个特殊群体，历史上叫作“疍民”。在过去封建社会，这个称呼多少带有歧视的意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称这个群体为“连家船渔民”。“一家人生活在一艘小船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船为家，终日漂泊”——这就是连家船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些渔民长期漂泊在江河海上，卫生条件极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弱，生活得不到保障。如何让他们上岸定居，如何让他们融入现代城镇生活，成为习近平同志特别关心的事情。他在主持福州工作期间，就为推动连家船渔民上岸做了很多工作；他到省里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仍然常抓不懈，不断关注进度和成效。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召开的全省“造福工程”暨“连家船渔民”上岸定居现场会上，就强调要彻底解决连家船渔民上岸定居问题，并把它列为全省“造福工程”的重中之重，提出要进行连家船渔民社会主义改造。他指出，我们不要把连家船渔民上岸作为一般的事情来做，人上岸容易，政府可以花钱帮助盖房子，把人拉上来。最关键的是要解决他们上岸后的生计问题，从前他们在船上靠运输、捕鱼为生，上岸以后要给他们安排好维持生计的工作，让他们能够“住下来、稳下来、富起来”才行。

连家船渔民有五六千户，上岸定居的工作很复杂，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习近平同志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渔民从1998年起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经过几年扎实有效的工作推进，到2002年时已总体完成。曾经“以船为家、终日漂泊”的连家船渔民成功上岸定居，过上了“电器洋房、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这些老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习近平同志功不可没。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畲族群众的茅草房改造工程。全国畲族人口约70多万，90%以上居住在福建和浙江的贫困山区，主要有雷、钟、蓝三大姓。由于上世纪90年代交通不够发达，建材运输成本和建筑人力成本都相对较高，所以很多山区的畲族群众没钱盖房。福建的情况又与北方不同，在北方农村，可以弄土坯来建较大较结实的房子，但闽东地区的土质达不到要求，土坯比起北方的质量差远了，畲族群众只能用茅草和少量的土坯来盖很简陋的房子。他们盖房时，都是用土坯围出一个房框，再用茅草盖在上面，最后用泥巴糊起来，将就着住。这样的房子，即使雨水少的情况下也只能住两三年，而福建台风多、雨水多，这种房子一两年都坚持不下来。畲族老百姓年年都要面临房倒屋塌的困境，承受人员受伤的危险。

当习近平同志主抓的“造福工程”推进到这些非常偏远的山区时，一些实际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因为老百姓世世代代生活在山区里，交通闭塞，与外界隔绝，山里面仍然很原始，所以这就涉及“造福工程”的投入与收效的问题。如果把路修上去，把电力供应上，至少要花费几百万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一笔开支；路通了，还要对茅草房加以改造，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即便这样做了，他们还是身处偏远的大山深处，生产生活几乎还是保持原样，很难说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习近平同志考虑，与其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倒不如直接在离城镇近的地方给这些老百姓盖上房子，请他们搬下山居住，再发展一些企业，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样既把钱用在了“刀刃”上，也让他们和城市连接起来。习近平同志的这个思路，后来就形成了畲族群众“造福工程”的基本规划。

对于茅草房改造搬迁，习近平同志要求在1997年内限期完成，省里还下发了600万元专项资金。相关地方领导还立下了“军令状”。到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的2000多茅草房户全部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

采访组：“山海协作”“对口帮扶”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请您具体讲讲这一战略举措形成和推进的过程。

徐登峰：福建的地理地貌特点是山多、海阔，全省陆域面积12.14万平方公里，平地很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海域面积13.63万平方公里。鉴于这样的自然地理特点，省委对山区建设非常重视，从项南同志开始，就从福建实际出发，提出了大念“山海经”的战略；陈光毅同志提出“南北拓展，中部开放，山海协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到了贾庆林同志，提出了“沿海山区一盘棋”战略。习近平同志对这三任省委书记提出的战略规划都有继承、发展和提炼，提出要“对口帮扶，山海协作，协同发展”。

1993年，省委省政府已经注意到加快山区开发开放的重要性，提出来要对口帮扶。1996年，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专抓这项工作。这期间，特别是1998年，省委召开了六届九次全会，会上颁布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另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这两个文件从前期调研、起草到成稿，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由文件起草组的同志们共同完成的。当时在省委六届九次全会上，就是由习近平同志亲自做大会发言，报告了这两份文件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说明。所以，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对口帮扶和山海协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2001年2月5日，为进一步落实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和省政府的《实施意见》，为实现山海联动、融合发展，缩小山海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省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推进山海协作的若干意见》，提出40条政策举措，包括推进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建立山海产业转移项目的利益共享机制、完善山海对口帮扶制度等。对口帮扶和山海协作是一个整体，就是把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与地处山区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南平、三明、龙岩和宁德等地区结成对子，发展快的对口帮扶发展慢的。

当时，针对习近平同志倡导山海协作、联动发展，省委决定建立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和23个沿海市（县、区）的对口帮扶关系，力争每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均在本县和对口帮扶县（市、区）建成1个以上共建产业园区。而且，通过项目招商、技术帮扶、产业链延伸、资金落实等，进行全面合作。当时还确定了每个县每年对口帮扶的资金不能少于1200万元，并且在如何加强引导、如何制定优惠政策、如何帮扶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帮扶方面，省委又在确定1999年原定的国家17个贫困县基础上，增加到了19个，确定安排了19个省级领导、58个部门来进行对口帮扶、挂钩。

有个专门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福建省山海协作新增项目1400个，总投资100多亿元，新增产值达到1300多亿元，利润达到20亿元，安排劳动力10万人以上。

采访组：闽宁协作与山海协作几乎是同期开始推动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与扶贫经验，是否也应用于帮扶宁夏的工作实践当中？

徐登峰：是的。1996年，福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对口帮扶，省委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所以在他的工作当中，对口帮扶这一概念不仅限于福建省内。他高度重视帮扶宁夏的工作，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把中央赋予的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抓。他一共出席了5次闽宁对口帮扶的联席会议，而且还亲自带队到宁夏考察。

1997年，习近平同志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提出了“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他多次强调，闽宁对口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完成，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和有关事项一定要落实，所做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闽宁帮扶的很多具体做法，是习近平同志开创的。闽宁对口帮扶期间，福建共派了17批、大概1000多人次去宁夏，为宁夏培训很多教师。宁夏每年有4万多工人到福建务工。福建财政累计给宁夏补助5亿多元，并且还十分注重宁夏企业发展。福建的优秀企业，在宁夏的就有5000多家，每年所上缴的税收10亿多元，安置了当地劳动力10万人左右。

那个时候，每年福建都会和宁夏召开一个协作会议，并且福建还派了专门的干部去宁夏固原挂职。宁夏有什么要求，具体有什么困难，挂职干部就回来汇报，我们根据他们的要求，然后提出相对应的政策措施，尽我们所能帮扶宁夏。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积累的扶贫工作思路，自然也应用到了对口帮扶宁夏的工作当中。1997年，习近平同志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后，去“贫甲天下”的西海固考察，提出将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银川，先搞一个试点，打造具有样板意义的闽宁协作示范村，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现在，昔日8000多人的贫困移民村已发展成为人口6万多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就叫“闽宁镇”。闽宁镇也因而成为我国贫困地区通过对口扶贫协作走向全面小康的成功典范，成为对口扶贫协作“闽宁模式”的一个样板。

从宁德的造福工程，到闽宁协作示范村，习近平同志抓扶贫工作一直扎扎实实、卓有成效。他非常强调产业扶贫的重要性。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产业支撑，老百姓就没有事情做，也就没有工资，生活无法稳定，也富不起来。

习近平同志现在的很多执政理念，在福建时期就已经在实践了。随着工作的变动、职务的提升，他把这些经验又带到不同的地方，并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产生了良好效果。所以，他在福建工作期间积累的很多工作经验，对以后的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扶贫工作与山海协作、对口帮扶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长汀水土保持工作的。

徐登峰：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长汀水土保持工作。据记载，长汀水土流失的历史至少已有200年。长汀生态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四周山岭尽为赤红色，夏天地表温度高达76℃，可以烤熟鸡蛋，灼枯植物，因此得名为“火焰山”。1983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考察长汀，对河田等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感触极深，认为它直接威胁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非治理不可，初次商议并提出了治理计划和措施，还写下了《水土保持三字经》。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全省农村工作，高度重视长汀的水土保持工作，把长汀的水土保持工作和建设生态农业工作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他前前后后做了多次批示，并多次到长汀调研、指导工作。

第一次是1998年元旦期间。习近平同志到长汀考察，并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作出专门批示，题词“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

第二次是1999年11月27日，这也是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划时代的日子。这时，习近平同志已任代省长，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他在龙岩考察棉花滩水电站、梅坎铁路、漳龙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工程。当时，我作为省委农办主任兼省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全程陪同他调研。考察结束后，他带着我们到长汀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到长汀之后，习近平同志直接跟群众见面，倾听和征求群众意见。长汀县委的同志向他介绍了10多年来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并表示长汀是欠发达县，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希望省里给予支持。习近平同志听完汇报，语重心长地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项南老书记的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最后，习近平同志根据各部门和群众的意见，提出了工作要求。从此以后，长汀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到了常态化的轨道。

第三次是2000年1月8日，时任长汀县委书记饶作勋带着《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治理报告》到省里向习近平同志汇报。接到报告后，习近平同志当即批示：“同意将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上报长汀县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县。为加大对老区建设的扶持力度，可以考虑今明两年由省财政拨出专项经费用于治理长汀县水土流失。”

当年2月，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开展对长汀严重水土流失区为重点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被列为省委、省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项目，资金随着项目走，确定每年由省直有关部门扶持1000万元资金。长汀大规模治山治水的大幕拉开了。此后连续10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都被列入省为民办实事项目。

第四次是2001年10月13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再次到长汀实地考察指导。在听取长汀两年来水土治理工作的汇报后，他说：“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方要重点治理，以点带面。长汀水土治理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认真总结经验，对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几天之后，也就是10月19日，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保持工作再作批示：“再干八年，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

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还作过两次批示。

第一次是在 201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进行了报道，题目为《从荒山连片到花果飘香，福建长汀——十年治荒 山河披绿》，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这篇报道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组成调研组深入长汀实地调研，提出继续支持推进的意见。

第二次是在2012年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的联合调研组报送《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同意中央七部委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长汀县是我国南方红土地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区之一，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也仍然面临艰巨任务，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对于长汀这片曾经洒满革命先烈鲜血的红土地，习近平同志一直牵挂在心。他为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倾注的心血，长汀人民始终感念于心。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六七年，工作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登峰：印象深刻的事情非常多，我就讲几件吧。

在习近平同志的心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比天还大，他对待工作特别是突发事件从不闪避，迎难而上，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有一次，我跟随他去浦城县农村进行调研时，突然接到省委通知：台风可能要登陆福建。在浦城，我们下午开会，一直开到吃晚饭的时间，没有做任何休息，立即从浦城赶往福州。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连夜紧赶慢赶，直到凌晨才回到福州。习近平同志没有回自己的宿舍，直接就到防汛指挥部，与工作人员共同研究、部署工作到天亮。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前后有17年多的时间。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非常善于听取大家意见。我们跟他出差，一路上有什么看法和情况都可以和他谈。到了地方，县委书记向他汇报工作，也是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问。他每一次主持会议，中间都不看时间的，也不会轻易打断别人发言。大家的发言他都会听，各种话都听，因此经常误过吃饭时间，但他总是说：“晚一会儿吃饭有什么关系，基层难得给我们反映点儿真实情况。”

有一次到基层调研，到了下午6点了，还有一个考察点没有去。大家就问：“习书记，您看这个考察点是不是取消掉？”他说：“不能取消，村里面为了准备我们来，不知道倾注了多少精力，组织了多少人来迎接我们。哪怕去那边看一看，走一走，给他们鼓励几句也好，不然就会留下遗憾。如果不去，下次再见面的时候，那里的百姓就会说，‘习书记啊，您上次说要来，我们都准备得好好的，等了几天，结果您没有来，取消了。’这样就失信于群众了。”

他讲的是真心话，因为他在基层干过，对于这一点，他是深有体会的。那天，在他的坚持下，我们一行人赶到目的地已经7点多了，但是干部群众都为他的到来感到很高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之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徐登峰：2002年10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我听到习近平同志要调到浙江工作的消息，晚上就给他打电话，但他去开会还没有回来。过了10分钟左右，他就把电话打到我的房间来了。在电话中，我跟他说：“书记，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没办法去送您。”

他说：“没事，你好好在中央党校学习，多研究些农村深化改革和小康建设的问题。”

我说：“好的，谢谢您的勉励！我虽然已经58岁了，但是能有机会到中央党校学习，多研究和思考一些农村改革的事，还是很有好处，对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提高，对素质的培养都有好处。”

2003年，中央农办在浙江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也参加了。吃饭的时候，他专门交代中央农办的一位同志：“你把那位福建的主任安排在主桌。”指的就是我。

后来我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职期间，抓各项工作还是延续他一贯的风格，每件事都抓得很具体。他的思路有很强的连续性，他看准的事、认可的事，审议通过后就会实施，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持续跟进。浙江的小康建设、生态建设都搞得很好。后来他到了上海，把他在福建、浙江发展成熟的工作理念也带了过去。

2007年，习近平同志当时已经调到上海工作。有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他打电话给我，详细询问了我的身体情况和福建的发展情况。接到电话，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感慨。这之前，我曾向习近平同志的秘书询问过他的联系方式，没想到他亲自给我打电话。这么多年了，他还惦记着我这个老部下，还惦记着福建的发展情况。

后来，他调到中央工作了。我考虑到他的事情很多，任务很重，也就没有和他再联系了。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和提出的重大举措，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请谈谈您的感想。

徐登峰：第一个感想，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切身体会，就是我们的国家这几年确实不一样了。比如反腐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永远在路上”。他抓反腐抓得非常及时，非常得力，这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焕然一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成为了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我们全党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第二个感想，对于精准扶贫、“四个全面”，我是非常理解的。这两项任务都很难，尤其难的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它有个时间界限——到2020年。而且，扶贫是动态性的，给钱很容易，返贫也很容易，有的家庭可能因一场病就返贫了，有的家庭可能因为孩子上大学交学费就返贫了。因此，习近平同志延续了他过去在福建时特别强调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精准到户，不能漏掉一个老百姓。这点非常不容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对于这些，如果他没有切身体会，是不会这样讲的。

采访对象：陈由诚，1946年3月生，福建连江人。1988年任宁德地区公安处处长，1991年3月任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1998年1月任厅长，2006年8月任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7月9日初访，2020年1月4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陈由诚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于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那时宁德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怎样的？他初来乍到，又是如何了解宁德现状的？

陈由诚：客观上讲，宁德当时是福建经济发展最滞后的一个地区，在全省9个地市中位居“老九”。宁德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拥有全省近三分之一的海岸线，辖区内遍布海岛。全地区9个县200多万人口，其中6个贫困县，涉及70多万人。“老、少、边、岛、穷”是宁德当时的真实写照。那时，制约宁德发展的主要有两大客观因素。一是自然地理条件恶劣。沿海4个县多半是山区，虽然山峦起伏，但林木很少、光秃秃的，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矿产，而海岛缺电少水，灾害频繁。全省海拔最高的县城，有4个都集中在宁德，海拔大约600至900米之间。二是关山阻隔，交通不便。宁德处在福州和温州的中间，是个交通断裂带，从宁德到福州有140多公里路程，中间隔着飞鸾岭。因为山路崎岖，坡陡路窄，汽车通常要跑四五个小时。从宁德地区去寿宁、古田、屏南和福鼎4个县，都要翻越一至两座又陡又长的山岭，汽车要整整跑半天。这种状况长期困扰宁德发展，大家迫切希望宁德的交通面貌早日得到改变。

主观上讲，当时不少干部群众都有“观念贫困”，不能积极作为，缺乏担当精神，对脱贫没有紧迫感，“等靠要”思想严重，甚至怨天尤人的情绪广泛存在。不少同志还有急于求成的想法，他们认为习近平同志来自厦门经济特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于是纷纷议论，省委派分量这么重的干部来宁德，是我们宁德人民的福气！有的甚至把原来酝酿已久的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在赛岐建中心城市等远期规划作为宁德快速发展的“三大目标”热炒了起来。很多人都说，这下宁德马上就要改变面貌，脱贫致富啦！

这些脱离实际、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主观想法，严重困扰着宁德地区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的步伐。

习近平同志是1988年6月到任的。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到任后，不换汽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职工宿舍，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许多同志私下都说，新来的书记是好样的，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他说什么我们都愿意听。

上任之初，习近平同志和地委行署领导班子成员开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之后就一头扎到各县、各部门单位开展调查研究。7月初，他带领地委有关领导下乡调研，到各县去了解情况。他开展基层调研工作是高强度、高密度的，前后大概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全区9个县跑了个遍。其间，习近平同志还到相邻的浙江温州考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学习取经。通过调研，他初步了解了制约宁德发展的客观原因，看到了阻碍宁德发展的问题所在，也理解了宁德干部群众的思想和心态。

采访组：针对宁德的现状，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举措？

陈由诚：“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针对宁德干部当中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心态，习近平同志在屏南举办了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帮助大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他还邀请“种树大王”郑邦德等8位农民到地区机关，给副科级以上干部讲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体会。习近平同志说，宁德的发展，要立足实际，面对现实，不能心急，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拿出锲而不舍的干劲，“几任干部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引领闽东摆脱贫困。他还进一步说，我们每个同志的实际工作都是为宁德的发展做一个铺垫，不要认为在你的任上可以轻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滴水穿石”理念，也并不是要大家“不着急”“慢慢来”。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才慢慢领悟到，这一理念建立在对宁德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重点强调的是脚踏实地、打好基础、行稳致远。这个务实而深远的发展思路，给宁德脱贫致富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又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说，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海阔天空里，目前很贫困的闽东确实是一只“弱鸟”。但是，“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关键要看我们的头脑有无这种“先飞”的意识，关键要扫除“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消极观念，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他还说，要摆正位置，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这是“先飞”意识的第一要义；要着眼于挖掘潜力，降低成本；要通过外引内联，建立稳定的物资协作网络；要鼓励各县制定一些让利的政策。这样，我们就完全有能力在一些未受制约的领域和具备独特优势的地方实现弯道超车。也就是说，贫困地区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在闽东大地引发强烈反响。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闽东的发展到底该从哪里入手？

这时，习近平同志又指出，可以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他找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交通线路，先是筹划从宁德到福鼎的高速公路建设。他强调，当务之急是打通飞鸾岭隧道，这是宁德的咽喉。要从发展区域经济的高度积极向省里、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支持。

在农业上，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结合各县实际发展特色产业。在工业上，他主张大力发展地方工业，比如福安的小电机、宁德的石板材、霞浦的电子按摩器、福鼎的边界贸易等等。

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谋划，为宁德脱贫打下了坚实基础。过去，闽东人不敢走出门做生意、办企业，现在仅福安就有几万人到外地搞开发、办厂子、做茶叶、搞物流，周宁人在上海搞钢铁贸易，古田县的食用菌更是走向全国、誉满全球。就这样，在习近平同志带领下，宁德这只“弱鸟”逐渐走上了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先飞”之路。

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无论是任福州市委书记还是任省领导期间，都一直关心宁德的发展，经常给予指导帮助和政策扶持。直到今天，宁德人民都在努力践行习近平同志当年为宁德规划的美好蓝图。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发展思路、制定的战略规划对宁德今天的发展起到了哪些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由诚：30多年来，宁德广大干部群众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思路，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入手，“凡事反求诸己”，立足自力更生，外引内联，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进来的资金和技术加快发展，逐渐形成了宁德的产业优势。

现在，宁德的发展日新月异，福温铁路有了，福温高速公路已通车多年，各县市都与高速公路网相连。福鼎还建了核电站，解决了周边多个省市的供电需求，带动本地区工业发展。产值上千亿的“上汽”汽车城、“宁德时代”新能源电池等一批“金娃娃”项目落地蕉城区。交通的便利还带动了宁德旅游业的繁荣发展。机场也已初步建成，城市面貌越来越好。山区农民造福工程及脱贫致富“宁德模式”辐射全国。

农业方面，古田的白木耳、香菇、竹荪等各种食用菌畅销全省乃至全国，已经闯出了名气、创出了品牌。很多种植和销售食用菌的企业不仅做大做强，而且开始技术输出。沿海养殖业蓬勃发展，大黄鱼养殖越做越强，还开发了很多名贵鱼类的养殖。霞浦县有一个企业，用台湾的技术和设备养殖精品石斑鱼，五六年时间就可以长到一米多长，每年向国内外大量输出。此外，宁德的海带、紫菜、茶叶、花卉等特色产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见证了宁德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变迁，更深刻感受到，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客观清醒、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让宁德受益至今。习近平同志早年制定宁德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看到了差距，同时也看到了希望所在。总结了宁德真正的优势在什么地方，让大家认识到脚踏实地谋发展的重要性，从而避免走上盲目发展的弯路。如今，宁德的优势产业逐渐发挥“龙头”作用，整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进步。

采访组：好的思路、好的规划，还要好的制度、好的作风来落实。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在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基层工作制度建设。他倡导“四下基层”，就是：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在他的领导下，宁德建立了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同基层挂钩制度，深入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成为宁德各级干部的基本功。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这些制度作为长效机制一直坚持了下来。地、县领导经常性深入基层现场办公，真正与群众结成了浓浓鱼水情谊。

在廉政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从严治党关乎改革开放成效的长期巩固发展，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当时，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违规占用宅基地，占用计划指标捞钢筋、水泥等紧缺物资，建个人住宅，有的还贪污受贿。他在地委会议上严肃提出要坚决重点整治这个问题，狠刹乱建私房风，并组织力量进行整治，一年时间就清理了1000余处违规私房。这也为后来全省大规模整治领导干部违规建房提供了样板。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是如何抓扶贫工作的。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扶贫工作。比如福鼎市有个赤溪村，是“中国扶贫第一村”。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映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22户畲族同胞贫困的生活状况，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关怀贫困地区》，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全国各地的强烈反响，赤溪村因此成为全国瞩目的一个贫困村。同年9月29日，党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全国性的扶贫攻坚工作由此拉开序幕。习近平同志主持宁德工作后，赤溪村干部群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大力倡导“滴水穿石”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幸福之路。赤溪村坚持封山育林，如今生态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并且依托太姥山风景区和杨家溪自然风光，又引进台湾果蔬、花卉，开发旅游产业，吸引各地游客纷纷前来观光。当年人均年收入仅为200元的穷山村，如今人均年收入已超过15000元，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1988年8月，习近平同志上任宁德时间不长，就深入福鼎考察调研，强调“扶贫要先扶志”“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弱鸟可以先飞”。他指出，要念好“山海经”，“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坚持10年、15年、20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行”。后来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这段实践有很大关系。他还鼓励大家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环境优势”，等等。

1998年，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又多次深入闽东沿海和山区调研扶贫工作，帮助基层总结经验。此时，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的22户畲族同胞已全部完成搬迁，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另外13个自然村300余户1500多人也分批搬进新居。随后，全省推广“造福工程”，包括沿海“连家船”船民搬迁上岸、山区群众茅草房改造搬迁。习近平同志从始至终一直主管扶贫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对我们说，贫困地区的发展，道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党的领导是通过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的。我们的干部是具体执行者，只有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作为贫困地区的干部，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否则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

习近平同志对赤溪村念兹在兹，在省里工作是这样，到中央工作之后还是这样，即便是成为全党的总书记，也不忘赤溪村这个“扶贫第一村”。2015年年初，他对赤溪村作出重要批示：“30年来，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宁德赤溪畲族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把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建成了小康村。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要以‘时不我待’的担当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确保如期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2016年2月19日，他在人民网演播室通过视频连线赤溪村畲族乡亲，送上新春祝福。当他了解到赤溪村的贫困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92%下降到现在的1%时，高兴地指出：“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的实践印证了现在的扶贫方针，就是要精准扶贫。扶贫根本要靠自力更生，要靠强劲的内生动力。”

采访组：您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请讲一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指导公安工作的？有没有什么让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一直要求公安机关密切联系群众，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当好人民群众的“保护神”。他在宁德期间就经常跟公安系统的同志讲这么一句话：“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你的基本功就是能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公安机关，确保社会稳定的关键点也是你能不能跟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习近平同志在宁德、福州、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岗位上都非常重视公安战线，并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讲三件记忆深刻的事情。

一是1988年底，习近平同志果断处置宁德县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民间融资“倒会”案。这起案件的涉案金额超过亿元，性质复杂，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混在一起，牵涉不少机关单位的干部，影响很坏。时近春节，整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卷入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扣押人质，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将这一情况向地委、行署作了汇报。

1989年元月，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处置工作。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作为官方担保。这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很大负担。面对这些复杂情况，习近平同志提出三条明确意见：第一，不要随意定性。对明显属于金融诈骗的该抓则抓、绝不姑息；对绝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运用，用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地把矛盾上交给政府。第三，各级政府要加大力度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确保社会稳定，让老百姓过上一个太平年。

因为这起“倒会”案件，经常有受害群众到地委、行署机关上访，甚至出现闹访现象，影响办公秩序。对此，不少干部都感到挠头。听了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大家心里有了主心骨。公安机关按照习书记的要求，重点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分子，控制“会头”等骨干人员，配合信访、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深入受害群众家中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慢慢把“倒会”问题平息了下去。

这件事能在短时间内成功处理，完全得益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明确沉稳的指导思想，得益于他对涉稳事件快速反应的应急处置能力，得益于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二是习近平同志妥善处置学潮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发生学潮风波，宁德地区也受到影响。当时，有一批温州学生搞串联，准备从福鼎入境福建，乘坐的汽车上都刷有刺眼的大幅标语。我们及时向地委作了汇报。习近平同志明确批示：第一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指挥；第二要坚决阻止学生入闽串联，汽车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宁德、进福建。我们根据他的指示，配合福鼎县在省界分水关设立检查站，一方面劝说学生返回各自的学校，另一方面把汽车上的标语通通洗掉。

其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就有关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严密注视全区有关动态，做好社会治安工作，确保社会稳定。风波平息后，我们召开全区公安局长会议进行总结部署。我还向习近平同志当面作了汇报，请他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他很爽快地答应了。1989年7月30日，他和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一起与大家见面并合影留念，并作了即兴讲话。他强调了三点：第一，要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要求统一全体民警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第二，要切实抓好清理清查工作。要实事求是，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清查中要掌握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不搞人人过关，不要造成人人自危。总的政策要掌握住，要有坚决的态度、彻底的精神，把清查工作深入下去。第三，公安机关要“两手抓”，切实抓好各项业务工作和队伍自身建设，多做得人心的事情，让人民群众满意。会后，我们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要求，在全区开展了整顿社会治安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和整治社会丑恶现象。同时，按照他“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整治队伍、开展反腐败工作。在处理学潮风波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指挥有力、处置果断和勇于担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经历，也使我终身受益。

三是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倡导公安系统学习“漳州110”的事。他经常用周恩来总理“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题词勉励我们做好公安工作，加强队伍建设，确保公安队伍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他还亲自抓一些具体工作，对公安队伍建设影响非常大。其中，他倡导我们学习“漳州110”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现在全国通用的报警电话110，最早就是起源于福建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的报警电话110。1986年，为方便群众拨打报警电话，也为提高接警后的出动速度，漳州设立了110报警电话。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只要老百姓一打这个电话，人民警察就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锁定地点，迅速出击，处理警情。漳州110报警服务台，不仅管理治安、打击犯罪，还特别增加为老百姓服务的功能。只要老百姓有困难，我们的人民警察都可以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以前，公安干警在群众心目当中的印象主要是打击犯罪。自从有了“漳州110”，警察随时为遇到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群众纷纷赞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110”。比如，老人没带钥匙被锁门外，拨打110后，警察就会帮他联系人来开锁；小孩被反锁家里，打110，警察可以翻墙进去把门打开；楼上楼下在休息时间噪音扰人，打110，警察过来做工作，进行调解。总之，老百姓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打110找警察来帮忙。

1996年8月，公安部在漳州召开全国学习“漳州110报警服务台”现场会。同年9月，习近平同志为“漳州110”题词——“人民的保护神”。

1996年10月20日，习近平同志到漳州实地考察110报警服务工作和队伍建设。他进警营、到岗亭，找执勤民警了解工作和训练情况，对“漳州110”高效的工作方法非常满意。他认为，110服务台的工作，事关群众工作的基础，是党委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同时也密切了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勉励大家发扬警队优良传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997年，国务院授予“漳州110”“人民的110”荣誉称号。从此之后，“漳州110”的经验做法在全国全面推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漳州110”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因为110报警服务越来越多，警力明显不够用了，党委、政府就协调相关部门一起来做服务群众的工作，即110社会联动，对群众求助进行分解，及时将非警务警情转给有关部门处理，由更专业的人员去做。现在的“12345，有事找政府”就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习近平同志当年倡导学习“漳州110”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越来越显现，这对我们的警力下沉、面向群众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对公安干警树立群众观念、时刻贴近群众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年，他离开福建后你们是否还有联系？最后请谈谈您的感受吧。

陈由诚：从宁德到省里，我有幸前后两个阶段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回顾这段工作经历，我深深感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弱鸟先飞”辩证思想，倡导的“滴水穿石”实干精神，奉行的“功成不必在我”从政理念，深入基层、为民办实事的真挚情怀，为官清廉、从严治吏的领导作风，对我个人影响非常深刻。我在工作中，时刻牢记习近平同志的教诲，不忘初心，身体力行，与班子成员一起不断加强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努力使公安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宁德和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的软环境。

全省公安机关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努力奋斗，社会治安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群众满意率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部级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有的还受到国务院的命名和表彰。除闻名全国的“漳州110”外，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被国务院命名为“特别能战斗的刑警队”，还有石狮公安局凤里派出所、漳州市公安局戒毒所、宁德市公安局三都边防派出所等一批“国字号”品牌。

2003年6月，公安部在杭州召开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一天晚上，浙江省请与会同志餐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着省委、省政府几位领导一起来。他见到我，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向浙江的同志们介绍说：“他与我在福建省和宁德地区一起共事好多年，而且配合得很好。”当时，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赶紧回答：“谢谢习书记，在您的领导下，我们工作得非常开心、快乐。”

2010年9月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视察。当晚，他约我们几位曾经在宁德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座谈聊天。他深情地说，福建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所以对福建、对宁德有特殊的感情。他讲得实在，我们也听得感动。难怪在好几个场合，他都说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很多平常的小事，让我真切感受到习近平同志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感受到他对老部下、对福建和宁德深深的情谊。

采访对象：梁茂淦，1943年6月生，福建长汀人。1965年任《福建日报》编辑、记者。1984年任项南同志秘书，1988年任福建省委办公厅处长，1990年任福建省台办副主任、主任，其间曾任陈丕显同志秘书，1997年任省台办主任，2003年任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9日初访，2020年1月8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梁茂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厦门副市长时，您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秘书。请您谈谈他给您最初留下的印象。

梁茂淦：好的。我和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85年。那天，我陪同项南同志到厦门处理公务，办完事情以后，项南同志对我说：“你跟习近平同志联系一下，问他晚上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让他过来，我想见一见他。”晚上7点15分，我在住处的一层大厅等候习近平同志。他很守时，几乎分秒不差地走进大厅，我老远就看见了他。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很年轻，三十岁出头的样子，身材很魁梧，雄姿英发，步履稳健。我迎上前去，与他握手说：“近平同志，您好！我是梁秘书，项南同志在房间里等您。”习近平同志亲切地向我问好：“梁秘书，你好！”

两位领导见了面，相互亲切问候，就开始谈话，我就回自己的房间，赶一个第二天用的材料。他们谈了大概两个小时，习近平同志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房间里埋头写材料，他专门到我房间打了招呼。

后来，我在与项南同志谈天的时候，他对我说：“近平真是个人才啊，后生可畏。你别看他年纪轻轻，但阅历很丰富，很有工作经验。他十几岁就到陕北插队，入了党，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在陕北那个艰苦的环境里当了七年的农民，后来被乡亲们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学，毕业后当了国防部长耿飚同志的秘书。之后他主动请缨，到河北正定县艰苦的基层工作，当县委副书记、书记。他在正定县工作非常出色，表现非常突出，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前不久调到福建来。近平的为人处事很像他的父亲习仲勋！很正直，很厚道，又很有理想，有坚定的信念。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啊。”

一面之缘，一次握手，简单而亲切的问候，项南同志娓娓道来的介绍……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习近平同志的情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对台工作，而您在省台办工作了不短的时间，请您讲讲他是如何指导开展对台工作的。

梁茂淦：习近平同志很有思想、很有内涵、很有原则，善于团结人，善于与人共事。他视野开阔、思想解放、思维敏捷，遇事冷静沉着，经验丰富。在敏感的对台关系中，有他这样德才兼备又敢于担当的领导，是福建对台工作之幸，也是我的荣幸。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福建的对台工作不仅没有出任何问题，而且还屡创佳绩，各项工作走在各省市的前列，年年受到中央台办表彰。

习近平同志重视对台工作是一贯的。比如，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亲自担任福州市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那时候他的工作有很多创新，比如“特事特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他在福州创办了全省首个“台商台胞接待日”，每个季度由市委书记和分管领导亲自接待台商台胞。这项工作很受台商台胞的欢迎。每当接待日来临，他们就早早地排队等候，由习近平同志和相关领导亲自出面接待。接待日的工作很有力度，凡是能立即解决的，则马上就办；如涉及面较大，需要有关部门协调的，都记录在案，尽快落实，做到件件抓落实，件件有回音。这件事在台商台胞中产生了广泛的良好影响。

习近平同志平时还经常到台商台胞当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许多台商台胞与习近平同志结下了深厚友谊，称赞道：“近平书记是我们台商台胞的贴心人。”2002年，习近平同志从福建调到浙江工作时，许多台商台胞都依依不舍，有的还专程到杭州去看望他。台商们非常珍视与习近平同志的友谊，如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福联纺织等台资企业负责人把他们与习近平同志的合影珍藏至今。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抓的工作更全面了，请您讲讲这一时期他的对台工作有哪些创新举措和积极成果？

梁茂淦：1996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兼任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他把在福州市工作时大量行之有效的对台工作经验带到了省里，并结合全省情况采取了许多创新举措。

第一，习近平同志大力支持台办的工作。他说：“省台办有什么实际困难，你尽管跟我说，我能解决的，尽量帮助你解决。”在他的支持下，省委省政府连续5年为省台办增加编制和经费。我们的三通处就是在他手上创立起来的。

第二，习近平同志带领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各项对台方针政策，发挥福建的独特优势，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对台工作。他指出，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也是对台，只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基本方针和各项对台方针政策，就能化敏感为有利，创造出奇迹。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各级各部门积极而有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对台工作，使福建省的对台工作走在各省市前列，为推动两岸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习近平同志对建立健全对台工作制度付出了很多心血。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习近平同志担任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后，要求省台办和有关部门把省委省政府过去对台工作的文件和政策进行综合梳理，过时的就废除，没建立的就立即建立，不健全的就马上完善。他对我说过，用制度管人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的。对台无小事，必须制定合乎实际的刚性规定和制度。习近平同志每半年开一次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每年开一次全省对台工作会议。他还开创性地建立了重大对台事项的请示报告制度，其中包括了经常性和突发性的事项类别；建立了对台工作人员的保密、廉洁自律工作制度。他还特别给我交代，对台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第一时间向他报告，不管多晚，哪怕是三更半夜，都可以打电话或到他家汇报。他说：“省委分工我管对台，我就要认认真真地履行这个职责，我要多为省委负点责。”

第四，习近平同志真心诚意地对待台湾同胞，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到台胞心里去。他多次在同我谈话或研究工作时强调，做好台湾人民工作，最根本的是要真心诚意地把台湾同胞作为自己的骨肉同胞。在这方面，他以身作则，带头与台商台胞交朋友。在福州市工作时，他就交了很多台湾朋友。当时，福州市台资企业协会的一位会长，平时与省、市有关部门发生了一些矛盾，福建省和福州市有关部门几次向省台办反映要撤换他。我向习近平同志反映后，他就说，我们一起来做他的工作。我曾多次陪同他与这位会长谈心，既如实指出他的问题，又多次耐心细致、推心置腹地充分交流，使他深受感动。习近平同志常对我说：“做好一个人的工作，就会影响一大片。”还有一位在厦门海沧区投资化工产业的台商，由于种种原因，搞得债务缠身，日子难过。习近平同志指示我，台商投资遇到困难时要特别关心，要我多了解情况，帮助协调解决困难。习近平同志还多次与这位台商座谈，帮助他解决问题。这位台商感动至极，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习省长这样关心我，一辈子都难忘。”

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先后推动了一系列在全国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大对台工作，成果丰厚。如1997年1月，推动湄洲妈祖巡台102天，深入到台湾的19个县市，受到千万人次的顶礼膜拜，成为两岸交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活动。1997年4月，两艘福建万吨货轮突破了台湾当局的种种阻挠和限制，直航高雄，开启了两岸直航的试点。2000年11月19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率团来福建省龙岩市出席“世界客属第16届恳亲大会”，并作了“两岸客家是一家人”的演讲，引起两岸同胞的高度关注。2001年1月2日，两门（厦门和金门）与两马（马尾与马祖）实现“小三通”，受到两岸同胞的热烈欢迎。2001年1月28日，两门两马签订交流协议，首次将一个中国原则写入协议，在两岸引起轰动。在闽台经贸合作方面，一系列大型台资项目，如厦门翔鹭石化、正新橡胶、东南汽车、漳州火电厂先后建成或投产。这些创造性的活动，让福建这个原先的对台斗争最前沿成了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热土。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两门两马”实现“小三通”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

梁茂淦：“小三通”与“大三通”不一样，我们是用“小三通”来推动“大三通”。而“大三通”是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才实现的。

当时，在岛内各界要求全面直接“大三通”的强大压力下，陈水扁当局决定，先实现“小三通”来缓解压力，即从2001年起，分阶段开放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货物和人员直接往来。我们跟金门方面商量说：“1月1日是元旦假期，你们1月2日来比较合适！”经商定，1月2日正式通航。

12月31日半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省台办三通处打来的，他们告诉我：“梁主任，有新的情况！有人告诉我们，明天台湾的一艘满载金门游客的客轮要到厦门刘五店码头。”

接到这一突如其来、打乱我们部署的消息，我就立即用电话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他从电话中听出我有些紧张，就说：“按我们原来的方案当然最好，但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坏事，说明闽台民众对‘小三通’充满了期待。”然后他立即做了四点指示：第一点，“每临大事有静气”，要沉着应对，稳住自己，不要忙乱。第二点，先把情况搞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第三点，与金门方面做好沟通工作，能按原计划当然最好。第四点，准备好接待的预案，他们到了要热情接待，要变坏事为好事。

我当时很紧张，因为这真是太意外了，但听习近平同志这么一说，我的心就宽慰多了。跟有经验又沉稳的人一起共事，我也变得有信心了。

后来，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我通过厦门市台办与金门一位副县长联系上了。我对他说：“今天风浪太大，我们不能拿金门旅客的生命开玩笑啊，万一翻船了怎么办？不能把好好的事情办坏了啊。”听我这么说，这位副县长也紧张起来了，就以风浪太大不宜航行为由，立即把这艘客轮召回去了。

就这样，在习近平同志指导下，我们紧急公关，使突发事件得到圆满解决，化险为夷。对此事，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深切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举重若轻，做事很有方略，处理紧急公关有丰富经验，不慌张，沉着应对，能够从忙乱当中理出头绪；遇到不能阻止的，就热情接待，把坏事变好事。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让我很是佩服。

采访组：当时台湾的媒体和民众对习近平同志的看法如何？

梁茂淦：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之后，每年都撰写新年贺词，在台湾的《工商时报》发表，向台湾同胞祝贺新年，介绍福建一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成果，展望新一年的愿景，并欢迎台湾同胞到福建来观光旅游、投资兴业。他的新年贺词每年都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有台湾记者评论说：“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已走进台湾的民心了！”

还有一次，省政府在厦门举办一个经贸洽谈会，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举办一个两岸媒体的记者招待会。台湾媒体必然会就很多两岸存在的敏感问题提问，一个回答不好，就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所以一般人不敢提出开记者招待会。而习近平同志确实不一般，在他之前的从政经历中，就一直把记者当成好朋友，非常愿意主动做好媒体的工作，也包括台湾的媒体。

那天晚上，习近平同志和我，还有省外经贸厅的张秋副厅长一起出席了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历时一个小时左右，台湾媒体连连发问，果然提出了很多尖锐问题。比如，怎样看待当前的两岸关系？福建的台商投资为什么不如江苏？省政府有什么措施改变这种现状？等等。习近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答如流，妙语连珠。习近平同志的表现让两岸的记者朋友很佩服、很赞赏，都感觉这位省长很不简单、很不一般。这次记者会的效果非常好。习近平同志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精神，也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对台工作方面有什么重要的观点或指示吗？

梁茂淦：梳理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对台工作方面的重要观点和指示，我觉得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强调福建在与台湾的交往中具有独特的“五缘”优势，就是：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法缘相循、商缘相连。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事情也是对台。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做好对台工作，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出纰漏。对台无小事，一件小小的事情，比如，我们渔民被他们抓了，就会牵涉两岸关系，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开动脑筋，全力做好对台工作。

二是要求省台办的干部成为“台湾通”。对台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希望省台办的干部特别是几个主任、副主任要尽可能成为“台湾通”，既要精通各项业务，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定立场。因为台办干部直接跟台商台胞打交道，一定要有优良的作风，自觉抵制那些形形色色不良作风的影响，保持清正廉洁的操守。要多了解台湾各方面的情况，做到知根知底，有创造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三是强调台办要把吸引台资放在重要位置。但是，吸引台资并不能代替民间的交流交往，要统筹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吸引台资是重要的，但不能放弃其他工作。

四是强调省台办作为省委省政府对台事务的办事机构，具有组织、协调、监督全省各级各部门对台工作的职能。台办要充分发挥好职能部门的作用，建设好队伍，争取一流业绩，为祖国统一作出更大贡献。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前后的情况。

梁茂淦：2002年，习近平同志要离开福建到浙江去工作。临走那天上午，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老梁，习省长今天就要走了，他交代我说，必须要和几个部门的领导当面话别，特别感谢对他工作的支持，首先点到了你。”我立刻赶到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说：“老梁，我要离开福建了，有几句话要特别说一下。”

他说：“老梁，我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分管了5年的福建对台工作，到今天上午为止，可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他用左手做一个圆圈的手势。他继续说：“5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国台办经常表扬我们省台办，也表扬省委省政府重视对台工作，我要对你表示感谢，也感谢省台办的所有同志。第二句话，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也是对台，希望你发挥最大的优势，继续做好对台工作，支持新分管的领导，作出更大成绩。第三句话，你是学者专家型的台办主任，我希望你今后到浙江来，来给我们浙江传经送宝，不管你是以什么身份来，无论是台办主任身份，还是专家身份，我都欢迎。”

我听了这几句无比温暖的话，激动地说：“习省长，感谢的话应该由我来讲。这几年我在您手下工作，感到非常愉快。您对福建对台工作悉心指导，所以我们才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同时，您对我个人也非常关心，我当主任多年，可还住处长的房子，您帮助我解决；我写了个反映两岸同胞一家亲的电视连续剧《今生缘》，国台办给了我经费支持，您又批了同国台办一样的配套经费。我要感谢您，不应该是您来感谢我！”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认识和感受。

梁茂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党内政治生态有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吏治情况大为好转。这一点在我的家庭中也有切身感受。我的孩子是个在福州市从事农业生态综合开发和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的民营企业家，过去办事很难。但党的十八大之后，情况就好多了。他给我说，现在风气好多了，不需要再请客送礼了。

第二，我国的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增长到2019年的99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当前，国际环境非常复杂，世界经济总体处于下行趋势，我国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很不容易，我们都感到很自豪。

第三，我国的国防实力大大提升，跻身世界前列。从2013年第一艘航母下海，到2017年4月26日第二艘航母下海，实现了我国百年来未能实现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军队要能打仗，要打胜仗。他对军队建设做了很多调整，已经深入人心了。

第四，新兴大国的外交路线真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以卓越的智慧沉着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展现出大国领袖的才华，是我们时代的幸运。

第五，科技进步突飞猛进。据我不全面了解，我们大型计算机数量居世界第一；专利发明数量也居世界第一；中国还是第一个实现可燃冰正式上岸点火的国家。当然，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新发明、新科技，一旦公布出来，肯定更加震撼人心。我们虽然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但我们已经在加速赶超。

第六，“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平台。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所作的《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演讲，精彩至极。我全神贯注地听了他的演讲，感到非常自豪！他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也是他大国领袖风范的最好体现。他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讲台上，对着来自全世界的29位国家元首、100多位世界经济组织的负责人，还有2000多位记者，脱稿而讲，侃侃而谈。他的历史知识很丰富，对各种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文明演进，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既鲜明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又深刻地阐明了事理，还抒发了深厚的感情，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和阵阵热烈掌声。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所体现出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了大国领袖的风范和形象。与沿途国家合作近百个项目的实践，既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又说明中国方案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榜样。之前一直对“一带一路”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派特使来参加，这充分说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得民心，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好评。

采访对象：林文秀，1954年9月生，福建福州人。1985年任福州市台江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1987年任鼓楼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93年任市妇联党组书记、主任。1998年任福建省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2010年任省妇联巡视员。2014年10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9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林文秀同志，您好！您在福州市鼓楼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请您讲讲您与他相识的过程。

林文秀：我和习近平同志相识，是他刚来福州当市委书记那段时间。当时我是福州市一名普通基层干部，任鼓楼区委宣传部部长。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0年七一前夕，当时我作为全国、省、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参加市里纪念建党69周年座谈会并发言，座谈会结束前，习近平同志作了总结讲话。会后，他和市委几位领导邀请我们几位基层党员代表一起吃饭，拉近了我们和他的距离，让我感到他很亲切。

1990年下半年，福州市开展全国卫生城市创建活动。作为基层干部，我“包干”了一些地方，主要是推进卫生死角整治。整治工作开展后不久，习近平同志带着市里的同志来到鼓楼区，检查城乡接合部的卫生整治情况，他看到我，还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林文秀同志，你好！”

检查结束后，区委书记、区长送他上车，我就“识趣”地退到后面。但没想到，习近平同志一只脚跨上车后又下来了，他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说：“你辛苦了！”我说：“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很高兴，习近平同志能把我们基层干部的付出和辛苦看在眼里、放在心上，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1992年，我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被组织派到中央党校学习。行前，习近平同志嘱咐我：“这个机会很难得，一定要认真学习，回来以后认真总结。”学习结束后，我回到福州向习近平同志作了一个简单汇报。他鼓励我说：“回去好好工作，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

采访组：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第二年，您就调到妇联工作了。

林文秀：是的。1993年3月9日，市委通知我去习近平同志办公室。门开着，我礼节性地敲了一下门，他抬头看见我，笑着说：“林文秀主任，请进！”

我坐下后，习近平同志对我说：“经市委研究，决定由你来担任福州市妇联主任、党组书记。这个领导岗位非常重要。我们党很重视妇女工作，全国妇联主席大多是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大姐，包括蔡畅、康克清、陈慕华等。我们省里、市里的妇联原来也都由革命老大姐担任妇联主任。现在，我们开始配备年轻的妇女干部，你长期在基层，有群众工作经验，这个职位适合你。”

我说：“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他继续说：“妇女工作面广、线长，你要拓展思路，开拓视野，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工作中，你一定要往下沉，深入基层，千万不能忘记妇联组织代表着最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同时，各阶层妇女的工作也都要顾及到，落到实处。通过你们的工作，调动各界妇女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树立起福州妇女的良好形象。同时，你也要把市妇联的机关建设搞好，为全市妇女作榜样。”

他还特别跟我讲：“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咱们福州是省会城市，在全省要起带头作用，要体现出省会城市妇女的精神风貌。同时，你们的工作一定要争取省妇联的支持，尽量多争取省妇联的活动在福州举办。”

习近平同志虽然没有分管过妇女工作，但他的谈话却能够点到关键处。言谈话语当中既有信任鼓励、勉励，更有切实关心指导。我诚恳地说：“习书记，希望您以后对我们多指导、多支持、多帮助。”

他说：“好的。”

这简简单单两个字的回应，在之后印证了他说到做到、一诺千金的品质。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支持妇联工作的。

林文秀：我们妇联除妇女相关工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作为政府妇女儿童事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工作，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以，三八妇女节和六一儿童节都是我们妇联宣传展示妇女儿童工作的契机。每年，习近平同志都身体力行地支持我们妇联开展各种活动。

1993年5月下旬，市妇联策划举办了“儿童少年欢乐节”活动，组织孩子们以琴棋书画等各种方式展示才艺。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肯定我们举办首届儿童少年欢乐节的做法。贺信刊登在5月23日《福州晚报》上。

六一儿童节当天，习近平同志带领金能筹、王文贵、高翔、林强等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了我们在省工业技术展览交流中心展览大厅举办的“福州市首届儿童少年欢乐节”展示活动。习近平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小朋友的各种比赛、游戏和表演，不断和孩子们亲切交谈、合影留念。之后，我们对小摄影记者的作品进行了评选，把获得一、二、三等奖的摄影作品做了一本作品集，送给习近平同志留念。这次活动，省市媒体做了报道，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反响。

习近平同志确实对妇联工作做到了“多指导、多支持、多帮助”。1994年3月8日，他在《福州晚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巾帼逞英豪争创新业绩——“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祝词》，以此向全市各界妇女和全体妇女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并希望广大妇女和全市人民一道，为福州市实现“3820”战略目标作出贡献。

在工作当中，习近平同志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1994年5月24日上午，他带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妇联、教委、城管委、卫生局等部门负责人，深入福州儿童医院、福州盲童学校工地、福州儿童公园、福州儿童图书馆等单位，对全市儿童的卫生、教育和校外文体活动场所建设进行检查和指导。

1994年11月，在福州市第十次妇女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带领市委班子成员全程出席，并听取福州市妇联主席所作的妇女工作报告，让妇女代表们深受鼓舞。

1995年3月2日，习近平同志带领赵守箴、王文贵、孙海山、林爱枝、林文斌等市领导参加了市妇联和工会联合举办的“我与岗位”演讲汇报会。市里40多名女干部参会，其中有16位作了精彩演讲，内容既精炼又充实。习近平同志听完后，代表市委市政府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全市女干部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同时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培养和保护女干部，发挥她们应有的作用，通过妇女工作上台阶，促进全市工作上台阶。

1995年5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评选“全国儿童工作先进市”，委托福建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到我们福州市进行考核，并在福州于山堂召开一个考核情况反馈会议。习近平同志得知后，嘱咐我们要积极对待检查，认真听取反馈意见。

我说：“习书记，您能不能来听一下？”

他那天事情很多，非常忙，但他仍表示：“我尽量来。”

下午大概五六点钟，习近平同志赶到反馈现场。当时，来考核的干部都非常感动。她们说：“习近平同志对儿童工作这么重视，真是难得！”

会上，习近平同志听了反馈意见，要求在场的各有关部门回去尽快整改，以推动福州市儿童事业的发展。

1996年3月1日，市妇联在市委礼堂举办“巾帼成才与创业报告会”。会后，习近平同志专门会见报告团全体成员，与她们交谈，并合影留念。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全国妇联在北京举办的妇联主席培训班，与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的黄启璪大姐谈心。我说：“因为习近平书记一直非常支持和重视妇女工作，我们福州市妇联的工作开展得特别顺利。”黄启璪大姐很高兴，她说：“文秀，你回去以后，替我感谢你们习书记对妇联工作的支持。”

那几年，在习近平同志支持下，妇联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但他却把成绩都归功于我们妇联，还多次表扬我们妇联班子的工作做得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关心广大儿童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听说习近平同志经常把工资拿出来资助贫困儿童。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

林文秀：确实是这样的。妇联系统实施一个资助贫困儿童的“春蕾计划”，习近平同志领着市委班子成员资助了该项计划中的贫困儿童对象。他一个人资助了两个平潭岛的贫困儿童。平潭岛当时交通十分不便，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群众生活普遍贫困。在习近平同志和市委班子成员带头下，全市机关的很多干部纷纷效仿，都对口资助了贫困学生。

通过资助和接触，习近平同志更多了解到贫困地区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他就提议说：“咱们可以把孩子们请到福州来看一看，我来见见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聊一聊、谈谈心。你们还可以组织一些活动，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参观博物馆，等等。”按照他的建议，我们于1995年儿童节前夕组织了20名来自边远山区、海岛的贫困儿童代表来福州，习近平同志等市领导抽出时间来看望孩子们。那次活动非常成功，孩子们增长了很多见识，也玩得很开心。他们和习近平同志在一起时的欢声笑语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还拍摄了一些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很多年过去了，这些照片我还一直珍藏着。

党的十八大以后，福建省承办了非洲的“干部研修班”，非洲很多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官员分批来我们这里培训。我代表妇联去给他们讲课，就把习近平同志当年和孩子在一起的照片做成了课件，放给他们看。结果反响非常热烈，他们一看到这些照片都鼓掌，还伸出大拇指，跟我说：“你们的‘总统’很棒！”

采访组：促进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是妇联的一项具体工作。习近平同志在这方面对你们有哪些支持呢？

林文秀：习近平同志一直非常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1993年福州市举行县乡换届选举工作，为推动更多优秀女性进班子，我们打算在6月15日把一些后备女干部召集到市妇联举行女干部恳谈会，邀请习近平同志来指导。结果，不仅他本人来出席，还领着赵守箴、王文贵、方庆云3位副书记一同参加会议。

来自县乡的女干部们看到习近平同志这么重视妇女干部培养工作，都非常高兴，会上发言很热烈，直截了当地提了很多建议和想法。习近平同志听了大家发言后作了讲话。他说，妇女参政是社会文明、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标志。加快妇女干部的培养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党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政部门要在妇女干部成长的道路上加强有针对性的培养，从生活上关心她们；妇女干部在改革大潮中也要重新塑造自己，加强实践锻炼和理论知识学习，加强自身建设。

这次恳谈会效果很好，参会的20多位后备女干部更加奋发有为，努力工作，后来也相继得到提拔，在重要领导岗位上发挥着作用。20多年过去了，大家还对那次恳谈会记忆犹新，她们常讲：“那次的会开得真好，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女干部的成长和进步太重视了，成为我们走好人生成长之路的动力。”

习近平同志曾对市妇联明确提出：“省里对女干部的参政比例的要求，福州市必须全部做到。”我汇报说：“市直机关配备女干部比例已超过上级要求。县（市区）、乡镇、街道，都有女性党政领导。”他听了以后很高兴。

习近平同志还非常重视宣传党培养选拔妇女干部的有关政策，所以福州市的女干部成长进步环境很好，提拔得比较多，到省厅工作的比例也比较高。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我们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调到省里工作之后，你们之间在工作上还有哪些交集？

林文秀：习近平同志刚到省委当专职副书记时，主要工作是分管农业和农村。他虽不直接分管妇联工作，但是他跟省妇联的几位领导说：“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支持的，我会全力支持的。”

这句话，依然是一诺千金。

1998年8月17日，我们召开福建省农村妇女小额信贷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会，各设区市党政分管领导出席，需要省领导到场指导。我们按程序上报后，结果分管领导有别的工作来不了。我们只好去找习近平同志来“救场”。不巧他那天要参加省委常委会，就跟我们说：“尽量来。”我们担心他来不了。没想到，他开过会之后真的就赶到省妇联，同志们见到他，都非常感动，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

在这次会上，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妇联组织的“巾帼扶贫行动”，认为这个行动既帮助了农村妇女脱贫致富，又服从服务了党的中心工作，使农村妇女工作与党的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他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发挥妇联组织在扶贫攻坚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各级部门在制定扶贫具体政策和规划时要重视发挥妇女的作用，维护妇女权益。要把妇联开展的“巾帼扶贫行动”纳入各地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他要求各级扶贫办进一步加强与妇联的合作，科委、科协、财政、林业、农业、水产等部门要在资金、物资、项目、信息、技术等方面给妇联以大力支持。他还强调，完成扶贫攻坚任务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真抓实干，为帮助贫困群众特别是贫困妇女共同走上富裕之路作出新的贡献。有了习近平同志的总结性发言，这次会议非常成功，为推进全省“半边天”扶贫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1年12月，习近平同志被全国妇联授予“支持妇女工作奖”，我们通常称获奖者为“妇女之友”。习近平同志确实是妇女和儿童的贴心人、好朋友，他当之无愧于这个称号。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委主持工作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制度安排，就是：每年至少听取一次妇女儿童工作的汇报；市委重大决策的会议都请工会、共青团、妇联领导列席；市委中心组学习，也扩大到群团组织参加。他当了省长以后，延续了这个制度，每年省政府都会听取省妇女儿童工作汇报；重大事项都会请工、青、妇领导列席会议并参与研究。

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后，事务繁多，但他不仅没有忽视妇联工作，反而更多地从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支持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他动员各级政府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办好事；大力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各地在筹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过程中，省政府都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

2002年，宁德市妇联筹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资金缺口比较大。1月6日，市妇联上报“关于要求支持宁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建设资金的请示”给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他对此高度重视，3月26日，通过秘书打电话给时任市妇联主席的黄少姿同志，约她第二天10点到办公室。27日上午，黄少姿和市妇联副主席张晨华一起到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习近平同志对她们说：“宁德的事情我会支持的。宁德建一座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不容易，要建好。”黄少姿当场表示，回去后会向宁德市委汇报，一定把妇女儿童中心建好。面谈后，黄少姿和张晨华从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出来，刚走到电梯口，黄少姿就接到了习近平同志秘书的电话，说习省长批给宁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建设资金200万元。她们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感叹习近平同志办事效率竟如此之高，对宁德妇女儿童事业如此重视和关爱。

一年后，宁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建设如期完工。竣工典礼上，黄少姿特地拍了照片，寄给已调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并附上一封感谢信，表达对他由衷的感激之情。

采访组：您和彭丽媛老师有很多交往，请您谈一谈她支持妇联工作的故事吧。

林文秀：彭丽媛老师非常支持妇联工作。省、市妇联与彭丽媛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跟她交流。她每年回来，妇联的领导同志都会去她家看望。她会聊聊在部队工作生活和赴各地演出的一些情况。她很健谈，和习近平同志一样，待人亲切，非常随和。

我也是调到妇联工作以后认识的彭丽媛老师。1994年春节前夕，彭丽媛老师回福州探亲。2月16日，省市妇联邀请她来妇联做客。时任省妇联主席的陈秀榕同志和我一起去接她，到她家门口时，她已站在那里迎接我们了，一点都没有大明星的架子。车上，彭丽媛老师和我们亲切交谈，我们之间如同熟悉的朋友，聊了很多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她告诉我们：“刚才女儿睡醒了，正想着妈妈抱。我就溜出来了，要不她会哭，不让我走。”

我说：“早就想看望您，您每次回福州的时间短，我们相会很难得。”

她说：“你们太客气了。上一次约我，主要是我在北京得了病毒性感冒，怕出来相见传染给你们。”

看到五四路的夜景，彭丽媛老师感叹：“福州的夜景很美！”

陈秀榕同志说：“这是习近平同志领导有方。”

她说：“大家对他工作很支持，我很感谢！”

我说：“习书记平易近人，上下反映都很好。”

她说：“主要是大家支持。他是干事业的人，又当过农民，体贴劳动群众。”

平时，我们妇联组织的活动很多，有举办大型活动和晚会的时候，就很希望能请彭丽媛老师来福州演出，提升活动的档次和水平。这个想法也是由来已久了。1995年初，为迎接世界妇女大会，我们要举办一场大型文艺活动，我就借此机会，跟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个想法。

他听了我们的请求，说：“请彭丽媛到咱们这儿来演出是好事啊，但是不知道她近期有没有安排。这样，你们能不能给她的单位发函？”

我心里很高兴，就马上给总政歌舞团发了邀请函，很快就收到回复：“彭丽媛同志另有事去不了，我们派其他人去可以吗？”

我有一点儿失望，但是相信总政派来的其他歌唱家一定也是水平很高的，于是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活动举办前夕，习近平同志还特意问我：“邀请演员顺利吗？”

我说：“很顺利，彭丽媛老师没来，总政歌舞团派了其他人来。”

他点点头说：“效果好就行。”

活动当晚，演出取得圆满成功。时任省委书记贾庆林同志和习近平同志都亲临现场，为获得全省“巾帼建功”标兵颁奖。

后来，彭丽媛老师回福州探亲的时候，省市妇联领导和她见面时，她非常热情地表示，一定要找机会为妇联作些贡献。

1998年5月，福州市妇联在福建电视台演播厅举办“为了母亲的微笑”文艺晚会。我们联系到彭丽媛老师，她风趣地说：“这次我肯定要来，把上次的遗憾补上。”

演出前，彭丽媛老师先到市妇联看望姐妹们，并和大家合影。这次晚会上，彭丽媛老师跟我们很多业余文艺爱好者同台演出，还请来了她女儿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伴舞。这次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效果很好。她演唱完以后，现场观众给予她经久不息的掌声。

活动结束以后，市妇联给她包了一个红包，作为她的劳务费。这都是她的正当收益，按照当时的标准，并没有多给。但是，彭丽媛老师婉言谢绝了，一分钱也没收，她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我们要用车送她回去，也被她婉拒了，之后自己步行回家。

彭丽媛老师的女儿就读过省妇联直属的省实验幼儿园。在毕业典礼上，幼儿园邀请彭丽媛老师，她也欣然前往，以家长身份与孩子和老师同台演出。毕业典礼结束后，许多家长纷纷要求与她合影，她也一一予以满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都忙于事业，平时聚少离多，但家庭仍很和睦温馨。请您谈谈对他们家庭生活的了解。

林文秀：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非常和睦，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也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福建省在推选“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时，福州市水部街道妇联要申报他们家庭，并找到彭丽媛老师商量。

她说：“这个事情能不能请市妇联跟市委办公厅说一下？”

于是我们报告给市委办公厅，习近平同志知道了这件事，他马上回复，明确拒绝说：“这名额很少，要给基层。”

不过，我们妇联的同志私下里觉得，这个荣誉还是给他家很合适。彭丽媛老师十分理解习近平同志的想法，她也认为：“要把荣誉给基层的家庭。”彭丽媛老师对我们一直非常客气，每次见面，她总是感谢我们对习近平同志工作的支持，还送给我们她演唱的磁带，我们都作为珍贵礼物保存。聊起他们夫妻俩，她总是跟我们讲，习近平同志对她家里的人特别好，对她的父母非常尊敬，对她的事业也非常支持。她说，习近平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他们的女儿非常喜欢他，跟他特别亲。因为工作关系，彭丽媛老师总是长期在各地奔波、演出，很少有时间照顾家庭。她跟我讲，她其实很想放弃演艺事业，以后就留在家里，做一名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多帮助习近平同志打理家务，多带一带女儿。但是，习近平同志打消了她的这个念头，他鼓励她说：“我可不能那么自私。党培养你这么多年，组织上这么重视你，部队也需要你，所以你还是要专注于干事业。”我们在聊天时得知，彭丽媛老师每次到福州过年，都会在家看孩子、买菜、做饭，或带孩子逛五一广场。她相夫教子的愿望，只有春节前后回福州的时候才有机会达成。

其实，再大的领导，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家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一次，彭丽媛老师不在福建，习近平同志又恰好出差在外，彭丽媛的母亲自己在福州生病了。我和另外一位副主席听说后，就到医院去看望了老人家。

老人家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和我们聊了好久。她很健谈，她谈自己，谈女儿彭丽媛，谈女婿习近平。她对我们说，她很喜欢自己的女婿，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她也很感谢我们妇联同志能来看她。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的初中语文老师陈秋影同志也有过接触，她是如何评价他的？

林文秀：陈秋影老师是习近平同志在八一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她于1997年9月来福建出差时，我认识了她。

那一次，习近平同志到外地出差了，他让秘书给我打电话交代说，请福州妇联帮助接待陈秋影老师，给她提供一些儿童阅读方面的情况，并带她参观一些儿童机构。我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经过几天的接触，我和陈秋影老师就熟悉了，彼此打开了“话匣子”。她对我讲起习近平同志上小学和初中时候的事情：“习近平在学校里一直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在班里，他的年龄较小。但却以在学习上的颖悟、为人的宽厚、处事的沉稳赢得了大家的敬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受了很多艰苦的磨炼，父亲被迫害下放，家庭四分五裂，他被扣上‘黑五类’‘狗崽子’‘反动学生’的帽子，被迫去陕西农村插队劳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以顽强的毅力在最基层的农村生活中锻炼成长，在陕北父老乡亲们的帮助下不断进步，成为一名团员、党员，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经历，使他有最大的机会了解最基层的群众，并与他们结下深厚的情谊。他立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终生都做报答老百姓的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习近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他走到哪里，始终都没有忘记母校和老师，他来京开会时，经常抽空看望老师们。1991年，我遭遇车祸，脚部骨折，习近平还托人带来按摩器。”

陈秋影老师的娓娓道来，让我更多了解到习近平同志童年、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不久之后，陈秋影老师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海峡姐妹》上，以表达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几年当中，对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请您谈谈对他的总体印象。

林文秀：习近平同志很朴实，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不怎么讲究。但他对履职尽责非常“讲究”，他信念坚定、为民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起到重要的带头带动作用，让我们受益匪浅。

他很喜欢脱稿讲话，在福州工作期间，他在许多活动中的讲话非常精彩。这来自于他宽广的视野、扎实的理论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基层实情的切实掌握。

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比如，我们妇联第一次评选十大杰出女性，在《福州晚报》上刊登候选人选票，让市民投票。在这过程中，有个领导的票数比较高。习近平同志听到相关反映，就提醒我们说：“不能把目标只放在领导身上，你们要注意把目光更多放在各行各业，放在一线。”“新闻媒体要把镜头对准群众，反映群众的呼声。”

妇联换届的时候，要提拔干部，我们就推荐了市妇联机关干部，习近平同志不失幽默地对我们说：“不要‘近亲繁殖’，外面优秀的人才也要推荐，最后由市委去研究。”

福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商界人士眼里，习近平同志是一位清廉的共产党领导干部。有一些港澳同胞遇到困难去找他，他都会帮忙，但他从来不要任何回报。他支持人家，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的事业能够在福建顺利发展，所以商界人士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

习近平同志充满着共产党人的精气神。他在福建任职期间，很多同志对他就是这样的评价。有一位女干部，是出版局的局长，她曾经对我说：“我年龄比习近平同志大十几岁，工作上碰到很多事情不好处理，但经常是他只跟我点拨一句话，我就豁然开朗，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好好的。”

大家非常信赖习近平同志，在他领导下工作，既有积极性，又有安全感。一直以来，他对干部很爱护，要求也很严格。他很讲诚信，只要是他承诺的，他就一定要兑现，他说到的，一定会做到。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他都是可以打满分的。

一直以来，他很注意处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们曾经随同他乘坐中巴车到基层调研、参加活动，他从来不居高临下板着脸，一直都是特别和蔼，还不时和我们聊天，谈笑风生。

习近平同志担任过福州市和福建省的重要领导职务，分管的部门数不过来，但他从来没有忽视过像妇联、老干局、残联这样的“弱势部门”。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弱势部门”，但他从来不这么看。各个部门的各项工作，他都很重视，都抓得非常到位，使我们这些在“弱势部门”工作的同志感到“弱势”不弱，大有可为。

老干部工作他也做得非常好。老干部普遍反映：“习近平同志是党的好领导。”“习近平同志的身上有强大的‘红色基因’，习仲勋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和优良传统被他继承了下来。”所有的老干部都拥护他、赞扬他。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半，给福建的干部群众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为福建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他为福建绘制的美丽蓝图，正在逐步变为美好现实。福建人民十分拥戴习近平同志，他现在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舵领航，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日新月异的伟大变化，福建人民由衷地为他感到光荣、骄傲、自豪。

采访对象：施永康，1945年1月生，福建晋江人。1968年从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江西工作，1982年调回晋江，历任晋江县委组织部干事、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92年起历任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泉州市委副书记、泉州市长、泉州市委书记。2008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31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施永康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您在泉州市任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你们当时是如何认识的？

施永康：1992年，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我是泉州市委常委兼晋江市委书记，之前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接触。那一年，去北京参加党的十四大时，我们两人都是党的十四大代表，同在福建代表团，就在会上认识了。

我对我俩最初认识的场景印象很深刻。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很亲切地对我说：“永康同志，晋江发展得很快，很好，你们在第一线很不容易，很辛苦。”他很魁梧，个子比我高了一截，我仰着头说：“是啊，晋江风风雨雨的，事情也很多。”当时，晋江出了一个药案，影响很坏，我们组织查这个案子下了很大力气。但是，当官为民办事，干起工作来哪有什么轻松的呢？想到这里，我说：“习书记，您在宁德老少边穷地区工作过，也很辛苦，很不容易。”宁德那个时候的状况和泉州截然不同，单从经济来说，福建省9个地市有6个地市的财政收入都不如一个晋江县，宁德作为老少边穷地区，更是差得很远。习近平同志说：“是啊，有机会我带干部到你们那边去学习取经。”我说：“好的，欢迎来指导。”

后来，我听福建代表团另外一位同志说，在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对晋江的情况非常关心，听到有人讨论晋江的问题时，他会非常专注地听。我们第一次见面，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年轻、成熟、稳重、睿智、干练、务实，待人和蔼亲切。

我们既然认识了，彼此印象又都不错，回到福建以后打交道就多了起来。特别是他调到省里工作以后，我们在省委全会上经常见面，之后都会聊聊天。他一直很关心晋江的情况。我们一见面就谈工作，他向我了解晋江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也经常把工作中的烦恼向他汇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一直关注晋江的发展？他当省委副书记后对晋江有过哪些支持？

施永康：晋江本来在福建也是比较有名的地方，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晋江是古越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到了南宋时期，北方战乱，晋江也成为南渡汉人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到了清末和近现代，晋江的海外移民越来越多，又成了重要的侨乡。所以，晋江在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发展，有历史文化因素，也有自然地理因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晋江群众自发尝试过多种生产发展路子，其中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是磁灶模式。磁灶镇在历史上就生产陶瓷远销海外，已经开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原材料—技术—市场。第二种是陈埭模式。陈埭镇处于肥沃的晋东平原，工业企业没有基础，他们组织生产当时中国社会短缺的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市场—技术—原材料。敢想敢干的晋江人充分发挥这两种模式的经验，走遍全国去做市场调查，了解市场需求，回来之后就组织原材料，再聘用工程技术人员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后来，晋江生产的服装鞋帽、日用品等丰富多彩的商品，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形成了晋江整体的一种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面貌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广大农村，变化更是天翻地覆。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走遍大江南北，考察广大农村发展情况，自北而南总结出了苏南模式（指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温州模式（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耿车模式（江苏省宿迁市耿车镇在中国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一种模式）、晋江模式。自此经济学界和理论界纷纷展开研究。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研究员自北而南系统考察了中国广大农村，最后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珠江模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代表模式。

1994年，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福建周边十个省的“三农”问题专家参会，把各地的发展模式放在一起交流比较。晋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都不一样。晋江模式以市场调节、股份合作制、外向型经济为主，同时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由于晋江模式特别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高度适合晋江本地的实际情况，因此得到费孝通、陆学艺等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1995年，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开始分管全省的“三农”等工作。上任后不久，他就来晋江调研，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我汇报说，晋江农业的比重只剩下百分之三点多。习近平同志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晋江这些年发展得比较快，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我们国家始终是农业大国，还是要更加注重农业的发展，否则恐怕会导致发展不平衡。乡镇企业确实给地区发展带来了巨大贡献，但不是大家都要到乡镇企业中来。无农不稳，在产业结构里始终不能忘了农业这一环。

之后，有一次我汇报了整个泉州市的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就问，泉州现在还有多少个贫困村？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有259个，并列举了一些数据来说明这些村的情况。习近平同志说，与很多地方对比，你们不能叫贫困村，应该说是发展滞后村。我继续汇报说，泉州市委市政府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市长跟随省长抓唯一一个国定贫困县，三个副书记分别挂钩抓3个贫困乡镇，四套班子全部成员责任到人共同抓这259个发展滞后村。我们实行“一村一策”，对每一个村都进行过实地调研，针对各村的实际情况拿出切合实际的方案来加以扶持，提供合适的项目来帮助他们，现在的效果还在继续跟踪。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这些做法表示肯定。他说，扶贫脱贫不容易，有的老百姓已经脱贫了，或许会又因灾因病返贫，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扎实，一定要注意跟踪，注意兜底。

习近平同志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同时对泉州的工商业也很重视。他强调“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在招商方面经常给我们以支持。泉州市比较发达，特别是晋江这样发展快速的地方很受投资者青睐，习近平同志原来工作过的陕西、河北、宁德等地的同志有很多项目想到泉州寻求合作，他就专门介绍这些同志到泉州来找我，他都会事先跟我联络，要我好好接待、协助招商。这对这些地方和泉州的发展都很有积极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怎样提出“晋江经验”的？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对晋江有很多指导和帮助，对晋江的发展始终予以关注和研究。他经常到泉州来，走遍泉州所有的县、市、区，每个县、市、区起码都走过4次以上，特别是在省委省政府工作的6年中7次到晋江调研。他认为，晋江的发展模式简单归纳起来是“三为主一共同”。“三为主”就是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企业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一共同”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种模式后来铺开到整个泉州，再之后对整个福建乃至对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借鉴价值。他评价说，晋江通过乡镇企业来生产一些人民群众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自己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他这个评价，实际上就是“晋江经验”的最初总结。

2000年，我们出了一本论文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主要是我随习近平同志在泉州长期调研、向他请教、学习心得汇集的五篇文章，阐明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重点工作，即发展经济、弘扬文化、建设城市。此外，围绕五篇文章，展开泉州继续发展的大讨论，泉州辖区内除金门县外的11个县、市、区书记和县长都有一篇文章。此举对全市进一步开放搞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请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写序言，他欣然应允。

在序言中，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发展评价很高：“改革开放以来，泉州这块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古老土地再次焕发出蓬勃生机，成为福建省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他对泉州的发展状况如数家珍，指出：1999年，泉州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52亿元，财政收入48.32亿元，分别是1977年的47.2倍和89.8倍，平均递增分别达19.2%和22%，经济总量约占全省26.2%、全国1.14%，所有县（市）再次分别进入全省经济实力十强县（市）或经济发展十佳县（市）行列，晋江跃居全国百强县第五。字里行间，饱含着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褒扬。他把泉州那些年的快速发展称为“泉州现象”。泉州的迅速崛起，为全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序言中对我们在战略研究方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泉州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写道：世纪之交，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要进一步提高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综合竞争力，争创发展新优势，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思路。泉州的同志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永康同志在整理完善泉州历届党政班子工作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泉州发展战略，阐述了实施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工作范畴，即发展大泉州经济、弘扬大泉州文化、建设大泉州城市。各县（市、区）的党政负责同志也围绕大泉州发展战略这一总原则，提出了切合各地实际的发展思路。整本书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泉州特色；二是有时代气息；三是贯穿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四是可操作性较强。可以看出，泉州这次战略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总体思路不错，比较系统且有一定深度，较好地体现了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这必将对泉州未来发展起到实际指导作用，对其他地区也有借鉴意义。善于通过务虚理清发展思路，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应具备的领导素质之一，希望今后继续保持和发挥这一优势。未来20年是福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把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科教先进、环境优美、文明开放的福建带入下个世纪，是全省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殷切希望，泉州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大胆尝试，勇于实践，奋力开拓，锐意进取，通过增创经济增长、体制创新、对外开放、软硬环境、科教人才、精神文明新优势，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有重要位置和影响的经济、文化、科教强市。

那时候，晋江在全国发展突出，大家都在研究晋江，既有费孝通、陆学艺等全国知名的专家，也有好多我们省里的同志，是称为模式还是经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和我谈话说，不要叫模式，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死板，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经验是可以灵活借鉴的东西。

还有一次，习近平同志率福建省经贸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我们随他去招商，工作之余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费孝通、陆学艺等老一代社会学和经济学家把很多地区发展的模式形成了理论系统，以苏南、温州、晋江、珠江四种模式来指导中国农村发展，并总结出了成功经验。除了晋江这种模式以外，其实泉州所有县也都在借鉴“三为主一共同”的思路，但在借鉴过程中又各有各的发展特色，并不是照搬晋江原有的模式，以后其他地区再来借鉴这种思路，也不会照搬模式。所以我们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

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战略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大家对他的看法都很赞同，在战略研究上都比较倾向于他倡导的“晋江经验”的提法。这样，“晋江经验”慢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研究领域流传开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深入泉州的基层调研，对泉州的发展战略作过充分研究，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走遍了泉州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泉州所辖各县、市、区，尤其是这期间，他6年中7下晋江，到企业、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在实地调研中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他每一次来，我都陪他，那段时间我们交流很多，我十分有幸跟随和见证他全过程全方位的调研活动，深受教育。

在充分肯定晋江发展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习近平同志发现晋江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企业虽不少，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却不多；产量虽不低，产品的技术含量却不高；鞋帽服装饰品企业多，高精尖技术却稀少；工业化发展热气腾腾，城市化发展却相对滞后……“面对新形势、新世纪，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在1999年的一次晋江调研中，他就提出了这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2002年6月16日，在泉州市委市政府的汇报会上，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改革开放大潮中，关于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晋江精神等一系列提法和问题。习近平同志经过多年考察研究、深入调研、问计于民，以政治家高瞻远瞩的视角与洞察力，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晋江模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并第一次正式提出“晋江经验”这个概念，第一次明确总结整个泉州发展模式都是“三为主一共同”的“晋江模式”之后，他又系统提出了六条“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启示”，要求全省各地认真学习借鉴。同时，从五个方面提出要求，要晋江、泉州“探索、创造新的经验，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听了习近平同志那次讲话，我心潮澎湃，很受鼓舞，专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刺桐清和》表达我那时对泉州未来发展激情满怀的心态：

榴月菖蒲雅，

温陵日正东。

蝉鸣桐树上，

景入画图中。

晋水舒长袖，

泉山冀泰鸿。

民心惟古国，

九域共亨通。

在长期调研和深入思考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了宝贵的“晋江经验”。2002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他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文。10月4日，《福建日报》刊发他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新华网次日全文转发。

“晋江经验”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核心动力是改革创新，核心内涵是全面发展。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多次强调，要注重发展品牌，注重创新，走自主发展之路。习近平同志的文章和讲话，带动了大家对晋江经验和泉州现象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200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泉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泉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文集《晋江经验与泉州现象》。

人们高兴地看到，当年闻名全国的“晋江经验”至今依然青春焕发，正抒写着“全国百强县”“福建第一县”“中国品牌之都”等可喜可贺的篇章。风靡八闽大地的“泉州现象”依然活力洋溢，经济总量居全国可比212个地级市前五名，位于全省“发展第一层面”，成为“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中国品牌经济城市”“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化工贸旅游港口城市”，泉州的发展活力十足，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同在福建工作多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施永康：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给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很多。

我们泉州有一所仰恩大学，是缅甸华侨吴庆星先生回国投资创办的。大学兴办之初，有些事情跟教育部门总是协调不好，市里和省里也协调多次，都谈不拢，搞得很僵。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省长，我是泉州市市长，他带着我们几个到吴庆星先生家里拜访，他们两位一见面谈话就很投机。吴庆星先生请我们一起吃了便饭。吃完饭以后，大家坐下来，习近平同志说，请给我一个便签和一支笔。旁边工作人员就递给他一张仰恩大学的便签和一支铅笔。习近平同志拿着便签和笔，问道：吴先生，你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意见，你跟我说。吴庆星一五一十地说完，习近平同志全都一一记了下来。他问，还有吗？吴庆星笑笑说，没有了。然后，习近平同志一条一条跟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你们要配合做哪些工作……很短的时间，把所有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吴庆星再也没有异议，双方都很高兴。那个时候，我就对习近平同志佩服得五体投地。

习近平同志的知识非常渊博，我们有一次随他出访土耳其、埃及、墨西哥，途经古巴，住在海岸边的一个旅店里。那个旅店正是海明威写《老人与海》时的住所。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谈到了海明威，讲到了他的著作《乞力马扎罗的雪》《永别了，武器》，还讲了《老人与海》这部不朽名著的整个故事梗概。由大海这个话题发散开来，我们还谈到高尔基的《海燕》，习近平同志兴致很高，还给我们富有感情地背诵了《海燕》主要段落。我们平时交谈的话题大多是工作，这次听习近平同志谈起文学艺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内心也非常佩服。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络吗？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我到浙江去拜访过他一次。他到上海工作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他的秘书还专门给我他在上海的手机号码。福建的同志们一直惦记着他，他也时常打听福建同志们的情况，很关心大家，始终把这些同志当作自己的亲密朋友。我想，这就是大国领袖的风范和胸襟。2010年，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我也已经退休。我花了很大的心血主编了一套450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大泉州战略探索》，一共8卷。出版之前，我请求习近平同志对书稿予以指正。一天早晨，我的电话响了，是习近平同志的秘书打来的。他说：“您好，是施永康同志吗？”我说：“是的。”他说：“习副主席跟您通话。”接着，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习近平同志亲切的声音：“永康啊，好久不见，现在怎么样啊？”我听到他的声音很高兴，半开玩笑地说：“近平同志，我退休啦，还能怎么样啊？”习近平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永康，你能编这么大部头的书，我看你威风不减当年呢！”接下来，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谈书稿，他很谦虚地说：“我离开福建时间比较久了，很多具体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有些内容我不太掌握了。通过你书稿中的介绍，我也了解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战略构想，书稿立意很好，质量很高。希望你们能继续加强研究，给泉州未来的发展提出更多更好的战略思路。”

虽然分别多年，但我心里一直想着他这位曾经的“老”领导，也在不断地学习他的讲话和思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发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学习。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致辞，我全神贯注地听下来，深受启发。2017年7月1日，他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亲情浓郁、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引起一阵阵掌声。2017年8月，《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我也是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学习。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政治报告，那天我们几个朋友一起从头到尾在电视机前聆听他的讲话，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其中很多“金句”我都能背下来。比如，“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话，大义凛然，彰显了至高无上的爱国气节，令我心潮澎湃。

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也没有忘记我，让我非常感动。2014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京军区，陪同他视察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亲笔给我来函说，习近平总书记和他谈话时提到了晋江经验，还专门向他问道：“施永康同志现在怎么样？”司令员在信中还说：“作为领袖和统帅，习主席心中还记着您，我深受教育与感动！习主席伟大的胸襟和情怀，将永远激励我们向中国梦、强军梦奋勇前进！特转告您。”

2019年3月10日，全国两会期间，泉州市领导连夜给我来电话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讨论时又提到了“晋江经验”，并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还特别提到“当时，施永康同志在那边当书记”。

得知这些消息，我内心很激动。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为泉州人民、为晋江人民做了一点事情，但那都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还嫌自己做得不够多。

数字是闪光而充满魅力的：回顾改革开放40年，1978年启动时，晋江农民人均收入107元，2018年是2.4万元；1978年财政收入1476万元，2018年是226亿元；1978年财政补贴252万元，2018年财政上缴113亿元。

多年的从政经历，也是我不断完善自我、追寻初心的过程，特别是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10多年，我所学、所获、所感甚多，内心很充实。这几年，我虽然退休了，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但心情越来越舒畅，对祖国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但是，只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伟大的人民，必将继往开来，坚定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大展宏图，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采访对象：钟炳林，1958年12月生，福建长汀人。1997年任长汀县水土保持局局长。2010年1月后历任长汀县国土局局长、龙岩市林业局副调研员、长汀县副县长、龙岩市水土流失治理指挥部副总指挥。现任闽西客家联谊会副会长。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7月14日初访，2020年1月13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建省龙岩市闽西宾馆，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钟炳林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高度关注长汀水土流失的状况。长汀当时的水土流失严重到什么程度？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钟炳林：长汀的水土流失问题由来已久。除受自然因素影响外，主要起源于社会动荡，形成于缺乏燃料，成灾于群众砍伐。“荒山无寸木，古道少人行。”《永乐大典》中所载的北宋五言律诗《过汀州》，开头两句就哀叹长汀的萧条。

1985年，长汀的水土流失问题愈演愈烈，全县水土流失面积146．2万亩，占全县面积的31．5％。“山光、水浊、田瘦、人穷”，短短八字写尽了长汀的困境。长汀成为福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曾多次赴长汀调研。您当时是长汀县水土保持局局长，请您具体讲讲他几次去长汀调研的情况。

钟炳林：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长汀水土保持工作，曾先后五次赴长汀调研。前三次是他任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后两次是他任代省长、省长的时候。后面这两次，他是专门到长汀调研水土流失治理情况，我全程陪同。我主要讲讲这两次。

1999年11月27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习近平同志到长汀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感觉他有一种很强的人格魅力，对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见到习近平同志，我总有一种“见其人，如其名”的感觉。我理解，他的名字足以概括他的性格特征和做事风格：习，就是做事情讲规矩、讲规则、讲规律；近，就是平易近人，让人很容易接近；平，就是语气平和，关心百姓，做事踏实不张扬。

习近平同志首先到河田镇露湖村的项公亭。项南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时，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作出了不朽贡献。项南同志逝世后，长汀人民为了纪念他，自发兴建了此亭。

在项公亭，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长汀在过去10多年里水土流失治理的情况，及今后的治理规划。当他了解到水土流失面积仍超过百万亩时，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对在场的领导说：“长汀水土流失是‘瘌痢头’，是顽症，久治不愈。1983年，项南书记专门研究，至今人民怀念，寄予希望。当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离开项公亭后，我们又来到策武乡黄馆万亩果园。万亩果园是长汀县直机关干部为治理水土流失带头开垦的果园。习近平同志看到后，对我们的做法非常满意。他说：“鼓励机关干部种果树治理水土流失，干部带劳带资搞开发，这条抓得准，没有等靠要。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干部带头示范。你要群众做的事情，只要干部带好了头，起到了示范，群众才能相信你。凡是难点，干部一马当先，群众就会拥护。但对生活困难的干部，要‘网开一面’，区别对待。”

视察万亩果园后，已经12点多，我们就到宾馆。原本打算在宾馆吃完饭休息一下就走，但是，习近平同志提议说：“既然大家都来了，就开一个小时的会，县领导汇报一下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汇报完后，习近平同志作出指示说：“要把农业综合开发、山水田林路综合开发和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结合起来，变劣势为优势，推动长汀经济的发展。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的时间，有所为，有所不为，完成流域治理目标。要有系统工程的理念，列出时间表，既搞经济林，又搞生态林，要分析自己有多少能力，再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他又说：“省里将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长汀倾斜，就是倾斜到腰都弯了，也要继续倾斜。”

我们根据他的讲话精神，重新调整、修编规划，经省有关专家领导审查后，起草了一份《关于请求重点扶持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请示》。

在这份材料中，我们汇报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艰巨性，以及今后十五年治理规划目标以及主要措施。在材料的最后，我们列了一些请求省政府协调解决的主要问题。比如：请求把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请求省政府协调省财政厅拨出专项经费，用于长汀治理水土流失；请求省政府将长汀县水土保持煤炭补贴标准由现行的每年80万元提高到每年200万元；请求省政府将长汀县上报国家水利部，列入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县等。

看过这份请示材料后，习近平同志于2000年1月8日作出批示：“搞好水土保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项南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十分重视抓长汀县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我们应继续做好这项工作。请省直有关部门于近期听取一次龙岩市委、市政府和长汀县委、县政府的有关工作汇报，帮助长汀县搞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论证，并拨给适当前期经费。同意将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上报长汀县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县。为加大对老区建设的扶持力度，可考虑今明两年由省财政拨出专项经费用于治理长汀县水土流失。”

2000年新年伊始，福建省多次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最终确定了将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省财政拨款由每年的80万元提高到每年1000万元，龙岩市政府配套190万元。

2000年3月，长汀县组织干部和群众捐款建设河田世纪生态园。当时，我们每个干部都有捐钱、种树，群众也都自愿捐钱，捐50元、100元都可以。

习近平同志得知后，于5月29日让秘书托人送来1000元给长汀县委书记，为生态园捐种了一棵香樟树。

2001年10月13日，习近平同志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检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落实情况。

习近平同志首先来到河田世纪生态园。去年他捐种的那棵香樟树，长得郁郁葱葱，他很高兴，还亲自培土、浇水。

为河田世纪生态园捐种树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发一张植树纪念卡，卡上详细记载了捐种人、树种、日期等。我把植树纪念卡送给习近平同志后，他仔细端详，又笑着对我说：“发纪念卡好，捐资植树有纪念意义，你们的管理责任也更好落实。”

在那棵香樟树的边上，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长汀县自发自筹建设河田世纪生态园的情况，他很赞赏我们这种做法。

随后，在生态园后山石壁下的水土流失治理现场，我带着当年的“作战图”，向他汇报了两年来的治理情况。看着两年前光秃秃的山岭现在已有了葱葱绿意，习近平同志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以看出，他为山岭治理带来的可喜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讲了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长汀县水土流失面积1985年146．2万亩，到1999年是110．65万亩，15年治理45万亩，减少水土流失面积35．55万亩。按照这种速度，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还需46年。这两年加大了治理力度，一年治理十几万亩，8到10年可以完成现在的治理任务。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是为民办实事项目，是一项继往开来的事业，现在取得了成绩。为了让人民群众生活在山清水秀的优美环境里，还要继续发扬谷文昌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锲而不舍抓下去。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生态省建设最薄弱的地方，对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方要重点治理，完善治理机制，拓宽投资渠道，真正把水土流失治理这项工作作为提高为人民服务质量的大事抓紧抓实，以点带面，总结经验，对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起到典型示范作用。”

他还说：“我们的党和政府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干部就是要善待民众，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摸透群众在想什么，群众中发生了什么，还要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特别是对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群众以及社会弱势群体，要格外关注，重点帮助。”

让我万分惊讶的是，他把我刚才汇报的几个数据一下子都说出来了，有好几个数据是第一次对外公开讲的，他记得很清楚，可见他有多在意、多上心，这让我很佩服。

我顺手拔了一棵草给他看，我对他说：“这种草叫鹧鸪草，生命力很强，只在贫瘠的地方生长。”他仔细端详着这棵草，然后说：“让我们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把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好，就让这种草‘只把春来报’吧！”听着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希望和决心，我也充满了信心。

随后，习近平同志又去视察了寒坊村的崩岗治理工程示范点（“崩岗”指山坡土体或岩体风化壳在重力与水力综合作用下分离、崩塌和堆积的侵蚀现象）。崩岗治理工程与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时打的淤地坝类似，但面积小得多，他在那里看了很久，详细了解了崩岗治理工程的做法。临上车时，他又返回来问了我一些事，比如埂壁种草的做法、板栗基地前埂后沟的做法，等等。

临走时，习近平同志在车门前对我说：“我这次是来检查你们承办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落实得好，再支持；落实得不好，不再支持。”我当即表态：“如果落实不好，县摘牌，人摘帽！”接着他说：“我每次到长汀，都要看看水土保持的情况。”

长汀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从政治的高度、时间的跨度、资金的额度、执行的力度，开创了全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先河。2001年10月19日，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保持工作批示：

1． 再干八年，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

2． 应纳入国民经济规划，请省计委安排。

3． 按2001年资金安排规模和渠道形成拼盘意见，还要增加多渠道投资的措施，请省计委、省财政研究。

4． 长汀河田是重点，还要统筹全省其他地方，但要突出重点。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之后，仍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很关注。

钟炳林：是的。他一直关注着。2004年6月10日，那时习近平同志已调到浙江任省委书记了。长汀县在昔日的水土流失区栽种了很多杨梅树，因为客家人历来都秉承着“吃水不忘打井人”的优良传统，杨梅成熟后，我们就送了一篮子杨梅给他。

收到长汀人民的杨梅后，他给长汀县委书记、县长回信，信中写道：“欣悉你县几年来全力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并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我感到由衷的高兴。1983年，按照项南书记的要求，长汀开始对水土流失问题进行治理，这几年继续加大了治理的力度。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长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全面根治为目的，切实把这一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把长汀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生态县。”

201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从荒山连片到花果飘香 福建长汀——十年治荒山河披绿》一文。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阅后批示：请有关部门深入调研，提出继续支持推进的意见。

遵照习近平同志指示，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何毅亭同志专门组织了调研组赴长汀进行深入调研，并写了详细的调研报告。

2012年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调研组报送的《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同意中央七部门联合调研组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长汀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份之一，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艰巨的任务，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2012年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接见福建省人大代表团时，又提到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他说：“项南同志在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就亲自倡导抓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我担任省领导后接着抓，取得了一些成效。2001年，我提出要再干八年，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最近，我又连续两次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作了批示，要求认真总结长汀经验，坚持以点带面，促进全省和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和生态建设，并要求有关部门给予支持。希望省委省政府认真总结推广长汀治理水土流失的成功经验，加大治理力度，完善治理规划，掌握治理规律，创新治理举措，全面开展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中小河流治理。对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子孙后代的事情，一定要一任接着一任锲而不舍地抓下去，一抓到底，切实抓出实效。”

这就是他离开福建后，持续关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情况。得益于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长期关心、支持，长汀百万亩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创造了奇迹。现在，长汀县绿满山、果飘香，成为南方水土流失治理的典范和福建生态省建设的一面旗帜。

水土流失就是财富的流失，水土保持就是财富的保护。绿水青山是万代永续之宏基，它不仅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还孕育着灵气，灵气又凝聚人气。可以说，长汀是习近平同志“两山”理论的孕育之地、生态文明思想的探索与实践之地。

今天，习近平同志当年捐种的那棵香樟树正在茁壮成长，已经成为生态园的一个观光旅游点，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拍照留念。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政经济热点，谈谈您对习近平总书记这几年治国理政的评价及认识。

钟炳林：通过与习近平同志在长汀的接触，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他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领袖。

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四个自信”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他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古丝绸之路全新的生命力，将“丝路精神”重新发扬光大。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在河北适合地段规划建设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雄安新区，更是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

他当年在长汀调研时，专心听汇报、细心问过程，通过调研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知山知水方能治山治水。就是在他的这种实地调研精神指导下，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才会取得今天这么可喜的成绩。

习近平同志具有超常的攻坚克难魄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补齐短板、抓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啃了很多硬骨头。比如，腐败是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顽疾”，没有非凡的气魄和手段是难以做成的，但习近平总书记很有魄力，干就干好，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现在，中国的反腐败取得显著成效，百姓一致叫好。

习近平同志具有超凡的风度和自信。他深思熟虑，成竹在胸，引经据典。无论是2016年9月4日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还是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他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元首、专家、代表的精彩发言，充分彰显了他作为大国领袖的高度自信和人格魅力。

采访对象：林占熺，1943年12月生，福建连城人。菌草技术发明人。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所长，福建省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 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6日再访

采访地点： 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采访组：林占熺教授，您好!您多年潜心研究菌草技术，并在应用和推广方面付出很多心血。请您简单讲讲菌草和菌草技术是什么?

林占熺：菌草是草的一个新类别，是新的生物材料，是新的农业资源，是“菌”与“草”交叉的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的一个新领域。菌草技术，是利用菌草栽培食药用菌和生产菌草饲料、菌草菌物饲料、菌草菌物肥料的综合技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福建农学院工作，一次参加福建省科技扶贫考察团赴闽西革命老区长汀、上杭等县考察，发现那里的农民处于深度贫困之中。我当时就思考，用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脱贫呢?栽培食用菌是当时帮助农户脱贫致富的“短、平、快”项目，但传统的香菇、木耳等食用菌栽培需用木材为原料，而长汀水土流失严重，绝不能走砍树栽菇的路子。为探索一条不用木材栽培食用菌的新路，从1983年起，我就开始利用闽西野生资源十分丰富的芒萁、五节芒等野生草本植物“以草代木”栽培食药用菌的研究。当时，研究工作“白手起家”，困难重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86年获得成功，发明了菌草技术，为解决菌业生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菌林矛盾”紧迫问题开辟了新途径。此后，菌草技术研究应用又在生态治理和菌草饲料、菌草菌物饲料、菌草菌物肥料开发等领域不断深化拓展，形成了综合技术体系，在国内外广泛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和良好的国际影响。

采访组：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为福建对口支援宁夏的项目，而习近平同志当年在省里分管对口支援工作，请您讲讲这之间的联系。

林占熺：事情要从1996年10月讲起。当时，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福建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

1997年4月，在银川召开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将菌草技术列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习近平同志亲自在联席会议纪要上签字。

一接到任务，我马上率领菌草技术扶贫专家组带着菌种和菌草草种直奔宁夏固原地区的彭阳县实施菌草技术扶贫项目。

宁夏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与福建大不相同，要用发源于福建的菌草技术“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只能从头开始。彭阳县冬天寒冷，无霜期不足6个月，而且昼夜温差大，我们担心温差大影响食用菌生长，为此建半地下室菇棚和利用废弃的窑洞来栽培食用菌。为确保示范和生产获得成功，我们就驻村工作，有时还住在菇棚里，以便夜间起来检查菇房的温度变化。

半年后，一个个难题被攻克，第一批用作物秸秆栽培香菇、平菇、双孢蘑菇等食用菌取得成功，27个示范户平均收入超过2000元，其中小岔沟村一示范户50平方米菇房栽培平菇的收入超过他种植27亩小麦的收入，参加食用菌生产的示范农户当年的收入翻了一番多。

生态脆弱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为此，在利用作物秸秆栽培食用菌的同时，我们在干旱荒漠地上试种菌草。

1998年10月，福建农业大学向省政府提交《关于赴宁夏开展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汇报》，建议发挥学校科技优势，利用包括菌草技术在内的多项技术，在宁夏实施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习近平同志对此作出批示，明确指出“菌草是我省之优势”，要求“扬长避短”，“要做自己‘拿手’的”。这个批示为菌草技术对口帮扶宁夏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和工作思路，使我们深受鼓舞。

此后，我带领福建农林大学菌草技术人员长期坚持在宁夏贫困山区驻村驻点，手把手扎扎实实地做好全程技术服务工作。菌草技术扶贫项目在宁夏落地生根，从试验示范到建示范基地再到8个贫困县大面积推广。

在闽宁两省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菌草技术扶贫在宁夏取得显著成效。到2007年，全区1.75万户参与菌草生产，兴建菇棚1.75万个，创产值近亿元，菇农户年均增收5000多元，菌草业成为闽宁对口扶贫的一个重要产业，使一大批农户通过发展菌草生产告别贫困，深受农民欢迎。

在闽宁村参加验收的一位回族老汉编了一个顺口溜：“菌草，菌草，闽宁草，幸福草，还是共产党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在发展菌草菇的同时，我们在闽宁村和彭阳县两个基地开展菌草种植，也获得突破。在闽宁村种植菌草亩产鲜草达10吨，是当地青贮玉米产量的2倍以上，为利用人工种植的菌草发展菌草业打下了基础。

为表彰我在菌草科学研究、科技扶贫和技术援外工作上取得的成绩，省政府授予我一等功证书，这是福建省第一次对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记一等功。2000年7月5日，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出席了在省政府举办的、专门给我一个人授奖的颁奖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菌草技术的优势在全国相当突出，要继续让它在扶贫致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号召“广大知识分子投身到生产第一线，投身到科教兴省、科技兴国的洪流中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的科技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为世人瞩目的、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卓越贡献”。他还殷切希望我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习近平同志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不仅给予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而且体现了他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坚定支持。

我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嘱咐，带领团队继续在宁夏、甘肃、新疆等西北各省区开展菌草技术扶贫，并探索如何把西北地区的生态治理和菌草产业扶贫有机结合起来。经过14年的持续不懈努力，在宁夏等地的干旱荒漠地、盐碱地种植菌草不断取得新的突破。2010年在闽宁镇武河村黄羊滩的荒漠地上种植的巨菌草经专家验收，亩产鲜草20吨，是当地在耕地上种植的青贮玉米产量的4倍左右，为黄河流域荒漠化治理和菌草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优质、生态、安全，并且能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紧密结合的新模式。

如今，我们已选育出适合从黄河上游青海贵德到山东入海口均可种植的巨菌草、绿洲一号等菌草品种，并在黄河上、中、下游不同类型生态脆弱地区创建菌草生态治理和菌草新兴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我深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断会成为现实，黄河不仅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而且黄河生态治理还能为世界大江大河的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采访组：菌草技术得到政府认可和大力支持，是在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省长期间，请您讲讲他当时支持建立菌草科学实验室的情况。

林占熺：进入新世纪，菌草技术进入“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要把菌草技术做大做强，无论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产业发展方面，都迫切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2001年福建省“两会”期间，我受多位委员的推荐，在省政协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呼吁尽快在菌草技术发明单位福建农林大学设立菌草科学实验室，以保持福建菌草技术研究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并推动菌草新兴产业发展。我的发言经修改充实后，被列为当年省政协的重点提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同志不仅出席省政协大会，认真听取了我的发言，还对这一提案的办理作出了重要批示，交由省政府督查室督办。

2001年8月1日，省政府督查室向习近平同志呈报了提案办理督查情况。他们的报告认为，福建没有必要建立菌草科学实验室。习近平同志对此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否定，而是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可向农林大学和林教授反馈。”他的批示为福建省建设菌草实验室留下了回旋余地。

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意见后，几乎失去了信心。但是，习近平同志的批示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想，既然他批示把这个报告反馈给我，说明他还想征求我的意见。于是，我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进一步汇报我的想法，希望能够得到支持。

习近平同志收到这封汇报信后，交由省教育厅办理。时任教育厅副厅长薛卫民到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调研。薛副厅长通过深入调研后，对菌草技术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应该支持菌草科学实验室的建设。薛副厅长这次调研形成的报告呈给了习近平省长和潘心城副省长。

习近平同志接到这个报告后，作出重要批示：“菌草技术是福建的优势科研成果，已产生广泛影响，这个项目较其他一些项目更贴近现实，有经济和社会效益。”

习近平同志批示后，有关厅局组织讨论落实。但仍有人持否定意见。在意见分歧很大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还是坚决支持建设福建省菌草科学实验室。他看问题是看趋势，很有前瞻性。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福建省菌草科学实验室是建不起来的。有了这个实验室，才会有今天的3个国家级菌草技术创新平台，一个是科技部依托福建农林大学组建的“国家菌草工程技术中心”，第二个是国家发改委建在福建农林大学的“菌草综合开发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第三个是国家教育部的“菌草生态产业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有了这个实验室，菌草技术也才可能列为联合国经社部“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项目，向全球推广。所以，完全可以说，这项前沿技术是在习近平同志的关怀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没有他的关怀支持，菌草技术不可能有新世纪的大发展，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支持菌草技术援外工作的。

林占熺：菌草技术的援外工作同样是在习近平同志多年来亲自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现在已推广到世界106个国家，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卢旺达等13个国家建立示范基地，取得了丰硕成果。菌草技术全球推广也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就具有的国际思维和战略眼光。

上世纪90年代，当时援外是中央的任务，省一级政府只是配合国家执行援外项目。但菌草技术是个特例。菌草技术在福建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后，1994年国家外经贸部把它列为发展中国家实用技术培训项目。

菌草技术援外第一站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省长时开启的。1997年5月，他安排省长助理李庆洲同志率团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并与东高地省签署了菌草技术重演示范合作协议。同年7月，我应巴新东高地省政府邀请，带领菌草技术专家组赴东高地省鲁法区实施菌草技术重演示范。

当时巴新东高地省的农业生产还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生产水平低下，菌草专家组在异国他乡、在缺水没电甚至是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坚持开展工作。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从当地实际出发，为让当地村民掌握技术，对技术简化再简化，简化到当地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能成功，让所有的村民都有可能从事菌草生产。

1998年1月，菌草技术在东高地省重演示范取得成功，实现了当地食用菌栽培“零”的突破。为此，巴新东高地省在鲁法区举办了5000多人参加的盛大庆祝活动，巴新总督、副总理和8位部长出席活动并给予高度赞赏，东高地省升起中国五星红旗、奏响中国国歌。

1999年9月9日，巴新东高地省行政长官在给福建农业大学和中国驻巴新大使的感谢信中写道：“中巴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该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中国专家能够适应这种使发达国家的人望而却步的条件。这足以表明中国政府通过专家实施菌草项目给予我们的帮助是真心实意和信守诺言的。”

2000年5月，巴新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因国家菌草技术援助项目前来福建考察，习近平同志要不要与他会面成了接待部门犯愁的一个难题。这个省当时人口只有37万，规模还赶不上我国一个较大的乡镇。考虑到这个情况，有人就在会议上说：“这是‘小朋友’，见了这一个，以后怎么办?习省长个个都要见吗?”作为知情人，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我说，他们虽然是“小朋友”，但如果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成为“两肋插刀”的“好朋友”。我还把1999年中巴关系发生风波时，他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作了具体介绍。有关同志把会议的情况向习近平同志作了汇报，他当即表示：“要立足政治，立足全局，立足长远，这种朋友交得越多越好。接待的时候，该什么级别接待就什么级别接待。”后来，习近平同志亲自会见了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会见的第二天，我陪同东高地代表团赴厦门参观，他们告诉我，会见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一个有3400万人口的省长会亲自会见他们，并签了友好省的协议。

2001年9月，福建农林大学党委书记王豫生率福建教育代表团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转达习近平同志对巴新国庆的祝贺并递交贺信。代表团了解了福建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菌草技术和旱稻技术的进展情况后向省里反映：我们去援巴新菌草技术项目实施地考察，看到该项目给当地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和群众的欢迎，开展菌草技术援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建议拨专项经费用于菌草技术援外。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上批示：“福建农林大学这次巴新之行访问成功。要落实后续工作，已承诺的省政府援助经费要按时划拨。”

在习近平同志“要立足政治、立足全局、立足长远”的思想指导下，福建省菌草技术和旱稻技术援巴新东高地省取得显著成效，解决了农业技术援外进村到户难和可持续难的两大难题，为巴新农民的就业、减贫开辟了一条见效快、效果好、可持续的新路。东高地省从此结束了没有稻谷种植的历史。目前，菌草种植在巴新已经扩展到3个省10个区。为了感谢中国援助的菌草技术，当地有的人名字改叫“菌草”。如巴新前国防部部长卡拉尼把女儿改名为“菌草”，并在报纸上公布。他解释说不管今后会怎样发展，都不要忘福建支持的菌草技术。援巴专家组中有4人姓林，为此，他们把巨菌草叫“林草”。

2018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前夕在当地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18年前，我担任中国福建省省长期间，曾推动实施福建省援助巴新东高地省菌草、旱稻种植技术示范项目。我高兴地得知，这一项目持续运作至今，发挥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的一段佳话。”他在访问巴新短短的几天里，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菌草技术援助巴新的情况。其间，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时任巴新总理奥尼尔共同见证下，两国政府签署了菌草、旱稻技术援助协议，开启了菌草技术援巴新征程。

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还亲自推动国家援助斐济菌草项目落地实施，并在多个场合对菌草技术援助斐济工作给予关注关心并提出期望。

2009年2月9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过境访问斐济，先后会见斐济总统、总理。在宴席间，习近平同志得知斐济的食用菌全靠进口，就向他们介绍说，我认识福建农大林占熺教授，他“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技术先进，如果需要可以支持。斐济总理随即表示，非常希望能得到中国的支持。

习近平同志访问回国后，向福建了解菌草技术在海外合作情况。随后，他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关于在斐济开展菌草技术合作的专题报告上批示：“请商务部和外交部研究。”商务部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召开项目专题会议，并立即启动援助斐济菌草技术项目工作，会同福建省政府共同落实项目实施方案。

2009年11月，中国与斐济政府签署中国援助斐济菌草技术项目换文协定，同年12月底，该项目正式启动。福建农林大学迅速组织专家组，于2010年1月23日赴斐济进行可行性考察。中国驻斐济大使韩志强和经济商务参赞蔡水曾接见了专家组。韩大使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副主席向斐济总理介绍菌草技术情况和援助斐济菌草技术项目的缘由，强调了该项目是两国领导人确定的，对巩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十分重要。

2014年8月在南京举行的“青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热情会见了前来参加开幕式的斐济总统奈拉蒂考并再次谈到援斐济菌草技术项目。奈拉蒂考总统感谢说：“您关心的菌草项目，中国专家很快到位，我们相信一定会造福我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肯定地说：“我本人十分关注菌草项目，它可以增加当地农民收入，这个项目在巴新、在非洲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相信它一定可以为当地人民作贡献。”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斐济，在两国元首会谈中再次谈到菌草技术项目。习近平总书记说，得知经过几年的准备，菌草技术已经成功落地，希望这一项目能帮助斐济人民增加收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出口，造福当地人民，并进一步扩大成效。

后来，斐济总统乔治·孔罗特夫妇、总理姆拜尼马拉马都视察过示范中心。他们表示，菌草技术对斐济的贡献很大，不仅增加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减少进口，而且解决旱季畜牧业饲料缺乏的问题。他们代表斐济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中国政府的援助以及中国专家的辛勤付出。

2017年5月14日，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召开答谢宴会，邀请我参加。他特别强调：菌草项目拉近了他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关系，拉近了斐济和中国的距离。

现在，菌草技术已为斐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开辟一条可持续的新途径，破解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难题。

菌草技术被斐方誉为“岛国农业的新希望”，成为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典范。

采访组：请您讲讲菌草技术援外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这些援外项目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林占熺：20多年来，菌草技术在习近平同志亲切关怀下茁壮成长。在援外方面，我们坚持贯彻他提出的“三立足”思想，坚持“走出去”，菌草技术现已传播到106个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菌草技术走向世界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援外培训;二是实施援外项目。

在援外培训方面，菌草技术于1994年被列为“南南合作”项目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同年被国家外经贸部列为援助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项目。迄今已举办245期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为106个国家培训学员8653人，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莱索托、卢旺达、南非、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纳米比亚、马来西亚、缅甸、老挝、泰国、朝鲜等13个国家建立菌草技术培训示范中心或基地，不仅为菌草技术全球推广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架起了一座座中外友谊之桥。

在实施援外项目方面，自1998年开始，先后承担国家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莱索托、卢旺达、厄立特里亚等国菌草技术项目，福建省援巴布亚新几内亚、援中非菌草和旱稻技术项目，以及福建省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与老挝、缅甸、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等国菌草技术合作项目。2017年起还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合作实施“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的菌草技术项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菌草技术援外项目被赞誉为“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菌草在一些国家被誉为“中国草”“致富草”“幸福草”“太阳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创新之路无止境，往事悠悠当回首。菌草事业之所以能不断开拓发展并走向世界舞台，与习近平同志的长期关心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工作者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投身新时代，拼搏新时代，为“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而奉献毕生。

采访对象：严正，1943年5月生，福建沙县人。1982年至1992年先后任福建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经济研究室主任，科研处处长。1992年任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1996年任院长。2009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严正同志，您好！您1992年从福建师大调到省社科院工作，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从那时起，你们有长达10年之久的共事与合作，请讲讲你们相识之初的情况。

严正：我跟习近平同志是1992年认识的。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习近平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够主动地、充分地调动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参政议政。我是经济学教授，当时全省评上经济学教授的人还不多，所以我可能引起了政府注意。福州市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市政府专家咨询组成员。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研讨。

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不久，就着手组织制定福州市的总体战略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部分，对应的是3年、8年、20年，被称为“3820”工程。

我被叫去参与这个规划讨论时，专家咨询组来了七八个人，习近平同志那边带领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也有几个人。开会的时候，市领导已经拟了一个初步的稿子，让我们参加讨论。讨论十分热烈，当时还拍了录像。20年后，福州市办了一场“3820”工程展览，我还在这个展览上看到了那次会议的影像。

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习近平同志。在谈到“3820”工程和城市规划的一些具体问题时，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到，他与我之前接触和认识的领导干部有很大不同，在制定战略和规划上，甚至在学术上，他都很内行、很有见地。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福州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当时有些人不太接受，认为福州既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也不具备大都市的条件。但习近平同志积极地为福州谋划这一前景，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创造条件。我对这一设想持赞成态度。福州作为福建的省会，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理应有建设成为像广州、深圳这样国际化大都市的雄心壮志。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3820”工程都包含了哪些具体的战略构想。

严正：战略构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闽江口金三角”发展战略，为福州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福州的未来在闽江口，向北面的连江县、罗源县和南面的长乐市、福清市推进，与福州市区形成三足鼎立的“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区，中心市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主要布局在南北两翼。多年来，福州一直都坚持了这个方向，历任领导也一直延续“闽江口金三角”这个发展思路。

习近平同志对福州城市规划还提出了重要的“显山露水，跨江面海”战略构想。福州城有闽江和乌龙江两条江，福州市区应当向南跨越闽江，开发南台岛，然后再跨越乌龙江，建成一座有四个外滩的美丽城市，福州市区的几座小山都应当开辟成公园。他的战略设想，成为福州城市建设的基本战略，他之后的几任领导都延续了这样一个发展方向。20多年下来，当时构想的四个外滩，现在有三个已经基本建成。乌龙江北岸的江滨公园已经建得非常漂亮，几座大桥已经架到乌龙江南岸，汽车城、大学城、高新科技园区、农产品集散中心正带动南岸的快速发展。跨江同时，还要沿江向东拓展，走向海滨，建设滨海新城。

现在“显山露水”和“跨江”已经做到了，“面海”还在推进阶段。上世纪90年代，福州就开始向海边推进，但毕竟中心市区离海边有50公里，向东走向海滨的步伐落后于向南的跨江发展，当时提出的位于长乐文武砂的滨海新城，这几年已开始着手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战略规划当中十分重视港口建设。20世纪90年代，福州的港口是马尾港，那是一个河口港，吨位在2万吨以下，在历史上是福州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但马尾港毕竟太浅了，大船进不来，福州的集装箱装2万吨的船也到不了美国，只能到香港中转，码头卸下来，再装大船运走。这样，运往香港的费用再加上香港码头的装卸费用，就占了去美国运费的三分之一。当时，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来，福州必须建设深水港。经过长期努力，福州市在福清江阴建成10万吨级集装箱深水码头，在罗源湾建成30万吨级煤码头和铁矿石码头。

福州是个沿海城市，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洋开发，当时福州正因长期捕捞过度出现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渔民生活困难。市领导引导渔民从捕捞走向养殖，种海带、紫菜，滩涂养殖贝类，海湾网箱养鱼，同时弃小木船购置大渔船，到北太平洋、赤道发展远洋捕捞。几年后，福州渔村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的几年当中，连续提出了跨江面海发展规划、“闽江口金三角”规划、第三产业构想、交通规划、港口建设等。在其他方面，他还有很多超越那个时代的富有前瞻性、面向未来的战略主张和构想。这些几乎都成了主导福州后来发展的重要思路。现在回过头来看，20多年过去了，竟然没有一条设想是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全都与这些年的发展高度吻合。习近平同志指导制定战略规划的科学性，让我们这些研究了半辈子经济发展的学者感到十分钦佩。

采访组：交通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有人说，福州今天的交通比较好，多亏了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持规划改造的这条二环路。请您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严正：好的。福州规划环城快速路是比较早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就组织专家学者论证规划二环路改造和三环路的构想。当时，福州市车辆还不算多，基本没有交通拥堵问题。有的干部，包括交通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都认为，二环路的每个路口都应该以环岛为主，全立交留给未来的三环。但是我们几个专家对二环路“环岛”方案持异议。我们了解国外经验，机动车多了，环岛要被堵死。因此，我们认为二环路一定要建成立交的、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北京、上海、广州的二环也是走立交，确保二环无红绿灯。习近平同志很理解和支持我们这些专家的意见，最后拍板把福州二环路建成无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福州市私家车爆发式增长是2001年到2005年。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很难预判。今天，无红绿灯的二环路为缓解福州交通拥堵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决策，今天福州的交通状况不堪设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对民生问题极为关注，给予城市农民工群体很多关注和扶持。请您讲讲这方面情况。

严正：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福州市委政研室把进城农民工生活状况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我也参与了课题调研。

我们调研组深入实地查看农民工生活的现状，回来向习近平同志等市领导汇报。农民工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平均劳动时间超过11小时，住宿拥挤。我们见过三对夫妻住在一个房间，中间用两块布做隔离。医疗方面，农民工除工伤外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他们的子女进城念书也很困难，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借读费、入学赞助费每年要几千块钱。另外，还有黑中介在介绍工作的时候从中盘剥，欺骗他们的血汗钱。

农民工问题涉及国家政策，福州作为一个市，有些问题一时确实没法解决。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习近平同志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比如对劳务中介市场进行大力整顿，把坑骗农民工血汗钱的黑中介绳之以法；引导农民工形成劳动市场，如保姆市场、建筑市场等。

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是习近平同志任省长以后着手解决的。在他的推动下，福建省人大为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困难制定相关地方法规，规定农民工子女入学只能收取与当地居民子女同等的费用。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你们在工作上的联系。

严正：在福州市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想法，随时都会把我们叫过来一起进行讨论研究。

1996年4月，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农村、党建组织等工作，和我的研究方向关联较少。所以，1996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接触。

1999年，我任省社科院院长，是省政府顾问，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他一上任，就把我叫过去参加一次季度经济分析会，让我讲讲意见和看法。会后，他还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的观点“有深度、有新意，省政府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和吸收，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经常组织社科界的专家学者们研究我省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及时向省政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

我不是只讲理论的经济学家，偏向于研究比较具体的事务。基本上，福建每个地市、每个产业、每个部门的具体情况，我都有所了解。所以，省里召开经济分析会等有关经济发展的会，经常叫我参加。习近平同志任省长这3年里，我和他的工作接触比较多。

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经济发展有很多真知灼见，也让我们这些学者受益良多。持续不断地扩大开放，是他一直追求的经济发展轨迹。我记得2001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和利用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在，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当年秋天的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又一次论述开放的重要性，强调：“进入21世纪，福建省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习近平同志很民主，各种声音都听。从市里到省里，他一直支持和鼓励专家学者参政议政，对我们也非常尊重。有的时候，金融、农业、机械、造船等部门的会议，他也会叫我去旁听，也会问我：“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他是让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认识。所以，每一次我都注意听，有什么想法也尽量讲出来。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对省社科院工作的重视。

严正：省社科院是学术研究机构，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单位是很看重的。他不仅听取我的意见，也经常听取社科院其他同志反映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意见。他作为省领导，各种意见都能听进去。我们社科院的同志后来谈起来，都觉得他这样的领导干部真的很不错，他尊重专家意见，做到兼收并蓄，所以能行稳致远。

习近平同志对省社科院的支持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到社科院调研，在我办公椅上坐了一下，对我说：“你这个办公室，在省里正厅级干部当中面积是最小的。”省社科院当时确实很“穷”，我的办公室只有15平方米，就一张办公桌，前面摆一张会客的椅子。不仅我的办公室面积小，我们整个办公楼的面积都比较小，大部分研究所的办公室，七八个研究人员挤在一间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看到习近平同志观察这么仔细，又这么关心我们的办公条件，我就顺势向他反映省社科院办公场所不足的问题。我说：“在发达国家，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正研究员、副研究员都是一人一间办公室，独立办公。”

他问我：“如果给你们单位的正、副研究员每人都配一间办公室，需要多大的房子？”

我说：“我们希望盖一栋新楼，解决办公场地不足的问题。”

没有想到，习近平同志很快就给我们批了800万元。他把这笔钱拨给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并且向他们交代，不够的钱由他们补上。最后，机关事务管理局又给我们补拨300多万元，总共花了1100多万元，为省社科院盖了一栋新办公楼。

大楼建好投入使用，我的办公室就亮堂宽敞多了。更让我高兴的是，社科院所有的正、副研究员都有了独立办公室，发达国家给科研人员的办公待遇，我们福建省达到了。据我所知，当时全国地方社科院多数都没做到。所以，其他省社科院在和我们开会交流时都很羡慕我们。

省领导高度重视我们，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办公条件，让我们深受鼓舞，更积极地为省里尽心尽力、扎扎实实做好研究，提供决策服务。从“九五”到“十五”再到“十一五”“十二五”，我们提供了很多战略和政策建议，也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政热点，谈谈您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看法。

严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变化非常大，发展非常迅速，民族自信心也得到明显提升。这都是看得见、体会得到的变化。

其实，这几年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逐渐进入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如果搞不好，很容易陷入经济学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讲，一个国家高速发展，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也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了竞争力。而在这个阶段，高科技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国家经济发展往往会出现困难。

不少国家在经济腾飞过程中都遇到过“中等收入陷阱”，一般发生在人均GDP3000至1万美元的增长过程中。有些国家，比如阿根廷、菲律宾等，就是长期跨不过这个陷阱，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2012年，我们人均GDP是3000美元，现在增长到1万美元，正好处于翻山过坎的关键时期。现在，我们快爬到山顶了，很累，又背着很重的登山包，很不容易，但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增强信心，坚定地迈过这个阶段，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取得胜利。到了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我们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的时候，就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子就会更好过一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很多现实问题、棘手问题，这几年采取的战略都是非常明智的。我们已经落实了去产能，把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企业产能降下来，但下一步用什么新产业来替代呢？这就要靠创新，靠产业升级，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科技创新上来。现在我们国家搞的产业升级和各种规划，在我看来，步骤和对策是适应这种变化的，很了不起。现在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回落下来了，但是质量相对提高了，而且已经趋稳。我们前一段的高速发展，在经济、环境、金融等方面遗留下来很多问题，需要逐个去解决。

我这几年比较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并写了一些东西，也跟国外的学者宣讲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积极的、正确的战略构想。不管是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还是丝路基金，我们都坚持互利互信的原则，帮助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这在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扭转了过去一些“司空见惯”“视而不见”的作风问题，中央八项规定把公款吃喝风刹住了，大力反腐把一大批“老虎”和“苍蝇”打掉了。反腐败永远在路上，高压的态势一定要保持住，必须一直这样严格治理下去。如果不这样下“猛药”，后果不堪设想。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的共识。

经济转型、“一带一路”、反腐倡廉，从战略规划到制度建设，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很不容易。我相信，全党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够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稳步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对此，我充满信心。

采访对象：杨益生，1948年6月生，福建福州人。1987年4月在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兼任省社科联副主席、省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省城市科学研究会副会长、省产业经济发展促进会会长等。2008年10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杨益生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您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请您讲一讲他制定福州发展战略的情况。

杨益生：好的。我的单位是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属于政府的参谋单位。1992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之所以认识他，主要是因为他当时主持制定了福州市的发展战略，即“3820”工程，对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等进行科学谋划。这是福州市为了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加快福建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而制定的。

为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福州市委市政府召集了一个大型会议，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会上有两次发言。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发言比较感兴趣，就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去，问3年、8年、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具体该如何定。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3年大变样跟福州自己比;8年的话，我们应该与周边的省会城市比，比如与离得较近的广州、南昌、杭州比;20年的话，福州在经济总量、人均水平上，要与台湾相比，与“亚洲四小龙”比。习近平同志很认可这个建议。

习近平同志对“3820”工程指标的准确度要求很高。最后，实践也证明当年目标定得是相当具有科学性和远见性的。可以说，“3820”工程是福州这座城市20年发展的蓝图。直到今天，福州人民对“3820”工程仍然记忆犹新。不可否认，“3820”工程也是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很重要的一个开局、一个基础。

2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个地方城市领导，不急功近利，而是立足于这个城市长远、战略性的发展，从善如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提出这么一个大的发展框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习近平同志还提出要把福州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在当时，这种提法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没有人敢提，特别是研究城市建设的人。我也曾长期研究城市经济，私下与建设厅研究城市建设的同事谈起这一提法时，他们都说：“将福州这么一个小省会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太冒进、不可行。”但现在回头想，我认为：习近平同志当时提这个设想，不是说让福州“一口吃成胖子”，一步到位就从一个小省会建成国际大都市，而是将它作为一个长远的城市发展目标提出来。“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应该是福州今后的发展方向。尽管福州现在还没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但是离实现这一目标越来越近了。比如，福州举办了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还将承办世界遗产大会，这些都表明福州正一步一步走向这个目标。

另外，福州要想立足两岸的话，就必须要与台北作比较，虽然现在与台北相比还差一点，但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福州今后的影响力肯定要超过台北。因为，福州的背后是偌大的中国大陆，这就好比当初的厦门与高雄，当时高雄作为世界航运中心，是一个大港，而厦门比它要小得多，但现在两岸的航运中心已经开始从高雄转移到厦门了，厦门已然超过高雄了。20多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同样，福建与台湾的差距，经过20年，已经大大缩小了。我认为，厦门、福州乃至福建这些年的快速稳健发展，都得益于当年习近平同志非常有远见的战略发展规划。

采访组：请您讲讲1994年习近平同志支持“闽江第一漂”活动的情况。

杨益生：1994年，我们福建有一批年轻的文化人，发起了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活动，叫做“闽江第一漂”。这个活动，一开始完全是民间组织的体育探险和漂流活动。当时有个很有名的长江第一漂，在一次活动中，有个人在漂到三峡的时候遇难了，这在全国都很震惊。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方觉得这个活动太民间化了不行，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所以，他们就找到我，认为我们单位是研究单位，又跟省政府有工作方面的联系，他们就想把我们单位拉进来。拉进来之后，因为我当时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主任助理，是这些参与者当中职位最高的，就让我当了这个活动组委会的主任。我开始对这一活动也不太懂，就这样被他们稀里糊涂“绑架”了。

我之前没有组织过这样的活动，这些活动跟我们的工作性质也不同，我心里没数，就请示了有关领导。一些领导同志觉得这个活动可以支持，甚至还有两个副省长为这个活动题了字。他们找到我时，就说：“你看，领导也很支持。”就这样，我心里还是很担心。但既然上了“套”，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

习近平同志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一位同事就对我说：“你赶快去找一下习书记，要争取他的支持。这个活动要是没有官方支持，一是没有经费，二是这么多参加者沿途漂下来，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后来，习近平同志详细了解这次活动的情况，就给我讲：“这个活动很好，一是可以向自然挑战，二是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把闽江流域这条‘母亲河’的人文、地理、历史都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文化考察活动，通过系统了解，以后还可以拍成电视，或写一本书，专门记载这方面事情。在目前来说，这项工作还是空白点，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还说：“我们福建还是革命老区，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系统地将闽江流域的历史收集起来。”我心里想，习近平同志看问题比较深入，一下子把这个活动应当抓的主题点出来了。漂流活动不应当纯粹是为了好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活动，把沿途的历史文化记载下来。

除此之外，习近平同志还说了一个让我深感意外的事情。他说：“我们福建的闽江口就靠近马祖，你们研究一下这次漂流能不能漂到马祖去，以此来促进两岸的交流和统一。”听到他这么说，我很震动，他一下子就把历史影响和政治影响都点到了，看问题看得很深远。

他还说：“这个漂流既是文化活动，也是勇敢者的行为，我内心非常赞赏，只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不能去漂，不然我还很愿意跟你们去漂，漂到闽江口去。”他这么一讲，给我大大地鼓了劲。有了市委书记的支持，沿途的几个县长也都纷纷表示支持，甚至还在闽江大桥的桥头挂起了横幅。

当时，我们也思考过漂流活动能否漂到马祖去。经过综合考量，我们认为闽江口海浪太大，而橡皮艇太小，危险性比较大，再加上当时两岸没有什么沟通，怕万一出事，就没有漂过去。而这也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总的来说，这个活动还是相当顺利的。活动结束以后，习近平同志又让秘书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把整个活动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由此可见，他对这个活动是非常关注的，用无声的行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由此我深刻认识到，习近平同志的内心具有一种坚韧、敢于奋斗的精神和气质。

让我更加感动的是，习近平同志虽处在领导的位置上，但他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他这种平易近人的风格，不仅把他与普通干部和群众的距离拉近了，而且一下子就把我们这种民间活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这次活动最后未能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漂到马祖去，但完成了福建历史上的“闽江第一漂”。至今为止，“闽江第一漂”的石碑还矗立在那里。我记得，当时我还说：“我们会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到时还会请你审核、批准。”他说：“可以啊，你们好好去做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后，他在工作上都有哪些具体举措和施政亮点?

杨益生：1995年，习近平同志就到省里工作，任省委副书记了。当时他主要分管农业、扶贫这些工作。就我了解，他对福建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包含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狠抓水土保持工作。福建一些地区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他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面上的治理同点上的突破结合起来，每年给长汀的财政拨款从原来的几十万元增加到了1000万元。1000万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因为福建省的财政状况也很紧张，但在他的坚持下，省政府连续8年每年给长汀拨款1000万元，并对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先后作了几次批示。长汀地区，从过去的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一言难尽，到现在的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这与习近平同志当年坚持抓水土流失治理紧密相关。

我也曾去长汀做过几次调研，在向习近平同志汇报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他说：“不能为治理而治理，应该将长汀的技术治理、生态治理、社会治理，特别是与经济治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在他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补给农民钱和煤票，让他们去买煤、烧煤，这样他们就不去山上砍木头了。这是他分管农业时做的一件大事，而且成效非常好。这是他在生态治理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第二件事，关于农业综合开发。上世纪90年代初，一提农业综合开发，就是行政命令式的大片挖山种庄稼，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他主管农业之后，就将农业综合开发上升到了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轨道上。

第三件事，派遣科技特派员和村官。他指出：农业的发展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农民教育的问题、农村建设的问题。当时他主张科技下乡，建立科技特派员以及村官制度，就不只是“为了农业而救农业”，更是为了解决大量空壳村的问题。当时，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薄弱，由此造成了农业农村落后。因此，福建很早就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大的改革——科技下乡。首先就是把城里的科技工作人员下派到农村去，当科技特派员;其次就是组织上采取措施，派机关干部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这样，就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农业农村落后的一些问题。

在习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时，我曾两次跟他一起去南平调研。我感觉，他在调研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善于抓典型，他觉得哪一个是问题，就深入去调研。他调研的方式主要是了解真实情况，了解一些闪光点。调研中，他讲话也不多。有一次，他跟我讲：“老杨，开头我讲，你不要讲，但是我讲完以后，你要大胆发表意见。”他指导我当参谋，当参谋就要讲真话，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看过我写的一些关于农业的调研报告，还是比较赞成的，因此在调研中就让我把自己的观点说一下。实际上对整个农业的看法，他有一个基本的调子。因此，他主持省政府工作的这几年，我感觉给他写政府工作报告，农业这一块是最好写的，很容易通过，因为他在农业方面做的成效相当显著，有很多东西可写。

在他任代省长、省长这一段时间，他提出并推动建设“两个福建”，在福建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一个是建设“数字福建”，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建设“生态福建”，他一上任就提出“福建要打生态牌，福建森林覆盖率全国最高，保护福建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他专门围绕福建生态省建设作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并将这项工作批给我们去做。后来，我们在他作的这个批示基础上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也作了批示。

第四件事，解决“餐桌污染”问题。当时叫“餐桌污染”问题，实际上就是食品安全问题。2001年2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他看到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亲自挂帅，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实行食品安全认证，建立食品安全考核评价体系，等等。这一系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的“餐桌污染”整治工作，在福建省很快就做起来了。治理“餐桌污染”，连续多年被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当时，食品安全问题在福建民生工作方面是一块短板，习近平同志就努力去弥补这块短板。我由此感到，他当省长，不是为提高自身政绩去做一些事，而是真真切切地关注民生，他都是从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入手，比如水土治理、建设生态省、建设数字福建，特别是治理“餐桌污染”，这些都不是短期能够见效的事情，都需要下大力气去做，坚持去做，但是这些又是老百姓非常关切的事情，所以他就不遗余力地去做。

他当省长这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第三部分都专门有一个关于政府自身建设的问题，每一次他都会强调：要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建设一个为民的政府，建设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他的政府报告中，我们可以深切了解到，他施政的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真正为民办实事。

第五件事，总结“晋江经验”。晋江，如果按照土地面积算的话，只有720平方公里，占福建全省面积12.4万平方公里很小的一部分，不到0.6%，但它的经济总量却占到福建全省经济总量的6%，基本上是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相对来说既做到了节约用地，又能使整个经济得到发展。习近平同志就是通过解剖晋江这只“麻雀”，看到了我们中国在当前的国情下，如何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问题。因此，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要总结“晋江经验”，并交代我们单位去做好这件事。我们前前后后对晋江作了几次调研，写的很多调研报告，习近平同志都认真地看。后来，他多次亲自去晋江调研，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值得学习借鉴的“六个始终坚持”，并科学提炼出创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

“晋江经验”首先是肯定了晋江。晋江不等不靠，通过发展民营经济，走上了新型城镇化道路。晋江发展县域经济的经验，当然是值得总结的，更是值得推广的。我想，他在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所提出的关于中小城市发展的很多重要论述，都是与他总结的“晋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晋江经验”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治理县域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也为他党的十八大之后治国理政提供了基础性思想资源。

采访对象：李非，1962年8月生，福建永安人。1986年6月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现台湾研究院）工作。现任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等职。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初访，2020年3月4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李老师，您好!您37岁时被选为首届福建省政府顾问，是顾问团中最年轻的一位。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李非：1999年，习近平同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他很重视科学决策，很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毕竟，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有智囊团的话，大家都可以出点主意，群策群力，这对于党委和政府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是很有益处的。

福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对台工作的重要性，中央给福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好对台这张牌。习近平同志那时作为省里的主要领导，要统揽全局，自然对这方面比较关注。在此之前，福建省政府没有设置顾问团。他主持省政府工作后，首先倡导听取专家意见，集中专家智慧，为全省工作出谋划策，组建了“福建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组”(后改为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团)，我有幸成为专家组的一员。这也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省级顾问团之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说明，习近平同志对科学决策的重视，是一以贯之、前后一致的。

顾问团组建之初，选的专家不多，省内总共才14人，其中厦门大学有6位。专家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学者，对台工作方面选了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和我两个人。我那时还相对年轻一点，37岁，是个副教授，按理说轮不到我。我并不知道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么确定让我进顾问团的，现在想来，有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发表一些大陆对台贸易的文章。我从1986年就开始研究对台贸易，那段时间研究成果比较多，也写过一些内参，包括新华社的内参，还经常在福建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度比较高，评论也比较多，有可能习近平同志看到过我写的文章，对文章内容也比较认可，所以指名让我加入顾问团。

人民网之前也来采访我，写了一篇题为《习近平“点赞”过的12个干部》的文章，把我排在第九位。其实我也不是干部，只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是“点赞”中唯一一位学者。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顾问团的工作情况。

李非：顾问团的专家来自不同领域，不只是对台方面，还有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我记得顾问团组建时，习近平同志亲自参加成立仪式，还在会上讲了成立顾问团的初衷。他说：“这次组建福建省的顾问团，目的是集思广益，为福建省的建设出谋划策。这个顾问团不是摆着好看的，是真正有想法的出想法、有意见的提意见、有解决办法的拿办法。”他讲完后，给我们每个顾问都颁发了专家委员会的证书，还安排大家吃了饭。我顺便送了一本自己写的书《海峡两岸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给他。那本书是我博士毕业以后写的，他说他会看。

此后，省政府每年都会请顾问团专家给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每当这个时候，顾问团成员就会被召集在一起开咨询会，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进行讨论。咨询会之前，省政府通常会先征求各个地市、各个部门的意见，但最后一稿，习近平同志会与我们一起讨论，咨询我们的意见，他说“这是定稿会”，看看哪些方面还能再完善一些。福建省对台工作怎么做才能更好?去年有什么不足?来年有什么打算?类似这样的问题，他都会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他非常谦虚，亲自询问每一位专家的意见，一个也不落下，经常开会到中午12点多还意犹未尽，有时还亲自陪大家一起吃工作餐。这种做法，让我们顾问团感到很温暖，很受尊重，因而大家都愿意尽己所能，倾心道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同志还要求我们，提问题要具体。政府工作报告是很全面的，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他都会与大家一起讨论，请我们也围绕这些主题提意见。报告中有些地方表述不是很妥当，我们就直接提出修改意见。习近平同志对大家的意见很认真地听取和思考，正确的就加以肯定和吸收。我们当时做顾问，觉得很有成就感。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除了每年政府工作报告要请你们进行讨论，其他时间也会请吗?

李非：在其他时间，他也会不定期召集大家。比如，突然遇到一些问题，他想更深入地了解和探讨，就召集我们来讨论。每次讨论，都有鲜明的主题，时间上也很明确，安排计划时注重分清轻重缓急，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未来几年的问题，还有长远的规划打算。有时候，他还会给我们一个专题，让各个领域的专家逐一发表意见。

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会议室里，习近平同志征询大家意见，大家也都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无所顾虑。我们从实际出发，政策好还是不好，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顾问团都是学者，立场相对比较客观中立，就事论事，不会去迎合、奉承领导，也不会故意跟谁抬杠。正因为如此，顾问团的意见更有科学性、客观性。有时遇到重大问题，顾问团也会有争议，许多不同意见会产生碰撞。习近平同志的态度大多是比较中立的，各种意见他都会认真听取，经过比较综合选择后再拍板作决策。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决策越来越科学。我认为，他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这是他的领导艺术所在。

在福建，习近平同志开创了聘请顾问团的先河。当时，这么做的人很少。聘请顾问团的工作方法，在福建一直延续下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对台贸易与吸引台商投资的工作，请您谈谈相关的情况。

李非：当时，福建对台贸易规模比较有限，但是小额直接贸易在平潭、厦门、泉州、宁德、福州马尾区等地开展得风风火火，经过不断积累，“小三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大三通”。

在2000年1月的讨论会上，我提出一个议题——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对台小额直接贸易。当时，两岸还没有实现直接“三通”，大都是通过香港中转，很不方便，我建议扩大小额贸易的额度，鼓励对台直接贸易的发展。我提出，福建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可以通过小额贸易做一些文章，流通灵活一点，政策放宽一点，通过小额贸易促进直接“三通”。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支持我的观点。

投资方面，福建早期对台是有优势的。很多台商先过来，在厦门投资比较多，福州也有一些。但因为规模不大，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链。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路是，抓住龙头企业的转移，打破这个僵局，加大力度引进台资大企业，从而取得明显成效。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但问题是，当时的福建正处于转换期，台商在选择内地投资地区时，可以选择“珠三角”，也可以选择“长三角”，当然也可以选择“闽南金三角”。我们顾问团的普遍意见是，福建的地理位置肯定更占优势，离台湾这么近，况且许多人文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都是相同的，台商能不能选择在我们这里投资，主要看政策。如果我们的政策和长三角、珠三角差不多，他们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提了一些辩证的看法：珠三角、长三角可能因为起步早，会有一些集聚效应。而当时福建经济还相对比较落后，想要吸引台商过来，除了改善投资硬环境和政策优惠外，还可以通过建立产业链来吸引他们，通过产业链留住他们，带动更多产业形成配套，特别是吸引大企业过来，再围绕大企业进一步形成产业链。习近平同志赞同我的观点，说这个意见不错，要考虑在内。

从宏观经济上，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了福建省赶超台湾经济的目标。福建那个时候比台湾经济相对落后较多，差距还很大，他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很了不起的。他还提出建立海峡西岸繁荣带的设想，是极富远见的。看看福建这二三十年的发展，与台湾的差距越来越小。2019年台湾地区GDP总量折合人民币约为4.22万亿元，而福建的GDP总量为4.24万亿元，福建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台湾，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宏伟目标初步实现了。

采访组：福建是海洋大省，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年关于海洋发展的战略思路。

李非：福建是海洋大省，海岸线全国排名第二位。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每次专家咨询会，他都会提出要用好海洋资源，加快发展“蓝色经济”，建设海洋强省。但那时的福建省海洋经济存在一些短板，如海洋科技的创新能力不强、海洋生态遭到破坏、部分海洋产业超出海洋环境容量、涉海金融服务对海洋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积极走出去，通过培养涉外海洋服务人才，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海洋生态保护，解决海洋经济发展掣肘。他还指出，海洋事业包括方方面面，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通力合作，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强化金融扶持，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发展合力。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福建省通过各方努力，海洋经济规模得到大幅提升，产值快速增加，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与多方实现了合作共赢。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实践和思想的认识。

李非：习近平同志的施政理念和风格高度契合中国的国情。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浙江、上海，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的工作特点都是波澜不惊、稳健发展、稳中求进。确实，在当今社会不能“大干快上”，不能急功近利，要稳增长、调结构。要发展就不能乱“折腾”，不能翻烧饼，如果政策变动太激烈，会相应地使风险累积，甚至带来危机。当然，转型是很痛苦的，想办法怎么减轻痛苦，怎么能够软着陆，这就是习近平同志现在努力在做的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他在执政伊始，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就提出了八项规定，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走个“过场”，最后或许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先紧后松，难以持续推行下去。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一方面看到，取得的成效是很大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反腐败工作越来越深入化、常态化。现在尽管还有一些违规、违纪和腐败现象，但基本上已经扭转了局面。比如过去的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出国这“三公问题”浪费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群众的观感很不好，意见很大，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现在“三公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是一个巨大进步。还有，八项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刹住了吃喝风。现在领导干部也都习惯了、适应了，也都明白应酬多了对吃请双方都是负担。更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遏制了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对腐败分子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都狠抓狠打，很见成效。习近平同志解决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严重影响党群关系的问题，党的作风得到了好转，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

还有一个成就，就是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很自然地就会提出“强起来”的诉求。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国情特殊，地区发展不平衡，还有一部分人处在发展滞后的环境当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给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他洞悉群众愿望，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梦”作为全党、全社会的奋斗目标，凝聚了党心和民心。

党的十九大以后，实现“中国梦”的步伐继续加快。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后，今年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采访对象：王晶，1958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新大陆科技集团CEO，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新大陆科技集团

采访组：

王总，您好！作为福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您在创业之初就得到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支持，请您谈一谈当时的情况吧。

王晶：

1988年，我从福建省光学研究所“下海”，参与创办实达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习近平同志1990年任福州市委书记，他特别关注关心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从那时我们就认识了。

1994年初，原实达总裁胡钢和我等一批创业者决定重新创业。万事开头难，因此萌生了向习近平同志报告的念头。于是，我联系了他的秘书，当晚就得到回复，习近平同志请我们去办公室。

当时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福州党政机关的办公条件比较简陋，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非常小，很简朴。他看到我和胡钢来了，就亲切招呼我们坐下，一落座，小小的办公室显得有点局促了，但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让我们倍感温暖。

我们向习近平同志报告了离开实达重新创业的想法，也谈了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设想。他与我们交流、探讨，并对我们的创业思路表示赞赏，同时也提醒我们：“选择科技创新和实业这条路是很艰难的，是需要勇气的，福州整体的城市条件还不够好，工业发展滞后，人才资源也不是很好，你们未来肯定会碰到很多困难。”得知我们初步计划落户马尾福州市经济开发区，他当即表示支持，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最后，习近平同志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坚守创新，坚守实业，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扛过去。

这次见面坚定了我们重新创业的信心。于是，我们把企业命名为“新大陆”，寓意从零开始，在一片新的土地上拓荒、进取、创业、创新，也明确了企业使命“科技创新、实业报国”。

采访组：

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重要工作部署当中，新大陆与他的具体工作实践是如何联系起来并发挥重要作用的？

王晶：

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抓的四方面要务：简政放权、治理“餐桌污染”、生态省建设和数字福建建设。新大陆发展过程，与他的治理思想脉络始终紧密相连。

“简政放权”。早在1990年，习近平同志就在福州率先倡导简政放权，创造性地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这带来的便利，早期创业的企业家和外商投资者都深有感受。尤其是他在福州经济开发区强调的“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要求市各主管部门简化审批程序，一揽子解决问题，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可以说，新大陆和当年其他创业者都是“简政放权”的体验者，更是受益者。

直到今天，福建“机关效能”建设仍在持续提速，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这得益于习近平同志当年勇于打破陈规陋习，以改革的胆略和勇气构建出社会治理新格局，彰显了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的勇气和魄力，坚持放权、放手、放活。

“治理‘餐桌污染’”。这是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持续关注、紧抓不放的问题。那个年头，瘦肉精、重金属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餐桌污染’要从源头抓起”，全国首倡全省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和“菜篮子工程”，迄今已足足有20年。这充分展现出习近平同志“民之所忧，施政所思；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的治理思想。

基于此，新大陆积极投身食品安全领域，通过科技创新和理念创新，紧抓“源头”关键词，探索打造从田头到餐桌的闭环式农产品追溯体系，完成“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承建国家兽药追溯平台，参与商务部“放心肉”及肉菜追溯体系建设，在15个省市建设屠宰、批发和农贸的流通追溯体系。

“建设生态省”。这是习近平同志在2000年提出的前瞻性思路，与如今美丽中国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是环境建设。他对环境污染问题“零容忍”，高度重视环保领域的新技术创新和应用，着力解决社会痛点。

当年，福建深受水污染的困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生活污水直排江河湖海，致病细菌潜伏，传染性疾病不时暴发，但因受限于技术，只能采用化学治污，即在废水中投加化学药剂，留下了不少致病隐患；第二，医疗废水排放不规范，大量医院污水直排，内含各种致病病原体；第三，养殖业和海产品出口是当时福建经济的亮点，但由于水污染严重，为了抗病，养殖过程使用大量抗生素，海产品出口日本等国后，常发生因抗生素超标被全数退回的情况，给相关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要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解决。2000年，福建有关部门引进在荷兰、美国、加拿大留学和工作过，有着丰富水污染治理经验的环境技术专家陈健博士，创办福建新大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陈健博士开创了国内紫外线水消毒技术的先河，这种技术相较化学方法，是更加生态有效的物理方法。短短半年，新大陆环保就将技术变产品，那年12月，中国第一套大水量市政污水紫外C水消毒系统就投入运行。

2002年，针对医疗废水问题，新大陆环保成功研制中国第一套医院污水处理紫外C灭菌系统，解决了传统治污方法中存在氯气外泄和消毒不彻底的情况，高效、安全、运行良好。为了推广这项技术，当时福建省有关部门还制定了配套的扶持政策，对采用这项新技术的医院予以补贴。一项新技术，只有在有远见的领导人眼里才是宝。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是“数字福建”战略的开拓者，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请您谈谈这一战略最初制定和启动的过程，以及新大陆集团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王晶：

1998年初，国际上首次出现“数字地球”的前沿概念，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关注。3月27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到新大陆调研，他针对信息化发展趋势及未来技术发展方向与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鼓励我们加大创新投入，争取更大作为和更好成绩。

两年后的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着眼于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着眼于增创福建发展新优势，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科学决策。他亲自挂帅，担任“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提出“数字福建”建设要先从电子政务入手，打破信息“孤岛”。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胆识和魄力的。

福建电视台曾就建设“数字福建”采访了习近平同志、王钦敏同志和我。习近平同志系统勾勒出“数字福建”“四化”的“时空轨迹”：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那时候，老百姓甚至领导干部、企业家对于“数字化”普遍缺乏认知，习近平同志就已经敏锐捕捉到信息化发展的未来趋势，重视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并将之逐步细化为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施政方略，充分体现出一名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

2000年6月，习近平同志率福建经贸代表团考察香港，并召开“福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说明会”，我和胡钢董事长有幸参会，新大陆等15家高新技术企业集体亮相，坚定了广大“数字福建”建设者的信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建设‘数字福建’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我省在这方面有较好的人才和经济基础，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要选准抓住这个科技制高点，集中力量，奋力攻克。”

2001年，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作出统一建设全省政务信息网的决定，探索电子政务项目统建共享的建设模式。新大陆是这一前瞻规划部署的重要实施者之一。作为“数字福建”项目网络工程总集成商，新大陆独立承担“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络”工程建设。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抽空见了我（当时我还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正是这一次会面，让我更全面、深刻、系统地了解“数字福建”战略构想思路和未来蓝图。

“数字福建”建设使政府管理水平大幅提高。在实现电子政务过程中，政府各部门相继建成信息系统。现在，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全省已有2800个大数据系统。正是基于物理层面的数据大集中，当我们打通信息“孤岛”时，就能形成为百姓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浩瀚数据海洋。

习近平同志的“数字福建”工作实践，为福建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定好调、布好局、开好头，也为“数字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采访组：

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对福建的科技界、企业界关心和支持的事例。

王晶：

还记得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党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以及各省书记、省长和科技厅长都参加，我有幸作为福建唯一的企业界代表参会。当我在下榻的京西宾馆见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时，我冒昧地提出占用他宝贵的休息时间向他汇报，他欣然答应。

这次交谈再次深深触动了我，已是浙江省主官的习近平同志依旧特别关心、关注福建省和福州市的发展情况，他对福建的父老乡亲怀有深厚感情，对曾经一起工作过的人和事也念念不忘。他说，通过浙江工作后体会到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方工作要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我真切地感受到，习近平同志一直在用反思的心态看待过去，他觉得在福建虽然是竭尽全力的，但难免还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尽人意，留下了不少遗憾。

最后，我们谈到了对科技创新的看法。习近平同志说，前瞻性、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非常重要。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围绕成果快速产业化、服务社会和百姓。言谈话语之间，充分流露出他对科学家的尊重，对创新人才的好感。

2003年到2012年这10年期间，我是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国家副主席之后的习近平同志，每年都到福建代表团看望大家，站在国家的角度，对福建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和指导。2013年至今，我先后担任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看望科技界和党外知识分子，体现他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一次次宝贵的会面，逐渐加深了我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解。

2010年6月，习近平同志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我有幸应邀参加“中国经贸代表团”随访，见证了他在外事活动中的风采，聆听了他充满睿智的系列演讲。

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开展对欧盟国家的“破冰之旅”，我有幸作为“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随访德国。习近平同志在柏林发表的系列重要演讲，让我铭记至今。特别是他引用的中国先哲老子“大邦者下流”的名言，强调中国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他说：“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采访组：

2014年11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建调研，再次考察了新大陆科技集团，请您讲讲具体情况。

王晶：

2014年10月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视察。11月1日，他再次来到新大陆科技集团。在展厅，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说：“按照您当年提出治理‘餐桌污染’要从源头抓起的要求，我们作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听了这句话，再看了展出的系列成果，他高兴地笑了。

离别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地说：“20年前，你们白手起家，当年听你们谈探索创业理念的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20年过去了，你们发展壮大到这个水平，着实不易。我过去多次听你介绍，这次来实地看一看，身临其境，感慨颇多。这也证明了一条，走创新之路是我们国家，也是每个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调研期间提出，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成果快速产业化，牢牢扭住产业发展前沿，牢牢扭住国际市场。他还强调，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嘱托，使我们深感责任重大。2015年，新大陆开启新一轮“从优秀到卓越”战略变革。基于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大陆立业之本越发明晰——以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努力实现百姓生活更便捷、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

企业要发展，必须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找到高效的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行动纲领并付诸实践。新大陆正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正在经历刮骨疗伤、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治理变革的阵痛，并坚定迈上“数字世界新大陆”新征程。这一轮变革的原动力，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视察新大陆时的殷切嘱托和美好期望。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对您办企业有哪些启发？

王晶：

我有幸多次与习近平同志近距离接触，以及深入沟通和交流。在我的脑海里，习近平同志的为人处世风格向来是亲民的、坦诚的、真心的、重情重义的，他从来不固步自封，更不人云亦云，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本真。

我还记得，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的一次谈话，因一个小插曲改变了我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和格局。当时，我“鲁莽”地向他报告了社会上听到的风言风语，他听后不仅没生气，反而告诉我：“社会上说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当领导的心中都明白，但首先要看问题的本质，站在更高的角度通盘考虑，很多是发展中的问题，会在发展中迎刃而解。”我恍然大悟，发展才是硬道理！习近平同志的这席话，对我后来经营企业、治理企业的帮助很大，我不再深陷于问题中就事论事，也不会再被舆论所绑架，而是学会冷静地思考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到根源所在并加以解决。

2018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为大会发来贺信。我作为开幕式的演讲嘉宾，阐述了对“数字中国”的理解和实践，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系统思考，意识到“数字中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引擎和新抓手，是新时代企业难得的发展机遇。

曾有人问过我，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看待企业家的？我说，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喜欢有使命、有视野、有情怀、有格局的企业家；欣赏务实、低调、知行合一的创新者；赞赏“敢为天下先”、敢拼敢闯、敢于担当的企业家精神。总之，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企业家要秉持民族情怀、国家情怀和天下情怀。

当然，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和敢于破局的魄力。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更高阶段和更高维的系统创新理论，不仅有新理念、新思路，而且还有系统思考、总体布局和统筹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通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形成的，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智慧，蕴含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和合”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理念，就是从人类整体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出发，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的治理体系。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显得弥足珍贵和高屋建瓴。

我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领悟到最重要的是：做事要依大道，谋局要谋大局，眼光要放长远，胸怀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领导者必须持正念、护正心、养正气、善决断、敢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看问题格局宏大，我感觉他早就“一览众山小”了。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来形容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敬仰！

《我将无我》

平易近人，重情重义，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意志坚定，无所畏惧，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百姓之心，即是我心，化育人心，化育天下。

以史为鉴，慎思谨言，治国理政，若烹小鲜。

面向未来，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一览众山。

全球治理，理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一体。

采访对象：陈忠和，1957年10月生，福建龙海人。1976年入选福建男排，1995年调任国家女排教练，协助主教练郎平。2001年2月任中国女排主教练，2009年3月卸任。2009年6月任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2016年9月任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6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指导，您好!您长期从事排球事业，为中国女排取得优异成绩作出了突出贡献。听说您在福建期间就与习近平同志相识，请您讲讲你们最初是怎样认识的?

陈忠和：我最初和习近平同志见面是在1996年前后，那时候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我认识他纯属偶然。原国家女排队员陈招娣来福建看望习书记，我有幸陪同前往，就这样认识了习书记。

那时候，我已到国家女排任助理教练，见到市委书记这么大的领导，还是感到挺拘束的，几乎没说什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习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说话很平和、很朴实，让我觉得他很好接触，也很亲切。后来，我们在不同场合又见过几次，彼此慢慢熟悉起来，就成了好朋友。

我的老家在福建。我每次回家探亲，路过福州时经常会专程去看望习近平同志。见面聊天的话题，当然大多是中国女排，有时也会谈到其他一些体育项目的事情。每次聊天，我都能感觉到他对中国女排很关注也很了解，当时女排队员的名字和主力队员的打法特点、场上位置他都能娓娓道来，这让我非常惊讶，也非常敬佩。就我了解，在当时体育界以外的省部级领导中，还没有哪一位对中国女排有如此深入的了解。

采访组：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同志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对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都非常重视。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陈忠和：习近平同志确实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喜欢游泳、登山、足球，偶尔也打打网球，虽然没打过排球，但他对排球运动一直很关注，对中国女排更是十分关心。

那个时候，福建省的体育事业相对而言不那么强，迫切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更需要省里领导的支持。福建原来的竞技体育成绩不是很理想，在第八届全运会上仅获得5枚金牌。习近平同志当时主持省政府工作，他看到了福建竞技体育方面的短板，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多项举措振兴福建的竞技体育。

比如，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福建省部级以上领导都对口帮助一个竞技队。他本人担任省技巧、体操协会名誉会长，亲自帮助协调资金、训练、人事、编制等问题，大力支持并推动全省竞技体育大发展。这个措施效果很好，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接下来的那一届全运会上，福建的金牌数翻了一番还多，拿下十几枚金牌。

习近平同志对群众体育也很重视。在担任省长期间，还兼任省登山协会名誉主席。他说，当这个名誉主席可以带动群众一起健身。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和对群众体育事业的重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女排的关心有哪些事例?

陈忠和：无论是郎平担任主教练期间，还是我担任主教练期间，习近平同志都曾多次看望中国女排，在训练、生活各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

2000年11月，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漳州女排训练基地召开现场办公会，主要是研究给漳州基地新建训练场馆和运动员宿舍。当时，漳州基地比较老旧，训练场馆和宿舍都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住宿条件简陋，训练场馆密封性差，配套功能训练房老旧，达不到训练要求。

习近平同志带队考察，现场办公，对上协调国家体育总局，对下协调省财政厅、省体育局，当天就把新建基地场馆和宿舍的事情定了下来。2001年项目动工，2003年投入使用。近20年来，中国女排每年都会在那时新建的训练馆备战集训。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新老女排队员们都对习近平同志充满感激之情。

2001年夏天，我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时间还不长，把队伍拉到漳州基地训练。当时，中国女排正处于低谷期，成绩不理想，也没有人赞助，一时受到冷遇，各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习近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赶到漳州，看望中国女排全体运动员和教练员。当时我正在训练馆带领姑娘们训练，习近平同志一下车就来到训练馆，见到我说：“忠和，辛苦了!我代表省委省政府来看望女排。”我特别感动，激动地说：“谢谢习省长!您给女排队员们讲几句话吧。”等我把女排队员们集合起来后，习近平同志作了讲话。他一方面鼓励中国女排姑娘们要严格训练、科学训练、刻苦训练，在国内外赛场上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另一方面，他要求漳州市政府和漳州基地领导精心为女排队员搞好后勤服务，确保吃好、睡好。他对中国女排的关心，让我们全队都非常感动，深受鼓舞。

这一次视察，习近平同志还从省长基金中拨给我们50万元，雪中送炭，及时解决了中国女排当时在训练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从那以后，队员每天的伙食标准增加到100多块钱，不仅伙食有了明显提高，而且还有充足资金给大家买营养品，用于补充大运动量封闭式训练所消耗的体力。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我带的中国女排仍处于低谷期。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队伍，认为这支中国女排拿不到冠军;也没人看好我这个教练，认为我水平不够。很多人喊着要请洋教练。另外，不少人认为那一届女排队员个子不够高，平均身高1米83，不占优势，当时国外强队的平均身高都在1米88至1米90，而且当时的中国女排又都是新队员，没有明星球员，大家看不到希望。为了不辜负习近平同志这么多年对中国女排的关心和支持，我狠下一条心，一定要把中国女排带出低谷，重新走上领奖台。记得那些年，我和女排队员没有放过一天假，每天早出晚归。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中国女排经过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终于获得瑞士女排精英赛冠军、俄罗斯女排总统杯冠军、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冠军、第九届女排世界杯冠军。2004年8月，在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击败俄罗斯女排获得奥运会冠军。

当我们从领奖台走下来后，我很想给习近平同志汇报，但考虑到他工作那么忙，就没有为这件事专门联系他。我感到，以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女排的关心，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好消息，他的心情一定是和中国女排同频共振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以后，他和您以及中国女排还有接触吗?

陈忠和：2006年，那时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我在那年秋天带领中国女排到宁波参加一个比赛。习近平同志专门邀请女排在杭州停留休整一下。那天，他在西子湖畔接见我们，并派了一辆很漂亮的大巴车，请女排姑娘们乘车游览杭州西湖。到了西湖边，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船，请大家登船荡漾西湖，释放一下长期训练和比赛的紧张与疲劳。我们没有想到，习近平同志对女排这次来杭州如此重视，晚饭前还专门向中国女排致辞。当时讲话的大致内容是：为了表示对中国女排全体队员和教练的欢迎，今天请大家到美丽的西湖畔坐一坐，主要是老朋友聚会，请大家在紧张的训练和比赛之余放松一下。我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对中国女排就很关注，我和你们的教练都是好朋友。今天聚会主要看望一下你们，听说你们要在宁波比赛，希望你们在比赛之前能够更好的放松，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国争光。现在，虽然我从福建调到浙江来工作了，但是你们女排无论有什么需求，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支持，会帮你们解决问题，使你们得到更好的保障。中国女排有优良的传统，长期以来中国女排精神对全国人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中国女排精神，为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

习近平同志是以老朋友的身份讲这段话的，充满了感情。讲话结束以后，大家集体到外面草坪上照了一张合影。后来，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把照片寄给我，其中还有一张他听取我汇报时的照片。

采访组：据了解，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到上海工作以后，对您的工作和体育事业仍然十分支持。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陈忠和：2007年7月，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不久，中国男排有个事情找我帮忙。当时，上海一家大型企业和中国男排签署了一个赞助协议，合同签好后，恰好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换了，新任总经理想推翻这个协议，他认为当时为国争光靠的是女排，男排的成绩并不突出，因此宁愿支付赔偿金，也不愿意履行这个协议。中国男排当时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协议一旦推翻将会承受比较大的损失，因此就找到我，对我说，你跟习书记熟，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请他帮助协调一下?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当时有同事劝我说，你因为这件事麻烦领导，是不是不太合适?我深深知道，习近平同志对体育事业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始终如一的，只要反映真实的困难和问题，他一定会帮忙的。虽然现在女排成绩好，各方面赞助多，不需要请他帮忙了，但万一女排的情况不好了，我还会硬着头皮去找他。现在男排处在低谷，遇到了困难，好不容易有个赞助还要泡汤，我于情于理都应该帮这个忙。于是，我就跟习近平同志的秘书取得联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希望他能够帮助协调一下。

6天以后，我带领女排在香港比赛期间得到消息，这家企业的态度转变了，决定继续和男排合作，履行协议。后来，这家企业每年都给男排400万元赞助，连续给了4年。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无论是在多年以前中国女排低谷的时候，还是在中国男排困难的时候，都能够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这反映出习近平同志对中国体育的关心支持不是一时一事的，也不是唯成绩论的，他对我们不仅能做到锦上添花，更能做到雪中送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期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我们训练馆看望女排，给我们鼓励加油。我们对阵古巴的那天，习近平同志偕夫人彭丽媛老师一起来观战。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坐在主席台，彭丽媛老师向我们招手打招呼，我们都很开心。当时，我心里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这么多年，我们之间的接触这么多，我想尽快赢得比赛，再把他请下来，给队员讲几句话。比赛一开始很顺利，我们2比0领先，可惜后面没有抓住机会，我在指挥上有些着急，又错过了很多机会，最后我们2比3输给了古巴。那场比赛输了，我们都很伤心，散场之后就走了，也没有请他下来讲话。我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

后来，我离开教练岗位到福建省体育局工作。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我和习近平同志还见过两次面。他一见到我就亲切地跟我握手，说：“忠和，你当领导习惯吗?”我说：“还好，还好，省里面对我很关心。”我当时非常感动，时隔多年，虽然我已经不再担任教练了，但他还是很关心我。

2016年8月21日，在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中，郎平教练带领女排战胜塞尔维亚队获得金牌，重回世界之巅。那场比赛太精彩了，我相信习近平总书记百忙之中一定抽时间看了，看到女排夺冠，他一定很高兴。一直以来，在国人心目中，中国女排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还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女排精神凝聚了几代中国体育人的奋勇拼搏，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很大分量，现在和以后都将焕发夺目的光彩。

我还记得，中国代表团从里约奥运会凯旋归来后，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了教练员和运动员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笑容，我心想，他这么多年支持体育事业，不仅发展了中国的体育事业，而且弘扬了宝贵的体育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

采访对象：张红，女，1952年5月生，福建仙游人。1982年起任《福建日报》校对员、文艺编辑、驻站记者、工商外经采访处副处长、港台信息报常务副总编辑、机动采访处副处长、经济采访部主任、评论部主任兼总编室副主任、群众工作部主任。2002年起任《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2012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2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张红同志，您好！您几乎是同期和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的，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张红：

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当时他刚到厦门任职，而我那时也刚被《福建日报》编辑部派驻到厦门记者站。那天，我去找厦门市副市长毛涤生，进了毛副市长的办公室，发现旁边多了一张桌子，一位小伙子正坐在那儿办公。我问他：“毛副市长不在？”他回答：“不在，刚出去。”我又问：“你是他新来的秘书？”他说：“不是，我姓习，我叫习近平。”然后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福建日报》驻厦门的记者。”他说：“你请坐吧，有什么事情吗？”我以为这个小伙子不是秘书就是工作人员，便坐下来和他聊了起来，还聊得很开心，就这样和他认识了。当时他看着挺年轻的，比我还小1岁。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新来的厦门市副市长，还是老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儿子。我心想，习近平同志才32岁，来厦门当副市长，太年轻了吧？但后来看到他在厦门的作为，我的想法就被颠覆了。我很清楚地记得，他挂帅作了一个《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集了100多名专家，搞了20多项专题研究。在厦门经济特区起步阶段制定的这个发展战略，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为厦门经济特区的永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能顺利组织下来，充分说明了他有高超的统筹协调能力。习近平同志具备雄才大略，善于贴近群众，很快就在厦门的干部群众中赢得了口碑。

采访组：

1990年，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那时您已调回福州。之后十几年的时间，你们在工作上有哪些交往？

张红：

是的。1988年，习近平同志调到宁德，工作了两年，接着又调到福州。他在工作当中，特别注重到基层一线调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工作思路十分契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宁德是当时福建发展最滞后的地方，如何改变面貌？他提出了以“滴水穿石”精神振兴闽东，并强调要有“弱鸟先飞”意识；福州当时政府机关办事效率不高，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实践证明，这些策略对引导和激励当地干部群众振奋精神、拓展思路、明确任务、开创工作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曾分管农林水利，我恰好是《福建日报》分管这项工作新闻报道的部门主任，因此多次跟他下乡。他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对基层群众很有感情，一到乡下很快就能融入百姓，如鱼得水。

1999年春节，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龙岩慰问“五老人员”。“五老”是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和国家作过贡献的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那期间，彭丽媛老师恰好回到福州探亲，假期很短，于是就带着女儿跟他下乡，一家人在奔赴山区的车中团聚。他们的女儿当时才6岁，小孩子好不容易跟父母一起相聚，很兴奋，就撒娇不肯坐座位，一路都躺在父母的腿上。下车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笑着说：“我们的腿都被压麻了。”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很开心地讲他们家里的趣事。他说，女儿为自己的妈妈感到非常骄傲，两岁时看到妈妈走上舞台唱歌，就站起来告诉周围的人：“这是我妈妈！”女儿有时还会对他说：“爸爸，你怎么不去唱歌？”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吃饭期间，小姑娘跑进跑出，一会儿跑过来抱一抱彭老师，把粉嫩嫩的小腮帮贴在彭老师肩头上。彭老师笑着说：“有时我也嫌她太黏人。可是有个朋友告诉我，孩子黏父母也是有阶段性的，将来长大了，叫她过来，她可能都没空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场景真的很温馨、很感人。

采访组：

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

张红：

习近平同志对待新闻报道，是很有眼光、很有气量、很得体的。1993年，我在福建日报社旗下的《港台信息报》当常务副总编，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福州有家台资企业叫永骐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怀疑一个女工偷鞋子，竟把这个女工推搡到狗窝里跟狼狗关在一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而相关部门的调查没有全面、客观地搞清楚事实，永骐公司变本加厉虐待工人，工人们情绪激烈，拒绝上班。

事情反映到报社，我带了两名记者，多次深入永骐公司以及事件发生现场、工人居住处采访，同时约见当事人、目击者，对整个事件的过程作了详细调查，进而根据调查材料写出通讯《永骐事件纪实》。我们向福州市开放办领导汇报后，开放办领导把《永骐事件纪实》上交习近平同志。我们当时担心这条新闻对福州产生不利的影响，领导会不高兴。但是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这篇文章后，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条，在我们法治国家，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论在哪里，把人和狗关在一起都是绝对错误的。第二条，福州市一定严肃查办这件事情。第三条，希望媒体等政府对这个违法事件作出处理后再发表这篇文章。他的意见很坦诚，也很得体，既允许媒体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又希望媒体讲究方法策略，把握时机，给政府工作留出时间，引导社会问题向正面转化，进而得到妥善解决。我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按照他的意见做。

不久，福州市严肃查处了永骐事件。我们密切配合，及时在《港台信息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消息。为了平息民愤，不影响台资企业在内陆的发展，还在一版刊登了台企永骐公司给受害女工和社会公众的道歉信。第二版则刊登了通讯《永骐事件纪实》。事情过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找到我，说感谢新闻媒体对永骐事件的报道，这个案例为全国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永骐事件纪实》还荣获当年的“中国新闻奖”。

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习近平同志具有大政治家的胸怀、担当和智慧。他不是简单地把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或者负面，报喜不报忧，而是勇于正视社会问题，善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并且借助媒体力量推动问题的解决。

习近平同志跟我们整个部门的记者都处得很好。有一次，我们处的老记者余养华要跟他下乡，骑自行车赶去集合地途中掉链子了，摆弄了半天才修好。到了省政府大院时，车队已经在办公大楼前面等了一会儿了。老余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离老远就举起黑黢黢的手，对习近平同志说：“你看你看，我是因为这样迟到的。”习近平同志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就让他上车了。

《福建日报》许多记者都说，跟习近平同志下乡特别轻松，因为他待人很真诚、很亲切，并且每次下乡的主题很清楚，新闻稿也好写。

习近平同志讲话通俗易懂，说出来的道理易于为大家理解。这最为我们新闻工作者所欢迎。我记得，他当福州市委书记时，《福建日报》总编辑带着我们几个记者去采访他，讲到如何做好工作的时候，他说：“做工作的火候很重要，分寸要把握得很好。”他还用福州的两道名菜来打比方：“佛跳墙要炖三天三夜才好吃，而鸡汤汆海蚌只要烫十秒钟，少一秒钟还不熟，多一秒钟就老了。”

大概是1998年，快过年的时候，我们部门要聚餐，大家都说，请习书记也来，一起欢聚一下。余养华就找到他说：“我们部门要聚餐，请您一起参加。”习近平同志笑着问：“你们哪有钱聚餐？”余养华半真半假地说：“我们卖旧报纸的钱。”习近平同志说：“那我先请你们。”过了几天，他真的请了我们整个部门的人，还请我们报社的社长、总编辑作陪。我们“撮”了一顿，吃完很高兴就跑掉了，到现在还没有回请他。

采访组：

1998年，您曾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请您讲讲那次进藏的详细情况。

张红：

1998年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

当时福建对口支援林芝地区。进藏第一天，我们跟着习近平同志马不停蹄，从拉萨赶往林芝。一路上，狂风卷着石头往车上砸，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放晴，路上都是碎石，车子颠簸得厉害，连喝一口水都送不到嘴边。到林芝后，老西藏告诉我们，这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0%，一定不能把身上的氧耗掉，否则会缺氧。但是我当时觉得精神很好，人家要给我氧气袋，我说不用。回房间后，我洗完澡又洗衣服，后来上床睡觉，感觉透不过气来，整个人像是要沉到海里去了，唯一的意识就是想活不想死。当时全团37个人中就我一个女的，自己住一间房，怎么喊也没人听见，我就拼命挣扎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下楼到服务台要氧气袋。保安一看我嘴唇发黑，赶紧冲到楼上，很快就拎来一个氧气袋。我吸了氧气恢复过来了。一看挂钟，已经是晚上1点，就问保安：“这么晚了，你拿了谁的氧气袋啊？”保安说：“没关系，一个年轻人的，他还在看电视，一听说有人不行了，就让我把他的氧气袋拿给你。”第二天，我半开玩笑地问大家：“昨天晚上是哪位年轻人见义勇为啊，把氧气袋让给我？”习近平同志笑呵呵地说：“是我。”我说：“保安说那个年轻人还在看电视。”他说：“对啊，我在看世界杯足球赛。” 

在林芝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要去两百多公里之外的朗县，看望我们的援藏干部。去朗县那条路，是解放军吊在悬崖上面打炮眼硬炸出来的，路面很窄，脚下就是雅鲁藏布江，江水咆哮奔腾，人一掉下去就没命了，非常可怕。所以有位领导同志说，在西藏，敢上路的就是好同志。但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习近平同志非常从容淡定，而且他身体素质也好，我们这些人抵达西藏的第一天，就高原反应，倒得稀里哗啦的，连随团医生都趴窝了，他却神采奕奕的。

习近平同志很注意民族团结，很关心援藏干部。那次进藏，他把到县里、农场等基层单位工作的援藏干部每一个人都送到位，还很注意给援藏干部创造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比如送漳州援藏干部刘文标到米林农场，习近平同志在座谈会上说：“援藏工作就像接力棒，许少钦走了，刘文标来了，他一个人好像是孤单，其实不然。因为汉藏是一家人，相信大家一定能支持他。”那次，他还去看望了在藏的福建籍子弟兵。作为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显示出来很强的大局意识与责任意识。他说：“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和发展。全国的发展是各省、区、市共同的任务，各省、区、市的发展也不只是自己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采访组：

在10多年和习近平同志接触过程中，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张红：

习近平同志宗旨意识特别强。用民间的话来讲，他有一种悲悯情怀，尤其是对基层的劳苦大众。记得在2000年1月6日召开的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上，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批评有人把人民忘了，只记得政府。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讲，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可见，一直以来，他都是把人民放在心中首要位置的。在福建期间，有几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能够突出说明他的这种情怀。

1997年5月，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给习近平同志递了一份报告，反映闽东畲乡仍有一部分群众住在以茅草为顶、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生活十分困难。报告深深触动了习近平同志，他旋即率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赴闽东调研，我随团采访。闽东是福建最贫苦的地方，群众住的茅草房，雨天满地流水，台风一来，茅草的屋顶经常被卷走，屋里就直接见天。还有的群众住在连家渔船上，居无定所，世世代代在水中漂流，解放前被称作“疍民”，他们靠讨小海维持生计，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空间狭小，风颠浪摇，只能曲着腿或跪在船板上，时间久了，脚伸不直了，膝盖也弯了，多数人患了风湿病。那次下乡，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福鼎、霞浦调研一些典型的“茅草房户”“连家船户”。习近平同志躬身钻到茅草房里，踏着架在水面上的木板一步一晃走到连家船里，跟群众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了解苦情，探讨解决的方案。看到一家几代人挤在阴暗潮湿的渔船上，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没有连家渔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习近平同志有强烈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决心让茅草房户下山，连家船民上岸。在他的推动下，省里出台了政策，落实了资金，闽东百姓群情激昂，草房改造如火如荼地展开。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2000多家特困户，一下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很快，连家船民世世代代上岸生活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我曾经分管过《福建日报》群众工作部，做了很多扶贫济困的报道。当时有个三野老战士叫李朝金，是仙游县榜头镇人，解放战争中担任重机枪手，屡立战功。因为没文化，他退伍后回乡当了农民。他娶了一个老婆，生了6个孩子，其中3个是残疾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李朝金的老婆得肺癌去世，唯一身体健康的儿子又得了舌癌，李朝金自己也得了食道癌，拖了几年，贫病交加，负债累累。李朝金病情危重时，最牵挂的是两个孙子，其中一个读高中了，成绩很好，但是因为经济困难，面临辍学。2002年5月，百般无奈中，李朝金托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由村委会盖章证明所述困难属实，并请求各级“有关部门支持解决”，然后通过关系找到了我。看了老人家的信，我非常同情他，就派出资深记者李闽和戴艳梅深入采访，在掌握了一手资料基础上，经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写出通讯《一个三野老战士的多舛命运》，讲述了李朝金为穷人翻身解放出生入死，入党53年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晚年却遭遇疾病、陷入贫困的故事，希望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救助。这篇报道于2002年6月10日在《福建日报》见报之后，习近平同志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省长看了关于三野老战士的报道，很感动。他从工资中拿出1000元，请你代捐给李朝金。”习近平同志还就此事作了批示：“像李朝金这样为革命胜利负过伤、流过血的老退伍军人，应该让他们同其他老人一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三级政府和民政部门虽然已给予了相应救助，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此类事情社会上时有发生，应想办法建立一种社会救助机制，在各级民政部门加大对病、残和‘五保’人员等社会困难群体进行扶持的同时，也发动社会各界及时对他们进行救助。”

2002年七一前夕，我带着习近平同志的捐款，专程到李朝金家中慰问。弥留中的李朝金用枯瘦的双手握住省长的红包，紧紧地贴在胸前，老泪纵横，在场的人莫不感动。李朝金的孙子很有出息。爷爷过世后，他考上了大学，现在厦门工作，已经成家立业。每年过年，他都给我打电话拜年。他经常说，是习省长的关心改变了他的命运。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张红：

有联系。习近平同志很尊重记者，把我们当作朋友。即将离开福建的时候，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省长调浙江，后天走，明天上午10点半，你有空过来一下。”记得那是2002年10月10日，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里来告别的人很多，当时依依惜别的场景我还记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闽浙两地靠得近，大家来往很方便，今后，我就是福建的省外乡亲。”听他这么说，我们的眼泪都忍不住流下来。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我给他写过信，他也给我回过信。2004年，我到杭州出差，还去拜访了他。他很高兴，热情接待了我。每年过年，我都寄贺年卡给他，他都给我回。他到中央工作以后，我想贺年卡可能就不太好寄了，但是之前每年都寄，今年也不好断了，就试写了一张。没想到，他又给我回了一张。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临别之时习近平同志讲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在福建17年4个月。黄土地哺育了我，红土地培养了我。

采访对象：黄世宏，1948年5月生，福建厦门人。《福建日报》高级记者。曾任《福建日报》负责报道省领导班子新闻的屏山记者站站长。2008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初访，2020年1月6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黄世宏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您在哪一个时期与他接触比较多？

黄世宏：我与习近平同志接触较多的时期，是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时候。当时我是《福建日报》屏山记者站站长。福州城内有三座山，就是屏山、于山和乌山，省委省政府坐落在屏山边。屏山记者站是《福建日报》为宣传报道省委省政府时政活动而设立的，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报道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活动；二是报道福建重要时政活动；三是采写涉及全省发展战略和重大典型的报道。

采访组：对您而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多时间里，他哪一句话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黄世宏：“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是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2000年元旦刚过，习近平同志召开新年第一次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我与会采访并进行新闻报道。习近平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新的一年的工作思路和发展规划，其中让我铭记至今的一句话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讲话中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政府，但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忘记了自己名称前面的‘人民’二字，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提这两个字。”他罗列了当前某些政府机关和干部忘记“人民”二字的种种表现，毫不客气地指出：“对那些忘记人民，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要把他们从我们队伍中清除出去。”在那次讲话中，他对怎样才能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后，我在写新闻报道稿的时候，深感习近平同志整个讲话给人印象最深刻、最有新闻性的，就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句话，而且这个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讲话内容。所以，我所写的新闻稿就以习近平同志的这句话作为主标题，内容也围绕这一主题加以组织、提炼。稿件第二天在《福建日报》头版刊登出来后，引起很大反响。这一稿件被评为当天《福建日报》一等好稿，后来又被评为当年全省好新闻一等奖。

这篇稿件发表没多久，省里“两会”召开了。我在采访时发现，很多代表、委员在发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这句话。又没过多久，春节来临，我跟省领导去给驻闽部队和离退休老同志拜年，他们不少人也情不自禁地谈起这句话。全国多家媒体，也纷纷转载这条消息。当时发行量居全国前列的《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以及《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也都在一版转摘了这篇消息。不久，《人民日报》也用同样的标题，发表了习近平同志的有关文章。可见，这句话在全国产生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采访组：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把人民的事情放在心中，关心和关注群众的难事急事，是习近平同志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您在工作中是否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典型事例？

黄世宏：这样的事例很多，我就讲一件吧。大约是2000年，习近平同志收到一封匿名信，是一个外来打工者写给他的。来信的大致内容是：他从山区来福州市打工，爱人和两个孩子随着来省城。孩子一年年长大了，已到了读书年龄，但因为户籍限制，无法上学读书。他希望省里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外来打工者就地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信的内容，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亟待解决。他就把这封信批给福州市，请他们就这封信做调研，把这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解决。

但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他一家人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习近平同志一直放心不下。因为来信没有署名，也没有写单位，所以写信人的身份未能知晓。习近平同志注意到信封是福州一家外资首饰企业印制的，信纸也是这个单位的。他就猜测，写信的人可能与这个单位有关。

习近平同志特地吩咐秘书给这家企业打电话问问，看他们能不能帮助找到这个人。秘书把电话打到这家企业，厂长得知省长关心这件事，相当重视，马上组织寻找，最后果然找到了写信的人。

这样，习近平同志就跟这个写信人联系上了，并且告诉他：“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现在已经敦促福州市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请你放心！”

福州市接到习近平同志指示后，组织了工会、教育等几个相关部门，就外来打工者子女上学难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他们看到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打了报告给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之后，市人大常委会专门为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读书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这件事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全省不少地方，特别是外来打工者较多的县区，也纷纷出台政策措施，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就学问题，促使福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采访党代会的记者。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深情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和“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的理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们党永远的信念与追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最大的期盼。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对“晋江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您曾跟随他赴晋江调研采访，请您对这段历史做一个回顾。

黄世宏：我对“晋江经验”的诞生过程还是比较了解的。

习近平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并以此推动指导工作。每年，他都要给自己选定一两个主要调研题目，作为重点来研究，以破解前进中的难题。2002年，习近平同志把当年调研的重点定在福建县域经济发展最好的晋江市。他做过县委书记，深知县域经济搞得好，能有效提高整个省的经济活跃度。在福建工作期间，他一直很注意研究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担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和省长的6年中，他先后7次亲临晋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他2002年6月这次赴晋江调研的目的，就是要好好总结晋江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前还要依靠政府补贴的县，如何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总量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的县；在新形势下，全省又应该如何学习推广发展“晋江经验”。

习近平同志先派省政府办公厅的几个同志打前站，到晋江做了一些初步调研。在听取他们的调研汇报后，2002年6月15日，习近平同志便带着我们赴晋江，考察了几家龙头企业，参观了火热的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一起座谈，并听取泉州市、晋江市领导的汇报。最后，习近平同志对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晋江经验”发表了看法，并总结提出了晋江“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六个始终坚持”就是：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五大关系”就是：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6月16日，我在《福建日报》头版头条以《适应新形势创新“晋江经验” 大力提高福建省经济综合竞争力》为题，报道了习近平同志在晋江调研总结“晋江经验”的消息。7月6日和7日，我又根据习近平同志总结“晋江经验”所作的指示精神，先后在《福建日报》撰写发表两篇长篇综述：《让企业真正成为“主体”——“晋江经验”启示录（上）》《让科技真正成为“驱动器”——“晋江经验”启示录（下）》。7月6日，我还在头版撰写了《再谈“多几个晋江县”》，作为1990年我在《福建日报》发表的《多几个晋江县》的续篇。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习近平同志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10月4日，《福建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习近平同志的长篇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文中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从那时起，“晋江经验”开始全国闻名。

不久，习近平同志调到浙江省工作。我与省里的干部群众和晋江的同志聊天时常说：“我们很幸运，习近平同志专门为我们一个县进行调研，并总结出很系统的‘晋江经验’。”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继续把“晋江经验”发扬光大，稳步走在全省最前面。晋江近20年一直是全国“十强县”之一。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抓“生态省”建设的情况。

黄世宏：在建设“生态省”这项工作上，习近平同志是非常有远见的。当时，福建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破坏生态的情况，但全省生态的总体状况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同志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和设计“生态省”发展规划，不仅及时保护了福建生态环境，也为“生态福建”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态省”建设概念，可不是作为口号提提，他始终身体力行，从理论到实践把工作落到实处。他千方百计组织力量，制定方案，请专家组来论证，亲自听取专家意见，赴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对“生态省”建设作出一系列周密部署。通过他的努力，福建的“生态省”建设顺利起步。现在回顾起来，在很多省还没有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亲自主持，把完整的“生态省”建设方案拿出来了。

福建为“生态省”建设召开很多次会议，我都在现场，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是怎么开展研究、怎么进行部署的。这些细节和过程的主要情况，在我编撰、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生态之路——前进中的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中有了比较集中的记录。我在这里主要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研究和部署“生态省”建设中，交了一个科技教育界的好朋友——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熺教授。

林教授在科技上有一个重大发明，就是用菌草替代木头来种植食（药）用菌。改革开放之初，福建乃至全国有很多地方的农民，靠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致富，但种植这些食用菌需要大量的木头，农民增收的同时，山上的树却被砍得差不多了。树砍没了，食用菌无法再种植，生态也被破坏了，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糟糕的结局。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鉴于这种情况，林教授就积极研究以草替代木头来培育食用菌。但草和木头在生物学上是有很大界限的，按理说是不能跨界的。面对种种非议和科研上的艰难，林教授勇往直前，通过多年刻苦攻关，终于从千万种草里面发现、筛选出可以代替木头培育食用菌的菌草，而且效果比用木头还好。林教授的科研成果，既能够有效地扶贫，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这恰恰契合了习近平同志当时谋划的福建“生态省”战略构想。林教授的技术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全国有400多个县来考察学习。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派专家、学生，到菌草诞生地——福建农林大学向林教授学习菌草种植技术。

习近平同志得知林占熺教授的事迹，把他树立为全省的一个典型，还专门在省政府召开表彰会议，授予他一等功，号召全省科技工作者向林占熺教授学习，并从多方面为其发展排忧解难。现在，20年过去了，习近平同志还一直在关心林教授菌草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工作。这株“小草”，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也实现一个又一个新突破，成长为“参天大树”。林教授的菌草技术已列入联合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科技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多领导工作理念，与他现在提出的一些发展战略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黄世宏：确实，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不少领导工作理念，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很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

“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大力提倡和支持在扶贫开发中开展“造福工程”，这一工程对那些偏僻地区、脱贫无望的农民进行易地搬迁，让他们搬到自然条件比较好一些的地方重建家园。

还有他亲自主抓的“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工作。福建沿海过去有很多渔民，一生都在船上住，几代人没有在陆地上生活过，生活条件很差，还随时面临着台风、洪水的威胁。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建期间，花了很多心血为他们创造上岸定居的条件，先后让7万多名连家船民上了岸，住到现代化的新村里面去。

还有，南平市从机关向农村下派科技特派员、村党支部书记、乡镇流通助理，一起破解“三农”难题，取得很好的效果，深受农民欢迎。习近平同志得知后，把它作为2002年的调研专题，并于4月6日赴南平进行专题调研总结，在全省推广。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已经把科技特派员等举措形成制度了。

此外，“数字福建”建设；治理餐桌污染；“真抓实干、马上就办”；机关效能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从严治党，“不让修一条路倒一批干部现象发生”；共产党员要有“滴水穿石”精神……这一系列理念和做法，都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任职期间率先提出并带头实践的，也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仅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福建干部群众宝贵的精神财富，也随之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丰富和发展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采访组：您在屏山记者站工作期间，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请您讲讲那次重庆之行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

黄世宏：1999年，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受省委委托，带领福建代表团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那次，我随代表团一起前往，负责新闻报道工作。代表团里有福建各地市委书记或市长、省直机关领导和省工商联组织的一些企业代表。我们到重庆的当晚，重庆市委就跟我们进行了交流。晚饭后，代表团就坐了一艘客轮往万县进发，并在船上过夜。

上船没多久，习近平同志就把所有人都召集到船上的大厅里开会。他详细说明了省委下达给代表团的任务，也讲了这次开展对口帮扶工作的注意事项。

习近平同志说，省委这次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中央安排的福建对重庆的对口帮扶工作。省委委托他带300万元支持重庆市，参加的各地市和厅局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能力，看看具体怎样给重庆一些支援。省工商联组织的企业家也请多想想怎么做好支援工作。

习近平同志讲完这番话之后，各个地市、厅局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们纷纷发言，谈了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初步规划了一些项目意向，并敲定了对口支援的数额。大家在会上当场算了一下，加上省委给的300万元，共有将近900万元的资金，此外还有一些合作项目。

会议开得很顺利，9点半左右就结束了。习近平同志说：“大家今天都很辛苦，离休息还有点儿时间，大家可以轻松一下，一起唱唱歌吧！”很快，大家很尽兴地随着音乐伴奏唱起歌来，气氛很好。习近平同志也唱了好几首歌，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歌曲。快到11点半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说：“时间不早了，大家休息吧，明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大家就都回船舱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万县，举行了一系列对口帮扶活动，召开了一些项目对接座谈会。其间发生了一件小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重庆方面没想到习近平同志给他们带来这么强大的代表团，送来这么多资金和项目，所以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临时打算增加一项活动内容，就是在万县为福建代表团举办一场舞会。

下午3点左右，他们向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个想法：“习省长，您带领福建代表团来万县做对口帮扶工作，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项目和资金，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所以打算增加一个活动，为欢迎福建代表团举行一场舞会。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习近平同志听完这番话，脸上没有了笑容，他严肃地说：“中央有规定，不允许为任何领导举行专场舞会。这个舞会我一定不能参加，你们也最好不要举行。”

万县的同志一听这话，感到很难办，因为他们已经布置了，也通知下去了。后来，他们又找习近平同志解释说：“这个活动，其实也不是专场舞会，只是我们安排的一个小晚会，表演五六个小节目，表示对福建代表团的欢迎、感谢，顺便请大家一起跳跳舞，还是请习省长支持一下，不然我们实在下不来台。”

习近平同志沉默了一会儿，就说：“既然这样，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晚会开始时，我带领代表团全体同志参加，等小节目演完之后，我们代表团就退场，后面的舞会就你们自己跳，这样好不好？”

于是，万县就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提议开了这场晚会。五六个小节目表演完，习近平同志很得体地走上舞台，跟演职人员握手，表示感谢。之后，他带领福建的同志们退场，让万县的同志留下来跳舞。由于事先有沟通，万县的同志也都能理解，晚会的气氛很自然、很欢乐。在不违反规定的同时，又接受了东道主的一番好意。

习近平同志做人、做事、做官都能够坚守住他的底线。他在福建工作多年，交了很多朋友，但他做事一直都有很明确的底线，能做的事他用心做好，不能做的事他绝对不做。但同时他又不教条，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讲究灵活性，让事情在原则范围内得到很好的解决。

采访对象：孙永明，1955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二级作家，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从1995年开始跟踪记录福建省援藏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曾经20多次赴藏，2000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援藏岁月》，创作有援藏三部曲剧本《追你到天边》《太阳和月亮》《美丽的故事》。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5日初访，2020年1月9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孙老师，您好！您是一位资深媒体人，曾经20多次赴藏，也曾跟随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一起进藏接送援藏干部。请您谈谈那次行程。

孙永明：1998年，习书记率第二批福建援藏干部进藏，同时迎接第一批援藏干部返回。那一次他带的随行人员很少，除了他的秘书，还有《福建日报》随团记者张红。我不是习书记指定去的，他那时并不认识我。当时，有的同志不太敢去西藏，我因为常年跑西藏，就自告奋勇去负责电视报道。

1998年6月17日清晨，习书记率领我们一行飞抵拉萨贡嘎机场，把福建的援藏干部送进藏。习书记是当时全国各省送干部进藏规格最高的一位领导。按照组织部门的安排，援藏干部须留在拉萨短暂学习和休息，但习书记为了深入了解第一批援藏干部的情况，决定抓紧时间率先遣队向福建对口支援的林芝地区进发。贡嘎机场到林芝政府所在地八一镇之间有530多公里的漫长路程，缺氧、道路坎坷，我们乘车走了一天，抵达八一镇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习书记和大家同甘共苦，一路上的艰辛难以言表。

第二天早晨，习书记便和地委书记金喜生、行署专员才旺班典、福建援藏队长邓保南等同志座谈，了解福建在林芝地区的援建情况。这一天，习书记还专门前往解放军驻西藏林芝某部，看望闽籍战士。座谈会后，他对战士们说：“你们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守卫祖国的边疆，我谨代表家乡人民向你们表示慰问。你们是福建人民的骄傲，也是西藏人民的骄傲！”

座谈会后，习书记还深入战士们的宿舍、阅览室，摸摸他们铺得够不够厚，盖得够不够暖，看看他们平时都读哪些书报。他叮嘱战士们要弘扬老西藏精神，安心服役，早日成才。他说：“在这样一个富有光荣传统的地区和部队里生活，你们一定能够经受锻炼和磨难，很好地成长。”

安排后面的行程时，习书记提出要先去朗县。我听他这么说，心中一惊。我已是第9次进藏，对朗县的情况非常熟悉。那里自然条件很恶劣，路途非常艰险，而且习书记经历了两天的旅途劳顿，现在去朗县身体会吃不消。我就劝他说：“习书记，去朗县的路很危险，建议您不要去。”其他了解情况的同志也劝他不要去。但习书记语气平和而又坚定地说：“谁都可以不去，但我必须去。”

6月20日一早，天空一片蔚蓝。习书记带着几个人赶往朗县。从八一镇到朗县340多公里，大部分路段紧挨着雅鲁藏布江，很多路段窄到没办法交会车，一路上惊险异常，车窗外紧邻着万丈深渊，下面就是湍急的江水，看一眼都会觉得头晕目眩。当年，当地一个副县长一家连人带车掉到江里，无一生还，酿成悲剧。

不过，我们那天倒是一路有惊无险。经过米林县境内卧龙乡唐崩巴新村，他停下车走进村子。这是由高海拔贫困村搬迁下来形成的新村。这个移民村是他任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时指导福建援藏干部叶康勇、李振泰他们帮着建成的。那个时候，习书记已经把在宁德地区形成的脱贫思路带到了西藏进行实践，并在之后逐渐形成了今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科学思想。

我们平安到达了朗县。习书记首先到援藏干部住的地方看望他们，关心询问大家的生活情况，包括如何做饭、如何与家人联系等细节问题。他还先后跟援藏干部和全县干部开了座谈会，进一步了解一下援藏干部的工作情况，了解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是如何开展工作的。然后，习书记还去看了道路、宾馆等一些建设项目。

之后，我们又从朗县出发，经米林农场，到米林县，再回到朗县。这中间，他还到牧民家里看望藏族群众，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如收入多少？家里几只羊？牦牛多少头？他很真诚，工作做得非常细，给西藏牧民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一直到多年以后，朗县和米林县的牧民提起习书记，都是赞不绝口。

我1995年跟随第一批福建援藏干部去西藏，此后又陪同过很多领导，但习书记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不怕危险，不怕艰苦，而且与人相处非常亲和，善于和人交流，能在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过程中不断获得可靠信息，把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从那时起，我就对他肃然起敬，觉得这个领导蛮特别的。

那几天的行程中，习书记有很多讲话，充满深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在当地的干部职工大会上，他代表福建省委向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表示感谢。他说：“我们的干部在这里，你们给了很多关照。感谢你们给福建干部的关心和支持，为我们福建培养了他们，锻炼了他们。”他的真诚与谦和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还有一次是在八一镇同第一批援藏干部座谈时，习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头上援藏的光环会慢慢地淡去，但是你们必须保持援藏的精神，回去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不要把当官作为目标，要把做事、做好事作为方向。”

当时，很多人对这一批援藏干部预期很高，认为他们回来后可能会提拔。但是习书记说的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很有远见，首先强调要摆正心态。习书记的这番话意义重大，一直传到现在的第9批援藏干部，还在一批批往下传。

我一直比较关注西藏和援藏干部，也见过一些福建的或其他省的领导到这里来讲话。但是习书记截然不同，他没有照本宣科的话，完全是出于兄弟般的感情在讲真话。他也知道，援藏本质上是一种奉献，事实上与提拔也没有绝对的联系，所以他不希望第一批援藏干部过多抱有这种期望，一旦不能实现，就可能会带来负面情绪。

习书记在林芝地区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也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会上，当时的福建省旅游局副局长、挂职林芝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的邓保南同志先发言，他介绍了福建第一批援藏干部这些年所做的工作，感谢当地干部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讲述了闽藏之间感情融洽的感人事例。

邓保南同志发言结束后，西藏干部才旺班典同志再一次回顾起福建的同志们在这片土地上奉献青春与热血的感人事迹，讲到动情之处，他流下热泪，说：“西藏的发展，真是援藏干部用命换来的！”

最后是习书记讲话。他站起来时，我看到他眼圈也是红红的。他先向台下鞠躬，然后又向台上的当地干部和援藏干部鞠躬，对他们表示感谢。他说：“首先，中央关于援藏的决策非常英明，中央的援藏方针要坚决贯彻。福建尽其所能响应中央的号召，已经把林芝地区作为福建省的一个地区来考虑共同发展，在林芝地区完成了第一批援藏的任务。其次，福建援藏项目的落地，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爱，感谢林芝地委行署对援藏干部的关心与厚爱，我谨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向林芝地区的领导和在座的干部表示感谢。再次，表扬邓保南同志、许少钦同志、叶康勇同志、陈景辉同志等第一批援藏干部，你们没有辜负党的重托，没有辜负福建人民和西藏人民的重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们不仅和当地干部群众团结奋斗，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还用自己的行动激励着人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福建人民感谢你们！这种精神是孔繁森精神的体现、老西藏精神的发扬。邓保南同志是窗口，你很好地对接了两地的交流，为增进闽藏两地的感情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寄希望于第二批援藏干部，希望你们能继承和发扬第一批援藏干部务实创业的精神，和当地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脚踏实地，共同努力，再创佳业！”

习书记的这番话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又充满了感情，讲得大家都很激动，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采访组：在西藏的几天时间里，您和习近平同志朝夕相处，一同工作。请您讲讲你们之间的交流吧。

孙永明：我和习书记初次相识，挺谈得来，关系很融洽。

迎送援藏干部那天下午2点，正是高原太阳最毒的时候，习书记亲自到场等候。当地按照计划组织中小学生、干部站在道路两旁，迎接第二批援藏干部，送别第一批援藏干部。作为负责人，习书记也站在那儿等。可是站了一个多小时，第二批的队伍还没到达。当时通信还不是很发达，第二批援藏干部什么时候到，到哪里，谁也不知道，只有在那里等。

习书记个子高，身材又比较魁梧，这样的人在高原上，如果长时间站着很容易缺氧，我就搬了一张木凳子给他，说：“习书记，你很累，先坐会儿吧。”习书记看到小学生还都站在那里，不愿意自己坐下来。我反复劝说，他才稍微坐下休息了一会儿。

在藏期间，他和我聊了不少读书的事，从世界名著，聊到最新的一些出版物。他读的书很多，而且涉猎甚广，尤其是他读书后有很多自己的思考，产生了很多独到的观点。我是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但是在这方面与他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通过交流，我对他更加肃然起敬了。

后来我想，习书记的阅读和思考，为他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打下了重要基础。他不仅知识广博，而且很有人情味，他跟援藏干部说的那种由衷的话，不仅饱含了情感，而且给人很大的启迪。

后来回到福建，通过进一步的接触我才了解到，习书记的阅读量是非同寻常的大。他每天忙完公务后，几乎都要阅读到深夜。我问他为什么看这么多书，他说：“没有知识，我怎么做工作？”他说“做工作”其实是谦虚的说法，他当时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做的是“领导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边散步边聊天。走着走着，我们看到对面有个寺庙，在湍急的江水和险峻的群山之中，显得非常宁静祥和。我们端详了那座寺庙很久，习书记有感而发，就跟我讲起了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和十世班禅的故事。他说：“我父亲跟班禅是好朋友。我们做民族工作，一切要以团结为主，要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

聊天当中，习书记对我为什么总跑到西藏来感到奇怪，他问：“听说你来过很多次西藏，这是第几次来了？”我说：“第9次了。”他说：“你怎么老跑西藏呢？”我回答说：“我跟他们太有感情了。”“他们”指的就是援藏干部。接下来，我给习书记讲了几个援藏干部的感人故事。

我说：“习书记啊，有人写遗书，你知道吗？交通厅的陈景辉，他去墨脱修公路之前，写了遗书。”陈景辉是福建交通学校团委书记，援藏期间任林芝地区交通局副局长。

习书记对西藏的情况很熟悉，知道墨脱很艰苦。他就说：“陈景辉去墨脱？就是白白胖胖的那位同志？”我说：“是啊，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皮肤很白，太阳怎么晒都晒不黑，第一天晒红了，第二天又白了。”习书记说：“西藏的条件很艰苦，他真不容易。”

我说：“这批援藏干部付出的代价很大。”习书记说：“你也不容易呀！”我说：“我三天两头就回家了，没关系。”他说：“你有一次待很长时间。”我说：“是，我那次待了4个月。我一直在拍纪录片《闽藏情》，定期给福建台送。”

习书记问我：“你除了拍《闽藏情》，现在在写什么？”我说：“我还准备写《援藏岁月》。”他说：“写完一定要给我。”我说：“我现在知道了，你很会看书，但是我这本书的水平不行，成不了名著。”他真诚地说：“这是历史啊。一段历史，应该要有人记录。”

后来，我在《援藏岁月》里写了一句话：“历史非常无情”，就是从习书记的这句话里得到的启发。我想，1995年，福建省派22位干部到西藏工作了多少年，做了哪些事，援藏干部的个人和家庭所付出的辛苦，没人知道。历史很无情啊，所以我就想要填补这段空白。习书记很支持我写这本书，所以书一出来，我就第一时间送给了他一本。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我们在一个地方吃完午饭，准备出发的时候，我扛着摄像机，等着队伍出来，等了很长时间，他还没来，我就回去找他。有人告诉我，习书记在餐厅和厨师握手。我就赶快回去，拍下了一组镜头。那时，他已经跟他所在楼层的服务员握过手了，还一定要去厨房。当地的领导干部对他说：“我送您走吧！”他说：“不行，人家为我服务，很辛苦，我要去感谢一下。”

习书记离开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跟宾馆的服务员、厨师握手，表示感谢，说：“你们辛苦了，你们烧的菜很好，谢谢你们！”有的厨师、服务员会提出跟他合影，他都很乐意。现在他也是这样，无论走到哪里，人家想和他合影，他都很乐意。他没有官架子，能体谅别人，让我印象深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领导岗位上，对于援藏项目都提出过哪些要求？

孙永明：按照中央指示，福建省的援藏工作是从1995年开始的，那时候习书记是福州市委书记。他任省委副书记以后，就确定了福建援藏的具体项目，主要是通过解决西藏的基础建设问题来推进西藏发展。

20多年以来，福建在西藏留下了很多东西，修了福建路、厦门广场、福州街和林芝地区的人大办公楼，还帮助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用水问题、粮食品种问题，等等。福建的援藏传统和援藏精神在习书记的支持下一批一批传承下来，现在已经到了第9批。

那次从西藏回到福建后，习书记始终关注着援藏的具体工作。据我所知，有的同志拟定了几个项目请他批准，他见到有些华而不实的就会说：“这个项目为什么这样制定，要拿出你们的依据来。”“你们要拿出几个能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项目来，其他的不要讲太多。你首先告诉我，如何改善老百姓的卫生条件、住宿条件，如何把放牧区和居住区分开来，让老百姓有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每一个项目，每一件事，习书记都问得很具体，很详细。他始终认为，援藏，必须以扶持百姓、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为主旨。持续不断地关注和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他从政以来一直坚持的原则，从来没有偏离过。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采访组：从西藏回来以后，你们是否还有联系？

孙永明：西藏是一个无比美丽、无比圣洁，又充满艰险的地方。那次和习书记一起在西藏，我常看到习书记嘴唇发黑，走路气喘。他毕竟长期在内地生活，加上身材魁梧，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高原反应还是挺大的。但是他很坚强，能挺得住，从不喊苦喊累。在“世界屋脊”面前，无论多么强悍的人，都是在用生命挑战。因此，从雪域高原一路走来，你会对同行的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一直记得习书记，没想到他那么大的干部，只是因为进藏的那一次经历，习书记后来还一直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我，习书记就会问：“孙永明老师现在在干吗？”大家听到后都会传话过来，但是我知道他很忙，一直没好意思去打扰他。我认为，与一个杰出的领导人认识并不一定要来往密切，更应该关注他的举措，向他学习，支持他的工作。比如，他在福建搞的“菜篮子”工程，就是关心民生的重要举措；他推动“数字福建”建设是理念非常超前的。他影响了我，我开始做一些新的创作探索，就是受他的启发与指引。

但是有一件事，我确实“打扰”了他。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视剧，就写了个故事大纲交给习书记。他很快就作了指示，写道：“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请省委宣传部审核。”但是，他随后就批评我了：“这是一件好事，也是公家的事。但你要走正规渠道，不要凭着私人关系来。以后，你必须按程序送上来给我，不允许越级。下不为例。”

习书记有他的从政原则，有他为人的准则。他很严肃地提醒我，不能因为你和我认识，就可以直接找我去办某些事，即使办的是好事，是公家的事，也是不允许的。从人格到党性，习书记都让我感到非常敬佩。经过他那一次的提醒，我把这个原则就牢记在心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西藏之行的情景，我依然历历在目。他当时是省委副书记，我只是一般干部，我们坐在一条木板凳上，一人坐一头，谈歌德，谈托尔斯泰，谈基辛格……这段经历是我的荣幸，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和他能有这么一段“偶遇”。这也是我在西藏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

采访组：上世纪90年代末，您开始参与福建帮扶宁夏贫困地区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对这项工作都有哪些支持？

孙永明：1997年5月，我接受福建省政府扶贫办的任务拍摄宁夏介绍片，由扶贫办林月婵主任带队到宁夏，为福建帮扶宁夏贫困地区打前站。任务完成后，我们将拍摄好的电视片送到省政府会议室，给当时的领导们观看。会上，大家分别介绍了宁夏西海固的贫困情况，各级领导汇报了各自的想法。按我的级别来说，那天是不用发言的，但习书记却给我很大的尊重，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虽然婉拒了，但他对我的尊重，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会后不久，习书记亲自前往宁夏，深入到最贫困的山区，作出了科学的决策，重新规划建设了一个村，后来就发展成了今天的闽宁镇。

1999年，习书记带队赴宁夏做对口援助工作。那次，我还是作为先遣队去拍了一些宁夏的情况，拿回来在省里的会议上给领导们看。习书记定的调子非常切合实际，决策也很有战略高度，一是解决生存问题，二是解决发展问题。福建援助宁夏的所有项目都非常贴合百姓生活，都实实在在地关系到每一户老百姓的家庭，很好地体现了“扶持百姓”的原则。在习书记决策下，福建在宁夏的对口帮扶工作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肯定，留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发生了全方位、根本性的历史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一位资深媒体人，请您谈谈对现在时政热点的看法。

孙永明：首先是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果，振奋人心。作为一个老百姓来看中国的这段历史，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之前，社会上曾对反腐败有过争议，有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共产党敢给自己开刀吗？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党要自我革命，做到“刀刃向内”，自己给自己开刀。腐败是世界通病，纵观古今中外，有几个政党敢把自己的问题毫不避讳地袒露出来？所谓的西方民主其实是相互之间开刀，在野党和执政党互相开刀解决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做到堂堂正正地把党内的毒瘤割掉，对腐败始终保持零容忍，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逐渐显露出成效。这是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化，为世界发展指引了方向。

第三，他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这个14亿多人口的国家将在今年全面摆脱绝对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家里两代人都肩负过民族的使命：他父母那一代，用生命和信念为革命事业奋斗；他这一代，是坚守信念，用思想和智慧开拓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给老百姓带来了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