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经济学家纵论城镇化

郑永年：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李稻葵：城镇化需要引入民间资本

樊纲：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发展

王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冬琴 | 北京报道

“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精细化改革的时候。”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日前，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郑永年再度接受本刊采访，提示地方政府才是城镇化的关键推手，而各地举债投资城镇化隐含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

城镇化结果取决于地方政府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关于城镇化的规划即将出台，您认为当前城镇化工作处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关键点在哪里？

郑永年：城镇化已经确定为中国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点，我觉得这非常正确，但是中国城镇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会促成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现在，中央在讲城镇化，学者也在讨论城镇化，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是城镇化的推手，他们是行动者。

我的感觉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还是GDP，还是经济发展。为了GDP，地方政府会做什么呢？第一，土地的城镇化，远远超过人的城镇化；第二，城镇化需要很多投资，所以向中央政府要钱，向银行借钱，自己筹资。中国现在地方债务已经很高，如果以城镇化为契机，又有一波巨大的债务扩张，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类型的金融危机，这是决策者必须提防的。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从根源上解决土地问题？

郑永年：中国要重新界定土地的数量。这些年来，中国土地的数量发生很大变化，在很多城市，土地中农用地、工业用地、宅基地各有多少，这些土地谁掌握着？没有答案。如果在不掌握土地总量的情况下去搞城镇化，我想会有很多的风险。

《中国经济周刊》：有观点认为，城镇化不应该政府说了算，应该有更多的民营机构参与，在新加坡等一些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

郑永年：政府跟民间要有伙伴关系，不能什么都政府大包大揽。要市场多做一点，市长少做一点。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一直说要把一些行政审批权下放，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但是行政审批权怎么下放呢？能不能通过财政预算改革，重新划分政府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中央政府在审批预算的时候，只给应当做的那一块，不应当做的绝对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