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城镇化突破口在公共住房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改革，您认为现在最切实可行的一个突破口是什么？

郑永年：包括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在内，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农民工，绝对是个烂城市、死城市。我们应当有规划地去消化这些农民工，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社会改革、医疗保障、公共住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要全面推进很困难，我想有一个突破口是公共住房。农民工进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住房。

在新加坡，80%的住房是政府的租屋；在香港，地产商主导房地产市场，公共住房也有40%；而在中国大陆，公共住房占比20%都不到，这说不过去。中国从人均值估算的话，已经差不多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水平，这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住房分配非常不公平，很多人没房住，另外很多人有七八套甚至更多。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估算，如果要将已在城市生活的1.6亿农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投入约1.8万亿元，您觉得这个成本怎样消化？

郑永年：这个观点不正确，不能仅仅把农民工看成包袱，来计算把他们转化成城市居民需要多少成本。应该把他们看作消费群体，现在他们把钱都带回老家了，如果他们成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就能给城市做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