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城市升级不是城市行政升级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大城市”发展战略，不断向城市周边扩张，这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我注意到，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扩张，权力扩张也很明显，比如把郊区县改成区，把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

像新加坡、首尔，世界上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升级，但是人家升级是产业升级、城市基础设施升级。中国的城市在做行政升级。这是不好的现象，导致中国现在行政体制有点畸形，中央政府在搞大部制改革，机构越来越精简；基层由于县变区、变市，也很小了；中间层巨大无比。两头小，中间大，这样一个行政体制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经济周刊》：这样的行政体制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会有很多的问题，在中央对地方的关系上。假如中央政府出了一个政策，中间层存在阻拦，到了地方就没有了，这会导致中央政府与老百姓越来越脱节。在中国，一线政府很重要，所以，要城镇化，一定要配合城市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郑永年：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获得，假设以GDP为主导，只能促使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早来。中国不少城市，没有很好的规划，只是通过“国家动员”的方式来推动城市的发展与GDP的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比如，有些地方在政府动员下造一些空城，没多少人气。

以改革来推动城市化，这是唯一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任何国家都是一样。比如底特律，光是依赖汽车工业，没有改革的步伐，那么汽车产业一衰落，这个城市就面临困境。

《中国经济周刊》：国际上有良好的城镇化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吗？

郑永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在追求自己的进步，比如新加坡，这个城市已经升级了好几次，今天仍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学习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失败的例子，要避免重复人家曾经的失败。城镇化如果不配合城市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会再次造成对农村土地的剥夺，这个陷阱是绝对要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