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学峰：何振梁与“体制”的“零和博弈”

　　何振梁与萨马兰奇

撰文 房学峰（资深电视人，前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首席记者，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首席策划。）

何振梁老前辈的溘然长逝，叩击着很多人的心——

很多昔日的运动员在怀念他，因为何老始终秉承着“以运动员为本”的奥林匹克核心价值观，对每一位运动员都给予亲切的关怀和精心的栽培；

中国赛艇界在怀念他，因为何老是中国赛艇运动的真正舵手，他不但使有利于中国选手取得好成绩的轻量级赛艇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虽然中国选手从未获得过轻量级的奥运会金牌），而且恩泽了一大批运动员、教练员和管理人员；

中国冰雪界在怀念他，因为何老是最先从叶乔波的1994年和张丹张昊的2006年里、认识到精神的价值远远胜过金牌的中国人；

媒体的朋友在怀念他，因为何老身上绝没有“领导”似的居高临下、只有师长般的和蔼可亲，受教于何老的体育媒体人数不胜数、被老人家的翩翩风度折服的媒体也数不胜数；

更多的民众在怀念他，因为在公众心目中，何老以祖父那样的慈祥和学者那般的渊博，同时征服了国际奥委会里的他们和有一个奥林匹克梦想的我们。

事实再次证明：在中国体育界，何老赢得的口碑和声望超过所有人！

但也是在中国体育界，对于何老赢得的口碑和声望，也有人会怀着一种敬畏与不满交织的复杂心情，这是因为：何老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另类，尤其是在他卸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之后的这些年间，他在与“体制”进行着某种意义上的博弈，他越来越不像一个“学者型官员”而只像是一个“学者”、一个秉持着自由主义立场、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

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把何老视为自己的奥林匹克文化引路人，因为当我怀着“游戏动机”从娱乐圈转投体育圈之后，我编辑的第一个体育人物长片就是以他为对象的，之后许多年里，在他老人家很多次指引和带领下，我逐渐远离了“票友”心态，而希望以他为表率、投身于体育的理想和奥林匹克的理想之中。

很遗憾的是——几年前因为一本书的缘故，我相信在何老和他身边的朋友心目里，我处在一种受非议的尴尬位置上，对此我无法解释也无从解释，只能搪塞地说：“那不是‘我’的本意”……

是故在何老仙逝、痛悼追思之际，我决定写篇尽可能谨慎的文章，给朋友们提供一个或许独特的观察角度——与“体制”的“零和博弈”。

1，从相差半年的两次任命说起

从1952年开始，何老长期从事新中国的体育外交工作，期间亲历了该领域的所有大事，这些故事因为和本文的主题无关，故省略不谈。

何老步入中国体育权力核心的准确日子，是1981年10月1日，在国际奥委会第84次全会（联邦德国）上，他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众所周知：这是荣高棠老前辈“让贤”的结果，使何老从“第三人选”晋升为“第一人选”。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届全会上，国际奥委会还通过了一项对于中国体育和对于职业体育来说很重要的决定——乒乓球进入奥运会、网球再次进入奥运会。

1984年11月5日，袁伟民以“三连冠”伟业“优则仕”、以“钦点”方式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这是一个略有争议的任命，因为按李梦华主任最初的设计，袁应该先接受基层锻炼、例如回到江苏当个地级市副市长之类。但“钦点”的力量很强，使原本想“拿世界冠军拿到退休”的袁指导、从处级干部“被跃迁”为副部级。

半年之后的1985年6月14日，国务院任命何振梁和张彩珍为国家体委副主任，此前两个半月成立的北京亚运会组委会中，何老已经担任了秘书长职务，此前八天，他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第90次东柏林全会）。

相隔半年的两次任命，使得梦华主任领导下的国家体委，形成了强大的领导力量：1986年徐才副主任退休之后，徐寅生和袁伟民两位运动员、教练员出身的副主任，分别管辖竞技体育的训练和竞赛工作，文革前的“老体委”干部何振梁和张彩珍，则分别管辖国际事务和体育文化与群众体育事务。

1988年12月29日，伍绍祖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接替正常退休的梦华主任。但在整整二十年前的1995年春天，何老曾于洛桑跟我谈起过一件事：当时何老本来是出任主任的热门人选，并且已经在国务院办公会上通过了，但是未获得全国人大的通过……

我当然相信何老说的这件事不会是捕风捉影，但由于相关文件并未解密，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引用何老的说法，进一步的研究只得留待体育史学家们了。

总之在李梦华主政国家体委的时代，何老的角色我认为是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从政和专家从政，他与同僚们各司其职而相安无事。

2，在权力的巅峰

中国体育界有个不太好的现象：人走茶凉——后任总是有意无意地淡化前任的作为。

伍绍祖主任就是这样，他对于中国体育事业做了很多设计，很多在今天看来至少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漠视。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建议有兴趣的人去请教伍主任当年的秘书谢亚龙老师（谢主任近期比较清闲，研究者们此时应该去对他进行口述历史式的深度访谈）。

伍主任以一个外来者身份主政，在客观上与“老体委”的行政专家之间产生了一些小小不言的摩擦，站在他的立场上看，主要是荣高棠老人通过其爱将何老和彩老施加的影响。

这里有个让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中纪委巡视组诟病的“四位一体”，其实并非“几十年一贯制”的。因为中国奥委会的前两任主席分别是钟师统（1979年3月9日就任）和何振梁（1989年4月15日就任），与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并非同一个人。

体委主任的“大权独揽”，发生在1995年何老在行政意义上退休的时候——如果有研究者去帮助谢亚龙主任排遣寂寥的话，他想必会告诉你：接过中国奥委会主席一职之后，伍主任大大地长舒一口气，因为自此之后可以更加放开手脚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不必再受“老人”的掣肘了。

而从何老行政经历的角度观察，则可以说从1985年获选的三个国内外职务（秘书长、执委和副主任）和1989年获选的两个国内外职务（中国奥委会主席和国际奥委会副主席——9月1日，第95次波多黎各全会），分别是他在“体制内”所赢得的权力和地位的两个巅峰。

在1985到1995年的十年间，何老同时在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担任着很实权的角色，其“权力巅峰”和“影响力巅峰”当然就是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之际——老人家握着杨澜的手噙住泪水的情景，是中国体育往事中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这期间其实还发生过一件事：何老建议由他去竞选亚奥理事会主席，但显然来自更高级的声音，则要求他不要去竞选，理由是“决不当头”的东方智慧与国家韬略。我记得有一次何老曾经赐教于我，大意是：在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和敌视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当头”的国策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对的、也是不得不然的权宜之计，但从更深层次考虑，中国总有一天应该积极争取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掌握更大的权力和谋求更大的影响力，具体的做法就是去竞选这些组织的主席职位——

今天重温何老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掌握领导权和增加话语权，不是一个“做不做官”的问题，而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应该对世界体育的未来承担的责任和应该去施加的文化影响力。

总之在权力的巅峰，何老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除了北京首次申奥失败那个九月的阴霾以外。

3，“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情景，是何老在北京第二次开始申奥旅途之时以智者、老者、忍者、仁者“四位一体”的神情对我说的那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在“轮空”一年之后，何老在1994年再次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9月5日，巴黎第103次全会）、其后于1999年第三次当选执委（10月20日，首尔第109次全会），继续在这个组织的权力核心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此时，他已经退居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的权力核心之外，于是此时的何老开始与“体制”发生冲突——一方面，他必须从国家利益和党性出发服从上级决策，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做很多工作；另一方面，他并非对所有的决策都心悦诚服，但在我们国家，权力的力量总是无比强大，一旦退出了权力核心就只能处在“顾问”的位置、并且难免是被“摧折”的对象。

也可以“换言之”：一方面他在“体制外”风光无限，并且越来越受到公众和媒体的景仰，尤其是老人家做了“713”的最后陈述之时；另一方面，他在“体制内”并不总很舒心——

这期间发生的故事很多，只说三个比较关键的：

第一件事是“合纵连横事件”。因故略。

第二件事是“《莫斯科日记》事件”。

北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莫斯科全会期间，《北京青年报》连载了何老的《莫斯科日记》，这组文章同时引起了北京市领导和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震怒，于是在不久之后，记者出身的国家体育总局李志坚书记写了著名的《申奥六麟》，这篇被称为“圈外人没有完全看懂”的文章，矛头所指正是何老和何老日记中的表述。

事后看来，这篇旨在“去其光环”的好文章的作用，至少部分地是反作用。而如果再宽容一点儿看：满腹锦绣文章的何老既然被媒体宠敬有加，那么应邀发表文章并无过错，即使在“体制”看来有点儿突出自我的感觉。

第三件事是“执委落选事件”。

2000年，已经就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于再清在悉尼举行的第111次全会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之后在总局的全力支持下，学日语出身的他在美国进行了长期的英语强化训练（这种部长级干部的“留学”似乎极其罕见），并且被罗格形容为“IOC的莎士比亚”。总局的意图，是以比较年轻的于取代年过七旬的何，在今后进入国际奥委会的领导层。

但正如罗格事先预料到的那样，在2003年布拉格的国际奥委会第115次全会上，于再清竞选执委失利。

在何老看来：竞选失利是犯了一个错误，还不如当初由自己去竞选。他为此给最高层写了一封信，申明了自己的观点。

2004年雅典的第116次全会，于再清终于竞选执委成功，这被形容为“中国在雅典奥运会赢得的第一块金牌”。

未能获得“体制”认可去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这对于何老来说不啻是失去了一个舞台，而对于“体制”而言，则意味着“去何化”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

4，同一问题 各自表述

如上所述，“去何化”的过程长达近十年。

在这个过程中，何老与“体制”之间存在着的主要矛盾包括（以下假设何老的立场为“正方”、对立的立场为“反方”）——

正方：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在世纪之交的萨马兰奇改革前，全部是由“个人委员”组成的，其定义“不是某个国家（地区）在国际奥委会中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在某个国家（地区）的代表（此为何老原话，当时他住在灯市口一带）”，而我与代表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吕圣荣和代表中国奥委会的于再清不同，属于“个人委员”。

反方：你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你怎么能不代表国家呢？

正方：虽然在改革中制定了对年龄的限制，但是我那个年代当选的委员不受此限制，既然我来竞选符合规则并且又在国际体育界更有影响力，为什么不能由我竞选呢？何况北京已经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如果没有中国人当执委的话，怎么能有利于奥运会的顺利举行呢？

反方：领导干部到点儿退休，即使不是国法也是党纪，凭什么你就可以例外呢？哪怕布拉特们快80了还要继续竞争国际组织的主席，那也是老外的事儿和咱无关，你就是应该在卸任国内职务之后、也不要再去谋求国际组织的职务，给各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主席们以副总统级待遇，那是我们在申奥之时的礼宾规格而已，真要在中国办事和办中国的事儿，就得严格地按照“九品中正制”。何况副部级干部到六十岁就该退休，你七十多岁还想当执委？

正方：我写书和发表日记，我视为历史责任和文字爱好，如果我不去记录的话，有些史实就不会被记录下来，因此我的写作和这样写作，不是为了突出个人而是为了记录历史。

反方：该不该披露这些历史事件的内容，那是需要统一部署的，你以你个人的名义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这就是突出个人，往轻里说是无视大家伙儿的贡献尤其是组织的贡献，往重里说、你这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何况你不服从我们的统一步调的事情不是一件两件……

后来的事情就是：在“去何化”已经取得决定性成功之后，由于何老仍然多有著述而部分地惹出了著述，何老遂怀着悲愤的心情说“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

5，“零和博弈”

表面看来：何老的著述和“部分惹出的著述”之间，像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引起了另一方的攻讦损失了名誉，另一方因为攻讦也损失了名誉，反攻讦和反反攻讦又使双方继续损失名誉……

但问题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简单。

首先——

就本质而言，何老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西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由于历史的必然，他成为“体制内”的专业于奥林匹克和国际体育事务的精英，在自己权力的巅峰和影响力的巅峰时期做了很多让人永远怀念的建树。但由于他在精神层面上不是一个“官员”而更是一个自由主义风格的知识分子，他不得不在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受到“体制”的摧折和与“体制”发生冲突。这或许同时是他个人的悲剧和“体制”的悲剧。

其次——

何老的翩然风度、学贯中西、和蔼可亲、勤勉治学和勤奋笔耕，使得大多数人都愿意将其视为“奥林匹克中国梦”的化身。哪怕确实有人不喜欢他老人家，他也将获得那样一种历史地位：假如只选择一个人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之代表人物的话，那只能是何振梁。

所有人都希望“体制”能不再可怕和可畏，而能变得可亲和可敬——“体制”就像央视的新大楼，站在它下面会觉得自己被压抑着和异化着，而在何老这样的有很深学问的长者面前，却完全能获得人的感觉和尊严。

再次——

作为国际奥委会曾经的文化委员会主席，何老后半生的全部精力，都致力于在中国宣扬奥林匹克这种文化和为奥林匹克这种文化丰富来自中国的贡献，据我观察：如果说他老人家带着什么样的遗憾甚至遗恨绝尘而去的话，那莫过于这样一种悲哀——

奥林匹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往往不是以真正文化的方式而是以竞技体育的方式，在太多的时候和太多的项目领域，我们接受了其中体育的部分却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这种文化（虽然奥林匹克是“体育+文化+环保”，但在过去若干年，她在中国被异化为“体育+不太文化+非常不环保”）。

而说到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做出的贡献，则更多地是以物质的无所不极方式而并非以精神的自我完善方式呈现出来的：我们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新兴的金砖国家一起，做出了多次“不差钱”的演出，甚至已经逼得国际奥委会不得不假借“改革”的名义、实现向欧美文化的“升级版回归”。

这样一种“零和博弈”，是我们在怀念何老的时候一个完全有必要的观察角度：

他来自这种“体制”却又对抗着这种“体制”，既有被“体制”异化的一面、又有被边缘化的一面；

他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奥林匹克主义的深刻理解，但饶有意味的是——虽然绝大多数人视其为“中国申奥成功的决定性人物”，但绝大多数人里的绝大多数，可能对老人家留下的精神遗产并没有做更深入的解读；

他信奉的是“随时听候运动员的调遣”的奥林匹克理念，这和我们信奉的“随时听候领导的调遣”的理念完全不吻合……

而既然说到“体制”问题和异化问题，就请允许我继续举“前同志谢亚龙”的例子吧——他那本以博弈论的方法研究体育的著作，或许是谢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要学术建树，但“体制”却逼得“体制”中的谢老师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就不得不在当了一次不成功的田管中心主任之后、主动请缨去当足管中心主任，他这次博弈的结果，是在名利面前的迷失，不是“零和博弈”的两败俱伤、而是“囚徒困境”中几乎最差的结果。

6，奥林匹斯山上的永远丰碑

我之所以在本文中使用“零和博弈”的概念和牵涉出老谢这位“前同志”来，是由于“体制”的原因，不得不部分地故弄玄虚。

我现在特别想看到的，不是“体制外”的怀念与追思，而是“体制内”的声音：

谁会客观地如实地肯定何老卓尔不群的非凡人生？

谁会出现在老人家的追悼会场？那场追思将会有怎样的官方规格？

由越来越多的教授和博士组成的中国体育学术界里，谁会对何老的体育外交人生和国际体育人生进行深入严肃的学术研究？

中国体育传媒除了再次颁发给何老一个“终身成就奖”或者“评委会大奖”之外，能不能把何老的精神遗产以更好的方式提炼出来？

成功申办过奥运会的北京市正在再次申办奥运会，何老得罪过北京也被北京得罪过，她将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记住何老这位前辈？抑或以“新……，新……”的方式淡化曾经？

与此同时，我相信“体制内”的结论不管怎样谨慎和姗姗来迟，何老必将享有“体制外”的一切哀荣：

他是中国的“奥林匹克教父”，他比我们所有人都更理解和接近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他的知识分子情怀虽然曾经被部分地异化了，但最终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尤其中国体育的重要精神财富；

虽然确实不是他一个人把奥运会带到了中国，但他凭借巨大的人格魅力，把奥运会带到了我们心里，我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缘故而更加热爱奥林匹克了；

我相信：何老的灵魂已经飞临到奥林匹斯山上，他将是一位被永远祭奠的布道者和殉道者，就在当下，他老人家正带着这几年来那种隐忍的和慈祥的智者目光，俯瞰着发生在中国这块奥林匹克新土壤上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