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性恋“热风”未吹动中国 社会共识远未形成

很多人讳莫如深的话题

万青的举动把中山大学推到了风口浪尖，也触碰了中国高校管理层对于同性恋话题紧张敏感的神经。目前虽没有明文禁止同性恋活动或成立社团，高校领导对于同性恋这个话题却讳莫如深。

早在2006年，中山大学就因同性恋轰动全国。当年中山大学批准成立的“彩虹社”被称为国内第一个成功注册的关注同性恋现象的学生社团。但一年后，“彩虹社”的注册被取消。

小伟是东北某所高校的大三学生，是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当他的同性恋身份以及和男性朋友发生关系的事被学校知晓后，他被开除党籍，通知父母。而这只是一家倡导“同志”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2012年发布的《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校园欺凌调查报告》中，列举的真实案例之一。

“同志”网站淡蓝网创始人耿乐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内还没有任何官方条文认可同性恋这个群体，反而很多教科书里仍然将其定性为变态或者精神疾病，这是导致学校对于这一群体态度不明的原因之一。

同性恋作为禁忌类话题不只存在于学校这个象牙塔内。出生在传统家庭的徐鹏，是家里的长房长孙，当他向父母说明“出柜”时，他遇到的是家人的极力反对。“我爸爸对我说，‘哪怕你是一个罪犯，一个强奸犯，你出了监狱以后我们依然会接受你，和你生活在一起。但现在你这样我们怎么接受你？’”徐鹏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就不明白了，我到底做了什么？”

徐鹏的家人在劝说无效后，开始寻找“矫正”其性取向的方法。一天，徐鹏被领到一个60来岁女人的家。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公寓，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房间里摆着祭台，台上放着能想到的所有神仙。徐鹏说，这个女人让他跪下并磕了9次头。接着，她拿出一张纸，画了一个符，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她告诉徐鹏的父母，她已经把“恶灵”驱散了。

徐鹏的经历并不是独一份。《环球时报》记者最近几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在中国，许多“同志”长期生活在“柜子”里，因为“出柜”会受到歧视、排斥、谩骂，甚至被送到诊所。事实上，2001年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已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录中删除。但不少小诊所依然在用电击“治疗”同性恋。《环球时报》采访的“同志”中，许多人因家人的压力而去过。

婚姻面具下的“双面生活”

61岁的林贤志是一名退休政府机关员工。2011年，他的儿子小涛宣布“出柜”。经过一番挣扎和与别的“同志”家长交流后，他接受了自己的孩子，并成了“同性恋亲友会”的一名活跃分子。他发现，由于孩子们无法结婚，在财产、买房等很多方面受到影响。“他们都不能在另一半需要动手术时合法签字”，林贤志告诉《环球时报》。

对“同志”来说，婚姻是个大问题。香港《南华早报》21日的一篇文章称，在传统人士看来，婚姻和繁衍构成儒家家庭秩序的核心。在一个孝道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里，许多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都不得不过着“双面生活”。对那些独生子女来说，传宗接代的压力意味着男同性恋只能结婚并抚养孩子。有上海媒体2013年报道称，中国约有80%的男同性恋都已结婚或将要结婚，至少有1000万名女性的丈夫为同性恋。

“中国的父母对子女施加的传宗接代压力非常大”，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称，这也是男同性恋常常与女性“假结婚”的原因。但当女方发现男方是同性恋后，这种婚姻通常以悲剧收场。

有“同志”权益运动家试图从立法层面推动中国同性婚姻。著名性学家和社会学家李银河从2000年开始提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多次托人大代表把同性婚姻提案交到会上。不过由于涉及修法必须有30人附议，所以并没有成功。今年两会期间，她又请人大代表冉冉在会上提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