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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富清年轻时的照片（3月30日摄）。新华社记者程敏 摄 张富清一年四季几乎都戴着帽子，不是因为怕冷，而是因为头部创伤留下后遗症，变天就痛。 左手拇指关节下，一块骨头不同寻常地外凸。原因是负伤后包扎潦草、骨头变形，回不去了。 多次出生入死，张富清在最惨烈的永丰战役中幸运地活了下来。 “永丰战役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取敌人碉堡两个，缴机枪两挺，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我军进城消灭了敌人。” 这是张富清的立功证书上对永丰战役的记载。1948年11月，发生在陕西蒲城的这场拼杀，是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役。 “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受到影响。”入夜时分，上级指挥员的动员，让张富清下定了决心。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突击连。他主动请缨，带领另外两名战士组成突击小组，背上炸药包和手榴弹，凌晨摸向敌军碉堡。 一路匍匐，张富清率先攀上城墙，又第一个向着碉堡附近的空地跳下。四米多高的城墙，三四十公斤的负重，张富清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跳下去成功就成功了，不成功就牺牲了，牺牲也是光荣的，是为党为人民牺牲的。 落地还没站稳，敌人围上来了，他端起冲锋枪一阵扫射，一下子打倒七八个。突然，他感觉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手一摸，满脸是血。 顾不上细想，他冲向碉堡，用刺刀在下面刨了个坑，把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一个侧滚的同时，拉掉了手榴弹的拉环……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掉两座碉堡，他的一块头皮被子弹掀起。另外两名突击队员下落不明，突击连“一夜换了八个连长”…… 真实的回忆太过惨烈，老人从不看关于战争的影视剧。偶尔提及，他只零碎说起：“多数时候没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有时间”“泪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虱子大把地往下掉”……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当突击队员？ 张富清淡淡一笑：“我入党时宣过誓，为党为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 轻描淡写的一句，却有惊心动魄的力量。 入伍后仅4个月，张富清因接连执行突击任务作战勇猛，获得全连各党小组一致推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一个小小的长工，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啊！”时隔多年，张富清的感念发自肺腑，眼角泪湿。 出生在陕西汉中一个贫农家庭，张富清很小就饱尝艰辛。父亲和大哥过早去世，母亲拉扯着兄弟姊妹4个孩子，家中仅有张富清的二哥是壮劳力。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张富清十五六岁就当了长工。 谁料，国民党将二哥抓了壮丁，张富清用自己换回二哥，被关在乡联保处近两年，饱受欺凌。后被编入国民党部队，身体瘦弱的他被指派做饭、喂马、洗衣、打扫等杂役，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皮带抽打。 这样的生活苦不堪言，直到有一天，西北野战军把国民党部队“包了饺子”，张富清随着四散的人群遇到了人民解放军。 “我早已受够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我在老家时就听地下工作者讲，共产党领导的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张富清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信仰的种子，从此埋进了他的心中。 在团结友爱的集体中，一个曾经任人欺凌的青年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平等的对待和温暖的情谊。 历经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张富清彻底脱胎换骨，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信念在他的心中愈发清晰。 “从立功记录看，老英雄九死一生，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负责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的聂海波对张富清的战功钦佩不已，更对老人多年来的“低调”十分不解。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多少）都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面对追问，这位饱经世事的老人哽咽了。 每一次，他提起战友就情难自已，任老伴儿帮他抹去涌出的泪水：“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 亲如父兄，却阴阳永隔。在张富清心中，这种伤痛绵延了太久。那是战友对战友的思念，更是英雄对英雄的缅怀。 他把这份情寄托在那些军功章上。每到清明时节，张富清都要把箱子里面的布包取出，一个人打开、捧着，端详半天。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珍藏的宝贝是个啥。 “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党给我那么多荣誉，这辈子已经很满足了。”如今，面对媒体的请求，老人才舍得把那些军功章拿出来。 多年来，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把1954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颁发的一个搪瓷缸，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这只补了又补、不能再用的缸子上，一面是天安门、和平鸽，一面写着：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 总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怕死？ “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不怕死……我情愿牺牲，为全国的劳苦人民、为建立新中国牺牲，光荣，死也值得。” 任凭岁月磨蚀，朴实纯粹的初心，滚烫依旧。 她哪里想到，离家千里去寻他，一走就是大半生。在来凤这片毫无亲缘的穷乡僻壤，印刻下一个好干部为民奉献的情怀 1954年冬，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19岁的妇女干部孙玉兰接到部队来信：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昌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等她前去完婚。 同村的孙玉兰此前只在张富清回乡探亲时见过他一次。满腔热血的女共青团员，对这位大她11岁的解放军战士一见钟情。 少小离家，张富清多年在外征战。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富清随王震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先头部队深入新疆腹地，一边继续剿灭土匪特务，一边修筑营房、屯垦开荒。 1953年初，全军抽调优秀指战员抗美援朝，张富清又一次主动请缨，从新疆向北京开拔。 待到整装待发，朝鲜战场传来准备签订停战协议的消息。张富清又被部队送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 相隔两地，他求知若渴，她盼他归来。张富清同孙玉兰简单的书信往来，让两颗同样追求进步的心靠得更近。 “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部队来信后，孙玉兰向身为农会主席的父亲袒露心声。 临近农历新年，孙玉兰掏出攒了多年的压岁钱，扯了新布做了袄，背上几个馍就上路了。 搭上货车，翻过秦岭，再坐火车。从未出过远门的她晕得呕了一路，呕出了血，见到心上人的时候，腿肿了，手肿了，脸也肿了。 彼时，一个崭新的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大量建设人才。组织上对连职军官张富清说：湖北省恩施地区条件艰苦，急需干部支援。 拿出地图一看，那是湖北西部边陲，张富清有过一时犹豫。他心里惦记着部队，又想离家近些，可是，面对组织的召唤，他好像又回到军令如山的战场。 “国家把我培养出来，我这样想着自己的事情，对得起党和人民吗？”“那么多战友牺牲了，要是他们活着，一定会好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张富清做了选择：“作为党锻炼培养的一名干部，我应该坚决听党的话，不能和党讲价钱，党叫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我就应该到哪里去。” 孙玉兰原以为，两人在武汉逛一阵子，就要回陕西老家。谁知他说：组织上让我去恩施，你同我去吧。 这一去，便是一辈子。 从武昌乘汽车，上轮船，到了巴东，再坐货车……一路颠簸，到恩施报到后，张富清又一次响应号召，再连续坐车，到了更加偏远的来凤。 这是恩施最落后的山区。当一对风尘仆仆的新人打开宿舍房门，发现屋里竟连床板都没有。 所有家当就是两人手头的几件行李——军校时用过的一只皮箱、一床铺盖，半路上买的一个脸盆，还有那只人民代表团慰问的搪瓷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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